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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马庄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农村改革和乡村现代化进程迅猛推进。与此同时，村庄伦理关系和道德状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纵向考察马庄村70年来的道德变迁历程，我们将其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这一时期，马庄村相继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历史事件，道德生活样态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总体上看，这一阶段，村民的“票子”与精神都相对匮乏。
据村志记载，马庄村在1951年进行了土地改革，1956年成立高级合作社，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全部入社，归集体所有。社员统一出工，集体劳动，按劳分配，男女同工同酬，评工计分。一方面，生产关系的变革使农民的政治平等意识觉醒，意识到自己“翻身成了主人”，而几乎被完全削平的经济收入也强化了村民的平均主义意识。另一方面，财产的公有化和高度的平均主义打破了“劳”与“得”的良好对应关系，村民个人责任感严重缺失。
同时，我们注意到，即使到今天，这种平均主义的意识仍然在马庄的村庄制度建设和村民行为选择上有所显现。例如，在马庄村的道路两旁，所有房屋都被规划成了完全一样的外观，而对于这种整齐划一的规划设计，村民们普遍接受，并未表现出不满。
1958年，马庄人民公社建立。公社几乎控制了所有生产资料，强有力的户籍制度则进一步限制了村民的流动。在这种封闭状态下，村民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趋于同质化：参加同样的集体劳动，获得几乎完全相同的分配，甚至通过听一样的广播接收相同的文化宣传。村民难以脱离集体而生存，他们对集体高度依赖，并在经济、政治等各项活动中严格遵循集体纪律。由此，集体组织从意识形态高度提出的行为规范成为无可争议的统一道德标准。村民徐德珍谈到当时结婚时候的场景道：“那个年代登记的时候还要背毛主席语录，拿个小本本，还要上去唱歌，唱‘我爱北京天安门’那样的，只要能唱出来就让你唱。”
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马庄村仍处于物质匮乏的状态，这种状态也直接导致村庄道德领域中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假如生活不好，什么事都不顺利。邻里关系也不怎么好，家庭也不行，吃饭穿衣都争。”现年77岁，曾是马庄村干部的孟召联还给我们举了放养牲畜的例子：“以前养鸡猪狗都是放养，街上鸡粪、猪粪、狗粪、鸭粪到处都是，猪拱人家的地，鸡去啄别人家的东西，别人就骂。一点东西邻里、家庭之间都争。”
不过，这一时期，马庄村民也自发地开展了一些独具特色的文化活动。孟庆喜于1986—2016年担任马庄村书记，如今被人们尊称为“老孟书记”。他讲道，马庄早在解放前就有了民间小戏班，会演演地方小戏自娱自乐，过年的时候也会聚起来打个鼓。新中国成立后，马庄又成立了话剧团。“（马庄）一直有这种文化的传统和文艺创作的习惯，几乎每个村小组都有人愿意凑在一块，写一写三句半，讲讲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好人好事。”尽管这些文化活动在当时的马庄就以多种形式呈现，但还是停留在自发、零散的状态，没有成为道德建设的载体。
这一时期马庄村的道德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6年，马庄村工业化发展迅速，但出现了环境恶化、精神文明建设缺失等问题。这一阶段，村庄被动和消极地接受乡村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推进的影响，道德发展处于相对自发和无序的状态。第二阶段，1986—2001年，马庄村开始主动探索道德文化建设的路径，矫正市场化进程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但是，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脱节等问题依旧存在。
改革开放后，马庄村工业化迅速发展，村民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市场化进程一方面推动了村民现代道德观念的成长，另一方面也使得乡村传统伦理观念与现代意识间的矛盾和冲突愈加显现。
具有现代道德观念的新农民的诞生。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大量村民“离土”或“离乡”从事新型生产劳动。在这一过程中，村民安土重迁的保守观念逐渐被致富理性取代，与现代市场观念相契合的时间观念、效率意识和规则意识开始产生并日益强化。在访谈中，我们曾遇到一位叫徐欢的年轻人，虽然才三十岁，却有着丰富的工作经历。从马庄民乐团出去的他当过兵，干过工地，开过包子店、小吃店，给老板当过司机，目前开了一家装修公司。他说，趁着年轻，就该多尝试尝试，多拼一拼。
道德问题与道德冲突愈加显现。伴随着“哪里能挣钱就上哪里去”的致富冲动，村民流动性大大增强，导致村庄在一定程度上的“空心化”，村民之间的熟悉感、信任感下降。老书记孟庆喜在访谈中提到，这一时期，马庄的道德生活正发生着一些变化。让他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一群小青年喝酒之后聚众打架，竟将村委会传达室大门给砸了，还打伤了工作人员。这让他意识到马庄村的“民风出了问题”。曾在村里负责财务工作的刘兴珍也感慨道：“以前集体经济，大家一处使劲，现在市场经济下，大家各自种各自的地，关系就淡了点。”在这一环境下，一些村民更多地考虑个人利益，正如马庄村现任书记孟国栋所说：“个体性的思维比较严重，我只要把我自己的弄好，或者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就行。过去我们大家还都会想一想我们大队怎么样，我们生产队怎么样，但是现在有很多家庭、个人，只要能达到我个人满意，我个人利益最大化就行。”
村庄的空心化和极端个人主义导致村庄传统道德弱化，公共舆论力量下降，道德领域出现了许多矛盾和问题。孟庆喜所说的“民风出了问题”，一定程度上便是上述问题的现实体现：“人们更多地开始沉迷于赌博。当时加上宣传也跟不上，所以个人主义思想和‘谁富谁英雄，谁穷谁狗熊’的思想开始抬头。此外，经济发展也伴随着不健康的发展手段，偷税漏税、不择手段、盗窃国家财产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所以我就敏锐地感受到，这些现象必须要得到根治……如果是这样的发展，那发展得再快，积累得再多，又有什么意义呢？”
面对“人们口袋鼓起来，脑袋却空了”的现象，孟庆喜决定“狠抓道德文化建设”，并认识到，“想把文化搞好，首先需要找准载体和平台。”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马庄村便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经常在田间地头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宣传，远近闻名。村民们也自发组织丰富多彩的划旱船、唱戏、锣鼓等民俗活动。孟庆喜决定抓住马庄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底子”，组建一支乡村文艺演出队伍。1988年，马庄村建起了一支农民乐团，开始道德文化建设的初步探索。在将乐团作为马庄道德文化建设重要载体的基础上，又陆续以升旗仪式、周末舞会等活动不断丰富道德文化载体的形式，并通过马庄《村规民约》和“十佳好婆媳”评选活动，形成了村庄道德建设的基本规范和评价体系。
不过，这一时期的道德建设和经济发展仍未能紧密联系。乐团虽然作为道德文化的载体丰富了村民的精神生活，但主要依靠村庄集体经济收入的补贴而维持，没有形成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力量，无法成为马庄道德文化建设的稳定平台。
习近平总书记在马庄文化礼堂观看村民乐团排练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快板节目时指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很重要，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辩证法的观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特别要注重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在这一阶段中，马庄村将物质与精神很好地结合，双管齐下，全面推进了村庄道德文化建设。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马庄并对其全面建设予以肯定，这进一步推进了马庄的道德文化建设。
物质变精神。2001年对马庄人来说是个颇为难忘的年份。这一年，附近的一个煤矿发生重大事故，徐州市所有县级以下的煤矿被关闭，曾依托煤矿产业而迅速发展的马庄面临巨大挑战。原妇女队长马汉芹回忆当时的窘况时，感慨道：“煤窑关闭后，老百姓经济可难了。”
村民失去了最基本的收入来源，村集体失去了最重要的经济基础，面对这样的巨大困难，马庄的经济是如何转型的呢？一方面，马庄村巧妙地将煤矿塌陷地填平，建设成湿地公园，发展生态旅游业，使过去的“乡村伤疤”成为如今芳草萋萋、白鹭翩翩的景观；另一方面，马庄大力开发具有当地特色的香包制作工艺，通过对传统民俗文化的挖掘、传承与创新走上新的文化旅游业发展之路。在这一进程中，村民的环保意识日渐加强，生态伦理得到发扬，村庄道德建设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精神变物质。煤矿关闭后，长期靠集体收入得以生存的村庄民乐团面临解散。老孟书记的儿子孟国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带领乐团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民乐团在全国各地参加商演，逐渐积累起资金来保障乐团的发展。市场化道路不仅解决了乐团自身的生存问题，还为村集体每年创收数十万，打造出一个“马庄品牌”，用孟庆喜老书记的话来说就是：“这支乐团，不但吹出了粮食，也吹出了票子。”2017年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马庄视察，他观看了村民们自编的关于十九大的快板，购买了“真棒”香包，肯定了马庄村的道德文化建设，这给马庄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自此，马庄村迎来了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一位阿姨自豪地告诉我们：“最多的时候，我们这边一天全是人，五个讲解（员）一天能带十几波游客。”注册了“我也要捧捧场”这一商标的马庄香包得到来自全国各地源源不断的订单，为马庄村集体和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票子”。
由此，马庄村的道德文化建设为村庄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资本，老书记孟庆喜将这种“精神转化为物质”形象地总结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在和村民的交谈中，我们感受到他们似乎并不羡慕城市生活，在他们看来，马庄村环境优美，生活富足，家庭和睦，邻里和谐，这是其他地方比不了的。
对马庄村的人来说，最直观的感受大概是村里生态环境的变化。2006年嫁入马庄的王娟见证了马庄村人居环境的巨变，她刚来的时候，甚至连白色衣服都不敢穿：“我刚来时煤矿很多，在外面走一圈脸都是黑的。那时候没有穿白衣服的，不像我们现在都买白色的袄，那时候再便宜都不敢买白色衣服穿。现在煤矿关了，走上旅游业，绿色发展。光从穿着就可以看出来，我们现在穿白色衣服，背白色的包。”
马庄有三宝，“婆媳好”是其一。加入民乐团工作后，王娟最感谢的是自己的婆婆：“那时孩子还没有断奶，我出去演出时，都是婆婆带孩子。别人都跟我说，你婆婆多好，没有婆婆帮你带孩子，你哪能出来工作？”马庄村和睦的家庭关系与其建立的“十佳婆媳评选”制度密切相关。这一评选将尊老爱幼、节俭勤劳、和谐互助等家庭美德融入评价制度中，形成了良好的道德氛围。2000年，马庄村制定了新的村规民约，对治安、家庭邻里、红白事等方面进行了规定，“约”出了一个好风气。张家顺是名退休老教师，村里有红白事的时候，经常请他去“写写画画”。自从新村规民约颁布后，他观察到，大家不再碍于面子而大操大办喜事，而是“光明正大”地说：“这村里边有规定，不准大办的。”2004年起，马庄村又以“十星级文明户”的评选进一步扩大道德评价的影响力，引导村民更好地体悟和践行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马庄人的幸福指数很高”，这句话在多位村民的口中得到印证。孟召联是一位老村干部，他给马庄的生活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总结：“吃饭天天像过年，文化生活有乐团，环境优美如画卷，人民幸福赛神仙。”
道德建设以人的幸福与发展为主旨。孟召联回忆，民乐团在成立之初，曾有村民对乐团究竟能带来什么好处表示疑问：“村民普遍都是抱有‘能不能取出钱来’（挣到钱）的想法，觉得不如办企业，办乐队不仅不能挣钱，反而可能往里贴钱。”
然而，乐团的发展表明，道德文化建设不仅可以带来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感。王娟对此颇有感受：“这个不仅仅给我们带来了物质经济的收入，而且我们每个人的精神面貌也有很大的提升。这是过去不可比的，可以说我们越活越年轻。像我们这边五六十岁的和其他地方五六十岁干农活的精神风貌就不一样。文化活动比较多，有点事情做做的话，人就感觉精神多了。”
王娟对乐团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毫不夸张地说，乐团是她的事业，也是她实现人生意义的一种方式。
无独有偶，现任马庄乐团副团长的夏莉刚嫁过来时看到村民们跳交谊舞，“非常羡慕他们”。一次联欢晚会的登台表演让夏莉成功进入乐团，并在村里的帮助下自考大专，完成了曾经的学业梦。
我们不难看出，马庄的道德建设既满足了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又充分体现了满足人的幸福与发展的价值旨归。
道德建设激发人的主动性与创造力。在马庄，村民不仅是道德文化活动的接受者，更是创造者。郑庆环是村民小组的宣传员，负责组织小组里的道德文化建设活动。今年马庄的春晚，她和她的孙子同台表演“三句半”。在访谈中，她给我们现场展示了一段《夸夸马庄新变化》：（孙子）话说四十多年前，（小孙子）奶奶说她腰里没有钱，（爷爷）一天只吃两顿饭，（郑庆环）都难！
马庄村的文化活动大部分由村民自编自演，形式丰富多彩，内容或展现村庄的发展变化，或宣传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把村规民约排演成小品搬上舞台，让村民在娱乐中有所思考。村民自主参与道德建设活动，成为道德建设的主体，真正践行了“我的道德文化我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