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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第一个结合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二个结合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一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并坚持的，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最宝贵的成功经验。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来的，党的二十大报告又做了深入阐述。就财政而言，强调第二个结合本是财政应有之义，但是长期以来却被严重忽视。
在西方经济学研究语境下，财政一般属于经济学研究范畴，大多数时候与公共经济学等同。在这种语境下，谈不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但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自然会受国家治理的观念和方向影响。如果国家治理观念受到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那么毫无疑问，财政也会受到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
从古到今，中国国家治理有四个没有根本改变的条件。就文明而言，以儒家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延续没有变；就地理条件而言，广袤国土、山川纵横的现状没有变；就社会状态而言，以汉族为主体、多元民族社会融合的格局没有变；就政治治理而言，中央统一领导、地方分级治理的格局没有变。这四个不变就决定了中国财政必定有中国特色，且有很强的历史延续性。
在东方哲学观念中，生命是一条河，是一个“非断非常、相似相续”的过程：下段流水来自上段流水，相似而不同，相续而不断。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断，国家许多制度也有着很强的历史相续：制度从历史中走出来，有它的历史沿革，也有它的时代创新。认识中国财政，离不开对财政这种历史相续性的把握。
在中国历史传统中，财政与国家治理相关几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历史上将财政称为“国用”或“国计”，其中就隐含着对理财与国家治理关系的认识。历代理财大臣不乏警语，如唐代杨炎言：“夫财赋，邦国之大本，生民之喉命，天下理乱轻重皆由焉。”宋代王安石言：“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曾任民国时财政总长的梁启超言：“政治上的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与财政相丽。”
为什么中国自古至今，财政与国家治理有着天然联系？这与中华文化中关于国家的观念和国家的职能定位有很大关系。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提出，中国有三个根本的文化观念，它们奠定自先秦：
大要言之，中国学术思想之态度与倾向，大体已奠定于先秦。一曰“大同观”。先秦思想趋向前者，以人类全体之福利为物件，以天下太平为向往之境界，超国家，反战争。二曰“平等观”。举其著者，如孔子之孝悌论、忠恕论，墨子之兼爱论，惠施之万物一体论，庄周之齐物论……皆就全人类着眼，而发挥其平等观念之深义也。三曰“现实观”。天道与人道，即“宗教”与“社会”之辨，先秦思想趋向后者。
钱穆先生所言的现实观，其意是以人而不是以神为本，充满人道精神，它起自西周对殷商重鬼神精神的反正。笔者认为用人本观概括更合适，现实观易让人误解为现实功利主义。大同观、平等观、人本观，这可以说是中国人的精神“三观”。佛教进入中国后，其精神仍与这“三观”相合，这也使得中国历史上很少出现严重的信仰冲突。更进一步分析，这“三观”源自历代圣贤对心性、生命和宇宙的深刻认识。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这三观可以说极具中国文化特色，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关于这三种伟大观念的价值，钱穆先生饱含感情地写道：
此乃先秦学术共有之态度，所由形成中国之文化，抟成中国之民族，创建中国之政治制度，对内、对外，造成此伟大崇高之中国国家，以领导东亚大地数千年之文化进程者，胥由此数种观念为之核心，而亦胥于先秦时期完成之也。
文化精神自然会深刻影响国家观念。德国前首相俾斯麦曾说：“国家是时间河流上的帆船。”那么，是谁赋予时间以意义呢？无疑是文化精神。动物不会有历史观念，只有经过文化熏陶后的人类才会有，因此，也可以说“国家是精神河流上的帆船”。
文化精神是会代代传承的，进入20世纪后，中国共产党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施政精神发扬光大。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实际是中国精神的“三观”的体现。
由于存在这样的精神传统，这也就可以理解，生长在中国这片土地的几代财政学者，在关于财政本质和财政职能的研究中，似乎总是会经历学习—挑战—回归过程。对此，笔者以“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治理财政”为代表说明。
20世纪50年代，中国财政学者以学习苏联财政理论为主。当时苏联专家认为“财政乃是货币关系的体系”，“财政学所研究的，是在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价值规模都发生作用和有运用价值乃其各种形式的客观必要性的条件下，反映一定经济关系的货币关系体系”。在吸收和消化苏联财政理论后，中国财政学者开始对其进行质疑和挑战。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王传纶教授发表论文《对“财政学”对象问题的探讨》质疑道：“究竟财政现象是和国家有本质联系呢，还是和商品交换有本质联系？究竟财政现象是随着国家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呢，还是随着商品交换？”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财政现象的界限大大推广了。这是一个事实，这是和其他两个事实——社会主义国家有广泛的经济组织工作的职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同一根源的。这是社会主义财政区别于资本主义财政的重要一点，同时也是社会主义财政的大优点。”
由于中国学者感受到社会主义国家职能远大于资本主义国家职能，从国家视角分析财政问题便是顺理成章的选择，由此诞生了很有影响的关于财政本质的“国家分配论”。所谓“国家分配论”，是将财政本质视作“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提出该理论的价值在于，新中国第一代财政学家“从计划经济财政的运行实践中，有意或无意地体认到了中国‘国家自主性’程度极高这一特征，从而将财政直接与国家意志联系在了一起”
。中国财政学者明显感受到，服从国家要求、服务国家需要从来都是财政的第一功能，并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得财政这项功能充分发挥出来
。西方经济学框架下所观察的财政现象是在选举制度下博弈的结果，看不到长期稳定的执政党在领导国家建设中的作用，自然会出现财政研究的国家缺失问题。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面临着全面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经济学又经历了一番向西方经济学全面引进和学习的浪潮，在此浪潮中，财政学也不可避免地受西方财政学理论影响。西方主流财政学教科书一般是采取福利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财政问题，大多数财政研究是以财政政策分析和财政效应分析为主，这也是与当时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时期相符合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财政的国家治理职能定位，它仿佛是财政为“邦国大本”这一判断的历史回响。与大多数理论命题由学术界提出不同，这次重大理论命题是由党中央提出的。由此，“国家治理财政”已是必然存在的理论，财政学界要做的工作是丰富其理论内涵而不是质疑其存在与否，否则，便是对中国财政历史传统的质疑。
因此，中国财政学界关于财政本质研究的两次学习—挑战—回归的历程，实际上是在中华文化精神影响下，在深远的历史之音感召下，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实践的启发下，自觉或不自觉的精神回归。
在本书后面的各章节中，笔者将沿着财政是“邦国大本”的这一历史定位，探索“国家治理财政”的理论内涵，设计“现代财政制度”的整体架构与制度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