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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着力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提出要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力布局优化，重点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构建连接东中西、贯通南北方的多中心、网络化、开放式的区域开发格局，不断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强调多中心，就是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竞相发展，打造带动区域开发的众多增长极；突出网络化，就是要加强各区域之间、区域内部之间的联通性，形成内畅外联、网络协同的区域开发格局；强调开放式，就是在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的新开放空间下谋划区域发展，探索在开放环境下将各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我国协调发展具有一些新特点。
其一，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这意味着协调性如何本身就成为新时代区域发展的价值诉求，区域合作、区域一体化已经成为新时代区域发展的内在需求。区域一体化是区域合作的高级形态，也是区域协调性达到较高水平的体现，代表着我国区域发展的重要发展方向。其二，协调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在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在发展思路上既要着力破解难题、补齐短板，又要考虑巩固和厚植原有优势，两方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才能实现高水平发展。其三，协调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区域合作和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不能搞平均主义、大锅饭，而是更注重发展机会公平、更注重资源配置均衡，为各地区创造更加公平的发展环境，同时不人为削平区域发展差异，让各地区和区域协调中各扬其长，差异化发展。其四，协调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在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许多新矛盾新问题。国际经验表明，我国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可能会遭遇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在这一阶段，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问题更加凸显，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相互交织，需要采取有力举措加以应对。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尤其要考虑不同区域的发展水平，找准区域发展面临的短板，多在补齐短板上用力，通过补齐短板挖掘发展潜力、增强发展后劲，构建区域更加协调均衡发展格局。
做好区域一体化离不开科学的顶层设计。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部署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亲自宣布支持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谋划我国区域一体化的顶层设计。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考察，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从全局的高度和更长远的考虑来认识和做好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增强协同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稳扎稳打，勇于担当，敢于创新，善作善成，下更大气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习近平总书记一贯重视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在担任浙江省主要领导期间，确立以长三角地区一体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作出了“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联动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体化发展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等科学论断。
2005年，他倡导的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定期会晤机制首次会议在杭州召开。2007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提出“深化、放大、提升、搭台”的一体化思路。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出新要求，强调努力促进长三角地区率先发展、一体化发展。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为长三角下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2019年5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要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要增强一体化意识，加强各领域互动合作，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长三角“一极三区一高地”的战略定位，长三角通过一体化发展，使其成为全国经济发展强劲活跃的增长极，成为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引领区和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示范区，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高地。
习近平总书记对长三角一体化的持续关注、亲自推动，带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厚重的历史感。这种深层情感，源自长三角地区数千年文明史上的交融、数百年行政区划交汇（如明代南直隶、清代江南省）以及共同文化（如江南文化）浸润，源自近40年长三角一体化的生动实践。这份时代感和厚重感，赋予长三角一体化更强的人文认同、更近的心理距离、更深的市场相通和更通畅的制度相融，这种软性价值具有穿透时空、直击人心的力量，是历史赋予长三角的宝贵财富，让长三角一体化有了深层、澎湃的内生动力。
在新形势下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加之区域一体化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实施难度大、复杂性高，不能在准备不足、经验欠缺的情况下贸然推进。在做好区域一体化顶层设计的同时，积极推动试点示范。2014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总体思路框架》批示时指出，“目前京津冀三地发展差距较大，不能搞齐步走、平面推进，也不能继续扩大差距，应从实际出发，选择有条件的区域率先推进，通过试点示范带动其他地区发展”。根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部署，以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示范引领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将在严格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率先探索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从项目协同走向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打破行政边界，不改变现行的行政隶属关系，实现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共赢，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探索路径和提供示范。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的讲话中对如何树立“快思维”与“慢思维”做了阐述，为推进区域合作与区域一体化提供了重要参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建立统一市场、加快转方式调结构，这是已经明确的方向和重点，要用“快思维”、做加法。而科学利用水资源、优化产业布局、统筹港口岸线资源和安排一些重大投资项目，如果一时看不透，或者认识不统一，则要用“慢思维”，有时就要做减法。对一些二选一甚至多选一的“两难”、“多难”问题，要科学论证，比较优选。对那些不能做的事情，要列出负面清单。
例如，过去在区域合作进程中，一个普遍的担心就是区域间的产业同构问题，从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发展实践看，一些地区虽然布局了一些相同或相似的产业，如汽车、电子信息等产业，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最终形成了区域间的差异化分工格局，并且共同构筑起长三角区域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因此，遇到一些复杂的问题，一时下不了定论的问题，可以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鼓励大胆尝试、大胆探索，经过时间的沉淀和发展，一些情况的走势可能会变得清晰，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案会自然形成。在新时代，我国区域合作和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会遇到各种可预料和不可预料的问题，对于新问题、新情况，要甄别轻重缓急，进行科学决策，树立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始终保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战略主动。
区域一体化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扮演重要角色。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先后上升为国家战略，对我国区域一体化的研究需要从国家战略层面加以推进。国家战略体现国家意志、承载国家使命、关乎国家未来。国家战略是战略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战略。在特定区域实施国家战略意味着该区域在国家战略格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该区域实施国家战略的成效不仅将影响国家发展全局，也将反过来决定本地区在国家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对于长三角地区而言，当前面临的是多重国家战略叠加机遇。在特定的时空交汇点上，一个地区同时获得多重国家战略叠加效应，非常难得。由多重国家战略叠加所汇集的战略机遇将成为高度稀缺性的宝贵资源。在新常态下，虽然传统使用的倾斜性特惠政策将逐步退出，但国家战略仍具有独特价值，将带来政策、资源、项目、投资乃至“注意力”的集聚，有利于引导资本、技术、人力资源等要素流向国家战略实施地。因此，承接国家战略、融入国家战略是一个地区面临的重大机遇，必须牢牢把握并转化为具体发展成果。在国家战略大格局中，一个地区融入国家战略的出发点不是想获得什么，而是能为国家贡献和服务什么；贡献和服务越多，自身价值越高，发展机会越多。这是服务国家战略与推动自身发展的辩证法。
新时代的区域一体化既具有区域一体化的一般特征，也必然体现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新特征。其中，最为重要的新特征，就是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将新发展理念全方位融入区域一体化的实践进程之中，从而赋予区域一体化以全新内涵，也让区域一体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区域战略谋划中，突出强调要落实新发展理念，打造新发展理念的示范区和样本区。雄安新区在规划之初，就是明确要打造成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典范之城、未来之城。在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过程中，全方位体现新发展理念。2015年4月2日和30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强调要深入研究论证新城问题，可考虑在河北合适的地方进行规划，建设一座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的现代化新城。雄安新区的战略构想开始逐步形成。2017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实地考察河北省安新县和白洋淀生态保护区，就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用最先进的理念和国际一流的水准设计建设，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理念，努力将雄安新区打造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本身就是新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首先，雄安新区体现创新发展理念，不仅要建设具有世界水平的创新区域引领区，而且新区本身就是创新之举，是创新理念的直接体现；雄安新区体现协调发展理念，注重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当前与长远等各方面关系，致力于打造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示范区；雄安新区体现开放发展理念，是一座面向世界、全方位开放的未来之城；雄安新区体现绿色发展理念，高度重视生态保护，致力于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让良好生态成为新区的最大底色；雄安新区体现共享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致力于打造一座人民共建共享的城市。新发展理念博大精深、体系严密。新时代区域一体化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一要把握精髓要义，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既体现前瞻性、引领性，也不盲目拔高，提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二是要树立系统思维，把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之间的联动关系，防止人为割裂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务求协同推进，形成整体效应；三是强调动态进化，就是坚持问题导向，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客观对待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以持续改进优化与共同利益增进来筑牢区域一体化根基，推动区域一体化行稳致远，塑造区域持续健康发展的新格局。
区域一体化有着不同的空间尺度，遵循不同的发展逻辑。区域一体化既包括区内一体化，也包括区际一体化。区内一体化主要指同一行政区划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一体化。例如，在江苏省内部，宁镇扬同城化的探索由来已久，这是江苏省内区域一体化探索的重要路径。2014年8月，江苏省政府印发《宁镇扬同城化发展规划》，指出宁镇扬地区作为江苏经济较为发达、人口较为密集区域，是长江三角洲西翼的重要节点区域，也是长江三角洲世界级城市群和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联结区域，区位优势明显。推进宁镇扬同城化发展，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对接和重点跨界发展区域共建为突破口，加快构建同城化协调发展机制，全面构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发展合作共赢、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跨界区域协同建设、生态文明协同推进的同城化发展新格局。经过多年努力，宁镇扬同城化稳步推进，是江苏省内一体化的典型体现。在江苏参与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既要主动融入不同省市之间的区际一体化进程，也要扎实做好省内一体化的工作，以省内一体化助推长三角一体化。考虑到行政区划的客观限制，在省域内部推进一体化遇到的阻力更小，更容易取得成效、积累经验；同时，省域内部空间经充分整合，可形成多个具有内聚力和差异化的空间单元，形成若干竞争力强、新动能强的领先发展组团，将为长三角区域有序分工协作、一体化创造有利条件。
进入新时代，区域一体化承载更高的发展期待，在发展定位上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通过区域合作深化打造高质量发展引擎，共建高质量发展高地。这就决定了，新时代区域一体化的主要内容必然要围绕高质量发展来展开。例如，高质量发展本质是创新发展，相应地，区域一体化必然要以推动创新协同、联手打造创新高地为皈依。例如，2019年2月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明确要求粤港澳“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区域协同创新体系，集聚国际创新资源，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发展区域；重点推进“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建设；向港澳有序开放国家在广东建设布局的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加快推进大湾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交叉研究平台和前沿学科建设；允许香港、澳门符合条件的高校、科研机构申请内地科技项目；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专业人才培养的合作。一方面，新时代区域一体化发展要以高质量发展导向；另一方面，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发展，特别是集聚创新要素、推动创新协同、打造创新高地，也是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就长三角而言，区域一体化本身就进入了高质量一体化阶段，聚焦“高质量”“一体化”两个关键词，既以自身高质量发展、高水平一体化提升长三角整体竞争力；也从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中充分汲取能量，形成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势能。
构建权责明确、责任共担、利益共享以及公正透明的利益补偿机制，是区域一体化得以顺利推进的内在动因。国内外众多区域一体化实践效果差强人意，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没有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最终丧失区域深度合作的根本动力。因此在新时代推进区域一体化，要着力构建各利益攸关方都能认同的利益分配机制。关键要解决两个方面问题：一是构建平衡包容的利益共享机制，就是通过构建公正合理、各方接受的利益分配机制，让区域一体化的各参与方从区域合作中达到利益增进、各方共赢的效果。在江苏南北园区共建等区域合作的实践中，凡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园区，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合作双方的利益共享，同时在各方获利程度上要做好动态平衡，既要保护苏南园区参与合作的积极性，也要保障苏北园区的合理权益。二是构建健全的区际利益补偿机制。长三角在新安江流域保护中初步探索出跨省利益补偿机制，调动了上游安徽省和下游浙江省相关方的积极性。
飞地经济既是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形式，也是利益分配的难点。以江苏为例，江苏飞地经济实践在全国独树一帜，成效显著。但在实践中也面临不少来自体制、观念、利益的困扰，影响到飞地经济发展质量和发展后劲。一些政策驱动型飞地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取得成绩，但往往达到一定高度后就进入平台期，缺乏提升扩张的爆发力和后劲；一些市场驱动型飞地经济在周期性的利好因素消退后往往会陷入衰退；真正具有持续爆发力的飞地经济少之又少。从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的经验看，成功的飞地经济在理念、规划、管理、项目等各个领域向高标准看齐，在后发地区走出一条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合作道路。这种高水平合作是涵盖思想层面、制度层面、器物层面的深层次合作。在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长三角各地探索飞地经济发展，必然要不囿于以承接产业转移为主要内涵的一般层面的探索，而是要形成具有引领性的飞地经济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路径与发展成就，推动飞地经济迭代升级，而其中的关键就是要创新利益分配机制，探索建立健全资源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利益补偿机制，形成区际合作的长效机制。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承认市场机制在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力量，就是在理论上厘清企业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地位作用，并在政策实践层面把握企业如何有效参与区域一体化的着力点。企业的经济活动是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城市网络关系的核心要素，相比较政府而言，企业是区域合作更为重要的参与者。企业发展需要获取更多的资源和扩大市场空间，因而具有积极寻求空间扩张的内生动力。区域一体化之所以形成并不断深化，根本上是企业市场竞争的结果，而企业扩张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内在动力。正是这种企业的区位选择及其分支机构网络式的空间分布，在城市网络中形成连接，提供了城市网络得以运作所必需的相互依赖的基础。也就是说，企业间在市场中的竞争，导致了区际间不断增强的相互依赖性。事实上，通过企业间市场竞争和资源要素的市场流动，促进区际间不断增强的相互依赖性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促进区域或城市间合作的核心问题。
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毗邻区既具有紧密合作的天然优势，但也存在不少制约合作的障碍和瓶颈。长期以来，在不同行政区的边界地区，毗邻区之间往往面临生态协同保护不力等问题，甚至一度存在以邻为壑的问题；断头路等问题也比较突出；区域之间在创新协同、产业联动、公共服务衔接等深层次合作中难有作为。因此，在新时代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如何把不同区域毗邻区从产生问题、矛盾的区域转变为区域合作的样板区，对区域一体化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都是考验。
近年来，长三角等地围绕打破断头路等方面率先突破，有效改善了毗邻区的合作情况。例如，2018年6月，长三角三省一市签署《长三角地区打通省际断头路合作框架协议》，提出共同全面推进省际对接道路各项工作，并列出长三角打通省际断头路第一批重点推进项目。在上海毗邻区，浙江依托嘉兴市打造浙江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提出要着力打造成为浙江与上海创新政策率先接轨地、高端产业协同发展地、科创资源重点辐射地、一体化交通体系枢纽地、公共服务融合共享地，为浙江全面接轨上海提供示范。南通市强化毗邻上海的区位优势，以建设上海大都市北翼门户城市为目标，进一步学习上海、对接上海、服务上海，努力建设一个集生态屏障、开放通道、产业腹地、文化名城等功能于一体的上海“北大门”。江浙沪在毗邻区合力打造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将为区域一体化中毗邻区建设提供示范。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加强规划、项目、生态保护、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对接，将产生一系列政策与实践难题，有待从理论层面加以研究和破解。
区域一体化的关键是要建立统一的区域市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今后，区域政策的一个要点是统一国内大市场，这既是区域政策要解决的问题，也是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要通过改革创新打破地区封锁和利益藩篱，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区域一体化的重点任务是形成统一的区域市场，这是形成统一的国内大市场的重要途径。我国是大国经济体，巨大的国内市场是我国的重要特色和优势。但受到体制机制等因素的影响，建立包括生产要素市场在内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始终面临较大阻力，从构建区域市场破题是有效之举。为此，要把握三个关键点，一是要打破区域市场的隐形制约，促进城乡区域间要素自由流动，重点是要消除歧视性、隐蔽性的区域市场准入限制，重点是要推动人力资源、土地资源、科技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二是加快探索建立规划制度统一、发展模式共推、治理方式一致、区域市场联动的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新机制，提升区域市场一体化层次水平；三是在培育区域市场的同时防止出现新的市场壁垒，为形成高水平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创造有利条件。
城市群建设是推进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手段。在城市群建设中，世界级城市群占据关键地区，是影响区域一体化质量的关键变量。世界级城市群占据全球竞争制高点，是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等各种“流”的枢纽中心，是全球经济的控制中心。锻造若干世界级城市群，是我国参与大国博弈的战略抓手。世界级城市群是全球资源配置中心，掌控全球顶级资源，而这些顶级资源具有高度稀缺性、垄断性。长三角共建世界级城市群体现国家意志，上海建设全球城市引领长三角全域空间重塑，将为江苏各类发展空间提升层次、积蓄势能、释放活力创造条件。
长三角共建世界级城市群，不仅面临来自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等老牌世界级城市群的强力挤压，也将面临来自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等国内城市群的激烈竞争，同时还会面临众多潜在竞争者的挑战。未来，围绕世界级城市群的激烈比拼，长三角共建世界级城市群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索，为路径创新提供理论支持。在实践层面，要强化长三角城镇体系完整的优势，以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为引领，构筑有序分工、有效协同的城市间、区域间分工体系，全方位构筑与世界级城市群相匹配的城市形态，提高区域竞争力和整体发展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防范重大风险，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绝不能犯“颠覆性错误”。中央实施包括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在内的一系列区域战略，既是要打造支撑当下、引领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板块，也是要在更高层次上夯实我国区域经济之基，增强我国经济应对复杂局面的底气和韧性。一方面，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要把握战略实施的节奏，防止出现重大风险失误，确保区域一体化稳健推进；另一方面，区域一体化在实践进程中将进一步强化区域发展韧性，增强区域抗风险能力，在全国防范重大风险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以长三角为例，在新时代高质量一体化进程中，长三角不断厚植发展韧性，在国家战略全局中可发挥更加重要作用。
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风险挑战具有许多新的时代特点：一是中美战略博弈日益成为影响我国全局发展的核心变量。如何应对中美战略博弈，绝不只是中央层面的事，长三角是中美经贸人文交往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必须主动作为、有所担当，争当中美化解“修昔底德陷阱”的关键一环。二是中国产业成长进入传统低成本优势消退、基于创新的新竞争优势尚未确立的“失重期”，风险与不确定性倍增。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施基于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潜在优势得到有效激发，中国经济释放强大的发展势能，创造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生产要素成本的显著提升使得传统低成本优势逐步消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倍增。上海、江苏、浙江等先发地区推进结构性改革，中国产业正转向高质量发展轨道。在这一阶段，一系列增长动力面临结构性调整、历史性重塑。由于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条件总体上仍处于集聚阶段，我国一些地区正在进行新旧动能转换，创新动能尚未形成规模优势，导致部分地区、部分行业、部分企业进入结构转换过程的“失重期”，发展风险与不确定性大大增强，既包括转型风险，也包括创新本身带来的风险以及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带来的输入型风险。如何突围中国经济的“三峡河段”，长三角作为我国产业重地和创新高地，有责任也有条件率先实现创新转型，勇当中国经济转型的“定盘星”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引擎。三是小康攻坚、改革攻坚相互交织，重大风险源和各类风险扰动因素增加，诱发各类“灰犀牛”和“黑天鹅”事件，一些领域风险层层传导放大的“蝴蝶效应”也不容忽视。小康攻坚进入决战决胜阶段，愈到扫尾阶段，决胜小康的边际成本愈高，还有一系列硬仗要打。同时，改革进入深水区，牵一发而动全身。新时代改革的推进，既需要更加科学的顶层设计，也需要鼓励基层的个性化探索，同时尊重社会发展规律，把握改革的力度、节奏和社会承受度之间的关系。在许多领域，不改革有风险，改革不当也会增加风险。长三角综合发展优势突出，有条件率先攻坚突破，为我国化解重大改革发展风险夯实基础、提供示范。
推进区域公共服务业均等化是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发展方向，也是检验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的重要衡量指标。公共服务若不均衡，高端人才就会向核心地区聚集，城市的辐射范围、拓展空间和发展前景也会受到影响。而如果区域范围内的公共服务水平相对均衡，则会大力促进各种经济要素更大范围、更合理的配置，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近年来，长三角公共服务均等化步伐加快。在教育领域，上海、苏州之间已经进行了成功合作。而在医保异地结算方面，长三角地区也领先全国取得了重大突破。
与市场、产业等领域的区域一体化相比，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加敏感，更具挑战性。未来长三角在前期发展基础上，应进一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深入推进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逐步建立起权责清晰、财力协调、标准合理、保障有力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和保障机制；创新区域政策调控机制，建立健全区域政策与其他宏观调控政策联动机制。
多年来，我国各地出台了为数众多的区域合作协议、规则、规划和共同政策，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制度保障。但是，这些制度安排普遍缺乏实质性的约束力，执行效果往往大打折扣。究其原因，区域合作制度安排的可置信度不高是主因。所谓可置信，是指动态博弈中先行动方是否该相信后行动的博弈方会采取对事前承诺的行动。提高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制度约束力，关键要提高制度可置信度。一是通过柔性承诺，即基于声誉的承诺，通过建立信任来实现合作。声誉的本质在于可以使行为人获取长期的收益，即行为人通过建立一个“好”的声誉，以换取长期的利益，而避免那些短期的、甚至是一次性的收益。激励参与区域合作的各地方政府具有建立并维持声誉的动力，是增强区域合作制度可置信度的重要条件，这需要发挥声誉机制的作用。二是通过刚性承诺，即正式的刚性契约，可以通过第三方来验证其合约信息，从而第三方能够实施。刚性承诺对应制度经济学者柯武刚与史漫飞所言的强制执行契约。
对此，要建立失信惩罚机制，包括行政惩罚、经济惩罚和道德惩罚。鉴于失信惩罚机制实施难度很大，在实践中，可依据惩罚力度从道德惩罚、经济惩罚到行政惩罚乃至法律惩罚，逐步推进，最后形成各方接受且具有强约束力的失信惩罚机制，通过提升制度可置信度，强化区域一体化的制度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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