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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蒸蒸日上，新闻传播学研究也迎来了历史机遇。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举办的江苏省传媒学科研究生论坛，正是在这种历史机遇中成长起来的一个青年学术论坛。回望曾经举办过的几届论坛，我们的论坛主题基本上紧跟时代步伐，引领全国的青年学人对学科前沿的话题进行思考。以往几届论坛专题讨论过媒介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社会记忆等主题，当我和研究生会同学商讨第六届论坛主题时，突然发现这些年“新闻”的话题和研究少了，传播学的锋芒似乎刺破了新闻学的想象。因此，我们师生带着理想主义的情怀，将第六届论坛的主题定位为“新闻的想象：新闻传播的社会互动与理念创新”。2019年11月23日，第六届传媒学科研究生论坛如期在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举行，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世新大学等海内外高校逾百名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及部分青年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展开探讨。论坛设一个主题演讲环节和十个分论坛讨论。在主题演讲环节，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张明新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周葆华教授、四川大学新闻学院张放教授、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濮端华教授、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林晖教授、新华日报社高级记者燕志华以及南师大新传院刘永昶教授等7位专家围绕会议主题做了精彩的分享。在分论坛讨论环节，年轻人成为了学术碰撞的主体，他们的激情为南师古老的随园校区再添活力。
新闻事业曾经是职业媒体人专有的工作，很多媒体人怀揣着责任和梦想，宣誓要帮助公众探寻世界的真相。作为新闻黄金时代的代表性媒体，《南方周末》曾经创造过不少广告语、流行语。如：当你看见我的时候，我和新闻在纸上；当你看不见我的时候，我和新闻在路上。1999年该报的新年献辞更具理想主义情怀，标题为“总有一种精神让我们泪流满面”。献辞中有这样两句话：“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有一种力量，正从你的指尖悄悄袭来，有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中轻轻放出。在这个时刻，我们无言以对，惟有祝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让往前走的继续走，让幸福的人儿更幸福。”
当我们20年后重温这个新年献辞，似乎依然可以触摸到当年媒体人的新闻理想和采访激情。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随着通信技术、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的成熟，信息传播权开始由职业群体向社会大众扩散。在公众参与新闻的制造、采编和传播的时代，传统职业媒体的新闻事业遭遇极大的挑战，很多媒体在技术和体制的双重挤压下苟延残喘。相反，社交媒体上信息泛滥成灾，平台媒体在资本市场上风生水起，互联网技术公司成为新闻产业链上的终极蚕食者。
世界的变动是永恒的，人类的进化是持续的。如果世界静止了，进化停滞了，世界和人类都将濒临死亡。现象学主张极端的经验主义，反对逃离经验世界，鼓励把经验世界作为思考的基础。“我们的视野能够触及到的范围就是世界。这视野包括眼睛所能看到的和思想所能触及到的。”
人类的意识是流动不居的，意识的内容会随时间的流动而变化，把握经验世界可以让我们的知识限制在“绝无可疑”的范围之内。当前新闻传播业界和学界均遭遇“经验世界”的巨变，职业新闻传播机构被迫和公众分享传播权，新闻传播业界和学界的“问题域”已经出现了明显转向，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新闻传播的“第一问题”“基本问题”和“具体问题”。经验世界的变动有时代的合理性和存在的合法性，当我们点燃起新闻学的想象力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加清楚地理解新闻和历史、生活的联系，更加能够看清新闻的使命和前景。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人类的意识总会在时间的河流中演变。复旦大学俞吾金先生认为，“哲学的进展始终是以人们对基本问题的反省、超越或解决作为自己的前提的”。“只要人们把基本理论问题搁置起来了，那么不管他们使用多么新颖的术语，搬用多么时尚的思潮，都不可能改变事情的实质，即人们只是在模仿，而不是在创造”
。其实不光哲学需要反省“基本问题”，其他任何学科都需要对“基本问题”进行持续的思考。为了对理论的进化和创新进行有效诠释，俞先生提出了一组阐释的概念，即思想酵素、问题域、问题域的认同、问题域的转换等。
思想酵素（ferment of thought）是一个或一些理论家从人类总体思想资源中采撷的，作为他们理论思考的起点和依据的思想资源。思想者对思想酵素的态度可以是认同的，也可以是反对的、否定的，但“他的整个理论体系是不可能完全脱离某些根本性的思想酵素而形成起来的”。
一些自负的学者认为自己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实际上是掉进了唯我论的陷阱；更多的学者则清醒认识到自己在建构理论体系时，总会从前人或当代人哪里进行“知识借贷”。正如叔本华明确告诉人们，他的主要思想酵素来自康德、柏拉图和印度典籍。如果将我们的目光从俞吾金的哲学范畴中移开，戴着俞吾金的眼镜审视新闻事业和新闻理论，我们发现新闻事业和新闻理论的演变也是由特定“酵素”引发的。引发新闻事业变革和新闻理论重构的酵素是多元的，但技术酵素无疑是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催化剂。
问题域（problem sphere）“是指某一理论体系可能提出的全部问题的总和”。
问题域并非仅指已经提出来的问题的总和，而是指“在逻辑上可能提出的全部问题的总和”。
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都是通过问题域来建构自身的，通常情况下问题域处于不饱和状态，它为“逻辑地提出问题”划定了一个可能性的空间。俞先生将问题域划分为第一问题、基本问题和具体问题三个问题层级。第一问题（the first problem）以单数的形式出现，“在整个问题域中具有基础性的、核心的地位和作用”。
就新闻学而言，它的第一问题应该是“新闻是什么”，在提出这个第一问题之前，我们似乎处于完全无知的状态，实际上我们早已处在某种问题域中。比如美国人提出的“新闻是什么”，与中国人提出的“新闻是什么”，问题起点和问题域的内涵是根本不同的。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提出的第一问题差异，导致双方的理论体系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各自的问题域而逻辑地展开。基本问题（basic problem）通常以复数形式存在，它是从第一问题的本质内涵中派生出来的若干重要问题。基本问题的内容不是任意的，它们遵循着第一问题的提问逻辑，并且在数量上是非常有限的。如新闻学的问题域中包含新闻价值、新闻功能、新闻体制、新闻自由、新闻控制等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整个新闻学问题域的学科框架。具体问题（concrete problem）是由基本问题孵化出来的数量更加庞大的现实问题，具体问题的演绎范围是由第一问题和基本问题确定的。
俞吾金还提出了问题域的认同（identity of problem sphere）和问题域的转换（transformation of problem sphere）的概念。“假如一个理论体系所蕴含的‘第一问题’的提问方式和解答方式本质上未超过先已存在的某个理论体系所蕴含的‘第一问题’的提问方式和解答方式，那么这里出现的就是‘问题域的认同’”。
当某种理论体系在发展过程中，原先所蕴含的“第一问题”的提问方式和解答方式已经被新的提问方式和解答方式所取代，而且前后两种提问方式和解答方式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那么此时就出现了“问题域的转换”的现象。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信息化推动了人类生活的一体化；然而近年保守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涌现，世界格局面临着重大的调整。世界格局的调整总会带来人类生活的变化，生活世界的变化必然导致人类观念、社会身份的变革。“当一个社会完成了工业化，农民会变成工人，封建地主会被清除或是变成商人。随着阶级的上升或下降，人们或是找到工作或是被解雇”。
在社会大变动中，普通人“一般不将自己所享受的幸福生活归因于他们所处社会的大规模起伏变动。因为他们对自身生活模式与世界历史的潮流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几乎一无所知，普通人往往不知道这种联系对于他们将要变成的那种类型的人，对于他们或许要参与其中的构建历史的过程意味着什么”。
对于传媒人来说，个体总是在工作困境中选择离开，但群体的流动折射的则是媒体格局的变化。从俞吾金先生的逻辑体系出发，我们可以找到传媒变革的相关酵素，“问题域转化”的思想则能够帮助我们发现新闻传播事业创新的动力，也能够找到新闻传播学的学术想象力。
新闻事业曾经被认为是一种崇高神圣的职业，新闻人拥有道义上的激情，经常为社会的民主与进步奔走呼吁。理想主义者甚至认为，新闻媒体是自由社会赖以生存的支柱，昌明的舆论环境是法治社会的坚实基础。因此杰斐逊认为独立的媒体是“那种保护其他自由权利的自由权”。
随着数字化技术对社会生活的不断渗透，技术酵素催生了新闻传播权的分化，新闻传播正在由职业活动变成一种公共生活，新闻传播的公共性被深度地激发出来。公共新闻、算法新闻、机器新闻等传播形式的出现，稀释了传统新闻传播事业的神圣性，新闻传播的价值被冲击，新闻生存的流程被改造，“什么是新闻”的提问和回答方式出现了重大的变化。
1. 新媒体激发媒体人的怀旧潮，传统媒体追忆新闻的黄金时代
2000年博客进入中国，2009年新浪推出微博，2011年腾讯发布微信，社交媒体加速进入公众生活。随着社交媒体、平台媒体的崛起，传统媒体的生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职业媒体人的身份认同出现危机。当互联网进入下半场后，职业媒体人纷纷怀念“做新闻”的日子，“黄金时代”成为媒体人建构的共同记忆。2005年之后，传统媒体开始出现停刊停办现象，20世纪90年代入行的媒体人开始转行、退休或离世。围绕传统媒体的热点事件，新闻圈出现大量回忆或怀念黄金时代的文章。李红涛通过文本分析，揭示了不同媒体黄金记忆的内涵。中央电视台的记忆建构主要依托两个线索，即杨伟光和《东方时空》。2004年央视原台长杨伟光辞世，很多电视人将其主政时期（1991—1999）称为电视的黄金时代，认为他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老船长。1993年创办的《东方时空》是央视黄金记忆的另一载体，而“核心人物（指陈虻）的离场被看作黄金时代结束的标志”。
《南方周末》的黄金时代的象征符则聚焦到两个人身上：左方和江艺平。有的纪念性话语认为左方主政时期（1991—1994）缔造了《南方周末》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有的怀旧文本认为江艺平时期（1996—2000）主导了《南方周末》的黄金时代，认为江艺平使南周成为中国报业的黄埔军校。
白红义主要从纸媒视角体验到媒体人的怀旧情绪，他观察到2017年1月1日《京华时报》《东方早报》停刊成为了另一个热点时刻，媒体上出现了大量“新闻机构、从业者、读者等不同主体的纪念性叙事”。
记忆是人类的一种生理机能，是人类维持生存的一种方式，也是人类文化创造的重要手段。记忆丰富了人类的文化生活，也书写了人类的宏大历史。记忆可以是对过去的怀念，可以是对过去的赞颂，也可以对过去的浪漫化叙事。媒体人所建构的黄金时代大约在1995—2010年之间。在那段时间，媒体既受到传统体制的保护，垄断新闻传播的话语权；同时，媒体也享受到市场经济的红利，甚至体验到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践。上个世纪90年代的媒体人，基本上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媒体新人，他们的“青春期”赶上了媒体发展的机遇期，他们有幸成为了中国媒体市场化的参与者、见证者。那时的新闻媒体具有权威性，从事新闻事业拥有崇高感，新闻人到各地采访还颇为风光。当然，即使在当年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媒体人在批评报道、舆论监督等方面，依然经历过诸多困难和考验。人的记忆具有很强的选择性，不同情境下的记忆风格迥异。当人们怀念某种生活的时候，选择的是快乐记忆、成就记忆；当人们反思某段历史的时候，选择的是苦难记忆、创伤记忆。因此，媒体人对黄金时代的记忆，不是对过去的客观还原，而是他们对职业地位的重新评估，是新闻传播事业“问题域转换”的显著征兆。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青春记忆、辉煌记忆，当他们退场时都会把自己经历的时代英雄化、偶像化。但媒体人的黄金记忆除了“自我凸显”之外，还有技术和体制挤压下的情绪反应。陈楚洁认为：“人们之所以怀旧，其根源不在过去，而在于当下，尤其是当今昔反差太大时，怀旧就会更加强烈。”
传媒技术放大了大众文化的消费领域，公众更多沉溺于娱乐化的世界；管理政策收紧了职业新闻的行动空间，后真相信息常常跑赢职业新闻。因此，媒体人通过对过去的怀念，表达的是对职业新闻发展的担忧，表达的是对生存状态的不满，当然还有隐藏在文本深处的某种“抗议”。李红涛评价的更加直接中肯，“这些感怀酝酿于特定的话语情境之下，被当下所处的历史节点所激发，在热点时刻得以表达，折射出新闻转型或危机话语中的批判和反思主题，包括新闻改革的停滞、理想主义失落、体制环境不再、新媒体冲击等”。
正是这种复杂的记忆生产背景，导致了很多文本出现夸张化、浪漫化的叙事。如有人认为，杨伟光“既能令权力部门满意又能为一线记者创造职业成长空间”，“一脚踩着中南海，一脚踩着四合院”。
这样的叙事文本的深处，蕴藏的是对职业媒体转型的期待，当然也是新闻职业新的问题域的催化剂。
2. 媒体人遭遇身份认同的危机，社交媒体显示强劲的社会活力
社会变迁是由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多元因素作用的结果，但大多数人都承认“技术酵素”是本轮全球变局的最大酵母。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传统新闻传播的模式和格局，社交媒体重塑了新闻传播活动的边界，新闻传播向社会开放，成为公众的一种日常生活。当新闻传播权向社会公众释放，职业媒体不再垄断新闻的发布，职业媒体人的身份认同出现危机。
哈钦斯委员会认为，增加新闻人的职业认同是提高新闻质量的根本保证。该委员会在新闻自由报告中指出：“新闻界的质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层工作人员的能力和独立性。但是目前，他们的薪酬和声望都低，而且任期不稳定。而在我们看来，足够的报酬、充分的认同和完备的合同，是发展专业人士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为了改善新闻人的社会地位，该委员会呼吁高校、社会、慈善机构和媒体设立资助和奖励，给优秀的采编人员提供必要的经济资助。然而，在“技术酵素”触发的媒体结构调整中，传统媒体已经没有能力维护它的员工的尊严，无法保障员工继续过上体面的生活。在传媒技术和僵化机制的内外挤压下，很多媒体人深感未来充满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新闻业不仅要面对来自内部的越轨者对既有新闻边界或范式的挑战，也要关注大量的新来者所带来的冲击”。
当感受到自己所信奉的新闻价值受到尊重时，媒体人会感到满足、自豪和幸福；当信奉的价值受到漠视或威胁时，媒体人会感到迷茫、落寞或不安全。于是，很多媒体人纷纷选择离开自己的岗位，如秦朔离开《南方窗》，封新城离开《新周刊》，柴静离开央视，闾丘露薇离开凤凰
等等。这些人的离开，“走的是一批人，磨灭的是一个时代”。
媒体人离开自己熟悉的岗位并非是一条理想的自救之路。那些已经成功的传统媒体的精英们，他们在体制内可以享受到体制给予的身份和资源，一旦离开体制他们会丢失掉很多“无形资产”，短期内很难找到有效的身份认同。2020年9月20日，央视前主持人李小萌在个人微博发布了一个47岁生日的视频。视频中李小萌说前几天她刚从自己的背部切除了一个囊肿，当囊肿切除的那一刻她感觉到“好轻松”，认为“之前我是负重前行，从现在开始我就轻装上阵了”。视频中的李小萌竭力给粉丝营造一种自由恬淡、轻松漫游的人生状态，但她的表情、言语分明显示出她的艰辛或不易。她说当她妈妈向她倾诉和爸爸几十年的恩怨时，她内心升起一种界限感，跟妈妈说：“妈妈，我不再有能力管你的事了，这是你们的事，管好自己。”视频中李小萌还说：“当我觉得无助、难过、低落、羞耻等等的时候，我可以坐下来抚摸自己，或者躺下闭上眼睛，跟自己说：这些潮涌会来也会去。”李小萌离开央视沉寂一段时间后，她把精力主要用在青少年教育上，微博成为她推广自己项目的重要渠道。通过李小萌的微博来看，显然李小萌并不是教育专家，无论她如何努力也无法获得央视主播所能获得的光环和荣誉。李小萌的生日视频透露出她转型的艰辛，也表达了她对生命和生活的深切感受，这种感受是一种“代价很大”的生命体验。还有很多转型离开的传统媒体人，如果我们跟踪这些人的生命轨迹，我们会发现他们的人生不同程度地穿插了“转型的艰难”。无论成功、平淡或失败，媒体人转型很难立即找到新的身份认同。
那些离开传统媒体的人生活并不如意，而坚守在传统媒体中的人生活也不轻松。2020年10月30日，南京电视台官方APP上发布了一则推送，“南京广电名嘴主持一场婚礼，到底多少钱？”该文不是一则新闻推送，纯粹是一则商业广告，广告的诉求点是为主持人招揽婚庆业务。在一则推送中集中推销“十名金牌主持”，并且用“到底多少钱”做噱头，表明婚庆已成电视台的重要业务。近些年，我国传统媒体明显处于“退守”状态，严肃新闻、深度报道、有见地的评论越来越少，长篇大论的空洞论述、捕风捉影的八卦新闻多了，传统媒体纷纷跌入泛娱乐化的消费陷阱。陈楚洁指出：“硬新闻在‘后黄金时代’风光不再，这既源于媒体组织的自我调整，也是由于社会对媒体内容消费的变化所致。”
传统媒体面对自媒体的追击，不是坚守专业主义的路线，把新闻做深、把文化做好，而是甘愿顺从娱乐化的潮流，让传统的职业价值、职业精神消融在消费生活的潮流中。
和职业媒体的碌碌无为相对应，社交媒体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活力。2020年新冠疫情加速了世界格局的变化，全球疫情、美国大选、香港事件、台海危机等重大新闻事件，传统媒体刊播的及时可靠的新闻并不多，但社交媒体却充斥着大量的“小道消息”。因为网络管理的力度加大，平台媒体和自媒体人都提高了自我把关意识，APP、微信群、微信圈、微博等都谨慎触及敏感事件。但是在微博评论区、微信留言区却有着大量的信息，如果网民认真细致地翻看评论和留言，一定能够获得很多正规渠道得不到的新闻或观点。那些支离破碎的评论和留言，大多是捕风捉影的信息残片，是盲人摸到的大象身体的局部；每个人提供一点新闻信息，每个人提供一个新闻观点，大家的努力和智慧在评论区聚集，最终能够拼凑出较为清晰的“象的全貌”，提供一些比职业媒体更加全面的新闻信息。站在专业主义、理性主义的视角，职业媒体人可以嘲笑社交媒体的感性取向和非专业行为，但职业媒体的光环再也遮蔽不了社交媒体的信息浪潮。新闻原先是职业媒体人的职业活动，新闻报道尊奉的是客观报道原则，但现在新闻成了公众的日常生活，公众带着情感体验加入新闻实践，传统新闻价值观在公共新闻时代遭受到无情的冲击。
3. 新闻传播开放为一种公共生活，技术酵素引发新闻问题域的重构
俞吾金先生认为，问题域的转换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最初的转换总是从量变开始的，量的积累最终必然导致质变的到来，而质变的标志就是出现了“转换的起始点”（the startingpoint of transformation）。“‘转换的起始点’也就是‘第一问题’的提问方式和解答方式被抛弃，而新的提问方式和解答方式被确立的那个关节点。”
媒介生态的变化是由多元酵素催化的，如技术酵素、制度酵素、文化酵素等等，但技术酵素无疑是媒介生态变化的重要源头，是媒体问题域转换的起始点。“媒介技术及其配置力量的作用，不但表现在微观的媒介形态变化、媒介种类的增加、媒介链的形成等方面，也体现在宏观的媒介结构调整、媒介竞争和媒介场域中优势地位的获得，乃至于媒介与人类文明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等方面。”
技术酵素对新闻传播领域的作用，拆散了新闻传播的专业围墙，使新闻传播逐渐向社会公众开放，新闻传播活动成为公众日常参与的社会生活。
生物发酵是利用生物酵素的作用，崩解原料组织，改造原料细胞，使原料细胞充分释放出生物活性。社会发展也是由社会酵素引发的，社会酵素可以拆解、毁坏传统社会结构，从而让社会酵素在社会结构中充分发挥作用，引领整个社会结构朝向新的方向演变。上个世纪90年代互联网技术进入传媒领域，最初互联网对媒介生态的改造限定在量变范畴，传统新闻机构仍然是新闻场域中的主导力量。进入2010年后社交媒体大面积崛起，职业媒体机构的影响力不断下滑，新媒体成为新闻生态圈中的主角。米尔斯认为社会学的想象力有两个源泉，即“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困扰是具有个体性的私人事务，它与个人的社会交往和生活范围有关，困扰使个体“感到自己珍视的某种价值受到了威胁”。
公共论题超越了个体的局部环境和内心世界，它是社会结构中多数人的公共意见。论题出现时，“公众感到他们所珍视的某种价值受到了威胁”。
在传媒领域，媒体人可以通过“选择离开”来应对“个人困扰”，而媒体机构、职业群体无法整体消失，我们必须要通过话语重构、流程再造，来化解传统新闻价值受到的威胁。
个体困扰、群体窘境需要新闻事业重新面对新的问题域，新旧问题域出现了明显的话语界限。首先，职业新闻的“第一问题”还在，但衍生问题和提问环节、回答环节均发生了变化。“‘第一问题’的旧的提问方式和解答方案被新的提问方式和解答方案所取代。”
“什么是新闻”仍然是新闻传播的第一问题，但媒体机构和媒体人需要回归原点，重新正视和回答这个第一问题。新闻传播原本是媒体人的职业活动，人们的思维惯性自然将“新闻活动”理解为职业媒体人的活动，媒体人之前也无需加“职业”限定词。但现在的“新闻活动”已经演变成一种公共生活，我们在理解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时经常会加上“职业”的标签，以示职业化的新闻机构与生活化的公民新闻是不同状态的“新闻”。新闻的第一问题被继承下来了，但回答的方式和结果出现了变化，新闻的内涵和功能均出现了转向。
其次，“第一问题”提问和回答方式的转变，带来媒体行业的“基本问题”出现系列变化。新闻传播原本拥有规范的生产流程，技术酵素对整个流程进行了改写和再造，职业媒体面对的“基本问题”也出现相应变化。新闻由谁生产，新闻怎样生产，新闻价值如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都需要职业媒体人去回答。传统新闻报道强调客观性、公共性，专业主义曾是媒体人的职业理想，媒体人期望客观、独立、理性地报道新闻。在社交媒体时代，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新闻的生产和消费中，新闻成为公众参与和体验的生活，“专业主义”已经不太符合当前新闻生产的状态。新闻强调客观性，社交媒体新闻则带有强烈的主观性、情感性，情感化的公众既是新闻客观性的杀手，但也是挖掘新闻素材的源泉。后真相时代群众的众筹往往会解构职业媒体的权威。在新冠疫情、美国选举等重大新闻事件中，很多拥有专业采编队伍的职业媒体表现差强人意，但社交媒体中公众的“众筹”则提供了不少所谓的“事实”。当社交媒体的管理逐步升级的时候，微信圈、微博中完整的信息与观点变少，但在各种跟帖、评论中却蕴藏着丰富的信息。你一言我一语的要件拼接，激情的呼吁、愤怒的指责、理性的评论、阴险的挑逗等等，他们融汇的“信息池”“观点池”成为很多人了解事件和观点的来源，当然也给舆论引导提出特别艰巨的任务。
再次，在新闻的内涵、原则和价值之外，职业媒体还需要面对很多生存和发展的“具体问题”。过去媒体的主要职能是发挥社会效益，现在一些媒体将房地产、影院、服务业当作主业，新闻传播退守到“打品牌”的位置，然后利用新闻品牌进入商业经营和资本市场。一些媒体人曾经期望通过市场获得行动自由，认为体制是他们实现新闻理想的外在束缚；当前媒体机构和职业媒体人却渴望得到体制的关照，期望体制能够为他们遮风挡雨。一些媒体简单把自己看成是政务媒体，少数地方的新闻报道完全成为工作总结，新闻的独立性消失在“媒体政务化”之中。
技术酵素的影响不理会传统媒体的焦虑，它绕过了新闻机构、媒体记者和新闻实践，重新定义我们的社会结构、传播模式和治理模式。在新闻问题域中，原有的一些问题因为不适应现有媒介环境而被抛弃；有的问题被继承下来，但回答方式出现了根本变化；有的则是社会发展提出的全新问题。所有问题均需要媒体人创新概念、更新术语去解答。以健康码为例，它涉及卫生、交通、户籍、通信、传播等多个部门，但一家技术公司的APP就绕过了所有的这些部门，实现了公民信息的精准采集和有效使用。像新华社等头部媒体正在对接尖端传媒科技，甚至和荷兰生物研究机构开发生物智能，超前开发场景化、智能化的新闻形态。但媒体的局部探索难以解决现实中的一系列问题，如智能技术对媒体人的围困，一些人感觉成了新闻民工，职业崇高感弱化，身份认同度降低；面对过度娱乐化的传播场域，算法主宰的信息茧房，一些媒体人甚至也跌落其中，他们放弃了对延伸问题的思考，甚至甘愿比公众知道的更少。职业新闻的作为并不取决于时代的给予、体制的馈赠，而是职业新闻机构、职业媒体人的不断努力。回避或悬置基本问题，均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路径。期待传统媒体人能够创新认知视角，重新进入新闻问题域，在坚守和创新中再造新闻事业的崇高和神圣。
现在国内的学术会议越来越多，但真正提交论文的会议越来越少，一些学人将会议当成社交机会和耍嘴皮子的地方。江苏省传媒学科研究生论坛自发起以来，始终将学术交流作为唯一的办会宗旨，坚持要求每个参会的年轻学人必须提交论文，坚持评选优秀论文、颁发优秀论文奖、出版优秀论文成果。第六届论坛我们聚焦“新闻的想象”，期望更多的年轻学人关注新闻、新闻价值和新闻事业。从参会学人提供的论文来看，有的思考了新闻传播与媒介伦理问题，尤其是数据化、智能化时代的新闻伦理、媒介伦理；有的紧跟时代的召唤，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行了探讨，思考了新闻、宣传和舆论等新闻传播中的关键概念；有的探讨了智媒时代的新闻生产流程、社会热点事件的规律，对主流媒体话语、社交媒体情绪、深度报道风格等进行了研究，不一而足。年轻人的学术敏感度高，研究精力充沛，研究话题新潮，他们对新闻传播过程中各种问题的探讨，体现出新一代年轻人学术研究的取向，也体现出他们关于很多新闻话题的价值观，当然这些研究必将成为“新闻问题域”中的新的问题。
学生是学院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学院事业发展的推动力量，学院每一项工作、每一点进步都有很多同学智慧的创造和辛勤的付出。经过连续六届论坛的举办，学院研究生会已经成为一个团结的、战斗的集体。他们组织有力、分工有序，工作推动有章有法、有条不紊。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学生会每年都要换届，但组织论坛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传帮带的机制越来越灵活。看着这帮特别能够战斗的孩子，我们对学院的事业发展充满了信心，也相信这批孩子进入社会一定有更加不俗的表现。第五届论坛的辑刊是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杨健主任帮我们策划编辑的，经过她的辛勤付出和精心编辑，第五届论坛的辑刊成为了我们装帧最好的一本辑刊。第六届论坛的辑刊杨主任继续为我们做贡献，相信在她的努力下，全国的研究生朋友们将会继续看到一本精致、美妙的“新闻的想象”。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骆正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