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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创新日益成为应对旧的增长动能衰减以及新动能培育的关键。然而，创新一方面面临着技术的复杂性和风险性，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市场的不确定性，任何组织和个人难以获取创新所需的全部资源。由此，突破组织界限，将各类创新资源和要素有机整合协同来实现创新成为必需。在此过程中，创新主体如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服务机构如政府部门、中介组织和金融机构，创新要素如企业家、人才，以及创新环境如经济、政策、文化等，交织互动逐渐形成了多元协同、动态平衡的创新生态。
从理论上看，区域创新生态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区域创新系统的界定，与区域创新体系相比，更加强调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创新活动主体以及辅助系统之间物质、能量和信息流动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系统。
可见，创新生态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
苏南的创新生态由苏南区域创新系统发展而来。在苏南创新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即创新不是某个主体单独行动的结果，而是各种多元化主体、要素、环境等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苏南的区域创新不仅仅是创新资源和要素的构成和配置，还更多地涉及通过参与创新的主体之间的协同来提升创新资源要素的能力和效率，即通过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中介组织等不同的功能的主体和机构的协同推进，促进不同要素资源优化配置，实现要素资源应用的效率提升，有机协同推动经济增长，进而推动苏南现代化的发展。可以说，苏南创新生态是在苏南这一特定地理空间内和一定的时间范围内，通过互动行为逐渐形成的或松散、或紧密的社会网络关系的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为核心，与地方政府和科技金融、人才服务、技术服务等中介服务机构等辅助性主体，以及人才等创新要素和环境共同形成的相互协同、动态演化的网络化结构，其中，创新主体、中介服务机构、创新环境是关键要素，其间的共生演化是核心特征。
图3.1 苏南创新生态的构成
创新生态的演化特征体现为动态平衡、协同演化及自组织演化三个方面。以硅谷为例，这是一个典型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等一流大学及当地的社区大学组成的大学群体为创新生态的形成、演化提供了基础条件，鼓励冒险、包容失败的社会文化以及开放的移民文化、健全的法律体系、稳定的市场秩序，营造了公平竞争的创新创业环境，大学群体与创新创业的密切互动缩短了创新与市场之间的距离。与硅谷自发而成的创新不同，苏南的创新系统的形成、演化离不开政府的主导。因此，苏南创新生态与硅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又有独特的区域特色，构成创新生态的主体和要素仍具有较高的相似性，总体表现为多元化、竞争性和协同性。
1. 创新主体的多元化
苏南现代化过程中，参与创新活动的主体具有多元化的特点，通常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直接从事创新活动的主体，主要包括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这三种创新主体是构成创新生态的核心机构，被称为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发动机。其中企业是创新的主导者，决定了产业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方向，是科技创新最终能够实现市场化的关键角色；高校和科研院所提供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以及部分技术创新，是整个创新主体中的基础。苏南拥有数量众多的创新主体。从数据看，苏南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就有近24000家，占全省总数的52.2%。江苏大部分高校位于苏南地区，苏南共有57所本科高校和58所大专高校，拥有全省11所“211”高校的10所，以及2所“985”高校。此外，江苏拥有不少“国”字头的大院大所，以及700多家独立研发机构也大都位于苏南。
第二类是为创新活动提供支撑、辅助服务的主体，主要包括政府机构、高校和部分科研机构，以及金融和中介服务机构，这部分辅助性主体构成了完善的创新活动的服务体系。其中，政府部门通过制定地方性法律法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设立引导基金等方式和手段引导建立、完善创新服务体系，营造鼓励创新的良好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高校除了作为创新主体，还作为教育机构为创新活动输送持续不断的人才供给；金融机构为创新活动提供适应创新活动各阶段所需、不同类型的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在创新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发挥联结、匹配功能，既帮助将创新活动从研究环节向市场化环节转化，也为潜在的市场需求寻找技术支撑，加速技术的转移和扩散，提高创新效率。江苏具有“强政府”的传统，苏南各级政府在引导社会资源向创新集聚方面发挥了“helpful hand”的作用。作为一个科教资源大省，全省高校数量和在校大学生数量均居于全国首位，2018年全省普通高校毕业生总数为56.2万人，留在江苏就业的有33.0万人，其中在苏南就业的毕业生占比为65.1%。金融服务和科技中介服务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为创新活动的各个阶段提供相应的服务。
这两类创新活动的主体构成了创新活动的核心要素和主要载体。在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中，企业这一创新主体发挥主导作用，决定一项创新活动能否实现。
此外，人才也是参与创新活动的重要主体，构成创新生态中不可忽视的能动要素（人力资本要素）。能动要素主要指直接从事创新活动和为创新活动提供直接服务的人才，这类人才通常拥有创新知识、技术或管理技能，具备创新精神和能力，能够运用创新资源和要素产生创新成果，形成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具有高智力性、高创新性和高流动性。
人才是创新生态中最活跃、最关键的要素，也是科学和技术要素、管理要素的承载体，各类创新主体和辅助机构的创新活动最终都要通过人才要素来实现。能动要素包括企业家、科研人员、技术人员、高技能人员等。苏南高层次人才加快集聚。以科教资源最丰富的南京为例，拥有两院院士81名，仅2018年就通过“举荐制”吸引诺奖获得者、中外院士等高层次人才29名，“青年千人”达238名，居全国第四。苏南五市均出台了吸引人才的政策，如南京的“345”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苏州的“姑苏人才”计划、无锡的“太湖人才”计划、常州的“龙城英才”计划、镇江的“金山英才”计划。
2. 创新主体的竞争性
从生态学角度看，一个自然生态系统中，不同的生物和种群为了争取生存资源发生争斗或对对手进行抑制，导致一些生物或物种得到发展，而另一些则被淘汰。这些竞争行为既存在于种群内部，也存在于种群之间。创新生态中也存在类似于生态群落中种群内部和种群之间的竞争关系，表现为同类主体之间的竞争，或不同主体为了争夺创新资源而做出对对手不利的行为，前者主要表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后者主要变现为新旧产业之间的竞争。竞争决定了创新生态的淘汰机制，有助于激发创新活力，推动创新生态的动态演化。
在既有的技术范式下，创新主体沿着某个特定的技术发展轨迹进行演化，创新生态表现出一种相对稳定、自组织的状态。而创新往往表现出非线性的特征，“创造性毁灭”“颠覆式创新”等理论认为，打破既有平衡是健康经济中的一种常态，创新本身意味着对旧技术、旧产品的放弃和破坏。18世纪中叶以来，推动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三次工业革命均由重大科技创新引起。苏南创新生态具有空间性，尽管区域创新生态与外部环境和其他生态系统存在资源、信息的交换，但在一定时期内，创新资源是有限的，因此随着生态演化，创新主体的种类和数量增加，在创新主体之间必然存在竞争关系，并且这种竞争日趋激烈。通过创新主体之间的激烈竞争，在竞争中占据优势的主体不断壮大，弱势主体逐渐萎缩，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平衡态势。
跟个体层面的竞争类似，创新生态的演化过程中，产业层面也产生更替，不断发展变化。原本处于弱势的产业通过创新，实现产品、工艺乃至产业的升级，扩大市场、提升竞争力，逐渐成为优势产业，从而改变创新生态的构成。尤其是在信息技术时代，创新活动日益涌现，创新周期不断缩短，创新主体对创新资源的竞争更加激烈，创新活动所需的人才、资金、信息成为稀缺资源，在资源竞争中失利的主体被淘汰，一些具有创新优势的主体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围绕创新优势主体，通过产业链、创新链的合作关系，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创新网络，成为影响乃至主导创新生态演化的力量。
3. 创新主体的协同性
构成苏南现代化的创新生态，除了具备上述多元化、竞争性的创新活动主体以外，最重要的是这些创新活动主体之间形成了相互促进、彼此协同的良性循环，并在协同中不断进化。创新活动具有开放性、多样性、共生性、非线性等特征，创新生态系统则像自然生态系统一样具有自我发展能力，这种进化能力使得创新生态具有与传统创新体系的根本性差异。然而，创新生态的形成过程具有不确定性，如何将创新活动主体和相应的创新要素“正确”地组合在一起，并使之多元共生、协同发展，进而激发创新，使得创新与区域现代化的趋势和方向保持一致？
由于区域创新生态是对生态学的移植和应用，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回顾自然生态系统本身来解答。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多层次、多极点的网络化群落体系，系统存在共生进化的关系，其中的参与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并且相互得利。
生态系统内各种生命层次及各层次的整体性特征和系统功能是物种与环境长期协同进化的产物。应用到创新生态，Etzkowitz认为，创新生态中各种要素共同形成一个同构系统，这些要素互为作用且相互依存，共生创造新优势要素。
从理论渊源来看，创新生态除了生态学和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以外，还受到协同理论的影响。德国理论物理学教授赫尔曼·哈肯首次用“协同”概念来表述复杂系统内部子系统间的协调合作关系。协同理论关注系统内部竞争以及由竞争产生协同的自组织机制。系统内部存在无序运动和合作运动，其中无序运动会导致系统最终走向瓦解，而合作运动则促使系统走向有序，并且内部的各种要素、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引起系统整体性质的变化，从而在空间、时间或功能上形成稳定的有序结构。协同理论通过研究系统的各要素之间、要素与系统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协调、同步、合作、互补的关系，以及新的有序结构的形成，从而揭示系统进化的内在动力。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协同是指不同物种为了适应环境，形成的不同种群通过相互作用和相互适应来共同进化，应用到创新生态，则是指各个创新主体以及形成的创新种群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协同发展。
苏南的创新生态在政府引导下逐渐形成。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中介机构之间建立了专业化分工，各个主体各司其职，在分工的基础上产生合作，使得分散的创新资源和要素有机整合在一起，从而在各个主体之间形成一种共生共存、相互依存的关系。
创新活动本身是知识的交流、共享以及创造的过程，即使在信息技术不断提升的环境下，创新活动主体在空间上的毗邻性仍然具有不可替代性，相较于显性知识，隐性知识交流共享在创新活动中更加依赖于创新主体之间的交流沟通，而这些隐性知识往往成为创新生态中正向溢出效应，吸引新的创新主体集聚、产生。创新活动主体在一个空间区域内的集聚，必然生成一整套共同遵循的价值规范、行动逻辑、文化认同、表达方式及信息标准等，
基于此，区域创新活动逐渐形成地位独特、优势鲜明、资源丰富的创新生态系统。
在创新生态中，引导创新资源和要素流动的决定性力量是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包含了反馈机制和选择机制，分别通过市场需求和市场竞争两个方面对创新生态的演进产生作用。尽管市场并不直接参与创新活动的具体过程，但作为创新成果转化的实现平台，市场不但能够反映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也是优化资源配置、调整创新活动的主要依据，能够从创新的消费者、创新生产者以及创新竞争者三个维度，通过反馈、选择机制对创新活动产生影响。在区域创新生态中，市场需求即不同主体对创新活动和创新成果的需求，既是引起创新活动的根源，也是创新活动向最终成果转化的目标，市场需求引领创新生态的演化方向。市场竞争则表现为生态系统内部的各种创新主体为争夺创新消费者（创新用户）而展开竞争活动，这决定了一项创新活动的成败乃至创新生态的发展或衰退。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和激烈的市场竞争，驱使以企业为主导的创新主体持续不断地进行创新，从而推进创新生态的不断演进。
1. 市场的反馈机制：需求
市场需求是指通过市场供需情况，对当前和未来需求的空间和偏好集合产生的影响。当需求集合与创新价值集合重叠时，就显示出市场机制下信息识别的有效性。而对市场需求信号的识别，既是创新活动满足市场需求的重要基础，也是通过创新实现用户价值的前提。因此，通过需求的反馈机制，可以将创新活动的供给能力与市场需求进行协同匹配，提升创新的市场转化能力，并通过需求的反馈机制，优化调整资源、要素的配置，建立与市场同步的创新模式。
（1）反馈机制的作用
市场需求必然会产生优胜劣汰的正反馈机制。在当前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资源、要素和信息的流动速度不断加快，这种情形下，市场需求的反馈机制日益强化。在创新生态中，需求这一反馈机制的存在，会引起创新资源向有利的方向集中。反馈机制能够根据作用效果，进行动态调整以实现优化的特性，有效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在创新活动中，企业是连接市场和技术的创新主体，在需求这一反向激励协同路径作用下，能够有效降低高校创新活动与产业的市场目标之间的差异性，从而降低两者之间的合作壁垒。
创新生态中，需求这一反馈机制的嵌入能够提升创新主体之间协同合作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需求是市场机制的一个核心内容，强调创新和产品价值实现。需求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当前的市场需要，二是面向未来一段时期、不断更新的动态需求。供需情况能够反映创新的价值实现程度，并在不同的创新主体之间产生信息集成、信息共享与激励，从而提升创新效率。以需求为导向的反馈机制要求创新活动在各个环节与创新的需求方（创新用户）进行持续不断的互动，通过及时理解和反馈用户需求，创新主体能够从消费前和消费后两个环节构建创新路径。
（2）苏南创新生态反馈机制
一是反馈的多重性。从创新活动的价值实现来看，需求是发挥市场导向作用，传递市场信息的反馈机制。因此，在苏南创新生态中，需求是一项基础性反馈机制，在创新的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存在多重反馈。
二是反馈的复杂性。苏南创新生态中，创新活动主体、创新辅助主体以及人才和环境要素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因此带来不同环节、不同类型的需求，多重需求交织，导致了反馈的复杂性。
从结构来看，苏南创新生态内部形成了企业子系统（群落）、高校和科研院所子系统（群落）、政府子系统（群落）、中介服务机构子系统（群落），其中企业子系统（群落）主要从事技术创新，追求创新活动带来的经济效益。高校和科研院所主要从事基础研究类的知识创新，是创新活动依赖的知识基础供给者。政府子系统（群落）主要从事制度创新，为创新生态构建政策环境，并通过政策和制度设计引导创新生态的构建与演化。中介服务机构子系统（群落）主要从事服务创新，旨在为创新活动主体提供各类和知识性服务。
从需求出发，通过反馈机制，可以引起各个子系统（群落）围绕创新活动产生的变化和影响。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政府、中介服务机构四类主体之间相互作用：市场需求引起了企业创新动力，促进了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意愿，从而影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创新行为，促进创新成果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并引起全社会技术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实现宏观经济效益的提升，这反过来要求政府提升制度创新能力，使得政策和制度体系与创新活动的长期发展需求相适应，推动中介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以适应创新的需求。
2. 市场的选择机制：竞争
协同是创新生态运行的基本方式，而竞争是实现协同的前提。从经济生态系统角度看，子系统之间的竞争才会形成思想和方法的交互，从而产生系统演化的活跃动力。竞争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其本质是通过竞争的选择机制获得更多更好的资本、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效率，提高创新效率，推动了经济增长，提升区域现代化水平。
（1）选择机制的作用
要实现创新的市场价值，除了需求之外，竞争带来的选择机制也是充分发挥市场导向作用的关键因素。企业主体之间的竞争，通过收集竞争者的相关信息，例如市场对竞争者核心技术的反馈，能够决定创新主体尤其是企业研发投入的方向和力度，而竞争者对目标用户群体需求的满足情况，能够帮助企业规避潜在竞争威胁、寻求潜在发展空间，并对未来可能的冲击通过实现差异化创新战略来构建竞争优势。而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竞争，表现为争取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需求方而展开竞争，选择最有可能将创新成果转化的企业。而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基础性研究成果通常距离市场较远，现实的需求方稀少，竞争的选择机制在这种情况下难以发挥作用，往往需要政府的帮助。总体而言，竞争通过对创新主体带来威胁从而正向影响创新主体对用户需求满足能力的选择，提升创新生态整体创新绩效。
选择机制包括内部选择和外部选择。由于创新资源的稀缺性，在创新生态内部选择中，不同创新主体、创新主体与中介服务机构之间构成竞争与合作的关系，通过选择机制影响创新资源的流向。外部选择表现为创新生态与外界环境的适应以及与其他创新生态之间的竞争。
从根本上看，竞争这一选择机制的作用在于实现创新资源配置过程与市场需求集合的双向匹配，从而实现价值创造与经济效益相对应的技术创新。从创新主体的微观层面看，竞争主要通过企业这一创新主体对竞争者行为的了解，通过选择机制明确市场需求空间和产业发展的基本方向，以形成和保持创新主体的核心竞争优势。从创新生态层面看，在市场作用下形成了以创新效率为基础的优胜劣汰，能够提升整体的创新能力。
（2）苏南创新生态的选择机制
在创新生态中，企业难以仅依靠自主创新快速地获得创新成果，达到战胜竞争对手、抢占市场的目标，必须寻求与高校、科研机构及其他创新企业等种群的联盟与合作，以共生关系更好地生存下去。市场竞争的选择机制迫使创新主体利用信息和对创新链的控制和影响，向其他创新主体包括其竞争者开展竞争或合作，由此可能带来创新相关知识进行跨主体、跨群落的传递，提升创新群落间联盟合作的效率，推进了研发新成果并将新成果转化为新产品的速度，在微观层面上，企获取市场竞争的优势，在宏观层面上，各类创新主体对竞争优势的渴望，也激发了自身的危机意识，从而形成强烈的创新意愿，将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转化为自身内部的创新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的反馈和选择两种机制通常并不单独发挥作用，而是通过彼此之间的互动、协同形成市场机制整体的作用力。协同要求每个主体、各个环节、相关参与者都能够对创新的用户需求做出即时、灵活的反映，通过多元反馈，避免创新主体和创新环节之间的冲突和限制，优化创新环节之间的衔接，提升创新效率和市场转化能力。需求机制关注创新的转化，而竞争侧重竞争优势的建立和维持，协同侧重创新过程有效性。同时，对需求传递的信息的正向反馈，有助于创新主体之间形成创新资源和要素的集成与互动，提升创新主体竞争优势；竞争产生的核心技术、竞争优势等也是对需求信息的另一种反馈结果，协同则是将需求信息进行反馈后对不同主体的创新活动的再组织，也是形成核心竞争优势的基本保障。从宏观层面看，需求反馈机制代表了创新产业的发展方向，竞争选择机制代表了通过淘汰机制形成创新升级与优化。
地方政府是苏南创新生态中一个特殊的创新主体，既是区域环境的营造者，又是区域政策和制度创新的供给者，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苏南创新生态的演进方向。在财政的地方分权制下，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并允许其自主决定预算支出规模与结构，因此地方政府能自由选择所需的政策类型，积极参与社会管理。
1. 政府的引导作用
在改革开放初期，苏南创新生态萌发，由于当时“科技举国”体制的存在，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政府部门在创新活动中具有主导地位。苏南地方政府通过有力的组织和计划，推动创新生态的形成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计划经济逐渐转向市场经济，苏南地方政府在创新管理方面注重由政府主导转向政府引导，并引入市场机制来调动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发挥政府的战略规划的引导作用。通过制定科技（创新）五年规划及专项规划，明确重点发展的新兴技术，引导创新资源的投入方向。在2011年，江苏在省级层面上出台了《关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推进科技创新工程 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的意见》，2016年，江苏发布了“创新40条”，进一步突出创新驱动。在创新驱动成为共识的情况下，苏南各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应的科技和创新规划及配套政策。2014年，国务院批复同意支持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昆山、江阴、武进、镇江等8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苏州工业园区建设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充分发挥苏南地区科教人才优势和开发开放优势，积极开展激励创新政策先行先试，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努力把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成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试验区、区域创新一体化先行区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经济发展高地。南京的“创新名城”建设、苏州工业园的开放创新综合试验区建设都体现了政府对创新的引导。
二是推动创新与产业的融合。1993年，我国第一家技术交易所成立，确立了技术是商品的观念。随后，苏南地方政府积极开拓和发展技术市场，建立技术交易服务体系，促进了科技创新与产业的对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科研与产业两张皮的问题突出，在政府的推动下，形成了产学研合作机制，鼓励有条件的研究机构与企业开展合作。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建成了一批高校、科研机构与地方共建合作的产学研平台，主要从事技术转移、科技开发和创新成果转化工作。
三是通过科技体制改革，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江苏在全国较早提出实施人才国际化战略。在人才引进方面，在省级层面“双创计划”的引领下，苏南各市竞相出台了各种引才计划，支持政策包括创新创业经费资助、个人生活补助、计划项目扶持、生活配套服务等。在人才培育方面，通过实施“333工程”等人才计划，大规模遴选培养中青年拔尖人才。在人才评价方面，重点人才与科研计划实施主要采取同行评议、考核评比等方式，企事业单位人才评价主要由用人单位依法依规自主开展。在人才使用方面，实施产业教授、科技镇长团、科技副总等系列人才计划，推动科技人才到基层和企业一线创新创业，同时不断完善各类人才创新创业激励政策，建立了政府引导和市场作用相互促进的人才使用机制。
2. 政府的支撑作用
区域现代化是由资本、劳动力、生产资料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结合和改进、自然资源条件以及影响社会发展的其他相关因素共同推动的，而其中关键生产要素是资本、技术、人才。在市场机制下，资源配置涉及两个层面，一是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二是资源在空间上的分布。由于资源具有稀缺性，在资源总量一定的前提下，在不同部门乃至不同区域之间的分配总是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资源流动总是偏向于那些能够提供优越的投资环境、能够建立有效产权保护制度、能够建立严格约束政府权力的公法制度并能够提供优质政府服务的行政区域，从而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改善。
在西方研究体系中，政府是公共产品的供给者。蒂布特认为，如果有足够多的地方社区或辖区，每个社区提供不同的公共物品类型，那么个人选定居住的所在社区提供的公共物品支出水平是符合其偏好的。通过“用脚投票”，人们在选择偏好的同时，反过来促进公共部门的资源达到有效配置。钱颖一等提出“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假说（钱颖一、罗兰，1998）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强激励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是行政分权，中央政府将很多经济管理的权力下放到地方，地方政府拥有相对自主的经济决策权；第二是财政分权改革，通过财政包干，地方可以与中央分享财政收入。正是这两方面的激励使得中国地方政府有很高的热情去维护市场，推动地方经济增长。
地方政府虽然是中央政府的下级机关，在中央政府的授权下行使相关政府职能，但又是地方利益的代理人。从财政角度看，地方政府的事权呈现“上下对口，职责同构”的特点，为不断满足创新生态运行对公共服务需求的提升，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动机寻求地方财政收入的最大化，从而地方政府将增加 GDP 及税源作为工作的主要抓手成为现行体制下的一种最佳选择。因此，地方政府通常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参与创新生态的演化，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既要积极争取资金、项目向本区域流入，又要采取措施保护本地产业项目和企业发展。在市场机制下，为防止各种要素资源“用脚投票”，地方政府甚至会采取非常规的政策保护本区域经济发展，如20世纪90年代，浙江对民营企业冠以“红帽子”，通过以“集体”企业的名义登记注册的方式来挽救民营经济，由此也奠定了“浙江模式”的发展路径。而苏南地方政府的作用由创新生态形成初期通过集体所有制等形式直接干预企业等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动逐渐转变成为创新主体提供公共平台、创新环境和园区等创新载体，以及吸引创新人才的机制、产学研合作机制的政策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市场的推进。
地方政府对创新生态的支撑主要表现为非流动要素层面投入，包括加强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环境建设及进行制度创新等，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各地方政府要提供日益完善的公共产品、服务，还要争取中央政府特殊政策。斯蒂格利茨认为，地方的公共服务为本地展开竞争奠定了基础，与供给公共服务数量较少和质量较低的地区相比，公共服务供给较多且质量较高的地区可以吸引更多的迁移者，带来创新要素和资源的流入。
我国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地方政府广泛参与创新活动，苏南地方政府更是积极参与者，因而在财政支出结构中，地方政府更愿意增加能够直接提升创新能力的支出。为了吸引和鼓励投资以及争夺更大市场和资源份额来推动创新，地方政府必须不断地改进公共服务来获取竞争优势。而完善的基础设施条件、创新政策和高效率的政府服务，能为创新主体从事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并激发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事实上，公共服务与创新活动相互促进，因为创新的发展能够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使得地方政府有能力、有动力改善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