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正如一位村民所说，“总书记为什么要来我们这里？肯定是我们这里有好的地方。”那么，马庄村在道德建设方面究竟有哪些好的做法呢？归纳起来，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传统道德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对增强农民的主体性意识、重建乡村道德生活具有重要意义。而独具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在唤醒农民集体记忆的同时，也留住了“乡愁”。马庄村的集体文化活动根植于村庄传统，使村民在参与中体悟道德意蕴。老书记孟庆喜上任之初就敏锐地发现村庄深厚的民俗文化底蕴及其对村民精神风貌的塑造：“马庄民俗文化的历史积淀丰厚，特别是群众间的历史文化活动很多，这是有传统的，从清朝开始就有了，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大家都在文化活动的熏陶中自觉地接受了很多向好向善的东西，民风淳朴。”
村民是乡村道德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主体，是创造者和延续者。马庄村在进行文化建设时，着眼于村民的文化需求，探索出激发村民主动参与的路径。借助于春节联欢晚会、纳凉晚会等活动形式，村民自编自导，充分发挥创造性、主动性。正在编排群演节目的王莉告诉我们，她从1992年开始参加各种活动，唱歌、跳舞、小品、快板、编词样样精通，平时就爱和大家聚在一起跳广场舞。
乡村文化载体是乡村文化存在的基础，它体现当地的文化内涵，又是联结乡村文化与农民的桥梁。
民乐团作为马庄的一个重要文化载体，通过表演充满喜庆欢快、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且具有教育意义的节目，寓教于乐，潜移默化地影响村民们的价值观，实现道德教化的目标。马庄现书记孟国栋告诉我们，在周边村庄，一些小的演出团体为了生存迎合村民进行低俗表演，这加剧了农村文化的低俗化，导致恶性循环。但马庄民乐团却以正能量获得了村民的喜爱。民乐团表演的内容吸引人、健康向上。乐团成员王娟也讲道：“我们在周边的地区接了一些巡回演出，就是送文艺下乡、送文艺进城、法治宣传等这种类型的节目，都是我们乐团自己编排的一些比较接地气、比较通俗易懂的节目。”
可见，通过民乐团这一文化载体，马庄不仅促进了本村的乡风文明，还将这种文明的乡风传播出去，不断扩大影响范围。
而作为村庄又一重要文化载体的香包，在促进乡风文明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香包制作者田盼谈到了她在香包大院工作的感受：“我们大家坐在一起绣香包，有说有笑的，如果说她跟她婆婆闹矛盾了，大家都一起说说，调解。如果一个人在家就胡思乱想，大家聚一起，想法也多了，然后一劝你，你就想开了，这就跟在家里、在外面上班是不一样的。”
对转型时期的中国乡村来说，试图完全以法治全面取代礼治是不现实的。马庄村通过数十年的摸索与实践，走出了一条礼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有效路径。
第一，努力实现村规民约与现代法治的有机结合。以现代法治观念为准绳，重新解读传统村规民约，去芜存菁，形成适应社会潮流的新村规民约。马庄村在《村规民约》中明确拒绝违法乱纪，鼓励勤劳致富，推崇仁爱友善，和睦邻里关系，将村庄管理、道德规范、文明礼仪、家规家训和《村规民约》融合起来，先后制定了《红白理事会章程》、《家庭档案管理办法》等21项操作性强的规章制度，用“马庄规矩”引导村民遵德守礼、崇德向善。73岁的孙茂娥说，相比于过去，自从村规民约实行以来，邻里就没有出现过骂人的现象，几十年坚持下来，“村里人自觉遵守这个规章制度”。
第二，依托传统礼治秩序，建立新型调解机制。马庄村书记孟国栋给我们讲了一个很有趣案例，兄弟几个因赡养老人问题达不成一致而闹矛盾，面对这种纠纷，马庄村充分发挥了传统礼治的作用：“今天说你不愿意，那可以，我们也不为难你。但是从明天开始我们党员、乡贤就到你们家去，在你家轮流坐班，给你讲孝道。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农民乐团会在你们家门口放音响，带着乐器在那里宣传，还有就是我们今晚广播开始对你进行负面宣传。”
在矛盾调解过程中，村干部、老党员、老教师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从传统伦理精神和现代价值观出发，回应着乡村的公平正义。由于法律诉讼成本过高，他们在乡村往往发挥更大的作用。
过去，村民遇到矛盾与纠纷时，倾向于通过熟人解决。随着村庄的发展，村民开始找村干部或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马庄村逐步建立和完善了新型调解机制。在马庄调解记录档案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案例：“2018年7月，马庄村两名工地工人因工程干活的事引起争执，双方发生言语与行动冲突，造成一方受伤，民警询问事件后，进行笔录，经过人民调解员的调解，双方就赔偿事项达成协议，签署协议书，达成和解。十天后，民警对当事人进行回访，双方均表示对调解结果满意。”
第三，建立制度化的道德评比活动，树立共同道德标准。村庄原先的道德评价是基于公共舆论的，特别是乡贤和长老的评价。十佳婆媳等评比将原先的评价制度化，并以符合村民心理需要的方式加以褒奖。73岁的孙茂娥感受到了十佳婆媳评比给村民带来的变化：“在我们村获得‘好媳妇’荣誉的，村里还要去娘家给挂牌子，把这份荣誉敲锣打鼓地送到娘家去。我大姑就是‘好婆婆’，不管是接送孩子还是对儿媳妇，都是管吃管穿，只要她们一来，就什么都给她们弄好。别的村的闺女嫁到我们村里来，也有的不懂道理，到后来嫁到我们村里一看，我们村风气那么好，她也不会像在别的村一样犯错误了。现在我们村那些事情都没有，正气压倒邪风。”
定期举行的五星文明户、十佳婆媳、家庭档案等一系列制度化的评比活动，使马庄村的道德评价从原先松散、零碎、易受亲疏关系影响转向公开、统一、制度化。在长期的实践中，村民自觉将评比要求落实于行动，树立起共同的道德评价标准。
一是法治宣传借助礼治形式。马庄村通过设立普法月、法律讲堂等活动，对村民进行法律知识普及。同时，注重对现实案例的利用，在实践中完善普法教育。在马庄村，民警的工作重点不仅仅在于纠纷制止，更在于思想教育，让当事人真正认识到守法的重要性。民警李亚辉2013年调来马庄，至今快六年了，他告诉我们：“（我们）不仅仅是单纯地解决矛盾，或者依法惩罚，而是要进行法治教育，（让他们）从思想深处了解自己的错误，知道法律。”这样，村民之间再发生矛盾“也会知道讲道理，我们不能打架，应该遵纪守法”。
二是法律制度的运用尽可能尊重礼治习惯。人民调解制度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律制度，马庄在运用这一制度时充分尊重当地风俗习惯，用村民普遍接受的形式，提高调解的灵活性、适应性。在马庄发生过的一起赡养老人的纠纷中，民警与村干部、乡贤一同调解，法的运用充分融合了情与理，适应了村民对法律的认知度与接受度：“兄弟之间赡养老人常存在矛盾，当问题出来之后，我们就积极主动靠上去，马上把它化解了。我这里有一份矛盾调解记录，就是兄弟赡养老人的，他觉得他给老人端碗饭就够了，他觉得他掏钱了不应该那样，就因为赡养老人，双方又打又闹的。我们就和村委会、村干部、老党员一起去调解，讲一讲他们就理解了。”
民警和村干部、乡贤的紧密配合是马庄村法治工作的一个鲜明特点，村干部乡贤等进行调解教育，民警进行执法，在这种配合中，法律运用尽可能尊重礼治习惯，礼治也对法律的实施起到辅助作用。
访谈过程中，老书记孟庆喜回忆起当年忙于发展经济，而忽视基层党建和道德文明建设的日子：“地一分，虽然人们挣钱的积极性高了，但是人心却散了。这不仅是在群众中，各个党员自己都觉得自己是‘在野党’。我们这里虽然好一点，会议还能开得起来，但还是不行，领导力下降了。没有党的领导，经济怎么持续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在当地也变成了口号，马庄村的政治生活也不能持续开展。”
有两句顺口溜很好地体现了当时的情况：“分田到户，没有党支部”和“党员党员，一月多交两毛钱”。党组织涣散损害了党的基层领导力和党的权威。为解决这一问题，马庄村不断完善党建活动，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党员干部带群众的方式，带动整个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发展，稳固了乡村道德权威。如今，马庄共有7个支部，117名党员，其中，50岁以下的党员有49人。
尽管过去了许多年，老书记孟庆喜讲到他如何成为村书记时，仍难掩激动之情。作为村里的第一个万元户，当他正打算扩大养殖业时，上级却让他当村支书，他觉得“我为集体服务已经够多了，书记和养殖工作会两耽误”。但是一回顾入党誓词，他选择放弃私人利益：“他又问我，你记不记得入党誓词‘随时为党牺牲一切’？你干书记不仅是党委会的要求，也是村民的一致愿望，所以你不能推脱。我就觉得我作为一名党员，我对党组织是有承诺的，入党的心情也是激动的，所以我决定不忘初心，就把担子接了过来。”
76岁的老党员张家泉也动情地说道：“现在很多人对入党宣誓词根本不理解，以前英烈不为名、不为利，为了中国的人民把命都丢了，这个你不考虑吗？现在有的人受贿贪污，不考虑老一代的人们在毛泽东时代打下的江山吗？”
打铁还需自身硬，孟庆喜带领党员制定了《党员干部群众青年守则》，第一条就是：“要群众做的，党员干部带头先做。要群众不做的，党员干部带头不做。”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大家关系一直都挺好的，这都多亏了老书记做的好榜样，这个没得说的，他各方面都做得特别好。现在小书记也是为这个村，都不容易，我们都挺感谢他们的。”
正是基于坚定的信仰及其在行动中的践行，马庄村的党员干部们才能得到群众的真正敬服，并由此形成一种一呼百应的权威力量。
常言道，“村看村，户看户，人民群众看干部”，党员干部在乡村社会中有重要的引领作用。马庄村通过充分发挥党员的道德模范作用，“有困难找党员”“向党员看齐”，形成了风清气正的道德氛围。
老书记之子孟国栋13岁就进乐团学习乐理知识和管乐演奏，后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在马庄民乐团面临解散之际，他以村集体利益为重，放弃了在江苏省梆子剧院待遇优厚的工作，回到马庄带领乐团走上市场化道路：“当时我回来是因为我自己对村子有强烈的感情，但我爱人她是不同意的。当时我们刚结婚，她刚刚怀孕，还需要人照顾，我一回来就照顾不了她，所以她不是特别乐意。当时也和我吵架，我那时一忙乐团，经常搞排练、演出，也顾不了她，但后来她也认同这个了，她也能够跟着我们演出，知道我们到底都干什么了。在这里天天带着乐团演出确实也很辛苦。”
同样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的孟国栋书记之妻如今也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在村里办起了儿童合唱团，免费教授孩子们声乐。
作为党员，作为村里的带头人，他们为了村庄的建设发展付出了心血。在提及对自己孩子的教育时，孟书记的妻子很是自责：“我跟我老公两个人各有各人的忙，所以在孩子身上确确实实是太疏忽了。孩子现在的学习不是太理想，就很一般的那种，我很自责，就觉得自己没有付出。我跟国栋也说了，我说你看你很少回家，一年365天，你能有60天的晚上在家就不错了。他根本就不会陪孩子，这都十几年了，在孩子身上，他没有付出什么，把精力都投入在了马庄村的建设发展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马庄村史馆时说，马庄的村班子很稳定，说明村干部获得了村民的支持。农村要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好班子和好带头人。原妇女队长刘秀菊将马庄强大的凝聚力以及村民较高的思想素质都归功于村里的带头人和好班子：“我觉得我们村的凝聚力这么强，是因为村里面出了老孟书记这一个好的带头人，而且还有好的班子人员。在他们的带动下，我们也被他们感动了。习总书记也是想让我们中国好的。过日子都不容易，就像我们，要是能教育出好的子女，那别人都敬佩，这是谁的功劳呢？还是父母教育得好！我们老百姓的思想意识为什么那么高？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好的当家人。所以说，我们村里选这个书记也是选对了。”
同时，马庄村坚持“干部带党员，党员带群众”的工作方法，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同时，也化解了诸多纠纷和矛盾，提高了村庄办事效率。王浩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他谈到村里搞开发迁坟工作时压力很大，幸亏党员带头，才顺利完成了迁坟：“十多年前，我们村搞开发，但需要迁坟头，二三十还好说，但一下就要迁几百，工作开展困难。我们村采取的办法就是干部带党员，党员带群众。我们孟书记，千说万说，终于他家先迁。就这样一带二、二带三，事情就完成了，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无独有偶，不久前，马庄村第六小组整体拆迁，这被认为是农村最难的任务，马庄村却仅用短短28天就完成了，被徐州市政府视为“奇迹”。孟庆喜老书记总结道：“这是政治优势。”原因在于，在第六小组的123户中，党员就有二三十位，他们通过带动自己的兄弟等亲族，形成一种氛围与气候，从而带动了整个小组的拆迁进程。
党员带头，为群众谋福谋利，和群众紧密联系，成为群众的模范，这也是马庄村党员干部获得权威的重要来源。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马庄村定期召开党员大会、举行升旗仪式，每天准点播放金马之声广播。此类活动一直延续至今，从未间断。老书记孟庆喜认为，组织没有活动就没有活力，也就难以变得先进。他很骄傲地给我们举了两个例子：一位远在山东的拖拉机手每逢15号党日活动就请假买车票回来；另一位下海搞个体经营的党员无论多忙，也始终坚持参加党日活动。
张家富今年60岁，在乡办企业工作多年，后来在外面打工。他印证了老书记的说法，他认为一定要参加组织活动，“因为我是党员”，“党员群众经常组织一些集体活动，人心不像其他地方那么涣散。集体活动我都去参加，我在外面干活的时候通知开会，我都请假来，不参加组织活动不行，因为我是党员。”
在乡村市场化、城镇化、工业化迅猛推进的转型期，坚定党员信仰、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进行党建活动无疑是重塑乡村权威最好的方式，也是维系乡村秩序，带领乡村前进的有效路径。
20世纪80年代，马庄对境内蕴藏丰富的煤炭进行开采，从单一的农业生产转向多元化生产，并在此基础上成立民乐团，开始各种道德文化建设。在20世纪70年代担任过马庄书记和主任的孟召联骄傲地说：“1988年建立乐团，当时记者来采访问你们的经济支柱是什么？我们回答是一二三四四个小煤矿，一个煤矿就能支撑住了！”
但是，随着高耗能、高污染企业逐步搬迁和关停，马庄村面临产业空心化的危机。马庄村抓住潘安湖湿地公园开发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业，推动经济朝着和谐、可持续方向发展。这一次的产业转型发扬了生态伦理，促进了经济和道德融合发展。
村庄道德建设取得的有效回报是乡村道德文化建设的润滑剂，减少了起步阶段和发展阶段的摩擦，让村民从排斥到接纳，再到乐于接受并自觉参与到村庄道德文化建设中，增强了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
从原妇女队长刘秀菊的口中我们得知，马庄民乐团在村民们的反对声、质疑声中建立并发展起来。起初，有人说孟庆喜搞乐队是“不务正业，想出风头”，甚至有县领导干部的点名批评：“我们农村支部书记中，出了一个不务正业的干部，整天拿洋家伙瞎摆弄，你能吹出票子来吗？”然而，随着乐团声誉的扩大，演出场次不断增加，收入日益可观，村民和外界的认同感也不断加强。“到后来乐队走出去了，确实得到了社会人士的赞扬了。然后也给我们了一些奖金，就感觉到这是个好事了。”
同样，纳入集体经济的香包产业也为马庄的集体公益活动提供了有效的物质积累。马庄村在三个重大节日给70岁以上的老年人发放慰问金，对遭遇特殊困难的村民也进行慰问。现年73岁的孙茂娥已经在村里拿过三年的慰问金了：“村里面赚的钱我们也会分给村民，村里给老人的福利是挺好的。现在70岁以上的老年人村里给发养老金，70岁的给100块，80岁的给200块，90岁的给300块，一年中春节、重阳节、中秋节这三个节日都发。”
良好的经济基础在提升村民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的同时，增强了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访谈过程中，总能听到村民自豪地说：“我们村可比外面的村好多了。”然后便兴奋地向我们讲述马庄村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