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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庄，是中国数十万个行政村之一。我们通过对70位马庄村民的访谈，记录了这个中国村庄70年独具特色的道德图景。那么，我们基于马庄村的地域特殊性所描绘的道德图景及道德建设路径是否有其规律性和普适性呢？事实上，在每种地方性与特殊性的研究背后，都隐藏着一种探寻普遍意义的“宏大叙事”目的。我们也试图通过总结马庄村道德发展与建设的独特性，挖掘隐匿于其后的具有普遍价值的经验，从而归纳出其普适性所在，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庄村始终坚持发展集体经济。在发展的不同时期，煤矿开采业和文化产业成为其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马庄拥有丰富的煤矿资源，而煤矿开采需要大量的资金、人力与技术，在物质匮乏的背景下，选择发展集体经济是必然选择。煤矿开采的发展使村民普遍享受到了这种地域性资源带来的收益，由此在内心树立起对集体经济的认同，形成对村庄权威的服从。也正是在这种集体经济传统的影响下，煤矿关停后，具有村庄特色的传统手工艺品香包得以开发并纳入村集体经济中。在发展生态旅游业的过程中，香包的影响力持续扩大，习近平总书记的到访和购买更使其成为村庄著名品牌，产业规模和效益进一步提高，也吸纳了更多村庄妇女就业。可以说，长期的集体经济传统及其良好的经济收益，为马庄村村民提升道德素质、确立共同价值目标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马庄村严谨、稳健、独特的政治生活引导着村民个人及整个村庄道德评价的基本方向。村规民约、红白理事章程、家庭档案制度等的建立，是对村庄建设和村民生活需求的回应。这些制度之所以能够长期而有效地执行，原因在于：第一，马庄村具有注重荣誉与集体评价的传统。马庄村的民乐传统和以香包为代表的手工业生产，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强化了村庄共同体的内部凝聚力。无论是香包制作还是乐器演奏，都为村民们提供了时常聚集在一起讨论、交流的平台，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乡村公共道德平台，增强了村民的归属感。第二，马庄村从注重荣誉与道德评价的传统出发，将原先零散的道德评价和村庄规约系统制度化、日常化，使其既符合村民的传统习俗，又顺应时代要求，体现现代理念和精神，从而得到村民的广泛认同和接受。
在乡村市场化进程中，如何更好地调动广大农民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基层农村面临的共性问题。马庄村有着较强的村庄文化传统，每逢节庆均有民俗文化活动表演，正如老书记孟庆喜所说，“马庄的民俗文化历史积淀丰厚，大家都在文化活动的熏陶中自觉地接受了很多向好向善的东西，民风淳朴。”利用村民乐团这一独特的文化载体，马庄将具有地域特色的表演内容与现代表演方式相融合，让村民在这一公共平台上自我组织、自我编排、自我表演，激发其创造性和参与热情。同时，马庄村抓住老年人这一群体，填补其闲暇时间，以老带新，营造出浓浓的文化氛围。由此，马庄村通过文化兴村激化村民作为道德主体的创造潜力，也为解决乡村市场化进程中道德主体缺失、传统伦理文化式微、村庄认同感缺失等问题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有效路径。
马庄村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乡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乡村道德发展的坚实基础。第一，生产方式的转化促进了农民效率、责任、信用意识等现代道德理念的生成，这些理念的形成又进一步促进了乡村道德建设的开展。第二，物质水平的提高为村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落地生根的前提。第三，良好的物质基础激发村民主动参与道德建设的积极性。应当看到，极具马庄特色的民乐团和香包制作之所以能够成为村庄道德建设的有效载体，不仅在于其传承了地方性的文化传统，更在于这一形式为村集体和村民提供了不断发展的良好物质基础。
乡村道德建设固然离不开各级政府部门“自上而下”的发动和引领，但是，由于不同地区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的巨大差异，加之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民主体意识的增强，仅仅依靠这种单一的形式，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取得预期的成效。这就需要改变传统的“单向”思维，将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式的宣传、发动和落实与基于农民实践智慧的“自下而上”的自发性活动相结合，从而创造出具有地方特色、富有实践成效的个性范式。在这一点上，马庄村以乐团、香包等富有村庄特色的文化形式激发农民作为道德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提供了实现“自上而下”的价值引领与“自下而上”的主体参与双向互动的成功范式。
首先，乡村道德建设应当坚持系统思维和全局视野，从多方维度予以推进。应当看到，乡村道德建设并不意味着仅仅在农村建设道德，而是一项全面的系统工程。马庄村在推进道德建设时，从文化兴村、礼法相融、党建引领、经济建设等多个方面、多个层次系统发力，从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其次，乡村道德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有步骤有计划地逐步推进。道德建设涉及面广，牵扯问题多，需要针对具体情况分别考察。马庄村在加强道德建设的过程中，始终针对村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尊重农民思想观念与道德情感的成长规律，从而获得了广泛的群众认同。
最后，乡村道德建设要立足村庄特色，坚持差异性原则。一是要从不同地区、不同村庄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状况出发，安排推进道德建设的具体路径；二是要充分尊重和挖掘以语言、风俗、惯习、偏好等独特文化事象和公共道德平台为表征和载体的“地方性知识”对村庄道德建设的意义，使其真正成为承载村民乡土情感、凝聚村庄道德共识的文化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