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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芒攻击公民习惯与哲学的“因循的结合”，并把柏拉图引为盟友；正是各种形式的柏拉图主义，在公元纪年早期的几个世纪里，塑造了严肃的思想。我们对这一明显事实的评价有时候模糊不清：基督徒和异教辩论家在哲学和宗教信仰（二者都声称自身的高贵基础）之间做出的区分，在教父哲学家和古代后期哲学的研习者之间的专业区分当中得以继承。事实是，无论他们的分歧多么重要，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犹太人）、《福音书》的作者约翰（John the Evangelist）和克雷芒（基督徒），与普罗提诺（异教徒）都共享着一个世界。而我们也不可能愉快地忽视这个世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重新发现了柏拉图，并汲取了柏拉图的灵感，激发了科学和文学的成就。这绝非偶然。对理性主义和实在论的尝试来说，柏拉图式的工具仍然至关重要，正如它对诚实的虔敬至关重要一样。
那么，是何种线索将雅典、亚历山大里亚和罗马联结在一起呢？克雷芒对“蛮族”影响的评论，后来的哲学家关于“闪米特人”对（比如说）斯多亚派思想的影响的思辨，以及后期神秘哲学的“东方”特性当中，都不乏真知灼见，这就是希腊化和罗马世界中的一些最杰出的思想家是来自“东方”的。我们没有必要沉溺于对芝诺和波菲利的略带种族主义的猜测，芝诺的祖先（可能）是腓尼基人，而波菲利的祖先则（确定无疑）是腓尼基人（他是普罗提诺的学生和传记作家，其名最初是马尔库斯[Malchus]）；他们的种族背景，甚至文化背景都无须与土生土长的雅典人不同，就能够一模一样地得出他们实际得出的方法和结论。关键在于，地中海世界尽管语言多样（从拉丁语、希腊语到阿拉姆语
），却是一体的世界。这一明显事实的重大意义在于，在《旧约》与《新约》时期之间的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是希腊化时期的教义，而他们对哲学趋势的思想贡献，可与仍然和希腊诸神冥契一体的异教哲学家等量齐观（尽管这并不总是得到承认）。
柏拉图的直接继承人作为“学园”的主持和领袖，比以前的哲学家明显更加“学院化”。他们可能对政治生活有所贡献，也被期望树立了好榜样。我们猜测他们可能“皈依”了哲学。例如曾担任学园主持直至公元前276年的波莱莫（Polemo），年轻时在全城皆有秘藏的现金，因此他总是能有足够的资金任自己享乐（可以说，他是自动提款机的发明人），但因与伟大的色诺克拉底（Xenocrates，学园的第三任主持，死于公元前314年）的会晤而洗心革面。若要细究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死亡方式，便可发现，有迹象表明，他们在哲学上的借口其实是伪善的。但他们在极大程度上稳定而安全，卸任的学者亦无须走犬儒学派的道路，或把更大范围的平民百姓提升至永恒之光的领域。学园主持一任接一任的传承，但与柏拉图的联系越来越弱，阿尔克西劳（Arcesilaus，公元前273年至前242年任主持）便是例子，虽然第欧根尼·拉尔修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拥有柏拉图著作的抄本，并把学园引向了更好辩的道路，让自己和继承者一道推翻了独断论者特别是斯多亚主义者确定无疑的信条。这种“学园派怀疑论”能够在对苏格拉底的追忆中获得灵感，只知道他一无所知，而斯多亚主义者和学园派怀疑论者之间的论争使他们的思想保持生命力。尤其是卡尔尼亚德（Carneades，公元前137年卸任，卒于公元前129年），在对斯多亚派伦理学的讨论及其对罗马的影响上有所贡献，但他与苏格拉底和古往今来的其他贤哲一样，未著一言。他于公元前156年访问罗马时，先是做了一场为正义辩护的公开演讲，赢得满堂喝彩；次日，他反过来又做了一场为非正义辩护的公开演讲。而监察官加图（Cato）
曾经因摧毁了迦太基而证明了他本人对“正义”的承诺，反对卡尔尼亚德这样的哲学家，因为他们使年轻人思想混乱。在耶稣受难多年之前，“柏拉图式的宽容”成为泡影（“一切多利安式的修养也属枉然”）。学园派怀疑论者，如同各地的学院派人士一样，也许并不全然以其信条“为生”，例如皮浪主义的怀疑论者就抛弃了任何信仰，甚至包括对辩证法的信仰，也不声称知道什么，甚至连他们一无所知也不说。他们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就是他们实际的作为，仅此而已（当然，这却可能是辩证法的）。
阿斯卡隆的安提奥库斯（Antiochus of Ascalon，盛年在公元前87年）虽然让学园回归柏拉图主义，但其形态却不可能与柏拉图已发表的著作相一致。安提奥库斯来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贡献出大量后期希腊化时代的知识分子（临近加大拉，或格拉森
，这里可能产生过一个流派，但也许只是一类习惯）。在安提奥库斯的综合当中，以前所暗示的东西已然确定成形。他说，他的老师拉里萨的斐洛（Philo of Larisa，公元前110年至前79年执掌学园）错误地认为（目前英国大学中大量哲学从业者也这么认为），从苏格拉底经过柏拉图到当时的学园派，在分析的与非独断论的思想之间存在着未曾断裂的线索。我们毕竟还有可以依靠的事实。苏格拉底（暂时）拒绝这样的真理：自然被遮蔽在神秘之中，而柏拉图所创立的事业则由两个学派协力经营，即色诺克拉底主持下的学园派和亚里士多德开创的漫步学派。这反过来又与斯多亚派的最重要的理论达成了一致，由芝诺在波莱莫的引导下加以发展。安提奥库斯否认“非物质实体”的可理解性，这似乎是对斯多亚派的让步，超出了纯正的柏拉图主义者所能容忍的程度，但是，他的主要努力却是以朴素怀疑论的面目建立起真理标准与行为目的的一致性。虽然关于这一点缺乏直接的引证，对我们有所阻碍，但可以说，型相现在被表明为神的永恒思想（也许对色诺克拉底来说已经是这样了）。
这些相当于“永恒哲学”
的核心论题，所谓永恒哲学，乃是这样的信念：存在着某种真理，如果我们改造我们的灵魂，就能够部分地把握之。这一哲学（或许）在波赛东尼、安提奥库斯、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以及最后的普罗提诺手中得到了发展。尽管我们并不总是直接认识事物，但如果身体康健，有自知之明，则能够把握某些直接的实在。斯多亚派指出，那些否认这一论断的，实际上是必定依赖它的，因为任何论证，如果拒绝承认可靠地把握真理的可能性，则由于这样的论证需要其结论成为可靠的真理，所以总是无效的。除非我们让自己被情感的依恋和误导的记忆（或被恶魔引发，或其本身就是恶魔）搞得心烦意乱，否则我们就能够揭示世界中的真正模式，这些模式存在于神的心灵之中，永恒不变。而神，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乃是神圣的理智，与其自身的对象，即永恒的型相，永为一体。尽管上帝永恒，却非首要的来源。唯有我们之中的极少数人，甚至唯有一人，才能有望成为、有望赋形为神心圣子
，从而用斐洛的话说，与神子同一。而我们其他人，有望成为圣子之子，即成为被健全地启示的孩子，从而能够分享圣灵的生活，即内在的神的生活。通过不断地让我们自己回想（使我们回想）圣子，我们便被从一切错误和恶行中拯救出来，在爱比克泰德、克雷芒、斯宾诺莎等人那里，野兽便象征着这些错误和恶行。简言之，神之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
的概念，与神之仁慈（Divine Humanity）的概念，弥漫于公元纪年的最初几个世纪中。在基督教教会内部，围绕这些理论细节的争论，成为谴责异端的机会，异端（heresy）这个词本身源于希腊语，指“哲学学派”（
hairesis
），但这些问题是我们熟悉的，至少也与20世纪后期围绕进化论的细节所展开的争论一样熟悉。
斐洛的体系是“圣子从属说”（subordinationist）
，就在这一理论中，他区分了两部分人，一部分人只能从圣子、从律法（Torah，即摩西五经）和神圣哲学（二者是圣子之子）之中接受教诲，另一部分人是“自我教导的”，那就是赋有形体的圣子，“神之诸子”。
我们必不得真正抛弃任何随时代而晦暗褪色的教诲……但是，正当上帝使自我启示的智慧的嫩芽，在灵魂内破土而出的时候，来自教诲的知识必定被立即遭到抛弃和清除。上帝的学者，上帝的学生，上帝的信徒，不管你如何称呼他，他都不可能再忍受凡人的指引。
在这些神之诸子即道成肉身的逻各斯中，有麦基洗德（Melchizedek）
即大祭司，特别是摩西。普罗提诺也区分了那些只能达到理智的人和那些被带入“无知无识的云雾”（Cloud of Unknowing）的人，在那里一切言辞归于沉寂。对基督徒来说，就他们否认
另一种
道成肉身的可能性而言，这区别就无关紧要，因为道成肉身的圣子对我们而言乃是
唯一的
途径。既无人曾见圣父，亦没有对圣父的完全描绘，唯有圣子将圣父表明出来。
将圣子与摩西视为同一，或者说与戏剧性的摩西形象视为同一（因为斐洛并非总是确信存在着一位领导犹太人脱离奴役的真实的历史人物，也并不总是认为这有多重要），亦见于撒马利亚人（Samaritan）的思想中。宇宙本身是为着摩西而造的，因为他昔在今在皆为被赋形的圣子。视耶稣为昔在今在皆为圣子的基督徒，采用了同样的语言，当然也免不了同样的问题。斐洛把圣子说成是首生的儿子（First-born Son，长子），与之相当的是，智慧乃是首生的女儿（长女），但他追随《圣经》的先例，认为圣子是神造之物，故并不必然永恒。事实上，无论是对宇宙还是对人类理性而言，除事实上的圣子之外，再无其他模式，但神却“可以”以其他方式行事。创制乃是意志的行为，而非必然的行为。正如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斯（Eusebius of Caesarea）在尼西亚达到高潮的争论中打算说的：“无物出于[神的]实体（ousia，他的存在），万物是根据他的意志而产生的，每一个东西正因为产生而存在。”这种确定神与圣子之关系的方式，教会史学家认为是阿里乌斯派的异端邪说（优西比乌斯和他的主人君士坦丁大帝却对此抱有同情），这种方式向我们表明了从柏拉图的《欧绪弗洛篇》挑选出来的标准论证，即倘若神“可能”命令我们相互憎恨，或劫掠撒谎，那毕竟也“可能”会发生“恶成为善的”这样的事情。正统的回答是，圣子本身并非源自神的随心所欲（ arbitrium ，他的意志），而是出于他的存在本身。准确地说，圣子并非任意，因为不可能有另一个圣子，而与现在实存的圣子不同。实际上，根据神的意志和理性而被造这一想法本身就是荒谬的，圣子 就是 神的意志和理性。
好的消息是圣子曾经并且确实居住在我们当中，这一消息是漫游者中的一派满世界传布的。我们现在把这些漫游者认作基督教的传教士，而在当时的绝大多数人看来，他们就是另一类犬儒。在福音书中确实有诸多对犬儒派的交谈的回应（我们可能会以为它们来自一位希腊化甚深的土生土长的加利利人）。但是，福音书的理论本质上却是“柏拉图式的”。当然，后世的论辩家要么将其形容为“大众的柏拉图”，要么抨击它们所说的乃是对一种诚实理论的扭曲。异教徒对基督教教义的攻击，读起来确实非常像基督徒对异教徒的攻击。在类似的世代争斗中，每一方都以同样的罪名指控对方，这已是司空见惯的了。“神如何能够与卑贱的物质相混杂？神子怎么能受难而死呢？对于把像面包和酒之类简单的东西包括在内的礼拜仪式，明智的人怎么会严肃地对待它们呢？这些东西乃是堕落行为的托词。”容易看到，异教徒可能会认为基督徒的罪责在此，可要害却是：上述三个问题和总结性的嘲弄，乃是克雷芒针对异教思想和行为而提出的。正统神学家仍然坚信，“柏拉图主义者”蔑视时间和物质，或对此奇怪地无知。但他们的正统教义事实上是柏拉图式的。
希伯来人的、撒马利亚人的和基督教的思想，如果得到恰当的理解，则绝非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团漆黑。相反，这些思想家正确地认识到，他们本身就是倡导理性，而对抗黑暗的。根据著名思想史家洛夫乔伊（A. O. Lovejoy）的观点：
人的主要的和最普遍的信仰是其挥之不去的现实主义，这就是他的双重信念：一方面，他处于诸实在当中，而这些实在的东西既非他自己，亦不是他自己的依从于他的影子，而是超越了他本身短暂存在的狭窄范围的世界；另一方面，他自己就能够以某种方式超出这些范围去理解，并把这些外部的存在物纳入自身生活的范围内，却不取消其超越性。
第三种信念是，我们实际上确实存在着，而且不会分解为原子或不变的东西。我们的世纪，如同曾被称为当今世代的那些早先的世纪一样，被视为对真理、理性和自我的攻击。我们的先辈们得心应手地利用柏拉图化的综合，以期战胜绝望，而不管他们发现自己处在多么微不足道的宗派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