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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世纪就其最重要的灵感而言，是属于希伯来文化的，尽管异教学派仍然继续在雅典和亚历山大里亚招收新的学生，即便在查士丁尼
关闭了雅典学院之后仍是如此。现代的评论家尝言，仿佛是信奉希伯来思想的人向《圣经》所能够确定的东西屈服，出卖了哲学。事实是，这反而表明他们本身是现实主义者：当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我们已经知道了某些意想不到的真理的时候，“遵循论证”而不管它将引向何方，真的更可取吗？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教的学者与哲学家，都确定了哲学的方向应当是什么。他们都深信不疑的是，其结果乃是神意：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后的那一代，“背教者”尤利安
要中止基督教化进程，恢复“异教的”柏拉图主义，但他实在并无真正的机会。也许那些学者和哲学家是对的，但是，如果那些最后的（也许是最伟大的）坚定的希腊化贤哲当中的一位曾强辩到底，那么，勾勒一下可能会发生什么，以此结束，仍然不无价值。毋庸置疑，此人就是普罗提诺。他的朋友和门生波菲利劝诱他，将他几乎关于一切事物的深思熟虑的观点形诸文字，不注一言，不改一字。普罗提诺来自上埃及，在亚历山大里亚师从安莫纽
，几乎可以肯定，安莫纽亦曾教过奥利金（Origenes）——最伟大的教父哲学家之一，而且最终被判为极其危险，近乎异端。据波菲利的记载，当奥利金意外出现在普罗提诺的课堂上时，普罗提诺停了下来，面有赧色，因为听众已没什么要学的了。普罗提诺的研究生涯在罗马，在那里他公开声称要追随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这个术语只是在大约一个世纪之前被造出来的，而在那个时候，没有谁太怀疑柏拉图主义的连续性。
如果异教的普罗提诺主义赢得了胜利，那未来会有何差别呢？当然，首先要注意的是，影响查士丁尼本人的哲学家远不如普罗提诺那么声名卓著（尽管杨布利柯
的著作也许会成为重生的“异教教会”的圣经，但他并不像他的声望那样荒唐）。奥伯龙王的精灵大军四处泛滥。在缺乏任何深厚的坚定信念，相信存在着通往真理的单一道路的时候，人们要再一次面对那“显明”的东西。伊壁鸠鲁主义者说，一切印象如其所是那样都是真的；斯多亚主义者说，既然我们所有人都不是智慧的，而是愚狂的，那么，除非在幻想中，否则就无法逃避我们的信仰；任何派别的怀疑论者都一致认为，由于我们不知道自己知道真理本身，我们就被束缚在表面的东西之中。其结论，如辉格派作家所认为的，非但不是物质论的常识取得了胜利，反而是把形形色色的表象从理智世界中释放出来。对胜利与失望的记忆，古老的故事，以及那些表面上（因此不可避免地）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全部“显明”的东西。就那显明的东西具体是什么的问题而言，既然缺乏实际的普遍一致，人们最好还是忠于祖先的信条，当然不是劝人改宗。在尤利安的眼中，基督徒最大的罪过，就是抛弃了他们的祖先神祇。
同样，就存在着“真实自我”而言，由于对此缺乏深厚的信念，我们的多种多样的纷扰和情绪就变得无比真实了。断裂的记忆，冲突的动机，以及隐匿的原因并非反常的东西，它们恰恰是日常的人类状况，而唯有圣贤、英雄和哲学家，只要“认识他自己”，视作单一的自我，就能驯服并改造那一大群狂暴的冲动。而其余的人并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做事情，从一个愚蠢的时刻到另一个愚蠢的时刻也不是“一样”的，而且不断错误地辨认哪怕就是我们在“当下”最“直接”的感受。但由此并不能得出，不存在要被揭示的单一自我。使我们认识到（也许在凌晨三点最容易做到）我们的日常思维是多么易变而不受控制，这在自我认识中是重要的一步。斐洛问道：“灵魂来自何处，它将去往何方，它作为我们的伴侣和朋友，会有多长时间？我们能否说出它的本质特性？……即便现在，在今生今世，我们也是被统治的，而不是统治者，是被认识的，而非能认识的。……我的心灵是我自己拥有的吗？那虚假猜想的根源，那幻觉的传播者，那发狂的、虚幻的人，在癫狂和衰老中都显示出对心灵的否认。”
简言之，在尤利安时代，理智方面的状况酷似我们当前的状况。有些严肃的思想家，包括尤利安所尊重的那些人，借助仪式而致力于控制“恶魔”（即我所描绘的记忆、“投射”和碎片般的自我），旨在驾驭奥伯龙。他们说，理性是不够的，必定还有看得见的“神工”（theurgy，神通），而这正是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具备推断出我们的真理之路的能力。他们试图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再造奥林匹亚诸神的绝技，如同先知们告诉他们的那样，在他们视为真实关系的戏剧性表现中，驯服恶魔、狂暴的冲动和可怕的记忆。那些把圣言带入坚信上帝的基督徒的生动想象之中的仪式，或许和那些异教的狂热者为和平而利用的仪式没什么不同，但有一点除外，这就是基督徒如同更正统的普罗提诺主义者一样弃绝血祭（而尤利安则否）。基督徒“说方言”（但他们被警告说，不要以为这种习惯非常重要）；而异教徒则把莫名其妙的深奥语言写成长篇大论。二者都觉得自己要绕过巴别塔，恢复那“真正显明”的东西，即诸神与我们同在的日子。
普罗提诺并不十分赞成的是：我们不应当因诸恶魔而使自己烦乱，而只应因“daimon”（好的精灵）而焦虑，它是我们更好的自我，是被基督徒视为基督一般的神圣理智的声音。因为，赞同存在着恶魔，而且它们必定要被宙斯的锁链束缚，或被克洛诺斯所吞没（这取决于如何寓言式地解释神话），这是一回事；而想象它们唯命是从，想象统治世界的权柄乃是我们随心所欲、发号施令的权柄，或我们所效力的权柄，则完全是另一回事。的确如此，像普罗提诺那样赞成感觉经验的世界不是理想的世界，这是一回事；而对它轻蔑鄙薄，则是另一回事。普罗提诺很可能认为“基督徒”是包括在他所鄙视的“诺斯替教徒”中的，因为这些人宣称极其独特地把握了神，以至于免除了正常的责任，包括思想的一致性。但在这方面，他却无意中与他们一致了，真不啻为对历史的讽刺。尽管流行的宗教总是发现，谈论仿佛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现世的低级世界，另一个在天国）要更加容易，但任何柏拉图主义者都不会完全赞同这一点。并不是说存在着两个真实的世界，正如并不存在灵魂和肉体这两个真实的东西一样。因此，后世的柏拉图主义者表明，肉体是灵魂的可为五官感知的部分。普罗提诺所说的“从独一个体到独一圣体的飞行”（flight of the alone to the Alone） [1] ，用他的话说，就是“绝非用双足行走的旅程！”直接认识事物，就是如其所是地认识它们，是神圣之美的可见印记。波菲利的著作更猛烈、更直接地反对基督徒（这就是我们现在只有他少得可怜的著作的原因之一），但也发现自己与他们而不是与皇帝相一致，因为那位皇帝把血祭作为不折不扣的义务。
在普罗提诺主义者和基督教正统权威者看来，有两个错误是等价的。其一，假定世界完全是恶的，世间无物可信赖、可尊重。倘是如此，我们就连自己的理智或对启示的反应也不应当信赖。其二，认为就照现在这个样子而言，世界也是值得我们崇拜的，而且世界，感觉世界，也明明白白地是神。倘是如此，我们就既不能高于世界，也不可能指望有什么比“事物所是的样子”更高的标准了。中道则是赞成世界是堕落的，或我们在世界中堕落；赞成世界应当将其存在归功于弥漫于其中的灵魂（因为若非如此，则与虚无无异，没有任何界限或形式），但这一灵魂乃是我们的姊妹，而不是我们的母亲（这是那个圣灵的另一形象）。我们应向她致敬，但绝不要崇拜。尤利安试图重新创造社会，而不行基督教会之所行，即为当时艰难挣扎的诸民族提供意义和谋生手段。当然，基督徒并不是唯一关怀无助者的。普罗提诺本人据信就曾是许多孤儿的保护人，如克拉底一样，他保护着这些孤儿的财物安全，以防他们成不了哲学家。但是，基督教教会提供了唯一有组织的、普遍的慈善。尤利安希望仿效这一德性，但却不能摆脱异教传统的其他特征。例如，362年，他试图在达夫尼（Daphne，靠近叙利亚的安提阿[Antioch]，在卡斯塔利亚泉
附近）恢复神谕和血祭；但这一尝试遭到基督徒的抨击，抨击的措辞有些像启蒙思想家使用的方式，不同的是，基督徒相信，由于殉道者巴比拉的尸骨，神谕失效了。
假使尤利安追随的不是源自杨布利柯的教诲的“神通学派”（theurgic school），而是满足于普罗提诺或波菲利，结果会怎样呢？会出现一个“异教”的柏拉图主义的帝国吗？在这样的世界中，神将被理解为三个位格（Three Hypostases），按降序排列是：太一、圣智和圣灵（the One，the Intellect，the Soul），并比喻为乌拉诺斯、克洛诺斯和宙斯（Ouranos，Kronos，Zeus）。运用理智的人不会成为神话般的毕达哥拉斯，而是要么成为柏拉图式的苏格拉底，要么是普罗提诺本人。我们的圣人是贤哲，他们在生活中，在偶然发生的殉教中，快乐地禁欲苦行。物质将是神圣的，太阳也同时成为“红而热的金属团”，成为神的可见形象。这就不再有血祭存在了，不仅因为这样的血祭只能供给低级的神灵，而且因为被献祭的生物可能会被辨认出是朋友。柏拉图主义者关怀我们的同类生物，但可惜的是，这并未被基督教教会所接受，基督教教会的博士（古怪地）断定，关怀动物必定会关怀由野兽所代表的魔鬼。一个更柏拉图式的或普罗提诺式的帝国会更仁慈一些。在波菲利考虑自杀的时候（与斯多亚主义者相比，柏拉图主义者认为自杀并不那么可敬），普罗提诺突然出现，向他指出，这样的决定是出于纯粹的忧郁，而不是理性。据说，关于普罗提诺而求得的德尔斐神谕说，诸神常常使他再一次走上正轨，而他也被赐予了一种洞察力，超越了“这一血雨腥风的生命所带来的剧烈波动”。简言之，对朋友来说，他看起来已经度过了爱比克泰德所规定的方略：“兹事体大，充满神秘，既非偶然的恩赐，亦非来者有份。”普罗提诺驾驭了生命，但他一旦“升天”，他的追随者如何能够驾驭呢？更为严格意义上的普罗提诺式的帝国，清晰地做出了一个绝对的区分：供大众所用的（也许是较为文明的）习俗和仅对极少数人适用的禁欲苦行的智慧（这智慧就是事物如何在佛教的世界中发生）。尤利安的帝国会失掉一切意义，根本不能批判古老的习俗。事实上，他发布命令，要求基督徒不得教授古典文本，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这些文本是真的。也许正是这一命令，迫使尼撒的圣格列高利
放弃了供神学研究的经典，以及主教职位。就所有这些缺陷而言，尤利安之后的想象中的基督教帝国主张，并非只有圣哲可以追求光明，“普通的”圣徒和圣哲都可以。哲学家不是神唯一的朋友，任何人也不会被视为比他人更不值得存在。这思想此前就有，甚至在普罗提诺之前就有，因为亚里士多德在因把施舍给予不当受者，而遭到嘲笑时，他答道，他怜悯人，但不怜悯其性格。在许多异教徒中，实践胜过了教义；而在许多基督徒中，教义却胜过了实践。
换言之，像希伯来人一样，我们全都要成为哲学家的民族。基督教世界的漫长实验也许失败了，如同希伯来的柏拉图主义的另一个后继者即伊斯兰教一样。如果它们失败了，我们的后人也许会发现，他们自己再度生活在我们的先人十分了解的世界中，即毫无希望的习俗、等级和混乱的世界。而我们从前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在废墟中成长这件事本身可能还会让某些人铭记在心的是：他们至少还年轻。无论此前的胜败输赢如何，也许会有这样的时刻到来：世界焕然一新，而且能够再造或重现辉煌。
注释
[1] 语出普罗提诺《九章集》（ Enneads VI. 9，“On the Good or the 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