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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海国”思想形成以来，在日本海权思想的发展中，日本学界、战略研究界对东南亚的认知发生了显著变化。东南亚在明治时期被视为日本“潜在的海外殖民地”，在二战时期被视为“大东亚共荣圈”的重点区域，在战后因“南海”战略价值重获重视，到如今被视为日本建立“海洋国家联盟”应当联合的对象以及日本建立地区主导权的重要抓手。日本海权思想演进中东南亚认知的变迁，对日本海洋战略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与中国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日本；海洋战略；海权思想；东南亚
自近代以来，无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政府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中，还是安倍政府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中，东南亚在日本的国家战略中均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与日本学界、战略研究界在海权思想研究中对东南亚的持续关注以及对国家政策的不断呼吁密不可分。尽管不同时期日本海权思想中的东南亚认知不尽相同，但具有一定的内在延续性。梳理日本海权思想中的东南亚认知变迁，对于把握日本“海洋国家”思想的历史演进、理解当前的日本海洋战略、对未来日本海洋政策进行前瞻性分析，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日本海权思想”中，东南亚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不同时期，日本学界、战略研究界人士对东南亚的认识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将通过对各时期日本海权思想的代表性人物的观点进行梳理和分析，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日本的“海国”思想，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中后期（日本江户时代后期）林子平撰写的《海国兵谈》一书。由于自幼酷爱地理并受深谙兰学的友人影响，林子平非常重视海防。他在自己的书中写道：“什么是海国？海国是无邻国接壤、四面环海的国家。因此海国必须拥有相称的武备，不同于中国的兵法和日本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各种军事学说和军事思想……为防御外敌入侵，就要靠水战，而水战的关键是大炮。抓好这两点，就抓住了日本国防的关键。这就是（日本）与……大陆国家国防思想的不同之处。”
林子平的“海国”思想，从日本四面环海的独特地理位置出发，指出了日本与大陆国家的国防战略思想的差异，将海防作为国防的关键，具有一定的突破性。随着《海国兵谈》在民间流传，林子平的“海国”思想也逐渐为民众所知晓。然而，由于与当时德川幕府所采取的“锁国海防”政策相悖，林子平的海防思想遭到了幕府的否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加以禁锢。
1853年的“黑船事件”迫使幕府改变“锁国海防”政策，打开国门、积极兴建海军。幕府不仅撤销了禁止造大型船舶的命令，向荷兰订购军舰，还开办海军传习所、造船厂、制铁厂等。在这一阶段，日本国内涌现出了佐久间象山、佐藤信渊等一批思想家，他们通过《海防八策》、《水陆战法录》等作品提出了对日本的海防建议。与此同时，清朝魏源的《圣武记》、《海国图志》等著作也备受日本有识之士的关注与推崇。
明治维新以后，对日本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当属福泽谕吉的“脱亚论”。福泽谕吉判断：“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
“文明既有先进和落后，那么，先进的就要压制落后的，落后的就要被先进的所压制。”
因此，福泽谕吉“号召日本人向文明进军”，就是为了保卫“国家的独立”。
在积极关注西方、向先进的欧美海洋国家学习的同时，明治时期的日本学者还对东南亚保持了浓厚的兴趣。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涌现出了服部彻、恒屋盛服、志贺重昂、菅沼贞风等一批学者，他们积极强调东南亚对日本的战略意义，成为“南进”思潮的早期代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南洋时事》（志贺重昂，1887）、《南洋策》（服部彻，1891）、《海外殖民论》（恒屋盛服，1891），它们不仅向日本国内民众介绍东南亚地区的风土人情、自然资源、商业价值，还重点阐述了这一区域对日本的战略意义，特别是东南亚（如菲律宾等地）与日本之间的交通之便，进而预言太平洋诸岛、澳大利亚、北美、中南美洲等地将是未来日本海外殖民的主要方向。
这一时期，曾为日本海军中将、后担任海军大学教官的佐藤铁太郎积极吸收马汉的“海权”思想，主张在西太平洋地区确立日本海军的优势地位。
可见，东南亚已经被视为日本海外殖民与军事扩张的目标区域。
在这一时期的“海国”思想中，日本学者的东南亚研究具有三个特点。首先，从研究立场来看，当时大部分日本学者将欧美国家视为“文明”、“独立”的象征加以研究，而东南亚国家之所以受到青睐，并不是由于其政治制度或文化传统，而是因为：一方面，当时东南亚等地成为欧美国家殖民扩张的对象，日本学者通过观察与反思，产生了对日本未来的危机感
；另一方面，东南亚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资源优势”以及作为海外殖民地的潜在价值也引起了日本学者的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研究东南亚的初期，日本学者就带有一种心理优越性，没有将东南亚视为平等的对象，而是将其作为本国未来的殖民地加以考虑。其次，从研究视角来看，日本学者对东南亚的早期研究并未局限于单纯的地理学视角，而是具有地缘政治学的浓厚色彩。例如，服部彻积极倡导日本应与德国争夺在菲律宾吕宋岛的通商权利，从而加强对这一海上战略要地的控制，再进一步实现“拓地殖民”。
最后，从研究方法来看，“弱肉强食”的现实主义是当时研究东南亚的日本学者普遍采取的分析方法。面对众多对手，国力有限的日本如欲开拓殖民地应当采取什么措施呢？对此，服部彻等学者主张，应当首先通过“通商贸易”而非“侵食掠夺”的方式与英国、德国等在东南亚展开竞争，并在那些军备相对弱小的国家开拓殖民。
由此可见，在“海国”思想形成时期，尽管“脱亚入欧”成为当时日本社会的主要思潮，仿效欧美因此受到了学界、政界乃至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但东南亚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独特的海上战略地位已经引起了一些日本学者的重视。
从大正时期至二战结束之前，围绕日本国家战略的选择问题，大陆派与海洋派展开了长期、激烈的论争。参与论争的，既有普通学者，也有政府与军方力量。陆军成为大陆派的主导力量，积极鼓吹“北进”路线；海军则成为海洋派的核心力量，大力推动“南进”政策。官方（主要是拓务省）、军方（海军部）与学界共同推动“南洋”研究，成为日本这一时期海洋研究的显著特点。
大正时期，日本学界对东南亚研究的兴趣持续高涨，相关著作达到238册。
其中，以副岛八十六的《帝国南进策》、松本敬之的《南方帝国论》最具代表性。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对东南亚的研究内容日益丰富，不仅涵盖了经济领域（包括金融、贸易、投资等）、文化领域，更涉及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为后来日本对东南亚的武力入侵与资源掠夺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日本官方对东南亚的研究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自20世纪初叶起，为配合日本的殖民扩张活动，受命于日本中央政府、在拓务省直接管辖之下的台湾总督府就开始了对东南亚地区的矿藏、物产等的调查活动。据统计，1910—1942年间由台湾总督府出版的对中国华南地区、东南亚地区的调查报告书达到近百种，其中1920—1935年间出版的数量占总数的34.8%。
1939年，日本驻台湾总督小林跻造在《南方外地统治组织扩充强化方案》中指出：“随着我国国力的发展，帝国的南方政策日益紧迫起来。对南支南洋的工作如何，对国策的完成具有重大关系……”
这一直白的表露，显示了日本夺取东南亚的强烈意图。
1940年，以岩畔豪雄、堀场一雄编写的《国防国策案》为基础，时任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公布了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积极鼓吹建立以“日、满、华为一体，包括南洋的大东亚之新秩序”，
明确了“大东亚”政策的地区范围，即“在日、满、华之外，又包括整个东南亚及东西伯利亚、澳洲、印度等广大亚太地区”。
“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的提出，标志着日本自开国以来的“脱亚入欧”向回归亚洲、领导亚洲转变，但“北进”与“南进”之争并未就此结束。直到“诺门坎事件”发生，日本才被迫放弃了“北进”路线，选择“南进”路线。然而，南进就不可避免要与美国发生冲突。日本军部最终选择了山本五十六的计划，偷袭珍珠港，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
拉开了对美作战的序幕。日本陆军在海军的配合之下，向东南亚发起战略进攻。直到中途岛海战，美国海军才终于开始占据主动地位，直至二战胜利。
自大正时期至二战结束之前，日本“海国”思想关于东南亚的研究具有三个特点。第一，从研究主体来看，学者不再是东南亚研究的主角，官方（主要是拓务省）、军方（主要为海军部）逐渐成为研究的组织者、推动者、实施者。第二，从研究成果来看，由官方机构（主要是拓务省所辖各部门）撰写的关于东南亚的资源、物产、风土人情等情况的调查报告林林总总、门类繁多，它们与数量众多的学者著作一起成为日本政府制定战略与政策的重要参考。第三，从研究的基地来看，由于地理上与东南亚较近，台湾总督府承担了大量对东南亚地区的调研任务，台湾成为日本研究东南亚的前沿基地和侵略东南亚的跳板。毋庸讳言，在这一时期，东南亚地区已经被日本学者、官方乃至军方视为建设日本帝国和“大东亚共荣圈”的重点区域。
二战的失败重创了日本海军，也重创了日本海权思想研究。直到20世纪60年代，日本海权思想研究才再度兴起。这一时期，从事日本海权思想研究最为著名的学者，当属已故京都大学教授高坂正尧。基于日本独特的地理环境，高坂正尧指出：“日本既不在东方也不在西方。”
总结二战中日本战败的教训，高坂正尧认为，日本的战败源于战略选择上的失败——日本作为一个海洋国家，不与海洋国家合作，反而与之对抗。美国海军打败了日本海军，建立海权和与海洋国家为伍是日本应该吸取的教训。日本的国民是“通商国民”，日本的边疆在浩瀚的海洋。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是海洋国家。
在强调要与海洋国家为伍的基础上，高坂正尧进一步指出：“为了对抗来自中国大陆的威胁，美国的保护是必要的，日本有必要发展以美国为中心的太平洋安全保障体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对美国的依存度就会增加。上述做法的替代方案，是保持中立主义，也就是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采取行动促进亲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就可能失去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独立性。”
基于上述分析，高坂正尧提出了“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提倡在限制军备条件下实现“海上通商国家”的模式。同时，他也强调，“在日本周边，南中国海是存在于世界史中的‘海’”，
肯定了南海对世界史发展的重要意义。
这一时期的日本海权思想，是在总结战败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深受国际冷战格局的影响，南海的战略价值再度受到关注。第一，它借鉴了18世纪以来“海洋立国论”的思想，是在充分反思二战战败教训的基础上，绘制日本海洋国家的蓝图并探讨未来走向海洋国家的路径。可以说，战后日本的海权思想具有一定的传承性。第二，在美苏两极格局的国际背景下，高坂正尧等“海洋派”学者将美国定义为与日本相同的“海洋国家”，将中国定义为“大陆国家”，试图从西方海权学说中为日美同盟、“亲美反中”等政策寻找到理论依据，适应了当时冷战格局背景下巩固日美同盟的政治需要。第三，从高坂正尧强调“南中国海”的历史意义可以看出，尽管战后初期东南亚尚未在刚刚复苏的日本海洋战略研究中扮演主要角色，但南海的战略价值已经引起了海洋派学者的关注。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佐佐木忠义、堀元美、曾村保信等人先后出版了《海洋开发》（6卷本）、《海洋防卫学入门》、《海洋的生命线：海上航道问题的焦点》等著作，科技资源调查会、日本经济调查协议会、石油开发公团等机构也纷纷提出了关于海洋开发的报告。
它们与大量的海洋系列出版物一起，推动了日本社会、日本政界对海洋的重视。在这一时期，学者和社会团体是日本海权思想研究的主要群体，其研究领域涉及国家安全战略与政策、经济开发等多个方面，但专门的区域性研究相对较少，基于海权视角对东南亚地区的研究并不多见。
冷战结束之后，日本国内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海洋研究的学者与智库。学界与政界、经济界、舆论界一起，积极鼓吹“海洋立国”的思想，形成了推动日本海权思想研究的新高潮。
这一时期，东南亚引起日本学界和战略研究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主张加强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提高日本在南海海域的政治影响力，进而实现“海洋立国”目标。早年任教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曾于1999年成为小渊内阁“21世纪日本的构想”恳谈会成员的川胜平太是秉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首先，川胜认为海洋是日本生存的根本条件。通过对近代以来日本发展轨迹的重新审视，川胜指出：“战后日本人的历史观是以唯物史观（如‘大塚史学’）与生态史观（梅棹忠夫的‘生态史观’）为代表的陆地史观……在日本近代历史中，即使仅从日本明治时期以来被纳入到‘自由贸易体系’这一事实来看，不言而喻，海洋是国家生存的根本条件。对日本文明的兴衰而言，东海海域、南中国海海域一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他提出了“21世纪日本国土构想”：从鄂霍次克海开始，经过日本列岛，包括朝鲜半岛、中国内地的东部地区和台湾、东海、南海，直到东盟的大部分区域和澳大利亚的北部，是“海洋丰饶半月弧”地带，日本处在该半月弧地带的关键位置，这个地带将在21世纪发挥主导作用，日本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开拓自己的海洋国家道路。
其次，川胜主张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在南海发挥日本的影响力。为了实现日本“海洋立国”的目标，日本不仅要依靠日美同盟，还要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川胜平太强调，如果日本推动九州和冲绳地区的自由贸易圈合作，与其关系密切的台湾就会加入进来，“如果说日本九州、冲绳与台湾由此可以包围中国（大陆）这种看法可能不太恰当，但的确可以形成这种态势。台湾如果能和东盟继续形成贸易圈，就可以在更广范围内把东海、南海包围起来。这些人最担心什么？是中国的南沙群岛。但是对此最能够形成牵制的，是日本主动承担义务。”
川胜平太还强调，日本应当与东南亚国家等共同构建“西太平洋联合”。
从立足点来看，这一时期川胜平太的思想与二战后高坂正尧的思想均是从日本近代以来的历史出发，试图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总结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并提出未来的国家发展战略。然而，两者的思想仍存在许多不同之处。首先，从理论渊源来看，高坂正尧的海洋国家构想吸收了林子平的“海国”思想与马汉的“海权”思想，而川胜平太在吸收上述思想的基础上，还借鉴了美国地缘战略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正因如此，与高坂正尧侧重强调“日本应当与海洋国家为伍、与大陆国家相对抗”特别是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美国）联合的观点有所不同，川胜平太更注重东南亚国家的作用，强调日本应当与同处“边缘地带”的东南亚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包围中国”。其次，从安全保障的现实需求来看，川胜平太与高坂正尧对于日本的角色认知截然不同。尽管高坂正尧认识到了在安保问题上依赖美国可能带来的弊端，但他认为太平洋安全保障体制必须以美国为中心，日本需要美国的保护；川胜平太更强调日本的主动性、主导性。日本不仅要在地区安全中主动承担义务，还要主动发挥对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作用，即日本应当利用处于“海洋丰饶半月弧”的关键位置的地理优势，在“西太平洋联合”中发挥主导作用。当然，这种思想的变化与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演变、亚太地区局势及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密不可分。
此外，在此时期，日本一些智库也开始关注海洋问题，其中“船舶与海洋财团”和“日本国际论坛”颇具代表性。一方面，为推进海洋战略，日本“造船振兴财团”更名为“船舶与海洋财团”（通称为：海洋政策研究财团）
，从重点关注造船问题到全方位地研究海洋问题，成为这一时期日本智库积极拓展海洋研究的缩影。另一方面，以伊藤宪一为理事长的日本政府智囊机构“日本国际论坛”自1998年起，历时4年，围绕“海洋国家日本：其文明与战略”为主题组织了一系列研讨会，并将讨论内容以系列丛书的形式出版，推动了日本社会各界对海洋问题的讨论。参与该研讨会的既有时任众议院议员爱知和男这样的政界人士，也有秋山昌广、佐濑昌盛、田中明彦、五百旗头真等战略研究界、学界人士。
研讨会对东南亚国家亦有涉及。以1999年的研讨会为例，时任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明彦在题为《中国的崛起与东亚势力均衡的变化》的报告中，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沙群岛的情势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予以关注。
在围绕该报告进行的讨论中，和光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吉田春树、日本知名物流企业山九株式会社总裁中村公一又进一步阐述了东南亚是日本海上运输通道的重要环节，也是亚洲经济圈的组成部分，对于海洋国家日本具有战略意义。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很多学者开始参与智库研究，与政界、经济界人士共同探讨海洋问题，东南亚以其独特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位引起了广泛关注。
21世纪以来，日本政、学、官、军界密切配合，在国内掀起了“海洋国家”研究的热潮。东南亚不仅被视为“海运咽喉”，该地区国家也被视为“战略伙伴”、“海洋盟友”、“安保对象”。东南亚成为日本海权思想研究的重点，并出现了两种观点的争论。
一种观点主张：东南亚国家是日本建立“边缘地带海洋国家联盟”的关键，日本应当与东南亚国家“建立海洋联盟、与中国等大陆国家对抗”。其中，时任民主党安全与外交政策专家的长岛昭久的观点颇具代表性：第一，在学理依据上，他也运用了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分析亚太地区国际关系，认为“俄罗斯、中国等大陆国家位于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从日本到台湾、东南亚群岛和印度的地区是‘自由贸易的故乡’。这个地区与从英国、西欧到印度的‘印度之路’相连，形成了边缘地带”。“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中，海上贸易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果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国家能够进行合作，就会对位于心脏地带的大陆国家产生影响”。
因此，长岛昭久倡导建立“边缘地带海洋国家联盟”（Rimland-Maritime Coalition），将那些以民主主义和自由经济为主要价值观、依靠海洋贸易立国的国家联合起来。第二，在战略纵深上，长岛昭久在川胜平太倡导的“西太平洋联合”的基础上拓展了海洋同盟的范围，不仅将东南亚国家视为日本对抗大陆国家必须联合的对象，还将关注的范围从东南亚地区延伸到澳大利亚、印度等地。第三，在同盟关系上，长岛昭久强调日本在“边缘地带海洋国家联盟”中对东南亚国家等的领导。他认为，“美军是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定的基础，作为给美国驻军持续提供特别战略支援的国家，日本有权利在这一地区发挥政治的领导权”。
换言之，为了对抗心脏地带的大陆国家，东南亚国家既是日本积极争取的潜在盟友，也被视为日本未来领导的对象。
长岛昭久等人的上述观点遭到了以日本著名评论家船桥洋一为代表的一些人士的强烈反对。在《“海洋民主主义联合”的陷阱》一文中，船桥洋一指出：将海洋与民主主义捆绑在一起，作为判断新的国际秩序的依据并不合理。第一，将中国置于单纯的“大陆国家”的位置上，不能充分判断中国未来战略的方向。因为中国不仅有众多的陆上邻国，还拥有“11个沿海省份，3.2万千米的海岸线，近7000个岛屿，沿海地区人口达4亿”。因此，不应把中国置于日本的海洋战略之外，将中国纳入日本海洋战略的考量非常重要。第二，不能忘记东亚是海洋文明圈。在“东盟+3”这13个国家中，只有老挝为内陆国，其他国家均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更是拥有众多岛屿的国家。单纯强调日本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等海洋民主主义国家的联合，实在太刻意。第三，人道主义救援活动等并非民主主义国家所特有，灾害救助等活动需要发扬地区主义精神，协调开展行动。第四，海洋民主主义联合的重要作用和使命，是形成保障海上航行自由和海洋安全的机制，这也不是海洋强国凭借一己之力就能形成的。马六甲海峡的航行自由与航行安全，必须依靠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沿岸国的协调。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实现国际共同巡逻。第五，制定海洋机制、保护海洋环境是巨大的课题。一国海洋污染会对沿岸国造成影响，因此海洋需要大家的共同保护。因此，无论是海上航行自由还是海洋环境保护，按照“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的阵营考虑海洋问题，是非常愚蠢的。
上述两种观点，在理论视角上存在根本差异。长岛昭久是从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视角出发强调“对抗”，而船桥洋一则更多地从地区主义的视角出发强调“合作”。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视角下，长岛昭久呼吁联合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海洋国家共同对抗大陆国家；而船桥洋一认为东亚是一个整体，同属一个海洋文明圈。一方面，船桥洋一犀利地指出，将拥有绵长海岸线和众多滨海人口的中国简单归为与“海洋国家”对立的“大陆国家”，无益于判断中国未来的战略走向，也不利于日本海洋战略的制定；另一方面，由于长岛昭久也赞同在人道主义救援、保障海上航行自由和海洋安全机制、保护海洋环境等方面包括日本在内的各个国家都必须与东南亚国家展开合作，船桥洋一由此进一步引申，以此作为反对鼓吹“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对抗的理由。
尽管长岛昭久的观点引起了诸多争议，但近年来日本学界、战略研究界甚至政界却有多人秉持相似观点，且影响力不断上升。
总体来看，当前日本海权思想中关于东南亚的认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于东南亚作为海上通道的战略地位，呼吁加强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前日本防卫厅防卫局长、防卫事务次官、时任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
会长秋山昌广在向日本政府提出《2002年海洋建议书》后，又于2005年领衔提出了《海洋与日本：对21世纪海洋政策的建议》。这份标志着日本海洋战略成型的文件强调要推动海上通道安全保障，包括：（1）通过加强与沿岸国家及通航国之间的合作，共同确保马六甲海峡的通航安全；（2）推动包括双边合作在内的多种方式在打击亚洲海盗问题上开展地区合作；（3）应对海上恐怖主义，积极应对国际海事组织（IMO）等的条约，加强与具有共同利益的海洋国家之间的合作等。
这些目标，没有东南亚国家的密切配合是不可能实现的。2014年，已任东京财团理事长的秋山昌广再次指出：“南海之于日本，是资源能源等的海上运输要道，确保其安全是（日本）重要的国家利益。”
在战略研究界人士不断强调“确保日本船只在马六甲海峡的通航安全”的过程中，东南亚国家在日本海洋战略中的地位被进一步凸显出来。
第二，将南海问题与中日东海领土争端联立，主张联合东南亚国家抗衡中国。东海大学海洋学部教授、海洋政策研究财团（OPRF）客座研究员山田吉彦一边主张日本要在东海海域守护“日本的领海”，
一边在《产经新闻》发表文章，声称“今天的南海就是明天的尖阁群岛（钓鱼岛）”，
呼吁东南亚国家与日本联合起来对抗中国。在高坂正尧的高足、野田佳彦内阁的外务大臣前原诚司的推动下，民主党执政时期的《防卫计划大纲》明确写入了“加强海军力量，防范中国，并保持与强化同传统伙伴东盟国家在安保领域的合作”等内容。
第三，呼吁发挥日本的作用，配合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牵制中国。青山学院大学教授菊池努指出，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通过既存的霸权国美国与新兴大国中国的博弈，在亚洲地区形成“美中共同管理体制”将是东南亚国家不希望看到的；相反，美中之间的对抗激化，甚至导致如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并非东南亚国家所愿。无论哪一种情况，东南亚诸国都难以避免受到大国关系影响的命运。
日本不仅是东盟国家紧密的经济伙伴，由于日美安保体制的存在日本还是在亚洲支持美国军事行动的最重要的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实力下降时，日本是可以提供补充的有力国家之一。因此，经济领域以及安全保障领域，均可发挥日本对中国的牵制作用。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东京财团高级研究员神保谦也认为，伴随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军事实力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为配合美国的亚洲政策，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影响力应当覆盖到东南亚地区。
第四，将发展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与建立“日美澳印”同盟相结合。一些战略研究界人士认为，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印度、澳大利亚在民主价值观、地区海洋秩序目标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其中，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成员、曾在冷战期间担任护卫舰舰长、现任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的金田秀昭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指责中国实行“海洋霸权主义”，提出日本要深化日美同盟关系，扩大与东盟国家、澳大利亚、印度等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地区民主主义海洋国家的合作。
日本防卫研究所研究员饭田将史也认为：“中国加速进入海洋是东亚安全保障的重大课题……应推动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与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的关系，根据维持海洋秩序的共同目标开展具体的合作。”
东京财团研究员长尾贤进一步指出，印度与东南亚国家具有长期的防务合作关系，已经与东南亚国家在海洋安保领域开展了多项合作，如为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南海沿岸国家的军队进行训练等；未来印度可能在该地区的安保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为了更有效地提升东南亚国家的防卫能力，他呼吁积极推动日印合作。
可见，越来越多的战略研究界人士开始将发展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同建立“日美澳印”同盟结合起来。
第五，呼吁共同构建“海洋国家联盟”，并建立日本的主导权。西川吉光在《日本的外交战略》一书中指出，作为一个海洋国家，日本应当开展“海洋亚洲”外交、构建海洋同盟，在东南亚、大洋洲与南太平洋群岛、南亚这三个地区中，东南亚的重要性位居于首位。他认为：以东盟为主要舞台，当前日本与中国争夺东亚主导权的竞争正在愈演愈烈。
第六，认为日本对“维护东南亚地区安全”负有责任，呼吁解禁集体自卫权。在安保领域，神保谦研究员援引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相关数据，判断未来美、中、日、东盟六国
国防开支的对比将出现巨大变化。“如果美国的国防开支保持高速增长，那么到2030年美国国防开支仍能维持对华优势；而如果美国削减国防开支、中国国防开支保持高速增长，到2030年中美国防开支将出现逆转。即使按照以往的增速，中国国防开支2030年也将达到日本的9.1倍，东盟六国的4.4倍；一旦中国国防开支高速增长，2030年将达到日本的12.7倍，东盟六国的6.2倍。”
他指出，伴随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军事实力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同时，安倍内阁的政策咨询团体“关于重建安全保障法律基础的恳谈会”
的成员田中明彦也指责中国在向南海扩张，并主张修改对宪法第9条的解释，认为“自卫权是国家当然享有的权利。在这一范围之内允许‘使用武力’”。
金田秀昭也主张日本应强化“自主”防卫力量，呼吁日本政府修改《防卫计划大纲》，修改《宪法》对于“自卫权”的规定，提升自卫队的地位。
学界、战略研究界对东南亚的关注，推动了近年来日本政府对东南亚战略地位的高度重视以及相关海洋政策的实施。
首先，从官方文件来看，安倍晋三二次执政以来，在日本海洋战略的基本方针——《海洋基本计划》（第二期）中，在“确保海洋安全”、“加强沿岸区域管理”、“在海洋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等章节中前后共5次提到“东南亚地区”、“马六甲海峡”
；在2018年5月颁布的《海洋基本计划》（第三期）中，两次提到“马六甲海峡”，3次提到“东南亚”，6次提到东盟（ASEAN）。
日本内阁决议通过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开发合作大纲》以及防务省、外务省等职能部门发布的历年《防卫白皮书》、《外交蓝皮书》也多次在防务、外交等领域广泛涉及与东南亚相关的海洋议题；2016年，安倍政府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再度强调了东南亚对日本海洋战略实施的重要意义。
这些现象充分反映了日本官方对东南亚地区海洋安全事务的持续、密切关注。
其次，从政策实施来看，安倍政府不仅高度重视维护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关系，还深度介入南海问题，千方百计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复杂化，更积极协助东南亚国家提高海洋安全保障能力：一方面，通过共享海洋安全情报、协助培养防务官员、开展联合训练与联合演习等方式，不断拓展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防务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加强装备与技术援助。例如，日本以政府开发援助的无偿援助形式向越南海岸警卫队提供巡逻船，
日本海上自卫队以租借的方式向菲律宾提供TC—90教练机等。
日本政府这一系列政策的背后，既有提升地区影响力的战略设计，又有配合美国牵制中国的战略意图。
总体来看，从18世纪中后期“海国”思想时代到近年来日本国内围绕海洋战略的争论，在长达20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海权思想演进过程中对东南亚的认知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明治时期，东南亚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资源优势”，被日本作为潜在的海外殖民地进行研究；二战时期，东南亚被日本学界、官方乃至军方视为建设日本帝国和“大东亚共荣圈”的重点区域；战后初期，东南亚研究随着海洋战略研究的重振渐渐复苏；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地区受到日本学界、战略研究界的普遍重视，开始被视为日本实现“海洋立国”目标的重要依托；进入21世纪以后，东南亚不仅被视为“海运咽喉”，东南亚国家也被日本学界、战略研究界视为“战略伙伴”、“海洋盟友”、“安保对象”。
在当前日本学界、战略研究界的研究中，东南亚地区既是日本建立“海洋国家联盟”应当联合的对象，也是日本谋求地区主导权的重要抓手，这已经成为如今日本海权思想的主流观点。学界、战略研究界对东南亚的密切关注推动了日本政府对东南亚战略地位的高度重视，从而对日本海洋战略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与中国的关系，乃至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作者朱晓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