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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天，我来到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访学，为期三个月。坐落于美国老工业城市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是美国的传统名校，医学、公共卫生、统计学是其优势学科。彼时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还不似今日那般声名大噪——新冠感染疫情全球肆虐的三年中，全球各地媒体大多引用的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确诊病例数据。
作为老工业城市，巴尔的摩的衰弱是肉眼可见的。从巴尔的摩机场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路上要经过巴尔的摩市区，如果那些高耸的建筑是它曾经辉煌的见证，那么破败的墙皮和满是涂鸦的街道则显示了它掩盖不了的没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市郊，相比市区，这里更像是一个静谧的小镇。学校周边只有一些新式公寓和连排小屋，商业也不发达。刚到的时候我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厨房用具和食材，只能连着吃了三天7-11便利店的三明治。许多生活用品只能通过网购的方式解决，部分亲友托我带的东西，我大多也是在亚马逊、梅西百货官网等网络购物平台购买。所以在短短几个月内，我前前后后收了四五十个快递。但是我从来没见过美国的快递员，不知道他们的肤色、着装。开什么车？有没有抽烟？这些一概不知。我只知道每天下午，我从学校回到家的时候，快递都会被安静地摆在门口。我还专门就这件事跟房东聊过，我问他：“快递就这么放在门口，快递员也不跟我说一声，万一丢了，我上哪儿找他呢？”房东说：“为什么要找快递员？如果快递丢了你就去找网站的客服，他们会给你重新发一件……”我心道这样也挺好，遂不再纠结快递员的事。
直到有一天，在网上买的一双运动鞋送到了之后，我打开鞋盒发现只有一只。我当时就傻眼了，心想：“完了，我该怎么用蹩脚的英语跟人家说只给我发了一只，而不是一双……”好在与客服沟通之后，他们让我把这只鞋寄回，然后重新给我发一双新鞋。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我应该去哪里寄？我既没有见过快递员，更不知道快递站在什么地方。最后，系里的丽萨老师让我把鞋给她，她帮我处理。至于她是怎么找到快递员，并把那一只鞋寄回去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2016年7月回国之后，我开始与导师刘爱玉教授商量博士毕业论文选题。看着北京街头巷尾的快递车辆，对研究问题一头雾水的我想到去快递公司做田野调查。当时我心里是非常没有底的，脑中一直有个声音：“研究问题都不清楚，怎么做田野呢？”好在导师十分尊重我的想法，让我先去快递公司看看，并发给了我许多重要的相关文献，帮助我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逐渐明确了研究的方向和问题，并最终顺利毕业。
毕业之后，一方面要适应工作环境和照顾家庭，另一方面我觉得还没有想清楚论文中的一些问题，出于这些原因我并没有着急将博士论文出版，想着先沉淀几年。一晃九年时间过去了，随着对劳动过程理论理解的加深以及对平台劳动相关文献更多的阅读和学习，我逐渐找到了这项研究的切入点：科学管理系统嵌入工人劳动过程的社会基础，以及快递工人适应科学管理系统的社会过程。
付梓之际，我又想起了第一天跟着快递员小张去送快递的场景。为了避免绕道，小张直接将电瓶三轮车逆行开上了来广营桥，面对着一辆辆呼啸而过的汽车，找不到可以搭手的地方的我只能下意识地抓紧座椅，心想：“你怎么逆行呢？！要是发生事故，咱俩就都完蛋了。如果被撞，一定不能说我是北大的，不然新闻标题会是‘北大博士高架逆行被撞飞！’”但后来的田野经历让我深深体会到，换作是我，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把车开上高架桥，而不是绕一条远远的路。系统代表了一种上帝思维、一种整体规划思维，但是现实是丰富的、动态的，总有系统始料未及的突发情况出现。不仅是快递员，现在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系统，这些系统或简单、或复杂，或提升了工作效率，或增加了工作负担，每个人都是“追系统的人”。无论如何，作为个体，我们很难回头指责系统，因为生活还要向前。但是我们又不会是那个呆呆地被困在系统里的人，我们总要找到与系统共生、共存的办法，这才是真实的劳动者，这才是真实的生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