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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反映出以人为主体的现代社会需要根据社会变化改善城市与区域居住环境。同期，以中美关系复杂化为代表的国际宏观形势也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冲击，进一步激发了自力更生、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总之，国内外宏观背景的变化促使城市和区域发展也有了与之对应的新方向和思路。
当前，世界和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不同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祖国大地饱受列强侵略和满目疮痍，如今的中国在科技实力、产业发展、对外贸易等方面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并在国家竞争力逐渐提高后不断提升话语权，就此形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大战略窗口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广泛、深刻和持久的，虽然同期也面对着复杂的国际形势，但这一战略期的正外部性促使我们必须抓住重大机遇，敢于面对巨大挑战，在风险中谋求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018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对价值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后，中美两国贸易冲突加剧，美国在高精尖领域对中国的限制和对中兴、华为等企业的遏制与封锁促使两国关系日趋紧张。从进出口贸易的封锁到意识形态的对峙，两国之间的较量不仅影响了本土经济发展，而且给国际宏观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看，我国农业、制造业和高精尖领域受到了较大冲击，激起了国内加大基础领域和高技术领域研发投入的紧迫感和危机意识。截至目前，在拜登政府上台后，其围绕阻碍中国经济发展进行的一系列单边或多边活动仍然表明中美问题将会长期存在。据此，作为抵抗外部冲击的宏观个体，我国城市和区域发展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增强创新活力为基础，继续坚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民生与基本生存环境、提高科技创新潜力和能力，在提升自身抵抗外部风险能力和增强内生动力的前提下，更好地优化国民经济发展循环链条，勇于面对国际形势的负外部冲击。
“一带一路”是中国同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处理好多边关系、促进各地经济发展与协作的重要倡议。截至2021年1月，中国与1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205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逐渐强化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共同繁荣和互惠共赢新局面。“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内城市与区域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一方面能够促进内陆地区加快经贸往来、提高经济绩效，形成内陆运输通道、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等；另一方面还可以促使城市和区域为满足新需求而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提高区域内部分工协作水平，并促进沿海地区科创水平逐步提高。从总体看，“一带一路”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础上，极大地促进了各国经贸往来与交流，为中国城市和区域以开放谋求发展质量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供需端。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发展迅速，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逐年上升，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常年高于50 %，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力。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长期以来被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垄断的国际经济与话语体系将被打破，从而为新兴经济体发展创造新的机遇，也为我国经济发展与对外经贸往来铺垫更为便利的条件与基础。新兴经济体主要处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低端，但随着劳动力成本和科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其所在产业价值链也随之走高。同时，新兴经济体内需充足，基本具备自给自足维持经济发展的潜力，所以能够在满足本国需求的基础上抵御外部冲击，继续保持经济发展的能力和动力。
新冠疫情暴发后，抗击疫情成为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首要问题。病毒的快速传播严重影响了生产生活运转，导致世界多数国家经济增速减缓甚至为负。同时，新冠疫情也导致供给和需求水平相应降低，原材料价格上涨，促使经济下行，导致生产能力受到负面影响。供给端减少也导致参与社会生产的工人数量减少，迫使失业率上升，居民收入减少，进一步导致需求端相应减少。这种恶性循环严重冲击了国民经济发展，导致经济下行常态化。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克服上述问题，即使停工停产也仍保障人民收入平稳，注重推行刺激消费的政策举措，发展线上消费新路径，切实遏制经济下行趋势，特别是在社会重新正常运转后，新一轮的消费增长显著激发了社会经济活力。
2018年，中美贸易战显著激化两国矛盾，贸易摩擦逐渐延伸至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技术、机器人和机械、医药等高科技领域，直接暴露出我国在高技术产业存在短板并有被“卡脖子”的战略风险。随着新兴技术的获取渠道被切断、中美科技交流渠道被暂停、中国企业技术学习和研发成本增加，加大基础领域和高技术领域的研发投入成为迫切的战略性要求。我国以中兴和华为等为代表的一批技术创新型企业遭到美国打压，更敲响了我国应该加快自主研发和提高自力更生能力的警钟。
在此背景下，“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具体而言，即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和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这一覆盖从顶层设计到具体落地措施的创新规划方案直接表明了要从内而外地为创新提供良好的软环境和硬实力，需要城市和区域从中起到支撑和平台作用，从而在创新驱动发展下加快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构建现代化数字经济社会，并依托创新改革优化各领域。
过去世界科技创新中心主要集中在以美欧为主导的发达经济体，随着发展中国家嵌入全球化发展的步伐加快，新兴经济体在崛起的同时其科技创新力量也大大增强，逐渐形成了“美国、欧洲和东亚”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其中，中国科技创新投入不断增加，自2015年后稳居世界第二，2020年创新投入（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相较上年提高了10.3 %，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达2.4 %
，创新驱动取得新进展。从世界范围看，日本、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创新水平和实力也有所上升，在技术转移与更新的基础上逐渐在世界科技领域站稳脚跟，并为东亚科技创新实力增强贡献了巨大力量。
世界各国围绕以5G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或实行技术封锁，或高筑贸易壁垒，由此导致的一系列争端直观反映出在当前科技革命阶段，科技创新竞争白热化是不可避免的发展大势。究其原因在于，当前科技创新发展的水平和层次日益提高，任何国家在某一领域取得了突破就意味着获得了绝对的话语权，便会在专利保护制度和技术保密措施下使他国难以在短期内达到同一水平。这种技术垄断促使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谋求运用技术突破继续保持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由此引发国际技术争端和矛盾。这种现象也警醒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要时刻注重发展核心技术，要通过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设保障创新型城市和创新主体的根本利益，使之具备参与竞争和抵抗竞争负面影响的能力。
无论是中兴、华为事件，还是5G领域的争端和冲突，都深刻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发展尖端技术的困难和被迫面对技术封锁的无奈。面对这一严峻现实，继续不遗余力地坚持发展尖端技术是我国必须坚守的原则。发展尖端技术需要基础研究领域实现质的突破，从而使基础学科领域成果应用和服务于现有高技术领域，形成创新突破的学理保障。同时，必须承认中国虽然在基础研究领域（如金属材料、航空航天、高能物理等）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同领先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未来，继续培育重视基础研究的大环境与形成全民重视基础科学的意识是必要举措。
202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新质生产力是传统生产力的质态跃迁。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不依赖高额的要素、能源和人力投入。在新增长路径中，科技创新将发挥主导作用，探索新兴领域，拓展生产边界，提升技术附加值。新质生产力是契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是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反映时代特征、体现技术赋能的高效能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新概念。它精准阐明了传统生产力质态跃迁的时代特征和本质属性。它以科技创新为导向，强调新兴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呈现出科技引发新技术、产业发展新业态和企业运营新模式三重典型特征。同时，作为对传统生产力的颠覆性变革，其利用新兴技术基础创新广泛渗透、多维赋能的特点助力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在新时代的宏观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推陈出新，是对中国共产党人一直以来以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的继承和发展，是我党立足中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产业科技发展新动向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理论创新。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至此，双循环战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焦点，对构建区域发展新格局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双循环战略的核心在于通过优化供需端和促进产业间关联发展，逐渐在经济循环发展中提高国民经济发展质量，为打破区域发展不平衡和提高人民生产生活质量奠定基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以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为基础，在各地优势互补发展的前提下形成区域协调发展大势，进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新发展。
从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看，实现循环必须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实现产业关联互通，所有的一切都需要全国产业在发展水平与质量上基本实现适配，以此形成可持续的循环发展闭环。其中，实现产业关联互通和发展水平与质量上的适配需要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通过提高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业和知识业等领域的现代化水平与质量，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确保产业间或产业内的科技含量有所提高，并对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起到重要作用，进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同时，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也是促使各城市或区域发挥比较优势和提高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机遇，有利于其结合双循环战略实施契机与本地优势，形成促进地方经济和产业发展、支撑双循环发展建设、有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十四五”规划所提出的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三大空间格局是较小尺度下的协调发展新实践
，能够依托新发展格局在自身具备协调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入实施。三大空间格局的适时提出也可对构建新发展格局起到支撑作用。其可以成为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关键期畅通经济循环路径的重要枢纽，基于不同空间格局的治理目标形成盘活要素资源的循环发展大势，搭建起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循环往复运转的中介平台，有效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下的区域协调发展就是要以区域重大战略为引领，增强三大空间的人口、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促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强化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以改革谋求新发展格局建设
。
国内大循环旨在利用区域间供需关系变化和产业关联互通促使全国成为生产消费整体。从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内涵来看，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均需要区域经济的参与
，更需要区域协调发展等重大战略在进一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后支撑建立新格局。利用国内大循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一是要打通区域经济循环中的堵点和淤点；二是要消除区域协调发展中长期存在的地方保护与行政分割现象；三是要发挥城市群与都市圈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努力使其成为双循环发展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与循环平台。在此基础上，利用循环优势有针对性地调整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布局，从而在新阶段助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