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作为一种世界性潮流，现代化缘起于15—16世纪西欧的大航海时代与文艺复兴推动，先后历经了商业/贸易化到工业革命/政治革命两个阶段，并借助于帝国武力加持下的殖民化而扩展到世界各地，进而形成全球现代化的历史洪流，直至今天，构成了当今世界所有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最不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
。1978年的改革开放，让我国也开始了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的社会变革。经过40余年筚路蓝缕，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呈现出自身的鲜明特色，那就是区域不平衡性。作为后发国家，追赶型现代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就设定的百年目标。改革开放赋予了向这一目标前行的最强动力。在全国各地“为增长而竞争”的区域现代化锦标赛中，苏南地区一路率先，在高度压缩的时空约束下，谱写了一个小尺度空间范围内赶超型现代化的苏南之路，为全省乃至全国的现代化提供了自身的经验与样本。
自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启现代化的大门之后，伴随着现代生产方式、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的变革，现代化也在不断改变自己的形式，并不断丰富自身的内涵和拓展自身的外延。我们知道，空间与时间为人类社会提供了社会行动的方位性坐标。空间是横向的，赋予存在以宽度；而时间是纵向的，赋予存在以厚度。两者互为参照、彼此交织，共同呈现出存在的稳定性与立体性。对于这一点，福柯曾断言：世界更可能是一个点与点之间的相互连接、团与团之间相互缠绕的风格。
在此，时间之于人们的意义在于，生活就在时间之中，没有时间，也就没有生活。
时间绵延不断，积淀着对过去的感情，又内蕴着对未来的期望。
在漫长的时间轴线中，先发地区的现代性逐渐成为后发地区现代化的标杆。始于1500年的全球现代化，站在世界史的视角上，从时间轴纵向来看，也是一个大国相继更替的历史。从商业化时代的海权强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再到工业化时代的现代化新王者——英国、德国、美国等，以及后现代社会中形成的全球范围内的“一超”——美国。在大国争霸、更迭中，具有历史转向意义的是英国和荷兰的海上霸权之争。经过漫长的拉锯战，最终英国取得了胜利。这一胜利，与其说是英国的军事胜利，不如说是其现代化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胜利。作为海上马车夫，荷兰主要是靠商业崛起的，特别是汲取了地理大发现下大航海时代全球贸易的红利；而作为日不落帝国，英国的崛起则依赖于其工业。英国取代荷兰，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就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动力从商业向工业切换的一次伟大转变。
纵观历史，理解现代化，首先需要理解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说，现代性也是一个具有穿透性的共性趋势，是不同地域、不同阶段国家或地区的未来时。这一具有穿透性的共性趋势，在客观上也构成了现代化的线性基础，即，无论现代化在实际的演进中经历了多少曲折，但其方向是始终如一的。
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最重要的领域，也为现代化提供了不竭动力。阿瑟·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借助于乡村农业部门与城市工业部门的二分法概念，以发展中国家为对象，他指出，相对于工业部门，农业部门存在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其边际生产率为零。农业部门中劳动力的绝对过剩，意味着即使在低工资的条件下，只要相对于农业部门有更高的劳动回报，那么，工业部门就可以得到近乎无限制的劳动力供给。与此类似，Ⅰ.罗伯逊同样在前工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比较中审视现代化，他认为：“现代化就是在前工业社会中引入工业化的生产方式而产生的经济变迁和社会变迁过程。随着不发达国家对先进的工业国家所建立的模式的纷纷仿效，现代化过程目前正在席卷着整个世界。”
1960年，经济史学家、发展经济学先驱之一沃尔特·罗斯托站在阶段论的立场上，首次刻画出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过程中经济现代化的主要阶段性分期。与马克思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六阶段论相对应，他提出了经济现代化的六大阶段：一是传统社会阶段。典型特征是不存在现代科学技术，生产主要依靠手工劳动，农业居于首要地位，消费水平很低。二是起飞前提条件阶段。典型特征是科学知识开始在工农业生产中发挥作用，作为现代服务业核心的金融业也开始发展，人均实际收入进入缓慢增长阶段。英国是历史上第一个为起飞阶段创造充分前提条件的国家。三是起飞阶段。典型特征是社会发展总体性地告别停滞状态，进入到普遍性增长轨道中。从资本积累指标看，要占国民收入的10%以上；从产业结构看，要有能够带动起飞的主导部门；从制度变革看，与新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制度正在逐渐浮现；从城乡关系看，城市化开始启动，人均收入开始进入较快提高时期。从发达经济体走过的轨迹看，起飞阶段需要消耗的时间大致为30年左右，这通常是民族国家工业革命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四是走向成熟阶段。典型特征是铁路、建筑、钢铁、通用机械、采矿设备、化工设备、电力工业和造船工业等部门成为新的主要产业部门，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对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看，这一周期大概持续了40年。五是大众高消费阶段。典型特征是主导部门转向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即由重工业化阶段进入到以民生为导向的轻工业化主导阶段，与此同时，用于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的资源也越来越多。六是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典型特征是主导性部门再次发生变化，由工业主导社会进入服务业主导社会阶段，教育、卫生保健、文化娱乐、市政建设、环境保护等部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S.N.艾森斯塔特教授为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是新功能主义与现代化理论的国际知名专家。在经典现代化理论中，传统与现代是一对矛盾范畴，二者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似乎现代就是否定传统、告别传统。对于学术界的这一倾向，艾森斯塔特试图重新寻找传统与现代的连接点。借助于对中国经验的考察与反思，他重新定位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开拓了现代化研究的“传统”再发现之路。在他看来，现代化并不是要消灭传统，也不可能消灭传统，相反，探讨的主题或者问题应该是如何让传统适应或顺应现代化，即让传统为现代化所吸收和整合。如果衔接与转化得当，那么，传统不但不会成为现代化的阻力，反而本身就构成了现代性的一部分，为现代化提供文化正当性。为此，他以中国经验为对象，把中国对现代化的反应分成三期：晚清或帝国时期；民国或后帝国时期，共和国或共产主义政体时期。在他看来，晚清或帝国时期中国对现代化的反应还是传统主义的；到了民国或后帝国时期，中国对现代化的反应则具有了新传统主义的色彩；共和国时期的中国对现代化的反应，虽并非新传统主义的，但“以自己的特有方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取向，并在很大程度上为这种传统所影响”
。
1960年在日本举行的“箱根会议”是一场关于现代化研究的大规模跨学科国际学术会议，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领域的学者。会议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形成了关于现代化概念的国际学界共识，提出了八条判断标准，包括：一是人口相对高度地集中于城市和整个社会不断上升的城市向心趋势；二是较高程度的无生命动力能源的利用，商品流通和服务设施的增长；三是社会成员大范围的相互交流，以及这些成员对经济和政治事务的广泛参与；四是公社性和世袭性集团的普遍瓦解，以及通过这一瓦解在社会中造成更大程度的个人社会流动性和更加多样化的个人活动领域；五是通过个人对其环境的世俗性和日益科学性的选择，广泛地普及文化和知识；六是一个延展和渗透的大众传播系统；七是存在大规模的诸如政府、商业、工业等社会制度，以及成长中的这些制度的官僚管理组织；八是在一个单元（如国家）扩展之下大量人口不断趋向统一性和在一些单元（如国际关系）扩展之下日益增长的相互影响。
“箱根模式”反映了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程，尤其是代表了日本的现代化历程。
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西里尔·E.布莱克教授是一位国际赫赫有名的世界史学家，1966年他用10项指标分别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流动水平的角度大体揭示“前现代化社会”向“高度现代化社会”转变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以表征社会发展的差距。他认为，“现代功能对传统体制的冲击就是现代化进程的核心”
。关于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关系，他指出，“现代性”（modernity）就是“用于描述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最先进国家的共同特征”；而“现代化”（modernization）就是“用于描述这些国家获得这些特征的过程”。
“最好把现代化看作是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一种过程”，“我们从国际环境、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及经济增长、社会整合、知识和教育这五个方面来考察各种变化，力求绘出一幅完整地描绘这种相互关联、多向转变的图像；这些主题提供了一种框架，它使我们能够以一种宽泛而系统的方式去考察现代化文献所提出的许多重要问题”。
英格尔斯是美国社会学家，世界最著名的现代化研究专家之一。在对6个发展中国家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他系统地提出了关于现代化的11个评价指标和标准。这一现代化指标体系具有简明、可测、数据容易获得、度量比较直接等特点，受到许多统计工作者的青睐，其现代化指标见表1.1。
表1.1 英格尔斯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1970年）
人类社会是具有空间与时间属性的场域。时间赋予了人类的历时向度，而空间则赋予了人类的区位向度。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作为历时向度的时间，成为叙述人类故事的共性中轴；而作为区位向度的空间，却在叙述人类故事中成为个性因素。在同一时间截面下，人类存在的空间差异极为显著：无论是早期的原始人类、古典文明时代，还是现当代社会，人类族群的差异化打上了深深的空间烙印。空间性，既是一种自然地理属性，又是一种社会人文属性。
作为自然地理属性的空间性，其表现形态、外部特征受当地的自然资源、地形地貌、山川河流、气候气象等因素制约。作为社会人文属性的空间性，受进化历程中各种自然地理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文化体系与不同阶段的发展水平。人类是时间动物，更是空间动物。正是空间的殊异，形塑了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形态。在此，空间的具象表现形态就是区域，从某种程度上说，空间性即是区域性。人类社会的空间差异，即是人类社会的区域差异。
前现代社会的相互隔绝、互不往来、各自发展的格局，随着全球化的来临而被消融，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在人类文明进化的总体历程中，西欧各国率先突变，先是借助地理大发现打破了文明的空间障碍，接着又借助工业革命开启了对人类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全面改造。继之，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区域内部的空间形态也开始了深刻变革与自我重组，城市成为时代宠儿，人类社会进入了城市化时代。至此，作为现代化的两大核心动力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开始共同谱写人类社会新时代。新的社会发展动力机制，催生了新的社会发展逻辑。与传统社会固守一方不同，自其开启的那一天起，现代化就雄心勃勃，以征服世界为己任。换言之，就空间属性而言，现代化就是要把孤立的、碎片化的、相互隔绝的区域，改造为一体化的、相互联系的、彼此往来的全球。历史地看，作为一个不断演进和嬗变的社会历史进程，现代化伴随着现代生产方式、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的变革而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并竭力试图开启人类社会同构化的新时代。但是，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人类现代化，其在全球性宏观进程的尺度上，并非是同步的、整齐划一的，相反，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此起彼伏、接续不断的区域现代化的宏伟图景。作为现代化的发源地，英国、法国、美国率先启动现代化，德国和日本等国紧随其后。经过数百年的累积，现代化终于扩展到全球各个角落，每一个民族国家都难以在全球现代化的洪流中独善其身。然而，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现象的现代化，依然无法摆脱厚重的区域性：不仅不同民族国家在现代化的发展水平上差异悬殊，而且其在现代化进程的时间轴线上，也呈现出起点不同、路径不同、结果不同的鲜明特征。
对于时间向度下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线性现代化进程，人们有着基本的共识，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趋势，是无法避免的洪流。但是，当我们把视野从时间向度转向空间向度，代之以区域视角时，问题就开始变得极其复杂了。就全球范围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实践效果来看，基于经典现代化理论指导下的发展道路并没有像该理论允诺的那样，给后发国家带来光明前景，恰恰相反，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之后，绝大多数国家依然处于初级现代化阶段，不仅没有实现经济繁荣，反而造成了社会动荡。现实推动着人们不断对经典现代化理论进行反思，并由此提出了新的现代化理论解释。
经典现代化理论，主要是以先发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为研究对象，并在此基础上归纳经验、抽象理论。在线性现代化假定下，学者们天真地认为，只要重复先发国家走过的道路，那么后发国家就同样能走上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为此，他们试图把发达国家的经验嫁接到后发国家身上。然而，南橘北枳，理论与现实总是存在巨大张力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在后发国家中的适用不可避免地遭遇了水土不服问题。
新的现实困境呼唤新的理论解释，被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应运而生。这一理论以拉丁美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和帝国主义理论资源，站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框架内研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的原因。他们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分为“中心—边缘”两个层次，借助于这一地理政治学概念，他们认为，在传统资本主义体系中，工业化总是集中在中心区，边缘区只能扮演被动、从属的角色。在资本主义“中心—边缘”的全球分工下，后发国家始终处于依附性增长的地位，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落后困境。在他们看来，第三世界的落后，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剥削造成的，是依附的结果。如果第三世界要想获得发展，就必须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中心“脱钩”。
依附理论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运行角度解释了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的根源，赋予了全球现代化的区域视角，并以之为变量，分析其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根源。
随着认知的深化，区域视角下的依附理论本身也进行了分化。
巴西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提出了“内部结构”依附论，试图调和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的内因和外因。针对以日本为代表的战后东亚国家腾飞的发展现实，阿根廷学者费尔南多·卡尔多索和智利学者恩佐·法莱托提出了“联系性”依附论，日本学者渡边利夫则提出了“从依附到自主”的理论，以之来解释东亚奇迹。
多样化的全球现实催生了多样化的理论。在战后的黄金岁月里，真正能够进入发展轨道的国家或地区非常少。为此，依附理论的激进派——阿明的“脱钩”与“自立”的依附理论，主要是提出了“世界市场的联系性分离或隔离”理论和“区域内部的整合性发展”理论。
其中，“依附理论”的最早提出者之一贡德·弗兰克走得最远，他由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宗主—卫星”论，走向完全否定有所谓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无形之中把“依附论”也取消了，而以康德拉捷夫周期论取而代之。
世界体系理论是区域视角下的另一个现代化理论，由刚刚去世的著名历史学家沃勒斯坦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
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地形成的部族、种族、民族和民族国家，总是在相互联系而不是在孤立中演化和发展，因而，总是形成一定的“世界性体系”。在16世纪以前表现为一些“世界性帝国”，而此后则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进而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现代世界体系”，现代世界体系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世界体系呈现“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特征；世界体系的演变具有周期性；阶级利益需要在世界体系的层次上去理解；世界体系的前景是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成，一方面是“中心—边缘”关系支配的世界经济体，另一方面是主权国家联动的政治结构。像所有的历史体系一样，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体系，其持续期也是有限的，当其长期趋势达到某一点，以致体系的起伏波动变得充分宽泛而无规则，不能保证该体系制度机构的活力更新时，它将走向终结。一旦达到这一点，就会产生分岔点，经过一段混沌的过渡时期，这个体系将被一个或多个其他体系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将被取代。
经典现代化理论本质上是一种线性现代化理论，为人们勾勒了现代化的目标愿景与行动路线，然而，在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中，这一理论遭遇了现实的无情嘲讽：站在21世纪的门口，能够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少之又少。除了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以及部分资源型国家在人均财富上达到现代化要求外，全球范围内只有东亚的韩国、新加坡等几个小尺度国家或地区成功现代化，还从未出现一个统一大尺度独立主权国家后发现代化的成功案例。自20世纪50年代，在亚非拉地区取得民族独立后的国家，历经70余年的探索，成功者依然屈指可数，现代化依然是他们的使命与希望。
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现实困境从另一个角度向人们解释了后发追赶型国家的现代化困境。源自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依附理论，从多个维度、多个层面解释了后发国家现代化之路难以成功的原因。无疑，相关解释为人们提供了无限的启示。然而，相关学者提出的方案，无论是温和型还是激进型，都无法解决后发国家面临的问题。温和型的症结在于，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依附是决定性的，从根本上决定了后发国家的路径依赖，使之无法走出全球分工下的依附处境。激进派的问题在于，在这个全球互联的时代，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并不能实现自主发展，反而会导致自身被这一体系进一步边缘化，成为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
高度时空压缩下的后发国家现代化困境几乎没有破局的案例，直到改革开放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成就，才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借助于新的非均衡战略，叠加上改革开放的时代红利，我国成功走出了后发国家追赶型现代化的新路径。独立、完整主权下的治权大创新，由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的转型，调动了包括苏南等地区在内的地方积极性，也使之展现出强大生命力，成为后发国家内部小尺度区域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典型与样本，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