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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空间大尺度国家，自改革开放后，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符合世界潮流的区域现代化之路。其中，区域间的竞争与合作共同塑造了我国壮阔的现代化空间格局。一方面，“为增长而竞争”成为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动力机制；另一方面，区域合作、协调发展始终构成我国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和动力源泉。区域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后发国家追赶型现代化探索的中国方案的重要内容，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现代化是全球性现象，也是本土性实践。各国以及各国内部不同区域的现代化实践，共同构成世界现代化运动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相对来说，对于后发国家，现代化始终是必须要面对与超越的一个考验。放眼世界，丛林是其本质，弱肉强食是其法则。如果无法征服这一考验，再伟大的文明，再淳朴的人民，也不过是强权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1840年的鸦片战争，标志着具有5000年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告别了自给自足的中央帝国时代，开始了与西方文明冲突与碰撞的现代化之路。现代化的转型困难是如此之大，以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国家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千年未有之危机，也让中国人民得出了一个明确结论，即唯有战胜、驯服现代化怪兽，才能使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
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枪炮声中，我国被强行纳入西方国家主导的现代文明进程之中。这是一条充满曲折和坎坷的道路，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和希望。只有在打破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枷锁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我国的现代化之路才走上了历史的正轨，并吹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为了让现代化之花早日绽放、结果，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在寻求现代化的中国之路上不断前行、探索、试验。对于这一古老文明的现代转向，文明世界不仅没有送来鲜花与掌声，反而处处设置悬崖陷阱与地雷阵。前行如此多艰，道路如此崎岖，也使得现代化的中国之路险象环生、动荡不安，客观上也导致了现代化中国之路上某些探索与试验让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是，即使困难再多、风险再大，中国始终明白，迈向现代化是我们的必然选择。没有现代化，就不会有繁荣富强，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现代化，是一个历经国破家亡、受尽屈辱的民族坚定不移的方向，也是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念所系。
经过鸦片战争之后的百年抗争、百年奋斗、百年探索，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独立自主的人民政权，从此掌握了发展的命运，由此开启自主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全新历史进程。为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到了新境界，积极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制度保障体系，明确指出：“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这一历史进程既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奋斗过程，也是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历史”的探索过程。
现代化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始终如一的战略目标。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现代化事业的轨迹，大致来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致经历了认识论与实践论上的三个阶段：
一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艰难探索阶段。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次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是现代化，其主要内容为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方面，这就是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四个现代化”的最早版本。两年之后的1956年，这一战略目标被列入党的八大所通过的党章中，并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孜孜以求、薪火相传的百年奋斗目标。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
1964年12月21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改革开放前我国现代化战略的“两步走”构想：第一步，用15年的时间，即到1980年，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0世纪末，全面实现现代化，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正如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讲的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周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出来的。”
二是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八大前的飞速发展阶段。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委会代表团时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五十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七十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
同年12月6日，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邓小平进一步丰富了这一原型思想的内涵，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
1982年8月，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时，他指出：“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级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情况就比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一个新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1984年10月，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邓小平再次对这一战略进行了肯定：“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
1987年8月，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他再次将“第三步走”战略置于国际比较的视野中，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同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把这一设想明确为：“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三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新征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奋斗目标。其中，“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关键一步。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二〇二〇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两大战略目标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更高的战略目标，即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第三个重大战略目标，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高阶段，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突出表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成果。
客观地看，现代化之路在中国的成功，植根于我们探索出一套正确的现代化战略。自新中国成立起，在现代化战略选择上，就针对大尺度统一主权国家的现实国情，采取了非均衡发展战略。改革前，非均衡战略的核心集中于不同领域发展次序的安排，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改革后，非均衡战略沿着领域与地域两个层面展开：在领域层面，开始强调轻工业、民生产业的发展；在地域层面，按照东中西部划分，集中资源优势发展东部地区。
现代化之路的非均衡发展，也在以省为单位或都市圈为单位的不同地域发展中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其中，沿海沿江地区是中国现代化的策源地与始发地，也是区域现代化研究关注的主要区位。关于区域现代化研究的意义，张朋园指出：第一，中国有广大的幅员，传统背景与现代化的关系复杂，在甲地某种传统是助力，在乙地则可能变成了阻力；由于区域的不同，人的性格也有区别，从而“民族性”也非如有人认为的全然不利于现代化。第二，西方的冲击迫使中国不得不变而且必须及时求变，但西方文化和外商、外国投资的影响，在不同区域不尽相同。
胡福明等人通过对苏南现代化的跟踪研究与实证分析，比较全面、系统地揭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内涵和主要特征，并分析指出了由发达地区超前实现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地区性和阶段性。
2001年，汝信等人以跨学科的视角来透视20年来苏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历史过程与最新进展，他们认为，在世纪之交，苏南的小城镇发展又到一个历史性关头，迫切需要从战略的高度重新考虑小城镇下一步发展的进路。换句话说，只有把小城镇的发展纳入城市化的历史大趋势，才能理清其基本的发展思路。为此，他们明确提出苏南现代化进入了“以城市化为主导的苏南现代化新阶段”。
张建英、朱炳元等人基于新政治经济学维度的分析表明，30年来苏南现代化进程所取得的成就并不符合正统经济学和政治学的逻辑。
2013年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以来，江苏积极推进苏南现代化先行探索，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大多数指标已达标或接近达标。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区，以广东为主体的珠三角的区域现代化实践是人们关注的另一个热点区域。肖海鹏认为，广东现代化动力应该从依靠单一的政府力量向依靠广泛的社会民间力量转换，而要成功实现现代化推动力从政府向民间转换，很重要的一点是政府要为民间现代化推动力量的成长创造良好的发育条件和提供充足的发展空间，包括：政策扶持民营资本、民营企业、民间自治组织、企业家群体、社会中产阶层等民间要素的成长；在法律上保障各种舆论监督机制、利益表达机制、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等等。
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广东课题组深入广东省10个地市进行调查研究，总结了党的十七大以来广东贯彻科学发展观、发展战略转移、转变发展方式和重构发展动力的基本实践和经验，分析了广东在新时期面临的国内外条件，提出了面向2020年的发展战略、方式和动力的选择，并归纳了广东经验对于我国未来发展的全局意义；从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城乡统筹、开放型经济发展和粤港澳一体化四个主题来总结广东经验，破解未来发展难题。根据研究测算，2020年广东人均GDP将达到16887美元，城市化率将超过76%。这意味着广东将于2020年成功进入高收入阶段，在我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可以说，面对历史与现实条件的制约，正是依托于非均衡区域现代化战略，作为大尺度统一主权的后发国家的中国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主权独立是中国后发区域现代化能够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主权，意味着在实施现代化战略时的自主性与独立性。纵向地看，1949年之前，现代化中国之路之所以步履维艰，就在于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来自外部的干扰，随时都可以打断现代化战略的连续性。横向地看，全球范围内后发国家之所以在现代化道路上纷纷折戟，原因同样在于主权的缺失。无论是拉美债务危机，还是东南亚金融危机，抑或是非洲的低水平发展陷阱，都与各自民族国家无法稳定、连续、独立地推进现代化战略有关。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运用经济、政治甚至军事手段，干涉、阻断后发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纵观传统西方发达国家和日韩等后发工业化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有共性的经验，也有特色的道路，虽然信奉市场经济的制度和体制，但在发展的过程中都刻下了国家和政府的烙印。改革开放以来，在追赶现代化的道路上，我国也形成了总体上坚持社会主义目标下的政府主导型现代化模式。这一模式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受各地区自身的经济基础、文化传统、商业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也在共性经验的基础上出现了各具地域特色的现代化发展方式，主要有由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与发展的江苏模式、以市场形成为主的内生型发展的浙江模式、由政府推动高定位的大都市发展的上海模式，以及表现为制度与开放超前领先型发展的广东模式。
位处长三角的苏浙沪以及位处珠三角的广东，是我国东部率先发展的代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视察沪苏浙粤或出席其他重要场合时，都明确提到这些地区要通过率先发展，带动其他地区实现共同富裕。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东部地区要继续加快发展，有条件的地方应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其中，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从20世纪90年代起即开始了对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作为一个国家层面上的整体规划区域，2010年国务院批准实施《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18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进口博览会上明确提出，把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大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时代。展望未来，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省级层面的区域现代化实践，其共性的目标与路径，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新时代，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启示人们，在开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中，依然要高度重视区域问题，正确处理区域问题，在向更高层次区域协调发展的前提下，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遵循区域现实差异，继续发挥部分地区先行先试的样本作用与示范功能。
当前，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只有在“第一个百年”顺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才能为在“第二个百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筑牢根基。在这一承前启后的历史交汇期，我国既面临小康攻坚“啃硬骨头”的考验，也面临高质量构建现代化新动能的挑战。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的机遇与挑战，江苏有条件也有必要在遵循现代化区域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围绕国家使命与国家战略的重点难点进行率先突破。为此，应该注意的问题有：
一是妥善运用非均衡发展规律。从全国现代化和区域现代化的关系看，全国现代化需要区域现代化的带动和引领，以先发地区带动后发地区，构筑起各地区逐次迈向现代化的全景图。像我国这样一个地区差异巨大的大国，让各地区同步迈入现代化并不现实，必然要以若干地区的先行突破为起点，以区域现代化的先行探索带动全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无论是改革前基于国防与安全需要对中西部三线地区的开发，还是改革后对东部沿海区域的优先发展，都是国家根据形势变化与资源条件实施的非均衡战略的具体表现。
二是妥善处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作为一个统一主权大国，区域间、行业间差异极大，而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又有不同的任务。为此，需要运用国家力量，统筹安排各个区域、行业与整体的利益关系，部分区域、行业先行发展，而其他区域、行业要予以支持。如，改革开放后，中西部地区对东部沿海地区在资源、人力等方面的支持；为了顾全大局，改革开放之初国防事业做出的暂时性压缩，优先推动城市的现代化，等等。但是，当先行区域达到一定水平后，同样要反馈后发区域、行业，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协调发展的总体现代化目标。
三是坚持先发引领、区域联动。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统一主权大国来说，在现代化事业中，实施的是赶超型现代化。要想赶超，就必须要有部分地区、部分行业进行引领性发展、探索性发展，如国家就明确要求江苏等东部发达地区承担起“为全国现代化探路”的责任。通过引领性发展、探索性发展，为全国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样本与经验。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江苏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为全国发展探路是中央对江苏的一贯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先后在乡镇企业、开放型经济、开发区经济、城乡一体化、区域协调等重大领域开展探索，不仅锻造了推动自身发展的强大引擎，也为全国发展贡献了江苏经验和江苏智慧。
四是坚持重点突破与整体提升。要想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水平，必须要推动部分区域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进行突破性发展，为整体提升提供方向，而整体提升反过来又为重点突破提供殷实基础。江苏具有区域综合创新能力全国领先、实体经济发达、现代产业体系健全、工匠精神深厚等综合优势，有条件培育一批世界级、现代化的创新集群、产业集群、企业集群，厚植区域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关键核心技术是后发国家或地区建设现代化事业的命门，是政治、经济、国防安全的支柱，也是独立自主公平公正参与国际产业分工、贸易往来的根基与底气所在。作为科教重地、制造大省，江苏有责任、有义务、有能力在攻克、掌握核心技术方面勇挑重担，为国争光。正如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所指出的：“中国制造看江苏，建设自主可控的先进制造业体系，我们必须有所作为。”咬定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与突破不动摇，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全力以赴，锻造自主可控先进制造业体系的江苏之魂，为国家政治、经济与国防安全做出江苏贡献，才能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江苏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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