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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著名历史学家、当代中国现代化理论与比较现代化进程研究的主要开创者，罗荣渠先生首先提出了“一元多线”的现代化史观，认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是经济力的变革。他由此而划分出人类宏观历史演进的三大时代：采集—渔猎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一元性是社会发展的共性，多线性是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两者在特定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共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从宏观历史看，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发展，并不是划一的、同步的。即使是同一区域（西方），各民族也不是按同一顺序或大致相同的时间迈向下一梯级的。有的民族也许会跨越某一中间梯级（如俄国跨越奴隶制），而个别民族则长期在原地踏步不前（如比利牛斯山区民族）。同时历史梯级的上升运动也不是直线的、有进无退，而是有进有退，进进退退，弯弯曲曲，只是在总体上是向一个方向前进罢了。
诚然，从现代化的区域与全球空间关系上看，现代化确实如此，但是，在迈向全球现代化的“世界历史”中，“区域”并没有彻底隐退，恰恰相反，“区域”始终是影响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单元，并在迈向全球现代化的历史洪流中顽强地表现出自身的规律性。纵观二战后70多年的全球民族国家现代化历程可以发现，对于后发国家来说，真正能够成功跻身现代化行列的国家少之又少。如果排除了以欧佩克为主的石油能源国家，那么，符合条件的成功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更是少之又少：作为一个大洲的南美洲、非洲，基本上整体性地陷入现代化的低水平陷阱中无法自拔。略好一些的是亚洲，但是，真正进入现代化行列的，也就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历史与现实再次表明，对于后发国家来说，现代化之路是如此坎坷，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道路，有的只是区域性民族国家基于自身客观情况的因时而变、因地制宜的选择，区域性是全球现代化迈不过去的一道门槛。
理解现代化的区域规律，首先要理解作为一种空间尺度的“区域”概念。作为一个标识万物存在的坐标，空间有多重表现形态，既有抽象的空间坐标，如经纬线，又有具象的空间实体，如有形的自然地貌、山川河流等。其中，区域同样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基本的空间表现形态。如，在地理学中，“区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物质内容，有着明确的边界，包括自然、人文、经济区域。显然，在现代科学话语中，“区域”并非一个纯粹的自然现象，相反，它已经打上了深深的经济社会的烙印。其实，“区域”概念的社会性，也同样体现在汉语中。作为一个独立概念的“区域”，最早可见于《周礼·地官·序官》中的“廛人”。郑玄注曰：“廛，民居区域之称。”晋代的潘岳在《为贾谧作赠陆机》中曾言：“芒芒九有，区域以分。”清代的陈康祺在《郎潜纪闻》卷三中也指出：“咨其风土，考其区域。”区域概念的社会性，至少体现在四个层面：
一是区域的空间范围是不确定的。与诸如各种山川河流、行政区划不同，区域没有固定的明确的边界。这就意味着，作为一个空间概念的“区域”，在空间范围尺度上可大可小：自成一体的五大洲是一个区域，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区域，不同国家的省、州是一个区域，甚至最小的自然村也是一个区域。
二是区域的划定有着内在的机理。尽管作为一个空间概念的“区域”，在尺度范围上充满不确定性，但是，这并非是说区域是任意的，并非随便在地图上画一下就是一个区域。恰恰相反，作为一个空间单位的区域，有着自身的机理与共性：或是区域内自然地理环境的相似，或是历史文化的相近，或是经济发展水平的相近……换言之，即总有一个维系区域内不同族群的最大公约数存在。
三是现代化意义上的“区域”概念，主要指涉的是后发国家或地区。我们知道，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的现代化，先发国家已经实现，对于他们来说，不存在区域现代化问题。故，民族国家层面的“区域”概念，又是特指的。
四是基于我国实践的区域现代化，“区域”概念又有中国特色。即，作为民族国家范围内的下一个层级的空间单位，我国边界内的区域又是具体的。特别是，随着40多年的改革开放，现代化意义上的“区域”概念，基本接近约定俗成，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东北、华北、西南，等等。
在“区域”概念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形成对“区域现代化”的概念化认知：区域现代化既有普遍意义，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知识社会转型的持续的世界历史变革过程”；又有特殊意义，即，在民族国家的地域现代化实践中，自成一体的具有同质性的人文地理共性的区域，所展开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转型过程。
理解了“区域”与“区域现代化”概念，我们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区域规律及其表现也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可以发现，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形态与实践状态，区域性的存在有着自身的深刻根源。一是源自于现代化逻辑起点与行动逻辑上的非同步性。我们说，自其起步那一天开始，现代化就是从部分区域、少数族群中发展起来的，此后，才如星星之火一样，扩展到全球各个角落。这既是现代化区域性的逻辑起点，也是现代化区域性的客观结果。二是源自于现代化是一个强制性的历史过程。我们说，现代化就其原点而言是部分国家、少数族群在人类进化中的突变，但是，这一突变后的部分国家、少数族群在掌握了经济、军事优势后，试图把这种突变引入到其所能触及的每一个民族国家中去。历史是有惯性的。突如其来的现代化冲击，中断了其他文明演进的自主性，在接轨现代化的历程中，出现了种种民族心理与生理的适应不良。三是源自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受区域资源要素禀赋、经济发展程度、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等差异的影响，在迈向现代化的总潮流中，各个区域起点不同、态度不同、基础不同、路径不同，都会导致现代化实践结果的差异性。这既是全球尺度下的客观历程，也是民族国家内部的真实状态。
现代化是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进过程，是上溯至文艺复兴、肇始于工业革命、扩展于全球化进程的世界性运动。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与发展规律看，现代化发展呈现出显著的不平衡、不同步特征，一个国家的部分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推进全国现代化，是先发现代化国家带有共性特征的做法。
客观地看，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现代化总是首先在一定的区域范围率先突破，然后逐渐扩展，进而带动其他地区的现代化。可以说，现代化区域发展不平衡规律是先发国家的共性经验。由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率先开启现代化进程、肩负全国现代化核心区职责，是主要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英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心主要集中在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等城市。其中，曼彻斯特是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发祥地；伯明翰作为英国国内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国际化城市，是英国最早的重工业中心城市，被称为英国的“煤都”，为其他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能源供应，因而其机器制造业相当发达；利物浦作为英国著名工商业城市和英国第二大商业港口，对外贸易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左右。这些地区的率先发展，形成了现代化的巨大张力，并逐步带动了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又如，德国的现代化是从发展重化工业起步的，代表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制造业和具有现代化特征的城市主要集中在莱茵—鲁尔地区。这一地区交通便利，煤炭资源丰富，国土面积占德国的3.6%，人口占德国的12.6%，却生产了德国80%的硬煤、90%的焦炭、60%的钢铁和35%的炼油量，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一度成为“德国工业的心脏”。再如，早期美国承接英国现代化力量扩散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紧邻大西洋沿岸的“波士顿—纽约—华盛顿”一带，是全球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美国规模最大的制造业生产基地、美国贸易量最大的商业中心。20世纪初，美国经济重心开始向匹兹堡、底特律等中西部城市转移。其中，匹兹堡曾是美国著名的钢铁工业城市，有“世界钢都”之称；底特律曾是辉煌的工业城市，有“汽车之城”美誉。从20世纪中期开始，美国再次形成了新的经济中心，太平洋沿岸的洛杉矶、达拉斯、休斯敦等城市依靠信息产业和航空航天产业逐步兴起。日本的现代化发展历程同样体现出区域发展的不同步性，由于国土资源紧张，全国的经济重心主要集中在东京、名古屋、京都、大阪等太平洋沿岸城市，该区域经济总量占全国的80%以上，成为推动日本现代化的标志性地区。
现代化的区域率先及其不断扩散，也是胡福明观察到的一个重要现象，在现代化的“四道黄金海岸线”现象中，他指出：“英国工业技术飘过英吉利海峡，在欧洲海岸登陆并扩散，使欧洲沿海国家率先工业化，并与欧洲大陆的民主化、多元文化融合成现代化的历史雏形，在世界的西方竖起第一道现代化黄金海岸线。随后，欧洲工业技术横渡大西洋在哥伦布发现的美洲新大陆上落地生根，从而在大西洋的美洲新大陆很快竖起又一道现代化黄金海岸线，其主体就是美国、加拿大的东海岸。美、加在东部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后，为实现国家整体现代化，由政府制定优惠政策推动开发西部太平洋海岸，很快又在太平洋东岸竖起第三道现代化黄金海岸线。由是，在20世纪，美国代替英国，成为全球的第二个世界工厂。在太平洋的西岸，也就是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这是世界上第四道黄金海岸线，其现代化的光芒正越来越显得绚丽光彩，世人都注视着这里有望成为全球的第三个世界工厂。”
这一基于全球或大国经济发展的宏观现象所作的总结，再次为人们提供了审视现代化的区域视角。
作为一个空间概念的“区域”，绝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范畴，相反，它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是数千年经济、社会、文化与历史的载体。这就意味着，基于区域性基础上的现代化之路，既要受到现代化普遍规律的制约，同时也要受到所在区域自身特殊的经济地理、空间区位、人文传统的影响。现代化区域发展不平衡规律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状。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大尺度空间主权国家来说，在以省级为空间单元的小尺度区域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具有逻辑与现实的必然性：
首先，国家层面的现代化建设行动必须得到地方政府的积极响应和参与，只有地方高度发挥主动性和参与性，国家现代化的方针、政策才能真正得到全面落实。因此，如果没有一个个具体的空间尺度较小区域的地方政府的现代化行动和努力，那么，就无法汇集为国家层面的现代化结果。
其次，只有把国家层面的各项现代化任务通过指标体系分解、落实到地方政府并加以考核，才能实现国家层面的现代化建设任务。市场取向和分权改革已在我国的宏观经济体系中成功塑造了一个“为增长而竞争”的新的利益主体，即地方政府。要在尊重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行为特点和行为取向的集成上，才能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性，实现国家层面的现代化整体宏伟目标。
再次，在不平衡发展规律的驱动下，东部沿海地区等空间尺度较小的区域已经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例如，苏州2010年人均GDP为1.5万美元，而昆山超过3万美元，与香港相当。这意味着，昆山可以为江苏乃至全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样本和现实模式。
最后，空间尺度较小区域的率先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判断之间并不存在逻辑上的矛盾。我国现代化的整体发展目标是，到建党100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的殷实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整体发展目标并不排斥在发展进程中，某些资源禀赋较好、制度创新领先、发展势头良好的地区可以走在“雁行发展”序列的前列，成为其他地区基本现代化的模本和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