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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得其本者生。上海是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龙头，要想理解该区域一体化的历史，就离不开对上海发展历史的回顾。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是中国现代化的见证者，也是亲历者。一部上海史，在相当程度上也就是一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史。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又称《江宁条约》。这是近代以来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条约规定，清朝政府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派驻领事，准许英商及其家属自由居住，这也就是著名的“五口通商”条款。根据条约，次年上海正式开埠，由此也拉开了上海从小渔村到国际化大都市的序幕。随着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力量的不断涌入，上海也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从政治上看，到清末时已经成为仅次于北京的政治中心：不仅清廷和辛亥革命政府的代表在英租界内达成了南北和谈协议，而且连爱新觉罗·溥仪的“逊位诏书”也是在此起草的。从经济上看，最早接受资本主义洗礼的上海也成为工业化的先锋，是我国工业化特别是轻纺工业的主要发祥地，并逐渐成为东亚地区最大的工业和对外金融贸易中心。1927年，国民政府进一步提升上海的地位，将其设为特别市，并于三年后改为上海市。至此，上海已经正式成为中国第一、亚洲前列的国际化大都市。
近代以来上海的崛起，深刻改写了长江三角洲地区乃至全国经济地理格局。1842年以前，广州是我国唯一的合法外贸港口，而上海不过是长江流域对外贸易的一个中转点，承担着将部分商品和物资转输到沿海港口的功能。然而，当五口通商条款赋予上海对外贸易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后，背靠相对富裕的江浙腹地，坐拥大航海优势的上海很快取代了广州，成为我国第一外贸大港。上海的新角色至少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为长三角地区的对外贸易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集散地，推动了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二是推动了长三角内部既有贸易分工格局的重组。例如，长期以来浙江的杭嘉湖地区一直是出口生丝的重要基地，但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转移到了上海；同样，在上海的虹吸效应下，传统的工商业城市苏州、杭州、湖州、扬州等逐渐衰落。
作为旧社会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优势地位并没有因新中国的建立而改变。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以来上海一直是华东军政委员会、华东行政区、中共中央华东局的驻地，辐射、管辖整个长三角地区。尽管与江苏、浙江同为省级，但上海的市委书记往往兼任华东局第一书记，或者兼任中央政府要职。当然，与全国一样，上海也打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这一烙印客观上破坏了上海与长三角其他地区天然的经济社会文化联系，而代之以按计划分配原材料、按计划调度工业品的新的区域协作体系。为进一步增强上海的自给自足能力，1958年中央政府把松江专区划归上海，包括我国的第三大岛——崇明岛，让上海的城市面积增加到了6000多平方公里。松江专区本是苏南最富庶的专区之一，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上海提供一个农副产品基地，以解决城市发展所需要的大部分蔬菜、油料、肉类和一部分粮食需求。与此类似，为了解决上海的鱼类食品，原本属于浙江的嵊泗岛也曾一度划归上海。除了保障上海的生活需要外，中央政府还积极保障上海的工业化生产需要，例如，南京郊区的梅山铁矿、江苏大屯煤矿等成了上海的飞地。另外，为了安置上海的劳改犯人，江苏大丰、安徽白茅岭和军天湖等地还设有上海的劳改农场。可以说，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上海与长三角其他地区的天然联系遭到了破坏，但是，依然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形成了若干重要的行政化联系。
以上海为中心，对长江三角洲地区资源和要素的重新划定，强化了上海独一无二的地位，使上海与长三角其他地区之间的互相依赖和支持的“自发式一体化”，被急速调整为周边地区对上海的“义务化”的原材料保障，以及上海对周边地区优先数量的工业品供应。在此制度安排下，上海之于长三角，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的索取和占有，各种资源几乎无偿地流入上海，上海却没有对长三角其他地区的经济产生多少拉动作用。在此阶段，可以说上海与长三角之间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双方千丝万缕的联系，极大地让位于自上而下的计划分配和调度，客观上被严重割裂，或者说进入了一个很长的蛰伏期。
计划经济时代虽然割裂了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天然的历史联系，但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工业化战略，也为上海和长三角留下了重要的经济遗产，特别是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企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和大批科学技术人才等等。这些成为改革开放初期，长三角核心地区启动并迅速实现农村工业化的重要共享资源。
改革初期，为了破解基于行政区划下的条块分割格局，构建起更为广泛的地区间的横向经济联系，1980年代初我国进行了区域经济体制的重大改革。当时，经国务院批准并成立了规划办公室的经济区分别有上海经济区、东北经济区和山西经济区，各个经济区有着不同的功能定位：东北经济区以煤、电为主，山西经济区以能源、重化工为主，只有上海是全面、综合性的经济区。设立三大经济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国推动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尝试。
改革开放初期，省际区域协作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计划经济被快速放弃，与之相配套的、在中央行政指令安排下的省际区域协作关系也将面临解体，新中国成立后实行数十年的华东六省一市内部协作模式相应呈现出明显的消解态势。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制造业中心、国家财税第一城，城市生活面临着如何确保物资供应的问题，城市生产面临着如何确保能源与工业原材料供应的问题；而周边省份，在短缺经济时代，则面临着如何获得必要的工业品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问题，还面临着如何获得上海的技术支持发展本地工业的问题。换言之，计划经济已经式微，但各城市和区域依然高度依赖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垂直分工模式。与此同时，受地方利益驱动，各地在处理公共事务上也遭遇了很大困难。以经济区的太湖流域治理为例，太湖流域治理涉及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由于条块各方坚持己见，无法形成统一的规划，治理工程推进困难重重，使得关于太湖流域的综合治理拖了27年之久，每年都是大洪大灾、小洪小灾，农业减产，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严重威胁。
基于这一背景，探索建立后计划经济时期区域协作新体制新机制新模式，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率先从珠江三角洲地区启动，长江三角洲地区则紧随其后，然而，体制松绑一方面增加了地方的积极性、自主性，另一方面也往往会导致各地之间的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引发种种摩擦与冲突。1981年5月，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童大林前赴无锡考察，并在考察期间提出了建立上海经济区问题。童大林在无锡召开了“太湖会议”，江浙沪科委主任以及地学、水利、经济、管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共20多人参会，对经济区构想进行了初步探讨。1982年初，上海科学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和文汇报的五位同志向中央提出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建议。1982年11月，有关领导到华东考察，给中央写了《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初步设想》的报告。1983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作出了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决定。后来因南京等地没有划入经济区，改称为“上海经济区”，并组建了国务院直属机构——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由水利部原副部长王林同志任办公室主任。
从组织形态上看，除了国务院在上海设立的规划办公室外，中央政府的各个部委、两省一市的地方政府也相当重视，派出了相应人员参与。当时的国家计委、经委、交通、机械、水电、化工、纺织、冶金、轻工、电子、铁道、外经贸等部委均设有3—4人的规划小组，两省一市各设2个联络员。
从空间范围上看，上海经济区主要包括：上海市及其所属的10个县，江苏省的苏州、常州、无锡和南通4个市及其所属的18个县，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和绍兴5个市及其所属的29个县。相对于其他地区，经济区经济、技术、文化、教育比较发达，号称“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旅游胜地”。据统计，全区面积76219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0.8%；人口5059万人，占全国的5%。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1276.7亿元，占全国的15.6%；财政收入228.05亿元，占全国的20.6%；外贸收购134.8亿元，占全国的29.4%；出口创汇42亿美元，占全国的22.1%。经济区集中了全国冶金工业的20%左右，化工的27%左右，机械工业的30%左右，纺织工业的38%左右，造船工业的50%以上；农业产值占全国的8%，粮食占5.7%，棉花占10.6%，蚕茧占27%。
上海经济区规划工作第一次会议于1983年8月18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1984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上海经济区的范围由上海市及江苏、浙江两省九市扩大为四省一市，即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及上海市。1986年8月，国家计委同意福建加入上海经济区，概念扩大到五省一市。1988年6月1日，国家计委撤销了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
从体制安排上看，经济区的设置参考了由苏联牵头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互助委员会（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1949年1月，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六国政府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决定建立该组织，同年4月举行第一次会议，正式宣布经互会成立。此后，阿尔巴尼亚（1949）、民主德国（1950）、蒙古（1962）、古巴（1972）和越南（1978）等国相继加入。这是一个相当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共同体，总部设在莫斯科。
基于此，上海经济区执行“统一规划，择优发展，经济联合，建制不变”的原则和“利益均沾，荣誉共享”的方针。经济区不改变行政隶属关系，而是尝试通过区域规划和经济联合的方式，协调不同地区间、不同部门间的关系，解决一些突出矛盾。围绕这一定位，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跨行政区域、跨职能部门的协调。根据区域规划，该列入省市计划的列入地方计划，该列入部门计划的列入各部门计划。国家计委拥有最终决定权。
按照这一架构，经济联合与区域规划编制成为推动经济区工作的主要抓手。在经济联合方面，经济区致力于：体制上要有利于联合，计划上要鼓励联合，经济上要支持联合，政策上要促进联合，法律上要保证联合，中心城市要抓紧联合。为此，凡是组织联合的企业，其产值、产量和利润应根据合同协议进行分成，并返回各自单位；公司或总厂内部物资调拨、半成品制造，要按企业内部流通处理，免征税收；跨地区、跨部门联合投资的银行贷款，允许调拨；利改税后，对于税后利润，公司享有自主权，任何人不准平调。对转让技术的企业，国家应该按照贡献大小，给予相应的精神或物质奖励。
上海经济区最初的经济联合是从自行车行业开始的。当时经济区内共有自行车整车厂和零件厂330家，分别属于轻工、机械、军工、商业、外贸和农机等部门，隶属于国营、地（市）县、乡镇所有。区域内自行车企业间严重的“条块分割”现象，不仅导致了多头管理、布局混乱、各自为政、盲目生产，而且导致了客观上的自行车产能布局不经济：一方面名牌车供不应求，另一方面杂牌车严重滞销。例如，上海的凤凰、永久自行车厂在技术和管理上处于全国领先，生产任务饱和，但是厂房拥挤、设备陈旧，资金和劳动力严重缺乏，产能不足。与此同时，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有些自行车厂设备较好、劳动力充足，但是在技术和管理水平上远远落后于上海。
针对这一问题，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确立了以永久、凤凰为龙头开展经济区自行车行业联合的原则，即以整车厂为主带动零件厂联合，以零件厂联合促进整车厂的联合；以定点厂为主，对非定点厂择优联合；以经济区为主，逐步开展经济区内外联合。1984年，根据南通、苏州、绍兴自行车厂的要求，上海的永久、凤凰开展了跨省市的经济联合。1985年初，合肥自行车厂加入进来，同时带动50多个零件厂参加经济联合。至此，基本形成了一个跨行政区的名牌自行车生产网络。
在自行车联合的带动下，区域内的行业联合逐步向其他领域推进，如化工、纺织、冶金、交通、机械、仪表、机电设备、船舶、电子、轻工、旅游、银行、统计、广告等相继建立起跨省市、跨部门的行业联合组织。
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上海经济区是我国区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探索，也是党中央、国务院重点推进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从客观效果上看，上海经济区的探索，不仅促进了区域内经济社会的联动发展，而且也为全国区域间合作提供了可资镜鉴的经验与教训。大致来说，建设上海经济区有着自身的需要：
一是建设上海经济区是体制机制改革的需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经济活动，主要是按照行政区划（块块）和行政隶属关系（条条）来组织的。这一做法，客观上人为地割断了区域内自发的、天然的、横向的经济联系。从性质上来说，条块分割的经济活动是自然经济的产物，而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内在要求发展横向联系，形成统一的市场体系和四通八达的经济网络。设立上海经济区的目的，就是要更加广泛地发展横向经济联系，破除条块分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桎梏，充分发挥条条块块两个积极性，解放、发展区域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
二是建设上海经济区是增强区域经济互补性的需要。客观地看，经济区内各个城市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在技术设施、产业结构、优势资源等方面各有特点。上海是我国工业基础最雄厚、技术水平最发达的城市。例如，与日本合作的国家级重大项目——宝钢的落地，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钢铁基地，能生产各种各样的钢材，满足区域内工业化的需要；闵行的重型机械和电力、机电工业与市内、区内的机械工业相结合，能形成一个强大的机械工业体系；电子工业水平较高；而石油化工产业的发展，也会促进轻纺工业水平的提高。其他9个城市也各有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杭州是国家重点旅游城市，机械工业也有一定的基础，具有制造汽轮机、制氧机等中型机械的能力。无锡市的工业占比位居经济区的第二位，工业基础雄厚、技术水平高。改革开放后，电子工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在技术装备上具有先进水平。此外，宜兴的陶瓷闻名国内外。常州的优势产业在于纺织和机械，特别是农机和铁路机车。嘉兴、湖州的优势产业集中在纺织、造纸、皮革和建材等。苏州和绍兴则是历史文化名城，其中绍兴的酿造、化纤、陶瓷及传统工艺品具有自身的特色。宁波和南通则是对外开放港口城市，能够推动港口工业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繁荣。
三是发挥沿海地区的优势发展对外加工贸易。此前，长江三角洲地区主要是一种内向循环式经济发展模式，即从西部地区运来原料，在经济区内进行加工后，再返回到内地销售。这一跨区域的国内经济合作模式，仅仅往返运输就浪费极大，无论对西部地区还是沿海地区而言，都无法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西部地区始终处于原料产地地位，无法发展加工工业，而受到原料供给限制，东部地区也无法放开手脚。
建立经济区，也是为了破解这一问题，推动经济区发展模式由内向循环向外向循环扩展，利用海运便捷的优势，发展加工贸易，不仅可以提高经济效益，而且还能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国家创造宝贵的外汇收入。
上海经济区虽然仅仅存在不到6年，却开启了区域协作机制的转轨尝试。之前，是中央与地方的指令-执行模式，所有区域的经济运行都高度依赖与中央的垂直关系，而上海经济区开启了中央指导下的各区域之间横向自主协作的新模式。尽管上海经济区的成立和取消，都是经过国务院或国家发改委的，但实际运行过程中，中央的角色已经从简单的行政指令转化为指导，中央要求各区域在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时注重区域协作、部门协调以及区域与部门的协调，而区域之间各种物资和产品的供应协作、产业发展的分工与相互支持，已经成为各区域之间自主探讨和协商的主题。并且，最先发起的10个城市，虽然隶属于不同政区，但却地理相邻、文化相通、人文相亲，具有最为自然且厚实的区域协作基础，在当时的经济地理条件下，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正因为如此，在自主协作时期，上海与周边区域之间的协作关系呈现出良性的互补互利互惠关系。最为典型的，是这一时期江苏苏南地区、浙江杭嘉湖和浙东地区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其主要条件就是“邻近上海”。乡镇企业作为草根工业化的关键载体，短期内得以蓬勃发展，在工业设备、技术支持、管理经验、人才资源等各个方面，都得益于与上海的密切联系与频繁互动。最为典型的是来自上海的“星期日工程师”对于乡镇企业的技术指导和管理示范，上海知名企业到苏南和浙江兴办“联营企业”，从而帮助苏南农村迅速实现了工业化。而苏南乡镇企业的兴起，又为上海扩大产能、满足市场需求、增加企业营收提供了在上海无法获得的广阔空间。这一时期，上海与周边城乡，联系密切，互动频繁，自发自主地形成了形式多样的“产业链”。“邻近上海”背后所蕴含的深厚人文纽带和密切经济联系，成为自主协作的重要资源和基础；而上海和周边地区互有需求、互相满足是这种自主协作的重要前提，特别是上海以强大的工业基础、技术积淀、管理能力和人才优势，对周边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龙头带动作用，并由此形成了互补互惠互利的良性协作关系。
当然，作为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体制机制的一项创新，也面临一些重大挑战，主要表现在：一是整个区域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对本就紧缺的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急剧扩张，各个行政区之间形成了对能源原材料的竞争，这是上海在计划经济时期未曾遭遇到的竞争局面。通过“联营”模式，各行政区从竞争走向了合作，摸索出了共赢的途径。二是合作中依然存在地方利益多寡不均的可能和各地怕吃亏的心理。在既有的体制下，从省市到企业负责人都不得不考虑本地区、本单位的利益。以自行车联合为例，1983年区内生产能力为1030万辆，但是下达的计划指标为724万辆。这意味着要关停并转移部分产能，“让谁关，关多少”都是大问题。此外，自行车联合还涉及产值、利润的分成问题。三是经济区行政建制复杂，带来运作不畅。经济区在行政建制上分属两省一市，且涉及的10个市彼此间的情况也并不相同，各有各的困难。就上海来说，其主要担心在于，摊子大、任务重，难以带动两省。江苏、浙江则担心把最精华的地区划入经济区会影响本省经济的发展，担心上海把技术落后和污染严重的工业转移过来。
当时，规划是一种虚权，规划构想或者项目的落地，依然需要各个部委、地方政府的协同。例如，虽然经济区拥有交通、能源、外贸、技术改造和长江口、黄浦江、太湖的综合治理的规划权力，并对相关行业或问题进行了探讨甚至规划，但是由于牵扯到的各个地方政府在利益诉求上并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使得摩擦和争吵始终成为经济区联合发展的阴影。从实际效果看，在上海经济区存在的5年中，没有一项具体规划得到有效落实。例如，到1988年6月1日经济区撤销时，高速公路的规划甚至都没有完成。不过，经济区还是留下了一份重要遗产，那就是“市长联席会议制度”。2004年，这一制度演变为长三角16个城市市长参加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直到今天，这一制度安排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上海经济区内部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上海与周边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并且以产业发展的合作化解了诸多竞争问题，互补互惠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基调。当然，整个长三角如何实现整合发展的问题尚未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