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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日本近代的新闻记者、历史学家、御用学者德富苏峰（1863—1957）从文明观、政治学、经济学角度对幕末至二战后初期的日本侨民、商界人士、留学生的在海外活动情况进行了论述。值得注意的是以甲午战争为界，其观点由进步转向反动。本文拟以其原著为据，在对其日本人的海外活动变迁观及思想动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就其对今天的中日关系乃至日本政界对待一带一路的态度和影响进行论述。
关键词： 德富苏峰；日本的海外活动；变迁观；析论
德富苏峰的日本人的海外活动观有着复杂的思想动机，而且随着其政治思想的变化而变化。出身于在乡武士、接受洋学堂教育和基督教洗礼的他不满藩阀专制，参加自由民权运动。失败后，以自己经营的民友社和《国民新闻》为平台，借着欧化风潮和政府承诺开设国会、制定宪法的东风，指出从文明程度来讲，世界分为四个区域，经过以统治权的“分散和抑制”为特征的中世封建制，将自由、民主、法治等作为本国的信条的西欧属于第一区域；虽然经过了中世，近代化程度较差的德国、日本列为第二区域；没有经过中世分权岁月而集中专制的清国和俄罗斯属于第三区域；其他亚非拉殖民地国家属于第四区域。他认为日本只有摒弃和魂汉才、和魂洋才理念，在政治上实行英国式的议会主权的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实行和平通商的“洋魂洋才”的平民主义才能跻身第一区域。
为此，他主张循遣唐留学生、留学僧先例，大量派出官费留学生，使之沐浴欧风美雨，让赴海外合同劳工带回实用技术，让日本企业走出去不断壮大，给专制闭塞的日本带来变革，对外缔结日英同盟。然而，国粹主义兴起、欧化风潮降温，被明治政府派到德国的留学生带来了对藩阀专制有利的国家主义、国权思想。不符合日本国情的“洋魂洋才”式平民主义受到读者冷落。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获胜引起西方警惕，掀起排日的黄祸论。为了报业的生存，他改弦更张，“变节”沦为皇室和军部的鹰犬，敕选贵族院议员，任大日本史学会会长，起草太平洋宣战诏书，主张缔结德日意同盟，叫嚣大和民族具有领导有色人种与白色人种抗衡的资格，以皇室为中心称霸世界的“八紘一宇”。为此，主张将国内剩余人口移民海外，牵制当地华侨势力，为日军提供各类信息，巩固日据区的殖民统治，给中国等亚洲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在二战后美国主导的民主化改革中，其反动的日本人海外活动观得到清算，他本人被指定为甲级战犯嫌疑人，因高龄多病被软禁在家。冷战开始后，他又恢复人身和言论自由，批判美国逼迫天皇发表《凡人宣言》，使得625万撤回日本的“引扬者”成为失去精神支柱的行尸走肉。然而，人稠地窄的日本要想复兴，只能靠头脑和勤奋赚海外的钱，须卧薪尝胆，仰美国人鼻息，“借船出海”，到海外发展，同时要和在东京审判中对主张日本无罪的印度搞好关系，遏制中国的崛起。这充分暴露了唯强者是尊、唯利是图的武士出身者的劣根性。他称战前“同殿称臣”的岸信介会实现自己的夙愿。果如其言，岸信介执行追随美国的反华政策，其改姓弟弟佐藤荣作及其外孙安倍晋三继承其衣钵，打着“积极和平外交、法治”旗号狐假虎威，让日企及其员工家属常驻我国台湾、南海、印度洋、海湾周边各国，收集情报，形成一大势力，为日本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的国家战略服务。
德富苏峰在简述了甲午战争前的日本海外移民、派遣留学生及海外日企的状况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1.德富苏峰对日本海外移民及在华日企的活动情况的简述
① 日本海外移民的活动情况
德富苏峰指出这一时期的日本移民前往的国家主要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北美、拉美地区，具体分为三类：其一是初期的“元年者移民”。1868年，住在横滨的美国商人尤金·邦里德将150名日本劳工送往夏威夷的甘蔗种植园，将另外40人送往关岛。近代日本最初的这批赴海外劳工称作“元年者”，未经政府许可、没有护照，在当地被当作奴隶对待。政府维护国家颜面，出面解救。1869年，荷兰商人爱德华·斯内尔从福岛会津地区带着40个日本人在美国加州建立农业定居地，称“若松殖民地”，仅一年就以失败告终。因此，政府在之后的将近二十年不允许日本人移居海外，代之积极开发北海道；其二是“官约移民”。1885年，施行夏威夷“官约移民”，日本人的海外移民正式拉开帷幕。这一制度是指根据日本和夏威夷王国签订的条约，将日本劳工输往甘蔗种植园，合同期为3年。1886年，100名日本劳工到澳大利亚昆士兰甘蔗种植园做工。1892年，日本劳工到新卡雷多尼亚的镍矿务工。1893年，130名日本人从夏威夷前往中美危地马拉。1894年，日本劳工前往斐济；其三是政府采取保护移民的措施，设立殖民协会。1894年，制定“移民保护规则”，决定将赴海外日本劳工斡旋业务委托民间的移民公司。1894年以前的9年间，共计有2.9万日本人前往夏威夷。同时，数千日本人到了太平洋上的英属星期四岛、新卡雷德尼亚、澳大利亚、斐济等地。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日本劳工并不打算永居海外，而是以数年劳动合同的形式外出务工。1893年，外务省相关人员、知识分子、报人等合作设立“殖民协会”，主张日本也应师法列强，扩大海外市场，向外输送剩余人口。1896年，公布“移民保护法”，保护劳工移民利益，加强对移民公司的管理。
② 德富苏峰对在华日企情况的简述
日本的对华投资始于明治时期。1877年，三井物产在上海开设分公司。1893年，横滨正金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很多日企来中国开展业务，主要是商社、海运、银行等与贸易相关的企业。
2.德富苏峰对海外日本留学生情况的简述
幕末时期，危机四伏，幕府及各藩本着“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理念，向海外派遣要员，获取外国情报，引进军事技术等西洋文明，加强海军。通过留学荷兰学习由军事技术扩展至普通学问，而且留学国家扩至俄罗斯、英国、法国等欧美各国。1867年4月，废除禁止出境令，英美争夺日本留学生。留学生认识到从封建分裂的国家向近代统一国家的转换的必然性，将视角从藩国层面转向国家层面，将其学习成果贡献给明治政府，在近代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为了富国强兵，明治政府通过以各省厅、学校为母体选派第一批留学生，让其学习近代产业、军事、教育、学术等西洋文明。为了让本国人替代外国专家担起日本近代化的重任，1875年，从东京开成学校、工部大学校的毕业生中选派第二批留学生，在国外接受专业教育。他们客观理解西欧文明，不再崇洋媚外，回国后为日本学术文化的独立做出了贡献。为了削弱以英法等国的自由民权论为理论武器的自由党派、德富苏峰加入的改进党的力量，加强天皇制藩阀专制，政府以和魂洋才为指导思想，从公立高等专业教育机构的毕业生、教官中选派第三批留学生到国家主义、国权主义倾向很强的德国学习专业学术，形成以东京大学为顶点的官学。
3.德富苏峰对明治政府的移民、留学生、日企政策的评价
德富苏峰指出直到佩里来航以前，日本社会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没有剩余人口，也不会出现向外移民问题。在外压下，日本施行明治维新，旨在以“和魂洋才”为指导思想，通过遣欧使节团和派遣第三批留学生学习德国式君主专制议会制度的精神实质，以此来巩固天皇制藩阀专制，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为此，在经济上施行有利于大地主利益的货币地租改革，加剧土地兼并。皇室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将军工之外的国营工厂贱卖给三井、三菱等财阀，施行垄断性经营，资助其在华开展业务。皇室和华族在这些公司中拥有大量股票。这些措施导致日本佃户和流入城市的无产者剧增。日本企业以国营军工业为主，缺乏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不懂得资本主义式经营，产品质劣价高，不能充分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只得到海外务工，受到歧视。
对此，德富苏峰认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优于西方文明的状况在中世末以降已不复存在。英国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代表不可违逆的世界大势，政治上采用议会民主制，适应资本主义发展，本土经济发展好能够充分吸收国内人口，不会发生移民到国外作苦力的情况，即便移民也是在其海外殖民地作一等公民，而且可以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投资设厂，赚取巨额利润。大清国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进行了洋务运动，没有引进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富国强兵，在条约中允许列强将华工苦力带走或自愿前往外国做被人轻蔑的苦力。大清派出的留学生学到的也只是物质层面的东西，不能真正有助于建成强国，摆脱不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窘境。虽然明治政府在欧化程度和对移民保护力度及派遣留学生的工作上强于清国，但是与资本主义列强的国民在海外殖民地的头等公民身份相去甚远。
日本应自下而上进行第二次维新，实行以议会主权制的君主立宪制的英国为模板，成为资本主义强国，跻身第一区域国家，即可充分消化剩余劳动力，权且对采取官约民形式，让移民在国外学习各类工农生产技术、管理经验，期满回国后促进日本产业的发展。1884年，高桥义雄著《日本人改良论》称，在文明、科学、智力、体力上日本人弗如欧美人，应与之通婚以改良人种，将英语为国语。德富斥此法不可，应据“洋魂洋才”原则，派留学生至英法习其技艺，熏染其自由、民主、基督教义，归国则教育国民成为“黄皮白芯”之受西洋人尊重的人种，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此同时，应与日不落帝国英国结盟。而主张中日同文同种、应与之结盟者只能拖累日本，但是如果征讨清国有可能被列强乘虚而入，而且一旦开战，在战时体制下藩阀专制会更甚，自由民权派更无出头之日。因此，通过和平通商，仿照西方列强的办法，在中国设立公司，开展贸易，获取利润。
需要指出的是，德富苏峰提出通过和平通商解决日本国内的过剩人口问题、避免低层次的向外移民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他从骨子里并不同情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清国以及亚非等殖民地国家，这为他的海外日本人活动观的嬗变埋下了伏笔。
在甲午战争爆发前不久德富苏峰“变节”，其日本海外移民及海外日企观也由进步转向反动。
1.德富苏峰对日本海外移民情况的简述
① 向拉美地区移民
1897年，殖民协会以原外务大臣榎本武扬会长为核心着手在墨西哥南部齐亚帕斯州建立日本人农业定居点，被称作“榎本殖民地”，28名日本移民团入殖，以失败告终。1899年，向秘鲁输送首批790名合同劳工，前往拉美的日本劳工人数剧增。1903年，126人前往南美智利当矿工，巴西成了日本移民劳工的主要目的地。1908年，前往巴西和秘鲁的首批移民起身。1909年，约有160个日本移民从巴西进入阿根廷，从1913年开始，日本开辟了前往该地的直航路线。1924年，美国全面禁止日本移民入境，同年日本政府对关东大地震灾民的移民费用给予补贴，翌年向移居巴西者发放额度高于此前的补贴。1927年，制定“海外移居组合法”，设立“海外移居组合联合会”，创设有组织的定居殖民地。1929年，在巴西设立“巴西拓殖组合”，设置“拓务省”，鼓励、指导向海外移民（北美不在其管辖范围内），25名日本人前往哥伦比亚。1936年，日本移民团首次抵达巴拉圭。1938年，巴西制定了限制日本人入境的新的移民法。1940年，在秘鲁利马发生反日暴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全面停止了向北美、南美的移民。
② 向美国、加拿大移民及其在当地得到的待遇
另一方面，很多在农场干活的日本务工人员来到美国、加拿大西部。因日本人口剧增，令白人惶恐不安，掀起排斥日本人运动，以至于惊动了美国国会。1907—1908年，日本政府根据和美国达成的君子协定，开始限制向前往美国的日本移民劳工签发护照，又和加拿大签订规定了相同内容的“路缪协定”，经墨西哥、加拿大进入美国的日本劳工有所增加。1923年、1924年，美国和加拿大先后禁止日本移民入境。
二战期间，日裔美国人120313人被美国政府关入集中营。其中大半被关进战时移民局管理的10个集中营、拘留所。1942年，住在美国西海岸和夏威夷的部分地区的日裔美国人尽管其中七成是出生于美国的第二代，拥有美国国籍，但仍被强制命令离开居住地，在没有得到任何补偿的情况下，被迫低价卖掉公司和房子，有的失去了所有财产。罗斯福总统以日裔美国人威胁国家安全为由，签署第9066号总统令，赋予陆军部指定区域、命令该区域内的任何人强制离开的权限，具体包括加州的图勒湖、蛮咂那、雅丽佐纳的波士顿、吉拉河等十一处。之后，他们被关进集中营。
③ 向亚太地区移民
1903年，3000多日本合同劳工前往菲律宾修路，1904年，约有150个日本人前往菲律宾大巴奥，后来这里形成大型日侨社区。日俄战争后，韩国置于日本保护之下，成为事实上的殖民地。大量日本人移民这两个地区。1908年，前往东南亚国家的日本务工移民、商人也开始剧增。在一战前，包括密克罗尼西亚在内的周边地区已经成为日本的殖民地。1910年吞并韩国，日本人不断流入，没收韩国人土地，很多韩国农民沦为佃农，一部分为了生计移居日本、中国东北部。一战爆发后，日本夺取德属密克罗尼西亚，1919年成为日本的“委任统治领”，不久，数十万日本移民涌入这些殖民地。直到日本二战战败，大量的民间和军方人员不断流入日本殖民地、密克罗尼西亚以及其他的东南亚占领地区。
④ 向山东等中国关内进行移民、殖民活动
德富苏峰指出：“1903年，3名日本人在济南经商，自1904年济南开通商埠后，西洋列强移民涌入，获利不菲。山东毗邻日本，日本当局效法列强移民此地。济南与青岛日侨在此不仅经商设厂，还开展政治活动，至1913年底已达300余人，1914年末日本接管德国山东权益后，日侨人数剧增。为了维护在鲁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在日本政府支持下，设立济南日本居留民团、济南日本居留民会、济南日本青年团、在乡军人会济南分会等政治社团组织；济南铜业组合、济南商工会议所等经济性社团组织；济南狼头会分会、东亚宗教团体联盟会、会道门卐字会等宗教社团组织。这些组织在华盛顿会议和鲁案善后会议等中日山东问题交涉时期（1914—1922），为了支持日本政府谈判，召开集会，派出代表回日本请愿；在济南制造摩擦，利用报纸呼吁在鲁和各地日侨进行仇华的‘爱国’运动，使得胶济铁路的谈判有利于日本，让中国为赎路付出巨大代价。在‘五三事件’、‘济南事件’中为日军镇压提供借口。或为日军刺探情报，或直接参与军事行动，正面宣传日军，缓和中国人对日军的憎恨情绪。在‘满洲’事变前后，济南日侨公然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散布反华言论，策划暴动；在济南建立特务机构，收买汉奸，残害抗日官兵和民众，北清（七七）事变后，济南日侨积极慰军，为日军筹措军需和军资。日本侨民是服务于日本国策的特殊移民，具有浓厚的殖民色彩。”
南满铁路及其周边地区也置于日本统治之下，1895年，台湾割让给日本。“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揭开了日本大规模“进出”中国的序幕。1932年，伪满洲国建国后，向这里移民成为日本主要国策之一。由国家出面从日本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征集小农户，以家庭和村庄为单位移民这里，为开发当地农业、推进殖民地化进程，拓务省派遣第一批武装移民团。之前，除了夏威夷的“官约移民”之外，未曾出现国家推进日本人移居海外的情况。通常采取的方式是或者由个人自己办理移民手续或由民营的“移民会社”办理，收取手续费。1935年，在东京设立“满洲移居协会”、在长春设立“满洲拓殖株式会社”。1937年，日本政府开始实施满洲移民五年计划，在第一年预定将6000个日本农民家庭移民满洲。之后，直到日本战败，以受到农业危机的打击的日本东北、中部地区为中心，大量生活困难的日本农民以家庭为单位移民满洲。
2.日本留学生和在华日企的情况
① 日本留学生的情况
1889年，居住美国本土的日本人有2000余人，大部分是学生、自由民权活动家。20世纪初，很多日本学生前往北美，部分精英分子以公费或者私费形式到美国东部名牌大学留学。大部分学生因经济原因不能在日本接受中等、高等教育，出现了一批被称作“school boy”的日本年轻人。他们在旧金山、西雅图、珀特兰等地一面打工，一面学英语，通常住在白人家里，做饭、打扫、洗衣服，让可免掉饭费和房租，并得到一些零花钱，白天在空闲时间上学。
② 在华日企的情况
根据马关条约，日企大举进入朝鲜半岛、台湾、中国大陆。为掠夺台湾的天然资源、劳动力，开发矿山、修铁路、发展近代化的农林水产业，日本投下巨额资本。这一时期，日企不仅搞贸易，还经营矿业和纺织业。1902年，三井物产出资设立上海纺织会社。1918年，东洋纺织、大日本纺织、钟渊等三大纺织企业在上海设厂。“九一八”事变后，日企在中国东北，制造业和资源开发双管齐下，制定了“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向基础设施部门投资，修铁路、搞城市建设。对满洲的直接投资与当时的GNP规模相比处于相当高的水准。二战期间日企势力逐渐扩大，二战战败后，日本丧失了其海外资产。
3.德富苏峰对日本政府的移民、留学生、日企政策的评价
德富苏峰就上述情况指出尽管籍贯、出身阶层相同，日本移民下述三类日本移民前往国的境遇迥异。
首先，就到美国和加拿大的移民、留学生情况而言，望他们牢记皇室中心主义的“大和魂”，身处海外心向日本，效法西欧国家移民、犹太人，跻身当地上层社会，引导美国政府制定有利于日本的政策。然而，日俄战争后，警惕日本抬头的“黄祸论”兴起，美国掀起排日风潮，日本移民作为少数民族，备受歧视和排挤，太平洋战争后，美国将日裔美国人关进集中营，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称日本人醉心于白种人的基督教文化，无异于插上孔雀羽毛的乌鸦，连乌鸦也做不成，索性回归黄种人本色。
其次，在美国门罗主义范围内的欧洲人后裔统治的拉美地区，通过和平移民方式，取得殖民地。而南美地区也掀起排日风潮，他希望在移民方面日本和西方列强同权，称“人生来平等，国家也是如此，日本人的祖先来自世界各地，如今到世界各地活动天经地义”。
再次，在日本殖民地或日据区的移民在日军保护下，作为统治阶级，从事政治、间谍、经济活动，巩固了统治。在华日企中的利润是遂行战争的经济基础，除了中国大陆外，还应在其他殖民地开展业务。他叫嚣日本自神功皇后征韩以来对朝鲜半岛拥有主权，征清天经地义。另方面，自诩是比亚非拉国家等有色人种都优秀的“准白人”，有资格领导他们与白人抗衡。但是实际上却主张通过移民巩固日据区的统治。他认为占领中国是实现日本八纮一宇的主要步骤，掐住台湾和满洲，就像抓住了鸡头和鸡尾，进而占领全中国，而移民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他竟然说吉田松阴提出的“失之于俄美取偿于鲜满”是正理，“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华夏文化的中心已经转移到日本”，为此，要以皇室为中心，构筑大东亚共荣圈，和国情与日本相同的德国强强联手。与此同时，向移民宣传大和民族优秀论和皇室中心主义，为日本国服务。
由上述可知，德富苏峰在变节沦为日本皇室和军部的御用文人后，放弃和平通商式的海外日本人活动观，彻底走向反动。在列强面前打出“人种、宗教、国权”平等的旗号要求平等对待日本移民，并且运用反动的生存空间论，强调日本在争夺殖民地等方面和西方国家同权。另方面，利用中国等亚洲国家对受白人欺压、奴役的不满情绪，宣扬日本是优秀民族，能够把他们解放出来，实际上却主张向这些国家大量移民，加固日据区的统治，用心险恶。
德富苏峰在对日本投降后对海外归来的日本人的善后措施及二战不久海外日本人的活动进行简述的基础上进行了评价。
1.日本投降后对海外归来者的善后处理措施
从日本战败至1950年，总计625万人的日本军人、民间人士从原来的殖民地、日据区回国。1945年10月16日，为支援战败回国者及留守家庭，经过外务省、内务省批准，以政府拨款4300万日元为基金设立财团法人海外同胞会。当初针对战败归国者、留守家庭给予多达2000多万日元的应急贷款（每笔200日元至400日元，共计6万笔）。此外，支援各港口约2000万日元运输回国人员，支援回国就业安家费约300万日元。之后因形势发生变化，该组织已经完成使命，于1945年7月31日起予以解散。
2.日美片面媾和条约签订后至德富苏峰病殁的移民情况
美国制定新《难民法》后，截至1956年10月，从鹿儿岛县约有1000人移居美国。这一年，西德接受日本短期矿工。1951年，旧金山日美片面媾和条约签订后，获得独立的日本和拉美各国签订条约，输送定居农业移民。翌年，巴西政府批准日本9000名农民移民巴西，首批54人前往巴西，拉开了战后大规模向外移民的序幕。两年后，众多移民前往巴拉圭，第二年前往阿根廷。1955年，日本政府在外务省内设移民局。直到1963年通过日本海外移民振兴株式会社、日本海外协会联合会等管理向南美各国的日本移民事务。1956年，日本移民团首次前往多米尼加，1957年，日本首次前往玻利维亚移民。
3.德富苏峰对这一时期的日本政府的撤退善后及移民政策的评价
德富苏峰否认乃至淡化日本是加害者，渲染日本是受害者。他称二战后数年间，在约有600多万军人、移民从日本的殖民地、交战地区回国过程中，家属失散情况频仍，因饥饿、疾病而丧命者为数众多，尤其是在伪满洲、菲律宾、密克罗尼西亚等地很多日本孩子被留在当地，未能回日本、留在移居地的日本人在战争期间被强制关押、监禁。刚战败的日本在物质上不具备养活为数众多的回国人员以及国内日本人的经济基础，在精神上美国实行民主化改革，皇室中心主义被取缔，日本国民成为行尸走肉，日本可能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然而，纵观历史日本在和魂汉才、和魂洋才的理念下，通过派遣留学生、移民方式，与唐朝、欧洲成长、强盛起来，成为亚洲的霸主，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今后能源匮乏的日本应利用美国扶植日本的机会继续对外投资、复兴日本，以图东山再起。
德富苏峰的这些想法道出了二战后日本政治家的心声，大体而言战后日本政治基本上是沿着这一想法运行的。
1.德富苏峰病殁后的移民及海外日本人的活动情况
1924年以来一直禁止日本移民入境的美国在1947年制定特别法，允许日本的“战争新娘”入境，1952年允许少量日本人入境。
1961—1962年，共计595名日本移民从多米尼加回国，很多日本人从多米尼加再次移居南美各国。大众媒体详细报道了移民在当地的悲惨的生活状况，这与出国前日本政府的宣传迥异。加之，日本经济复苏，向南美的移民活动逐渐终结。1963年，设立外务省外围组织“海外移居事业团”（1973年，发展为国际合作事业团），统一管理日本的战后移民事业。随着美国国内公民权运动高涨，美国于1965年制定新移民法，取消了因基于白人中心主义的人种、民族、出身国等对日本移民的歧视性入境限制。1966年，日本重启向加拿大技术移民；澳大利亚废除所谓的“白澳主义”，允许白人以外的移民入境；委内瑞拉也废除仅允许白人移民的政策。1978年，“国际合作事业团”开始斡旋向澳大利亚技术移民业务。20世纪80年代，受南美经济危机和日本泡沫经济的影响，很多日裔巴西人、秘鲁人来日本打工。1988年，大批巴西日侨来日本打工。1990年，伴随着“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的修改，日侨就业合法化，南美各国到日本务工成为一种时尚。之后，尽管日本经济低迷，日侨的赴日务工势头不减。而今未出现日本人有组织地向海外移民的现象，而是日本人因工作、通婚、留学、商务等原因前往世界各国，在欧洲、亚洲、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出现了日本人社区。1988年8月10日，里根总统签署“日裔美国人补偿法”，美国政府正式向日裔美国人道歉，被关押在集中营的所有人分别给予2万美元的补偿金。同时，为了不让上述悲剧重演，设立12.5亿美元的教育基金，在全美学校教授日裔美国人被关押在集中营的历史事实。
截至1972年，总计135万人多日本人及日裔住在国外。南美有79万人左右，北美有56万人左右，亚洲地区有3700人左右，欧洲有1650人左右，太平洋地区有580人左右。外务省通过驻外使馆等实施的“驻海外日本人、日企现状调查”发现，截至2015年10月1日，驻外日本人总数为1317078人，在北美约有485864人，在亚洲约有385507人，西欧为211445人，三个地区约占整体的8成，其中在美国最多有419610人（约32%），在中国的约有131161人（约10%，以2012年为峰值，每年减少），澳洲为89133人，英国为67997人，泰国为67424人；
2.日本企业情况以及对“一带一路”的态度
新中国成立后，断绝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流，改革开放后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在华日企数目剧增，其中中日合资企业较多，集中在沿海、长江下游地区，主要投资纤维、电机、机械行业。截至2015年10月1日，海外日企总数为71129家，在中国有33390家（占47%），美国有7849家（占11%），印度有4315家，德国有1777家，泰国有1725家，印尼有1697家。
日企的业务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东南亚等“一带”，而非“一路”地区。从古代到中世的丝绸之路本身就是当时的国际公共财产。如果营利性明确，在选定事业者上保障公平和透明的话，日企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事业。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需要事前收集该地区的信息。日本经济产业省下辖的日本贸易振兴会和财务省下辖的国际金融信息中心分别提供海外地区信息和金融信息。中世纪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沿着丝绸之路游历东方，写了《东方见闻录》，将日本称作“黄金国”，称日本是丝绸之路的东面的终点。日本正仓院至今还保存着由古波斯经丝绸之路带来的交易品。日本人虽在丝绸之路中感觉到古代文明的浪漫，但尚未作为现实的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的重点。日本政府、企业参与合作，会有更丰硕的果实。“一带一路”倡议将使沿线国家产生各种派生性需求。日企技术优势明显，日本政府、金融机构也为其保驾护航，使其在抢占海外市场上赢得先机。
3.德富苏峰的海外日本人的活动观对战后以来日本社会的影响
德富苏峰死后，日本在和平宪法之下，在日美安保条约的保护下，国防投入甚少，专心经济建设，提出贸易立国和发展科技，实现了二十年的高速增长，解决了人口过剩问题，不再进行单纯的劳务输出。经过中日两国的友好人士的共同努力，以“廖高贸易”等方式发展贸易关系，在民间交往的促进下，终于于1972年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通过合资企业、日元贷款等方式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与此同时，日本企业在中国获取了丰厚的利润，对日本经济维持增长起了决定性作用，中日两国做到了双赢。可以说这一政策和德富苏峰在甲午战争变节前主张的平民主义的和平通商政策是一致的。
而当日本实现经济复兴，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新国家主义思潮开始膨胀，自认为是“准白人”的意识也开始膨胀，想做普通国家，修改和平宪法，借船出海，借助美国的势力作为七大国之一享受利益的同时，想在亚洲维持霸主地位。中国跻身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强国。日本政界和学界“惶恐不安”，又拾起德富苏峰甲午战争前的论调。国际政治学者樱田淳说日本和中国虽同属东方，但是从文明的观点来讲，性质迥异，统治原理也不同。即便如此，日本采取的对外政策路线只有与美国合作这一个选择，不能接受以中国为核心的地区秩序。一面与中国若即若离地相处，通过日企赚中国的钱；一面贯彻、巩固日美同盟这一基本外交政策。因此，第二次安倍晋三内阁组阁后本着“积极和平主义”、“俯瞰地球仪的外交”的理念，开展外交活动，启动日美澳印四国合作框架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在南海和中国作对，在南美和中国竞争。
综上所述，德富苏峰的海外日本人活动观是近代以来的日本国策的缩影，在和平通商和对外扩张上来回摇摆。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其日本人的海外活动观包括日本留学生、移民和日本企业，在时期上可以分为甲午战争前、甲午战争至二战结束、二战后初期。其中涉及到日美关系、中日关系和日欧关系，中日关系是核心问题。贯穿其海外日本人活动观的价值观是顺应以西方世界为核心的大势。甲午战争前较为客观，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而甲午战争后主观性强，并非是客观介绍，而是就如何封杀乃至灭亡中国，保障实施“日本海上生命线”的国策，为军部出谋划策，渗透着他的皇国史观、皇室中心主义、八紘一宇等意识形态，说到底是想方设法让在海外的日本人为日本的国策服务。
二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实施了民主化改革，对德富苏峰等军国主义御用文人的反动思想进行了清算，他本人被指定为甲级战犯嫌疑人，因高龄多病，被软禁在家。但是，冷战开始后，美国转变对日占领政策，缔结美日同盟，与中、苏等社会主义阵营对立。在这一背景下，德富苏峰的反动的日本人海外活动观死灰复燃，而且战争期间与德富苏峰有过交往的岸信介执政，对继承了岸信介衣钵的当代日本政治家的思维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本文作者米彦军，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