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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技术催生传媒生态的变革，传统的新闻编辑室必然转向人工智能的深度参与。技术的扩张提高了新闻生产分发效率与精准度，诱使新闻行业朝着机器人新闻的方向演化，但人—机关系的交互性与主体性定位不可避免滋生了技术伦理的争议，一边是技术主义的赞歌，一边是人本主义的固守。在系统重构中，秉持折衷的新闻出版生态观将是一种可替代性的选择。
关键词： 技术哲学；机器人新闻；新闻生态观
机器人新闻，即把机器人技术或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新闻的生产与制作过程。从广义上讲，机器人新闻包含机器人写作的新闻生产、算法推荐的新闻分发以及传感器新闻等。人工智能的概念最早在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上提出，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初步运用于新闻行业。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越来越普遍地应用于新闻业务流程中。美国、德国、法国、英国自2012年开始涌现出一批技术公司从事自动化写作的软件开发，其应用范围包括体育、金融、天气、政治选举等方面的消息写作。 ① 这些“黑科技”显然为新闻生产提供了无限的空间与可能。
人工智能技术给新闻行业带来传播效率提升、产品形态丰富、传播效果定向等优势，各种传感器的研发及应用，图像、语音识别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将有助于新闻编辑室的智媒化。人工智能先驱皮爱罗·斯加鲁菲峰在《2017未来媒体报告》中指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写作是未来媒体发展趋势之一。 ② 也许不久，机器人新闻将走向流程化操作阶段，新闻业与人工智能技术的黏合度越来越高，传统意义上的新闻编辑部在经历短暂的数字化新闻生产后将跃向人机结合的智能媒体编辑系统。
针对智媒化的现象，许多学者进行了深度的思考，宏观层面如人工智能技术对整个新闻领域乃至新闻业格局的影响，微观层面如对新闻记者职业的担忧、写稿技术应用发展等，也有学者从认知传播与技术逻辑的角度对机器人新闻进行了批判。张洪忠等认为人工智能是对技术的迭代，而不是对人的替换。 ③ 沈正赋提出人工智能给新闻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并滋生一系列的次生矛盾，应理性对待，而“人机协作”将最终成为新时代媒介的新景观。 ④ 作为社会信息环境的建构者，新闻媒介扮演着完全不同于普通物质生产者的角色，传媒的特殊逻辑决定了应严肃对待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媒介中的应用。本文试图从技术哲学的视角，深入反思机器人新闻生产带来的伦理冲突与价值重构。
目前国内外的机器人新闻写作依赖可生成的文本生产模板，在预先设置好的新闻模板中，只需导入时间、地点、事件等信息即可生成特定的新闻稿件，这一技术主要运用于体育新闻、经济新闻和一些地震新闻等突发消息的报道。如四川九寨沟地震的新闻速报《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7.0级地震》由机器人自动编写，作为全球第一个关于此次地震的报道，新闻事实的呈现与人工写作相差无几。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相关信息的获取不是人为录入的，而是计算机通过实时监控并分析综合的结果。
从客观事实到新闻文本，不同的记者对事实的书写因角度选择、表达方式、文字偏好等而异彩纷呈。现在的机器人新闻写作基本上是简单的事实报道、客观的经济数据、突发的灾难事件等，这无疑提高了新闻生产与传播的效率，但在程序的标准设定与语言结构上大同小异，趋于新闻结构同质化的状况。未来更加智能的机器人写作可能会通过不断的机器学习而独立完成有自身内在逻辑结构的新闻，编辑记者对新闻标准的制定和选择权将有所缩减。
实际上，以数据、算法为基石的机器人新闻生产将不可避免地朝着一种“巨机器”的方向发展。“巨机器”是刘易斯·芒福德的一个重要观点，他认为，技术终将通过其强大的威力构建出巨型机器以统治社会。有学者认为，“巨机器”是一种意志技术，其背后是现代人对自我的期许和认同，是一种对权利意志的追求，而彻底的数字化管理，意味着一种彻底的支配。 ⑤ 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依托的机器人新闻生产具有社会技术和物质技术的双重属性，而所谓的社会技术不仅仅是一种交往的技术，更是社会权利、思潮的重要载体，机器人新闻生产这种新型“巨机器”将带来信息社会的一系列问题。
新闻框架是新闻媒体对新闻事实进行选择性处理的特定原则，这些原则来自于新闻媒体的立场、编辑方针以及与新闻事件的利益关系，同时又受到新闻活动的特殊规律的制约。在新闻文本中，新闻框架通过一定的符号体系表现出来，这些符号建构新闻事件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机器人新闻生产的信息来源不是第一性的客观事实存在，而是第二性的产物，按照柏拉图的说法，机器人新闻生产是影子的影子。无论是数据新闻，还是传感器新闻，都饱含人类雕琢的痕迹，是一定框架下的产物。
在机器人新闻生产中，通过庞大的数据库搜索以及算法识别，机器人可以自动判断新闻热点，将之报告给编辑记者或者根据相关数据自动生成新闻。从技术哲学视角上看，每一种技术的产生都带有其自身的意向结构，技术的意向结构决定任何技术都包含着特定的价值取向，即技术的逻辑。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依托的机器人新闻使得框架选择难免受到其技术逻辑的影响。在这一逻辑下，机器人新闻生产逐步依赖于算法与数据，编辑记者的传统权利不断被削弱。算法框架更多的是一种讨好大多数人的价值判断，个体的思维创造性与价值主体性淹没在点击率的海洋中。
机器人新闻生产极大地提高了新闻生产的效率，新闻价值中“新鲜”要素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同时，“接近”和“显著”原则也在基于算法、定位等数据指数中由机器人新闻写手自动识别，实现智能化输出。但是，在新闻重要性和趣味性的判断中，机器人新闻写作仅仅依靠点击量、排行榜等数据反馈或编辑器中的关键词判断似乎显得力不从心。尤其是在新闻趣味性的选择中，不仅仅因为关键词难以设定，更在于人的情感、情绪的复杂性以及语法使用的灵活性和多变性，这些都是机器人新闻写作难以实现的。
机器人新闻生产使得传媒建构的范围与力量愈发强大，在技术的自我遮蔽特性下，人类与技术逐渐融为一体而不自知，当发觉之时早已离不开技术的作用力。就这样，人逐渐生活在一种巨大的五彩泡沫中，目光所至之处均是被折射出来的世界，人类在这种“虚拟”的真实世界中不自知，失去与自然本真的联系。在智媒化编辑室中，新闻的真实性在数据和算法的加持下看似不断被强化，但实际上处于封闭的机器人程序中的新闻生产更容易受利益集团或个人价值的驱动选择性地进行议程设置，沦为利益集团和个人价值的输出平台。一些置顶、热播的新闻，实际上被水军灌出来的，而不是一种真实自然的状态。
按照主客二分的哲学框架，在人—机关系中人处于占统治的地位，机器作为工具被人所役使。但主体间性的哲学理念改变了这种看法，人—机不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某种意义上，技术哲学观认为，技术与人均无本质且互相构建。在这一基本观点之上，对于技术的理解呈现三种不同的认知：技术积极论、技术消极论以及技术中性论。一般来说，技术消极论的批判更为常见且深刻，对人与技术的追思更彻底。在机器人新闻生产中，其本质是人与所面对的智能机器之间的暴力与平等的伦理判断标准，从而人—机之间关系主要呈现三种形态：人的主导、机器主宰与人机融合。
人为万物的尺度，为自然立法。人工智能虽然功效巨大，但更加需要对人的尊重，而不是对物的过度崇拜。此种观点认为，机器人辅助的新闻生产受人的制约，不可能逃离这个规则的制约，正如孙悟空如何翻腾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正如有学者认为，关于人机关系的伦理思考，一种思路是倾向于做减法而非做加法，即优先和集中地考虑规范智能机器的手段和限制其能力，而不是考虑如何设定和培养机器对人类友好的价值判断，亦即尽量将智能机器的发展限制在专门化、小型化尤其是尽可能的非暴力的范围之内。 ⑥ 在机器人新闻上的暴力成分就是机器算法的冷冰冰特征，新闻遴选与推送没有人性化的规避可能性。
另外，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快，真正强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还路途漫漫。喻国明认为，目前的人工智能还停留在比较低维的阶段。按照科学家的推断，现在的人工智能只能达到三岁小孩的智力水平。 ⑦ 在弱人工智能阶段，机器人新闻生产总体上以人为主导，机器人技术受人的价值、规则、标准的制约，仅仅作为一种实现新闻生产效率的工具出现在编辑室中。目前机器人新闻生产的技术正处于这种简单模式，实际上还是在以编辑记者为主导，智能机器作为技术辅助。囿于智能技术以及编辑的控制，机器人写作的主体性并未凸显出来，其新闻生产与传统编辑记者新闻写作并未出现质的区别。
传播学大家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讯息，媒介技术本身是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的巨大动力，媒介成为社会的表征。在信息社会时代，机器人新闻成为一种典型的标示。此种观点认为，当智能技术发展到足够“smart”的阶段，即机器人新闻生产的价值标准已经能够自我设定时，机器将主宰新闻生产的整个流程，从而构建一种“巨机器”系统，无形中吞噬人的主体性。在“巨型机器”的淫威之下，人类背离了原来的生活目标，逐渐成为巨型机器的一部分，人类本身被机器化了，前途一片茫然。 ⑧
智媒化新闻生产中，人通过点击手机、网页按钮，时时刻刻在向机器系统反馈自身对世界的认知以及个人的喜好与对信息的需求，这种反馈机制不仅作用于新闻的二次分发，其背后所隐藏的情绪、好恶等作为一种新闻生产的价值取向重新作用于新闻生产当中。经过多次的训练，机器人新闻生产更加智能，在这种新型“巨机器”的威严之下，我们被完全吸引到整个情境中，我们的生存方式基本是被卷入的（to be involved）。 ⑨ 马尔库塞认为，思想和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同既定现实相符合，它们就在多大程度上表达着一种对维护实施虚假秩序的任务作出相应贡献的虚假意识。这种虚假意识已经具体化在反过来再生产它的流行技术装置之中。 ⑩ 这与人工智能技术所催生的机器人新闻不谋而合。在主动或被动的“信息卷入”洪流中，人类靠不断出卖自身的信息数据密码从而获得更舒适便利的服务。自动化程序已经产生被囚禁的心灵，除了采取权利、威望、财产、生产和利润的标准以外，也就丧失了一切研判这种程序结果的能力，而与任何较有生气的人性目标都已完全脱节。
数字化过程本身是对质的多样性的一个有效的清除过程。人工智能技术在加剧影像的塑造方面天资过分卓越，甚至人类本身也通过认知反馈给智能系统，参与建立起这个庞大的“泡沫”，并沉溺于这个巨型机器的禁锢中，信息茧房效应不言而明。人逐渐沦为机器的奴隶，每个人对环境的认知被“新闻机器”主宰，信息接收与分享被精确定制，事实上这种定制的功能和概念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业将更加看重新闻消费的过程，体验比信息内容本身变得更为重要。在技术机器建构的社会中，抽象时间变成了生存的新媒体。有机功能本身被它所调节：一个人吃饭不是因为他饿了，而是时间到了；一个人睡觉不是因为累了，而是因为时间到了。这种体验式的新闻消费观给机器人提供绝佳的用武之地。基于数据、算法的个体的差异性在信息的流动之中不断被强化，但同时又使得公共舆论和私生活自检差异的消失。互联网快速的信息的流动性，使得无论多好的信息，也不能持续太长时间，否则人们就会“审美疲劳”。
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看，由于人和智能机器处于不同的需求生态位，因此即使机器再智能，人机之间都不会形成完全的矛盾和冲突，更可能是形成互补的共生关系。在机器人新闻生产中，这种共生关系表现为新闻编辑室的人机融合，共同完成新闻生产。在这一过程中，编辑记者与机器人在零和博弈后最终走向合作共赢，由此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
记者功能被重新定义势在必行。在机器人新闻生产与分发过程中，当传统新闻生产还在依赖“想象出来的大部分”读者喜好时，精明的算法已经在触达信宿的同时对其进行自动分析，从而完成信息反馈而二次作用于新闻信息采集、把关与推送甚至更多。这样一来，传统的新闻生产从“强编辑记者依托”变为“编辑记者辅助”的生产模式，记者从基础的信息收集、采编功能中解脱出来，更多地履行监控与协助的职责。机器人新闻写作在基础的机械性劳动中完胜编辑记者，但在价值选择与情感介入以及深度报道中处于弱势地位，因而完全脱离编辑记者的新闻生产目前是不可能的。所以，记者功能被重新定义是二者博弈的第一个明显特征。
职业记者重新赋能成为新的专业技能挑战。除了深度介入的算法，已经投入使用的传感器和VR/AR技术正在为前瞻的改革家们带来新的惊喜。智能化编辑室新闻生产场景指日可待，记者编辑的功能将不断和人工智能技术相关联。相比写稿能力，“懂技术”将是记者的第一职业技能优势，与机器人记者的合作能力将决定一个记者的职业前途。人—机博弈的终极形态将是二者实现全方位的深度合作，这种新闻生产模式将是智媒化编辑室的重要特征。
在新闻传播发展史中，每一次媒介科技的革故鼎新，都会引起技术主义者的大唱赞歌，人的主体性地位似乎在退隐。确实，科技的发展会重构人与世界的关系与秩序，催生人的需求，但技术仅仅是技术，只有建立在文化之人意义生成情境上才有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数字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本身就是西方理性形而上学的遗产。然而，如果把这一本体论假说作为机器人新闻实践的理论那么就必然会遭受巨大的困难的挫折。
可以想象的是，已经足够聪明的机器通过分析个体信息从而定制个体的生活，有机功能身体在信息建构的茧房中获得越来越看似精确、良好的生存，人的寿命和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但是却也丧失了生命本身的不确定与可能性的意外。人在不断完善这些社会巨型机器的同时，自身也沦为一种机器，随着整个社会机器系统运转。技术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认为现代技术过分崇拜“巨机器”的淫威，但是技术应该被限制在合理的生命尺度之内，向生态化和生命化的原则回归，并为生命服务，技术生态化是技术发展的合理路径与归宿。布莱恩·阿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技术开发了一种自然现象，让我们去利用这种自然现象去征服另外一种自然现象。于是，技术本来就离不开自然，但是人却依靠现已存在的技术似乎离自然越来越远。所以，要解除对技术巨机器的盲目依赖，就必须将人和技术植根于整个自然与人类文化系统中，新闻生态的建立尤为重要。
首先，建立合理的生产与纠错机制是重中之重。由于机器人新闻稿件的形成需要算法从已有的词库中抓取，在规则模糊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致命的错误，而人为纠错在庞大的程序和复杂的数据中似乎不太可能。因而，只有在一开始重视编辑的把关作用，回归“人的无形的手”，配合以合理的纠错机制，才能真正做到防微杜渐。
其次，置机器人新闻生产于人类生活情境之中。即，新闻生产应服务于人类生活真实的信息需求，而不是仅依靠冰冷的数据反馈与算法推送。人工智能哲学家休伯特·德雷福斯从人工智能发展的基本逻辑方面也给出了掷地有声的建议，他认为不分离事实与情境的唯一可选择方法，就是放弃事实的独立意义而把它们看作是情境的产物。这就意味着智能要解释的事实，必须已经处于某一情境之中。因而对于人类生活情境的重视是解决这一困境的有效方式。
最后，新闻生态的塑造将在深刻理解与黏合人类生活情境的基础上，通过新闻法律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规范，形成良性循环的规程，为新闻生态的形成提供制度保障。受芒福德技术生态的启发，我们或许必须重视新闻生态的布局与打造，把机械的世界观转变为有机的、生命的世界观，重视“人的无形的手”的作用，在各种问题出现之前未雨绸缪。
① Dorr，K.N.（2016）. Mapping the field of Algorithmic Journalism［J］. Digital Journalism，4（6），700-722.
② 李钊.《人工智能先驱预测未来媒体发展十大趋势》［N］，《科技日报》2016年10月27日。
③ 张洪忠、石韦颖、刘力铭.《如何从技术逻辑认识人工智能对传媒业的影响》［J］，《新闻界》，2018年02期。
④ 沈正赋.《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业次生矛盾的生发、纠结与调适》［J］，《编辑之友》，2018年07期。
⑤ 吴国盛.《技术哲学讲演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第73页。
⑥ 何怀宏.《人物、人际与人机关系——从伦理角度看人工智能》［J］，《探索与争鸣》，2018年07期。
⑦ 喻国明、姚飞.《试论人工智能技术范式下的传媒变革与发展——一种对于传媒未来技术创新逻辑的探析》［J］，《新闻界》，2017年01期。
⑧ 黄欣荣.《论芒福德的技术哲学》［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02期。
⑨ 成素梅，姚艳琴.《哲学与人工智能的交汇——访休伯特·德雷福斯和斯图亚特·德雷福斯》［J］，《哲学动态》，2013年11期。
⑩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第116页。
［美］刘易斯·芒福德.《机械的神话》［M］，钮先钟译，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2年，第149页。
［美］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M］，陈允明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第17页。
黄欣荣.《从需求生态位看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年08期。
［美］布莱恩·阿瑟.《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M］，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第239页。
［美］休伯特·德雷福斯.《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M］，宁春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33页。
练新颜.《论芒福德的技术生态化思想》［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所》，2012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