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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典型报道是阐释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物、事件或经验的报道手法，作为生成符号意义的具体语境而存在。文章通过对中央苏区《红色中华》报中典型报道的话语策略分析，探讨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生动典型形成的“苏区精神”对于集体记忆构建的重要性，考察典型报道对集体记忆的构建呈现螺旋式上升的特点，提出了集体记忆建构中存在的困境及解决路径。
关键词： 中央苏区；典型报道；集体记忆
Abstract： Typical report is a reporting method that explains the characters，events or experiences with “universal meaning” and exists as a specific context that generates symbolic meaning. Article through to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in the red Chinese newspaper reported typical strategies of discourse analysis，discuss to the masses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vivid and typical form of “the Soviet area spirit” for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he typical repor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to 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iral，puts forward the difficultie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way to solve.
Keyword： Central Soviet area；Typical reports；Collective memory
中央苏区，起于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建立起的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所管理的区域，止于红军长征1935年10月。期间中央苏区管理的区域，随苏维埃政府与国民党军事斗争形势的不断变化而有所变动。在这5年里，面对国民党的残酷打压，中央苏区政府选择以团结苏区民众的力量，打破国民党对苏区的各项“封锁”，加强苏维埃自身的军事、经济、文卫教等建设。《红色中华》报作为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的机关报，在特殊的农村环境下，利用独特的新闻报道方式，塑造了鲜活的典范事迹和形象，促成了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符号意义。
典型报道通过具体的媒介载体描述与典型社会事实有关的文本或语言。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报，作为传统的报刊媒介形式，以文本的方式来描述社会事实中突出的话语代表，塑造中央苏区时期乡村建设中“苏区精神”的话语实践。其内容主要涵盖了新闻工作者的话语生产与苏区群众的话语消费。前者是媒体机构人员对话语进行写作、排版和传播的过程，后者是大众在话语生产后进行选择性的理解和记忆的过程。
《红色中华》报典型报道是在农村根据地随革命事业和新闻事业的发展而开展起来的。《红色中华》报的新闻工作者大多由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担任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参与《红色中华》报的领导编辑工作，多次强调典型报道的重要性。可以说《红色中华》报的典型报道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监督下生产出的文本，所产生的文本意义与军事斗争时期的主流价值观相符。
西方的典型学说、马克思列宁的典型理论和中国早期报刊中的典型报道证明了典型报道并不是中国特有的产物。但需要指出的是：《红色中华》报是第一份以苏区工农大众为主体的政府机关报，可以说其刊登的典型报道也是面向广大工农群众的，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由于处在特殊的动荡的时期，《红色中华》报的办报实践需要符合战时苏维埃政权建设的需要，中央苏区《红色中华》报报道的内容重心与中央苏区时期运动的中心内容有紧密的联系。斗争形势主要围绕两大主线展开：一是内部的苏维埃各战线建设；二是反侵略、反“围剿”斗争。《红色中华》报中的典型报道主要集中于中央苏区内部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和卫生建设方面，对斗争中产生的最突出或最具有代表性的先进单位或先进人物所做的重点报道。无论是从报道内容生产还是版面形式，都充分体现了《红色中华》报对于典型报道中文本意义的思考和实践。
表1 《红色中华》报有关中苏区建设典型报道的内容分布统计
如表1所示，苏区的军事和经济建设所占篇幅较多，军事建设相关的典型报道达到了32篇，经济建设达到20篇，成了苏区党、政府和《红色中华》报的新闻工作者重点关注对象。此外，苏区的文化建设、教育建设和卫生建设分别占据了《红色中华》报的部分版面。经过细化分析，可见典型报道的报道内容主要集中在当时苏维埃政权下的各方面的建设活动，报道的内容涉及的范围较广。由于中央苏区版的《红色中华》报的出版恰逢国民党对苏维埃政权进行第四次和第五次“围剿”，苏维埃政权开始围绕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这一时代主题。典型报道作为新闻报道形式中一种较为特殊的报道方式，承载着重要的新闻和宣传内容。
在军事建设中，《红色中华》报第84期第7版连发三篇关于扩大红军的典型报道。以“父子一同加入红军”“妇女扩大红军的模范”“三个模范女性”为题，分别报道上杭县新坊村李永书、于都县罗江区前村乡的李冬秀、上杭县才溪区同康乡的王大青、旧县新坊乡的邓五妹和碧沙村的李银秀积极鼓动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加入红军。除了典型团体、典型人物，还有典型县区的典型报道《扩大红军的模范县》《热情洋溢的兴国慰劳队》《扩大红军的模范》等，用典型来动员苏区的群众，在苏区形成一种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共识。在扩红突击运动中，《红色中华》报中典型报道《于都保林区光荣的动员》一文，主要报道保林区在12月份的扩红运动中的成绩，指出了保林区有计划的动员党员、发扬红五月的经验、加紧执行优待红军家属和坚决进行斗争的扩红动员的方法，号召各县其他群众学习保林区的光荣经验。
《红色中华》报的编辑向苏区和苏区以外的群众传达了苏区民众积极参与军事建设的主动和热情，塑造的是模范代表的“革命精神”这一文本内容。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开展了节省运动，并发行战争公债、帮助春耕、积极查田等经济建设运动。其中，《红色中华》报对借谷运动中表现较为突出的几个集体和地区以及杰出个人也进行了宣传报道。第90期的邹方灯撰写的《借谷不要钱的模范》，报道了会昌县珠市区松光领乡的钟士春同志看到英勇的红军不断向外发展，苏区天天扩大，他就主动挑一担谷子送给红军，不要政府的花边（银元）。
《红色中华》报以《学他的样吧》为标题，报道了吴子罕同志再三请求免除红校优待国家技术人员的每月五十元津贴费用，要充实红军的战费。
除了借谷和节省经济运动，还有部分地区提前准备春耕，为秋收做准备，以保证前方红军战士有充足的食粮。《红色中华》报还通过《学习公略县植棉经验》《红坊是准备春耕的模范》等文章，介绍种植棉花和垦荒春耕的经验。展示了苏区人民在田间劳作忙着参加秋收的场景。可见，《红色中华》报在塑造人物的个人形象和优秀事迹时，有意着重加强从苏区的党政干部和工农群众的典型报道，通过具体的议程设置，一方面反映干部为人民服务，起带头作用的榜样精神，另一方面表现苏区广大工农群众的勤劳、节俭等品质精神。
面对国民党的残酷暴行和国际形势的严峻，保卫、巩固苏区政权建设，战争动员的文化、教育和卫生等话题成了这一时期不得不把握的重要议题。在这期间，涌现出一批保卫苏区、坚持地方群众斗争的能人志士。《红色中华》报成为登载先进人物和典型事例的时事形势的思想教育阵地。动员从文化领域、教育领域、卫生领域着手，得到了苏区内以及苏区外广大爱国人士的支持。《文化战线上的模范县区》一文，报道了劳动学校的新创设和旧县才溪剧团活跃的文化活动。
在革命战争烽火声中，苏区仍然没有忽视群众的文化教育和生活，选择一些移风易俗、转变观念、事业成功的典型报道，挖掘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的群生像，扎根于现实的土壤的典型事实来构建具体的精神意义。
表2 《红色中华》报典型报道的关键词统计
《红色中华》报的典型报道具有真实性，择选苏区建设中值得称赞的团体或个人进行报道，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编辑或通讯员的用心编排，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都体现出特定时期的革命性话语。《红色中华》报运用栏目、漫画等编排技巧，对苏区各大战线上的突出贡献进行典型报道。版面的创新是新闻工作者在编辑时运用特殊的编排技巧，使主题突出，形式完整。运用视觉艺术的手法呈现典型报道的内容，是话语生产重要的一环。
《红色中华》报为激起民众帮助苏区经济建设的热情，突出民众在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专门开设了“红板”“模范”“红匾”“特载”和“光荣”等栏目。其中关于典型报道的栏目，大多为专栏，固定出现在报纸每期的第三版或第四版，并且有专门的编辑或通讯员供稿。《红色中华》报开设“红匾”专栏，发表了第142期的《送给瑞金突击队的优胜者》、第184期《一个小村退回二期公债一百零六元》和第226期的《赣县建节区的秋收队的活动》和《又是两个秋收中的模范红属》等报道。为先进人物和先进单位开辟的专栏，便于及时交流苏区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中央政府相关政策的传达，阐明这一时期各项运动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图2 《红色中华》报第200期第1版
图2是《红色中华》报在200期登载的一幅标题为“红军粮食”的漫画，并配有“兴国节省粮食的女英雄”的文字，简单明快地解释漫画中“女英雄”的出处及原因，并且将漫画排版在头版的位置，足见其对典型报道的重视。《红色中华》报第114期以表格的形式，罗列扩大红军模范县选举的票数。《红色中华》报采用漫画配图的典型报道，不仅利用漫画，还利用表格形式，直观地表现运动中表现突出的实际工作。使苏区民众的革命热情得到提高，在各项运动中起到带头表率作用，最终在强有力的号召下，苏区人民深入了解抗日救国的必要性，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为积极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战。
编排新闻漫画和图表的形式，是在社会环境、教育水平有限的情况下，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典型人物和事例进行叙述，是群众性的具体体现。利用线条和网格等冷静的方式，构建新闻图表比文字更加清晰直观，获取新闻信息的速度提高。因其较强的视觉冲击，展现的情绪更易让苏区群众把握主题，将紧迫的时局和政治运动通过视觉传达，有利于传播苏区精神，鼓动苏区工农群众共同维护苏区政权和保卫土地革命，宣传植入的效果更加明显。
话语消费建立在话语生产的基础上，典型报道话语生产的过程，是媒介通过将社会事实文本进行编码，供给受众进行解码的过程。《红色中华》报将苏区时期的模范人物和事例的代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编码成具有符号意义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框架，通过媒介话语将意义符号“合法化”。斯图亚特·霍尔认为经意识形态编码的文本具有“倾向性意义”。
具有倾向性的意义符号经过编码，进行话语消费。其形式分为两种，一是认同消费，二是躲避消费。大众对于《红色中华》报中的典型代表并不一定完全认同，具有“倾向性意义”的文本在话语消费时会减效甚至失效。躲避的话语消费方式相比认同的话语消费方式，需要通过双面或多面的媒介话语进行强化。任何话语消费，都无法逃脱主流意识的掌控。因此认为经过意识形态编码的文本始终是决定的主要层面。
符号意义是典型报道的话语再消费的前提。典型报道是宣传典型的重要方式，也是符号传播的重要载体，同时典型报道又基于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人物等符号，来与报道对象进行互通、交流，建立一定时期的“社会共识”。《红色中华》报搭建起的符号意义，会受社会环境、社会群体和社会心理的变化影响。中央苏区传递的“苏区精神”，首先在社会环境变动下，会被动或主动受到不同时代其他时代精神的影响，形成更加多元和丰富的“苏区精神”。“苏区精神”在苏区时期主要是指一种不畏艰险、顽强斗争的“革命精神”，但在不同时代语境下，“苏区精神”已经扩充其内涵，具有“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清正廉洁”等多重意义。文化多样化的今天，坚持典型报道对话语再消费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使不同时期的各个群体能够更加充分了解苏区文化事业发展，并为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服务提供有益的经验。
《红色中华》报的典型报道是以纸质媒介的物质形态存在，而集体记忆，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其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
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从定义上观察，集体记忆是一种具体特定的观念，属于意识层面。所以典型报道与集体记忆之间存在物质与意识关系，典型报道是第一性，集体记忆是第二性的，可以说典型报道对集体记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发展前进过程中，集体记忆呈现螺旋式的上升，具备前进性、周期性和曲折性的发展特点。
首先，过去的典型报道经过一段时间凝练会产生集体记忆。《红色中华》报中的典型报道，既整合了当时苏区的革命力量，又凝聚了社会共同理想。在新时期，我们将苏区时期典型报道的先进事迹和光荣形象，经过高度的总结和升华，形成当下宣扬的“苏区精神”。“苏区精神”成为党和人民新时期被界定的“革命精神”，得到新时期的广泛群体的支持，成了新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将典型报道中人物和实践过程中具体的、具有代表性的形象概括总结为某一具体精神，是前进性的具体表现。
其次，《红色中华》报中的典型报道所表现的“苏区精神”，会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情境之中，不断融合增添其他新的涵义，表现为周期性上升。经过不同经验锻造出的新的“苏区精神”，和原始的“苏区精神”存在差异。过去的典型报道产生过去的集体记忆，过去的集体记忆又会融合新时期典型报道中的先锋形象，进而形成新的集体记忆。新的集体记忆经过简单到更加复杂的连续性演练，融合更新的典型报道，所产生新的集体记忆再更新，再次成为过去的集体记忆。实际上，集体记忆扮演了一种中介力量的作用，循环往复，呈现周期性的发展形势。
最后，典型报道在推动集体记忆的过程中，会产生不对称的现象，存在着曲折性。典型报道之所以与集体记忆产生不对称主要表现在典型报道在特定时期无法产生相应的集体记忆。群体的差异性会影响集体记忆的共享，例如《红色中华》报中的典型报道，所展现的人和经验主要是乡村地区，对于长期生活在城镇区域的群体，对乡村不了解或了解甚少，不易产生共鸣，其所共享的“苏区精神”集体记忆要弱于长期生活在乡村的群体。可见典型报道所代表的普遍意义在建构集体记忆的过程中，因群体所处的具体情境不同，就容易造成对特定时期某一集体记忆的缺失，使典型报道和集体记忆无法对称平衡。
集体记忆可以是对自己亲身感受、经历或了解的事件进行的回忆，通过语言、文字、图像、视频等在公众场合、纪念活动等中介媒介或场所接触的回忆。前者被莫里斯·哈布瓦赫称为自传记忆，后者是历史记忆。自传记忆和历史记忆都是集体记忆的不同表现形式，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是直接接触集体回忆。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个人主义的增强，典型报道近年来在中国的新闻报道方式中被淡化。其对集体记忆进行建构力度式微，使自传记忆的群体缺乏现实观照，历史记忆的群体存在认知薄弱和媒介记忆领地弱化的现象。
典型报道构建的集体记忆是为组织起来的群体共同服务的，自传记忆通常在参与这之间起到良好的沟通交流作用，不断地强化过去，缺乏对现实的具体观照。亲身经历或生活在中央苏区时期的部分群体，所共享的记忆停留在过去，与现实的联系通常不大。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因素，影响自传记忆群体出现对原有事件的刻板记忆。
群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交环境。自然环境状态下，受社会心理的影响较小，主要是以个人心理与自然建立的联系。社交环境侧重于将社会心理导向社会群体。自传记忆群体受个人心理的支撑作用较大，多是不愿意也不容易改变对原来事件的共同记忆。部分自传记忆由于失去社交环境中其他记忆的干扰，形成结实的记忆屏障，主动拒接与其他集体记忆进行交流。《红色中华》报中对于乡村各项建设的典型报道，所传达的革命精神被自传记忆的群体接受。自传记忆中存在一些群体所经历或理解的革命精神集体意义，不愿与其他的集体记忆共享和发生关系。一方面自传记忆主动切断与其他记忆的连接，另一方面通过媒介建构的其他集体记忆也很难进入自传记忆的内部与其沟通。其他集体记忆包括剩余的其他自传记忆和历史记忆，形成自传记忆与其他集体记忆的交流阻碍。
自传记忆群体受文化背景的影响，固守群体内部稳定的价值取向。自传记忆的部分群体在尝试与社会环境中其他自传记忆或历史记忆进行对话时，受特定的文化背景的限制而坚守价值取向，很难从已经确立的自传记忆中转向或与其他集体记忆结合。由于自传记忆群体大多不愿与社会外界联系，其价值取向也相对固定，容易形成封闭式记忆。自传记忆群体亲身经历的记忆比了解的记忆更加深刻和坚定，亲身经历的集体记忆与其他自传群体间的共性较少，同一自传记忆的群体与另一自传记忆的群体之间缺乏共同认识。
历史记忆不是直接对历史事件进行回忆，需要借助语言、文本等具体的形式来帮助群体回忆。由于历史记忆的间接性，人们将分散的群体聚合在一起，共同借助语言、文本等媒介形式，才能够对长期分离在外的集体记忆有接触，对集体记忆有间接的了解与回忆。历史记忆需要对共同体内部的记忆有一定的描述和认知能力，历史记忆的认知能力相比自传记忆较弱，历史记忆更有必要对未知的集体意识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但由于媒介空间有限，集体记忆领地被其他内容占用，能够被群体共享的集体记忆的内容范围缩减，以及群体面对多元的新闻信息，注意力分散，接受信息的碎片零散，缺少必要的强化和解读能力。历史记忆建构的途径、范围减少，使集体记忆的建构形成阻碍。
新闻传播媒介的新形态势下，面向分众化、个性化、多样化的群体，为满足不同群体的信息需求，出于对不同分众群体的考量，新闻内容供应者更多以提供垂直划分的内容链条，强调对多元信息的采集、写作和包装。除了对群体这一报道对象的思考，新闻内容提供者和管理者从技术、产业和市场的运营为出发点，对分众化的个性内容更为侧重。利用网络传播的叙事结构，推动着多元民主与商业意识的生产。媒介空间因多元个性内容的占据，群体的记忆被分散，媒体记忆领地被他者内容占领的同时，能够被群体所接受的集体记忆的范围缩小。
在新闻内容提供者设定的具体社会情境和固定的文化背景中，群体根据自身所需而不得不通过媒介现存的内容表现来记录、聆听、阅读。通过媒介提供的范围进行对媒介事件的刻画，与过去的记忆产生勾连。但由于群体难以摆脱日常接受媒介的使用习惯，对个性化的身份理解强于集体记忆。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认为现代人生活的状态非已知和非假定的，而是处在“流动”“个体”“私人”和“不确定”的框架和模式。
面对网络和数字化媒体的两大新生力量，群体漫步在不同的个性记忆或文化内容之间，让群体从固定的模式到不确定的模式，呈现出的流动状态，从原本固定的宏观政治社会流动到微观的、多元价值的和快速的大众文化社会，是液态新闻业的具体表现。
由梵·迪克（Van Dijik）提出的“媒介记忆”，指媒介将个人记忆、集体记忆、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中介化，实现与社会各个领域的互动。
媒介记忆的阵地从传统媒体转向现在的网络和数字媒体，集体记忆随着媒介记忆载体的变化，出现的历史记忆建构的新方式。尽管有网络影视、短视频、VR等新的媒介记忆方式呈现，但由于新时代多元价值的发展，集体记忆以外的个人和社会记忆占据了媒介的版面。有关典型报道构建集体记忆的内容空间在减少，报道内容构建的集体意义也较弱。
表3 2011—2019年《人民日报》关于“苏区精神”标题和正文的报道内容
根据《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
输入“苏区精神”关键词，范围设定在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成立80周年以后，从2011—2018年，共检索到以上相关报道。选择“标题”的选项和输入“苏区精神”的关键字，共检索到3篇报道；同理，选择“正文”的选项，共有65篇报道。相关报道总量为68篇。从2012年以后，《人民日报》的新闻报道中没有一篇标题有“苏区精神”的关键词汇。新闻标题是新闻报道的中心主旨的概括，可见关于“苏区精神”的报道内容在媒介记忆中的弱化现象。正文含有“苏区精神”的新闻报道，是以边缘内容呈现，并不是以“苏区精神”为媒体记忆的中心，说明集体记忆的领地从中心位置到边缘记忆的弱化现象。从2011—2018年65篇新闻报道中，2011—2012年和2015年达到顶峰，1931—1932年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和稳固的重要时期，以及1935年苏区民众顽强反抗第五次反“围剿”的革命运动。
注意力在新闻报道和受众两大主体间交换着，二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建构。首先，随着网络和数字化的新媒体发展，群体改变了媒介使用的方式，时间被打散、断开，受众群体的注意力被分散。其次，新闻报道提供者供给的内容和形式不新颖，无法引起群体的共同兴趣，集体记忆的建构效果不明显。再者，分享媒介的存在抢占注意力，学者刘燕南在评价詹姆斯·韦伯斯特的著作时提到：“分享媒介是通过互联网以看似免费（或廉价）方式传予实则以声明、影响力或其他‘衍生’方式兑现收益的新经济模式。”
免费的互联网媒介传播信息的方式更容易被接受，成为受众群体在选择媒介和媒介内容时的评估方式之一。面对多种分享媒介的出现，群体被赋予了主动选择新闻信息传播的能力。想要获取信息，一方面需要从海量的新闻报道和内容中搜寻和选择自己需要的信息；另一方面，群体会对自身选择的媒介信息是否满足需要而担忧。这一定程度上会分散受众的注意力，同时削弱集体记忆的建构。
集体记忆在不同时代和不同语境中的概念不断丰富，即在认识层面不断发展。在集体记忆建构的方式革新中，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始终贯穿于其中。理解和处理好建构集体记忆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用来源于实践的世界观科学地指导集体记忆的建构。在扩大集体记忆的新领地时，首先，在实践活动中，革新文本的生产方式。其次，应该将集体记忆的框架进行具体定位，制定正确恰当的记忆框架，用科学的认识框架引导集体记忆在具体建构中的新实践。集体记忆的实践是集体记忆的来源。
革新文本生产方式是从实践层面的思考。集体记忆必须有具体的原始事件或内容，通过媒介呈现并作用于各群体。将集体记忆的建构呈现在新媒体时代的具体语境中，讨论集体记忆在新媒体中的建构路径，既提升新媒体文本内容的范围，又有利于烛照新闻文本内容中特定历史时期的突出事件或观念。在新媒体兴起和发展的阶段，新形势下媒体如何通过新闻报道的文本内容与格式的革新，抓取受众更为集中的注意力，成为打开集体记忆的新路径，帮助群体正确选择和把握媒介内容呈现的具体意涵。从方法论的角度思考，选取恰当的新闻文本内容和利用新技术手段呈现，是集体记忆的前期建构。文本内容在集体记忆的建构中是具体内涵的生成前提，加强纪念性报道，对纪念性的新闻信息进行收集、生产和传播，提高群体对集体媒体事件和历史人物、概念的认知，是铸建集体记忆的题中之义。文本内容在传播过程中还需要精致的包装，用不同的形式阐释文本内容，群体受感染的力度也会存在差异。结合当下的媒介技术，用新形态的报道技术，形成新时期独特的报道模式，对于积极酝酿和推动集体记忆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新闻文本内容和技术的实践积酝而成的集体认知，需要有准确的集体认知进行定位，即记忆定位。新闻实践借助文本叙事，会形成一定的集体认知，形成与自己所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相适应的世界观。因群体的差异性，通过阅读媒体信息的实践所产生的认识并不相同，甚至相反。将记忆的定位置于具体的框架之中能有效缓解和改善群体的差异认知的鸿沟。记忆定位的框架需要借助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通力合作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大众传播通过大众媒介进行涵化教育，使得集体记忆得以灌注群体的思维中，形成共同记忆。对于部分主动避开集体记忆的群体，从微观层面加强人际传播的交流，使其对集体实践有一定的认知。
扩大集体记忆领地是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施密特（A. Schmidt）指出：“所有对自然的支配总是以关于自然的各种联系和过程为前提的，而反过来，这些知识又是从变革世界的实践中才得以生产的。”
文本生产实践是主体，集体记忆的框架定位作为客体，文本生产为集体记忆定位的提供需要，反过来群体的集体记忆定位适应新的文本生产实践。用科学的记忆框架理论指导具体的集体记忆建构。在革新文本生产的实践中生成建构集体记忆的科学认识，用科学认识指导文本生产的新实践，离开了新闻文本生产的实践，集体记忆的框架就无法进行准确的定位。
新闻媒介的信息报道对集体记忆的建构具有一定的普遍作用，而典型报道中对社会典型事实的报道，对集体记忆的建设具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典型报道和新闻媒介中其他报道方式之间存在的区别，在于典型报道是以某一重点对集体记忆的强构建，其他报道方式属于面的构建。加强典型报道重点构建集体记忆，加强对社会形态在某一领域或某一历史时期的重点反映，具有战略性意义。在被界定的具体时空背景下，针对不同阶级做好典型报道的工作，有助于增强群体对典型报道的解读，形成集体记忆的参照。叙事是典型代表作为集体记忆的中介，加强典型报道的叙事能力，为集体记忆的建构做铺垫。传统的典型报道叙事结构单一，新形态下的典型报道应该注重互动的叙事模式，让具有文化价值的典型事实被重新激活。新闻信息的提供者要重新审视典型报道在集体记忆建构中的独特作用，用新型的典型报道编辑话语形式，围绕典型的社会事实塑造典型的社会故事、情节等内容，创新典型报道的编排和栏目设置，注重观察和评估典型报道对社会集体记忆的实际建构效果。
典型报道在对典型事实的描述过程中能够存在真空，一方面是解释主体的不完全充分的传达与分享，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强化不到位。首先，新闻提供者作为典型事实的解释者，应在充分选择与了解典型事实的基础上，对典型事实做好议题的设置的工作。其次，在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中，除了借用媒介信息自然输出集体意识，更重要的是可以借助意识形态的正式推进和调动来强化集体记忆的建构。集体记忆的建构与意识形态不同，前者是社会共有的包括个人在内的群体共拥的价值观，而意识形态是除了自身以外的他者群体的思想。前者是文化范畴的概念，不具有强制性；后者是政治范畴的概念，具有一定的约束能力。过去是由现在的社会机制和社会情境来存储和建构的，从解读到强化，实现了集体记忆建构从概念性到方法论上的跨越。
① 涤珊.于都保林区光荣的动员［N］.红色中华，1934-1-19（1）.
② 邹方灯.借谷不要钱的模范［N］.红色中华1933-7-2（5）.
③ 子玉.学他的样吧［N］.红色中华，1933-3-21（3）.
④ 李中.文化战线上的模范县区［N］.红色中华，1933-9-24（5）.
⑤ 蒋原伦、张柠.媒介批评（第一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⑥ 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⑦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⑧ 齐格蒙特·鲍曼.欧阳景译.流动的现代性［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⑨ Garde⁃Hansen，J.Media and Memory［M］.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1.
⑩ 参见人民日报http：//data.people.com.cn/rmrb/20190303/1？code=2.
刘燕南.数字时代的受众分析——“注意力市场”的解读与思考［J］.国际新闻界，2017，（3）：167—176.
A.施密特.吴仲昉译.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