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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日本近代幕末“尊皇攘夷”的代表人物之一吉田松阴，是日本近代对外扩张的“设计师”，而吉田松阴的得意门生、有着“日本陆军鼻祖”之称的山县有朋，继承了吉田松阴的扩张主义思想体系，通过内阁确立了日本近代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并将包括我国台湾在内的东亚地区作为其“利益线”。甲午战争之后中日两国签署的《马关条约》，第一次以政府间条约的形式，将中国的台湾割让给日本，成为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缘起。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一群思想家则为日本的对外扩张制造舆论，成为日本走向对外侵略的幕后推手。
关键词： 大陆政策；利益线；生命线
日本近代对外扩张始于明治维新，正是明治维新提出的“富国强兵”、“扬国威于海外”的指导思想，才使之后的日本走向对外扩张的道路，而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则成为日本对外扩张最有效的实验。在明治维新过去150年的今天，再次思考日本近代对外扩张的动机及其思想根源，对我们更加准确地了解日本这个国家，正确处理中日关系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日本近代的对外扩张政策是有其思想根源的。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才使日本一步步走向对外扩张道路的。而日本明治初期的对外扩张政策的形成，与一个人具有密切的关系，这个人就是日本近代幕末“尊皇攘夷”的代表人物之一吉田松阴。
吉田松阴，江户幕府末期思想家、野心家，明治维新的先驱者。1830年9月20日生于长州藩萩城松本村（今山口县萩市椿东）一个下级武士家庭。自幼过继给身为山鹿流派兵学教师的叔父，并随其学习兵法。后成为长州藩兵学教师。1850年为研究兵法出游九州。1851年到江户（今东京），拜主张“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佐久间象山为师，研究防御外寇战术等。1853年他重到江户，适值美国海军准将M.C.佩里率舰队驶抵江户湾的浦贺，逼迫日本开国。他无限愤慨，著文疾呼民族危机，力倡“尊王攘夷”、防御外侮。1854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再次率舰队来日时，他偷偷登上美国舰船，要求佩里带他到海外。后被官府发现，遭逮捕入狱一年。他曾兴办松下村塾，传授兵法，宣讲尊王攘夷主张，培养了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领导人。1859年死于“安政大狱”。只有短暂29年生涯的吉田松阴，在被囚期间于1854年11月写下了著名的《幽囚录》。这篇《幽囚录》集中反映了他的对外扩张思想，它对日本明治政府的对外扩张具有深远的影响。吉田松阴在《幽囚录》中这样写道：
若要国家保持强盛，不应仅仅满足于不失去已经得到的，而应当进一步获取目前还未到手的。现如今必须加紧进行军备，一旦军舰、大炮得到充实，便可开拓虾夷、封立诸侯，乘隙夺取勘察加半岛，抢占鄂霍次克海，晓谕琉球，……警示朝鲜，……北则割据中国的东北，南则掠取台湾及菲律宾群岛，显示渐次进取之势。
吉田松阴的这种扩张主义思想，在他写给其妹夫久坂玄端的信中表现得更为露骨：“为今之计，宜严守国界，遵守条约，以此牵制美俄两国。同时，趁机开拓虾夷，收复琉球，夺取朝鲜，占领满洲，压制中国，君临印度，以此扩张进取之势，打下坚实之退守基础。如此，即可实现神宫皇后未实现之愿望，完成丰臣秀吉未完成之任务。”
在吉田松阴这种扩张主义思想的影响下，1868年，近代日本天皇制政权（同年改元“明治”，也称“明治政权”）建立伊始，作为新政府上台的“三把火”，提出了进行“三大改革”的奋斗目标。这三大改革就是：（1）兵制改革；（2）学制改革；（3）税制改革。其中，作为“三大改革”之首的“兵制改革”，其核心就是，明治政府统领兵权，参谋本部直属天皇。由此，便确立了日本作为近代国家的对外政策：“进攻就是最大的防御”。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明治政府提出了“大力充实兵备，布国威于海外”的战略方针。
正当明治政府为其对外扩张政策难以实施感到苦恼之际，“琉球岛民遇害事件”给了日本明治政府实践这一政策的机会。当时的琉球国虽然实际上被日本占领着，但同时还在继续接受着清政府的册封，这让日本明治政府深感不快。正在酝酿将“琉球国”改为“琉球藩”。
就在“废藩置县”前一年的1871年10月，从琉球群岛的宫古岛出发的渔船，因遇暴风雨漂流至台湾岛南端，结果，该船的66名船员中有54名被当地的土著民杀害。得到报告的日本鹿儿岛县群情激奋，立即上书明治政府，要求向台湾兴“问责之师”。明治政府也认为，既然琉球是日本国土的一部分，那么，“保护”琉球居民就是日本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便欲以要求对方“谢罪”和“赔偿损失”为由发兵问罪。明治政府认为，这也是对外昭示日本对琉球行使主权的绝好机会。一时间，“征台论”在日本朝野甚嚣尘上。然而，“问责之师”该向谁“问责”？台湾究竟归属于何方？如果中国清政府承认对台湾拥有主权的话，那么，对台湾土著居民的“暴行”，清政府理所当然地负有责任；但倘若清政府不承认对台湾拥有主权，那么，直接向台湾发兵即可。
1873年3月日本明治政府的外务卿副岛种臣访问中国，他这次访华，除了交换《中日修好条规》的批准文书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就台湾的归属问题打探清政府的口风。可能是担心日本会因台湾土著民对琉球岛民的“暴行”而提出进一步的赔偿要求，清政府的官员对台湾归属的答复竟然是：台湾属“化外之地”，不在清政府统辖范围。得到清政府这一口头表态的日本政府，以为清政府不会对台湾提出领土要求，于是开始策划出兵台湾。
1874年2月，日本政府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蕃地事务都督”，为侵略台湾做好了组织上的准备。同年5月，日本政府以清政府对台湾土著居民惩罚不力为由，派西乡从道率兵入侵台湾，受到了抗日派原住民的英勇抵抗。后因清政府派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大军渡海保卫台湾，才使日本企图长期霸占台湾的阴谋未能得逞。然而，日本政府却通过这个事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专约》。在该专约中，日本逼迫清政府承认台湾岛民曾对日本属民妄为加害，日本出兵台湾是“保民义举”。专约还规定，日军撤出台湾，清政府需向日本赔偿白银50万两。日本侵略中国的领土，不仅未受惩罚，反而能得到赔偿，这进一步“激励”了日本的侵略野心。日本首先于1875年强迫琉球断绝与中国的关系，接着于1879年废琉球藩，改为冲绳县。至此，日本便完全吞并了琉球。
日本侵略台湾后，又将朝鲜作为其对外扩张的下一个目标。1875年，日本军舰“云扬号”入侵朝鲜的江华岛，制造了“江华岛事件”。翌年2月，在日本的威逼下，朝鲜与日本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日本通过这个条规，力排中国清政府在朝鲜的传统势力，消除两者的宗属关系，同时还在朝鲜获得了自由通商和“治外法权”等特权。
如上所述，近代日本的天皇制政权在成立不到10年的时间内，首先入侵台湾，继而强占琉球，最后又染指朝鲜，所有这一系列的扩张活动，正是沿着当年吉田松阴所设计的道路一步步走向扩张的。如果对照地图看一下就会发现，若将吉田松阴在《幽囚录》中所列的勘察加半岛、鄂霍次克海、朝鲜、琉球、台湾和菲律宾连接起来，恰好是位于日本本土与亚洲大陆之间的、将亚洲大陆东南侧包围起来的一条线。日本要实现对外扩张、称霸亚洲的梦想，就必须首先越过这条线。而在这条线中，勘察加半岛、鄂霍次克海及菲律宾分别位于这条线的最北端和最南端，距日本本土较远，因而战略价值也相对较低。对日本来说，登陆亚洲大陆最好的跳板就是朝鲜、台湾和琉球。这也是日本一直以来对这三个地区垂涎三尺的原因所在。
侵略台湾、威逼朝鲜、吞并琉球，是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三部曲”。本来日本多外扩张的首要目标是台湾，但因台湾人民的英勇抵抗而未能如愿。不过，它借机将琉球据为己有，应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收获”。正如当时担任日本顾问的法国人巴桑纳所说：“1874年日清两国缔结的条约，最幸运的成果之一，就是使清帝国承认了日本对琉球岛的权力。”
1877年，日本政府平息国内战乱后，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随之浮出水面。其主要策划者便是山县有朋。被视为“皇军之父”、有着“日本陆军鼻祖”之称的山县有朋，是吉田松阴的得意门生，他基本上继承了吉田松阴的扩张主义体系，也是一个极力主张对外扩张的狂热分子。1878年12月，日本进行军事改革，这一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废除原陆军省参谋局，设立新的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本部统辖全军的参谋将校和监军，策划军政机要，主管边防、征讨之策。在军令方面，参谋本部不受陆军卿和太政大臣的管辖，直接隶属于天皇。日本参谋本部的设立，意味着日本形成了以武力推行对外政策的权力机构，因此说这一改革具有划时代意义。
山县有朋担任参谋本部长后，便产生了向大陆扩张的念头。1880年11月，他针对当时中国清政府的兵制改革，向天皇上奏《邻邦兵备略表》，要求日本强化军备，以应对“台湾朝鲜等事件”。在这份《邻邦兵备略表》中写道：“邻国兵备之强，一则可喜，一则可惧。若以之作为亚细亚东方之强援，固然可喜；若与之开启衅隙，也不可不惧。若使邻邦疲惫衰微，成为欧洲各国之诱饵，唇齿之势，我亦受其压迫，莫如相互东方对峙，永保和好之美。邻邦之兵备愈坚，本邦之兵备亦不可疏忽。……西邻若得其强，则将介于我与朝鲜之间，犹如春秋郑卫之晋楚。列国权谋相倾之时，难保无有假虞伐虢之变。”
山县有朋的上述奏折以当时中国的兵制改革为由，要求日本政府强化军备，应对近邻中国日渐强大的军事实力。1882年8月，山县有朋改任日本参事院议长，他在向明治政府提出的《关于扩充陆海军的意见书》中这样写道：“倘若我邦至今仍不恢复尚武之传统，扩大陆海军，以我帝国为一大铁甲舰力展四方，以刚毅勇敢之精神运转之，则曾被我轻侮之近邻外患，必乘我之弊……。”
在这份“意见书”中，山县有朋已经很明确地将中国作为其作战的目标，准备对华一战。1888年1月，山县有朋进一步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军事意见书》。这份《军事意见书》分为“东洋形势”、“我国兵备现状”和“外交上兵力之必要”等三个部分。其中，在“东洋形势”中写道：
盖我国之政略，在于使朝鲜完全与支那脱离关系，成为自主独立之邦国，以免欧洲强国借故占有朝鲜之忧。该国之位置，足以控制东洋形势，特别是强国掠而有之，将对我国直接不利。故而，我国先行向京城派遣公使，使欧美各国承认其自主独立，并尽力与之缔结条约……。然而，支那政府对外表示朝鲜自主自治，但暗中却待之如附庸国，特别是干涉其内政。因此，日支两国之政略，动辄难免冲突。
山县有朋的最后结论是：“无论从东洋之形势、我国（军备）现状及外交政略之任何一点来观察思考，完成军备都是我国最大急务。如要伸张我国国权，保护我国国利，使我国国威光耀海外，受万邦尊重，除了兵力之外，有何可恃？是乃有朋敢于有此建议之所以也。”
山县有朋在这份《军事意见书》中，“保护”朝鲜为借口，视中国为其对外扩张的最大障碍，由此得出了“完成军备是最大急务”的结论。其观点与上述《邻邦兵备略表》和《关于扩充陆海军的意见书》是一脉相承的。在1890年12月召开的日本第一届帝国会议上，山县有朋以首相的身份作了“施政方针演说”。他说：“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守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以不失自己之形胜。何为主权线？国疆是也。何为利益线？与我主权之安危有密切关系之区域是也。……要维护一国的独立，仅仅守卫主权线是不够的，非保护利益线不可。”
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对“主权线”和“利益线”的公开表述。在吉田松阴的《幽囚录》中有这样一句：“要使国家保持强盛，不应仅仅满足于不失去已经得到的，而应当进一步获取目前还未到手的。”如果我们将吉田的“已经得到的”换成山县的“主权线”，将吉田的“目前还未到手的”换成山县的“利益线”，于是，吉田松阴的那句话就变成了：“要使国家保持强盛，不应仅仅满足于不失去主权线，而应当进一步获取利益线。”这样一来就会发现，吉田松阴和山县有朋的扩张思路竟如出一辙。很显然，山县有朋通过内阁确立的近代日本大陆政策，
与其前辈吉田松阴的扩张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毫无疑问，在日本政府的“大陆政策”中，朝鲜和台湾正是其要“保护”的“利益线”。
山县有朋的《施政方针》表明，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成型，在这份《施政方针》中提出的“利益线”则为这份《施政方针》贴上了鲜明的“对外扩张”的标签。正如南开大学米庆余教授指出的那样：“当年的山县有朋在宣讲日本国家政策时，或许振振有词。但是，为了日本的独立而把拥有主权的朝鲜作为需要日本‘保护’的利益线，无论在国际法上，还是在邻国关系上，都不是什么‘自卫之道’，而是侵略之道。”
1893年5月，明治政府在已有陆军参谋本部的基础上又新设了海军军令部，与此同时公布了“战时大本营条例”，确定了日本战时统帅机构。此时的日本已经完成了对大陆作战的准备，只是苦于没有发动战争的借口。1894年春，朝鲜爆发了以“灭尽权贵，逐倭灭洋”为口号的农民起义，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契机。借此“天赐良机”，日本政府便以“保护使馆和侨民的安全”为由悍然出兵朝鲜，并在朝鲜的牙山附近海面偷袭清军的运输船，引发了中日甲午战争。
1894年6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向袁世凯提出援助请求，6月4日，清政府决定应朝鲜政府请求，派遣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总兵聂士成，率领清兵1500人前往朝鲜，并于6月6日电训驻日公使汪凤藻知照日本外务省。然而，早在此前的6月2日，日本政府便已作出了不管清政府以何名义出兵日本也要出兵的决议，并得到天皇的“裁可”。
6月12日，日本政府照会清政府：“这次我政府向朝鲜派出军队，是依据济物浦条约上的权利，关于派出问题，除依照天津条约照会之外，我政府是自行所欲行者，关于我军队之多少及进退行止，毫无受清国政府掣肘之理。”
日本政府还于6月23日和7月14日，先后两次向清政府递交《绝交书》。在第二次《绝交书》中这样写道：“朝鲜内讧，变乱屡起，实由内政不治所致。故我帝国政府深信……莫如与朝鲜有利害关系的贵我两国共同予以助力……不料贵国政府断然拒绝，而专事促我撤兵。又，近日驻贵国英国公使重视对贵我之友情，好意居中调停，以统一贵我分歧为己任。然贵国依旧只是主张我国撤兵，更无容纳我国意见之表示。此非贵国政府好事而何？事局既已至此，将来所生事态，帝国不负责任。”
日本政府通过其上述《绝交书》千方百计把责任推卸给清政府，从而掩盖其吞并朝鲜的真实目的。7月25日，日本海军在朝鲜丰岛海面突然袭击清政府北洋水师的“济远”号和“广乙”号军舰，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不宣而战，打响了“甲午战争”的第一枪。
8月1日，日本天皇发布《宣战诏书》，内称：“朕即位以来，于兹二十余年，寻求文明之化于和平之治……岂料清国之于朝鲜事件，对我采取殊违邻交，有失信义之举。朝鲜乃我帝国首先启发，使其与列国为伍之独立国家，而清国每称朝鲜为属邦，公开与暗中干涉其内政，并在其内乱之际，藉口拯救属邦之难，而出兵于朝鲜。朕依据明治十五年（1882年）之条约出兵备变，更欲使朝鲜永远避免祸乱，保持将来治安，以维持东洋全局之和平……然清国反而设置种种生乱之辞，加以拒绝……事既至此，朕虽以和平为始终，专事内外宣扬帝国之光荣，但亦不得不公然宣战，依赖汝等忠实勇武，速克和平于永远，以期保全帝国之光荣。”
这份《宣战诏书》看似冠冕堂皇，言辞凿凿，实则强词夺理，倒打一耙。日本自己对朝鲜早已垂涎三尺，蓄谋已久，却把责任推给清政府，真是“贼喊捉贼”。
1894年9月，中日黄海海战后，甲午战争的战场移向中国东北。日军经过月余整顿，于10月24日分兵两路进犯大陆。一路自平壤北进，渡江入侵辽东；另一路经海上在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因日本军队是蓄谋已久，有备而来，而清政府的北洋舰队则在李鸿章“不得出大洋浪战”的命令下，躲进威海卫“被动挨打”，结果，这场战争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在此期间，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对旅顺居民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致使道路唯有死尸，行进为之不便。室内之人，也皆杀之。每户几乎都有二三个至五六个死者，其血横流，其味恶臭”。
霸占朝鲜，遏制清国，乃日本政府发动“甲午战争”的根本目的。这一点，在山县有朋于1894年11月上奏天皇的有关对朝鲜政策的奏折中表现得更加明显：“要帮助弱小朝鲜，保全其独立，以一次驱逐清兵，使之绝迹于（朝鲜）八道，仍不足以成事，至少在今后数年之内，要驻扎若干兵员，以备其警急。”
1895年3月19日，清政府按照日本政府的意愿，派遣李鸿章为全权代表抵达下关（马关），3月20日开始议和。在日本方面的威胁下，李鸿章于4月17日在日本政府拟定的条款上稍加改动后签了字。这个条约史称《马关条约》（日本称《下关讲和条约》）。中日《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并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其附属诸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至此，日本继在1879年吞并琉球后，又霸占了台湾，并使朝鲜成为其随时可以染指的“独立国家”。
在当代中国，一提到中日关系，人们总会想到近代以来中国饱受日本欺辱的历史，而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这段屈辱历史的开始。因为，甲午战争之后中日两国签署的《马关条约》，不仅因其强权、霸道和不平等的性质，成为中日关系史中不光彩的一页，更因为它第一次以政府间条约的形式，将中国的台湾割让给日本，成为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缘起。
以上事实证明，日本正是按照吉田松阴设计、山县有朋确立的大陆政策，而逐步扩大其“利益线”的。而在这条“利益线”中，台湾无疑是举足轻重的重要一环。值得注意的是，《马关条约》除了以上内容之外，还对割台湾的交接期限作了如下规定：“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二年之内，中国让与日本之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认便变卖所有产业，退去界外。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徙者，酌宜视为日本臣民。又，台湾一省，应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国立即各派大员至台湾，限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个月内，交接清楚。”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政府欲得到台湾的迫切心情，同时也说明台湾对日本政府来说有何等重要！日本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末在福岛县立图书馆发现的《日清战史草稿》，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草稿”在开头部分这样写道：“应将派往朝鲜半岛的援兵减为一个师团，用另一个师团占领台湾，在彼过冬。”在谈到与清廷谈判时，“草稿”写道：“假如我国在今后的大决战中获胜，清廷求和时，为了维持东洋和平之战略需要，应要求清廷割让若干地区。……澎湖地区水深湾广，是一个风和浪少的良港。它扼守台湾海峡，占据黄海、支那海的关隘，与我对马同为东亚最重要之要冲。因此，假如将其与旅顺、威海卫一并归我占有，以此来扼制清国之首尾，不仅会大大削弱其抵抗力，对将来我国掌握东亚霸权，控制太平洋的制海权也是极其必要的。”
以上《日清战史草稿》的记述充分说明台湾及澎湖列岛对日本的重要性。这也就不难理解日本在与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时为何将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作为主要条件了。《马关条约》的签订，将中国领土台湾割让给日本，使台湾不仅成为日本的“利益线”，而且也逐渐变为日本的“主权线”。其后50年，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证明日本确实是将台湾视为其“主权线”。
鸦片战争之后的100年，对中日两国来说都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100年中，中日两国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中国来说，在这一时期，拥有几千年历史的封建社会由强变弱，甚至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对象。由此产生的结果是，长期以来在东亚地区占有主导地位的“华夷秩序”受到强烈冲击，直至分化瓦解。而这一时期的日本，恰好结束了200年的锁国时代，正在前所未有地开港接纳来自海外的贸易船队。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大规模扩充军备，迈开了向海外扩张的步伐。那么，日本缘何如此热衷于对外扩张？又为何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对昔日的东亚老大中国枪炮相加呢？这其中，除了中国清政府腐败无能、不切实际的夜郎自大思想导致其国势微弱、任人宰割之外，日本方面外交政策的改变，以及与这种外交政策密切相关的日本的民族性，则是日本对外扩张、侵略中国的深层次原因。
正如日本前驻法国大使矢田部厚彦所讲的那样：“所谓外交就是将一个国家的内在的东西表现在外部，即如人类之颜面。正如人的面部表情反映人的心理活动一样，外交也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感情。”那么，日本外交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日本国民感情呢？它首先反映的当然是日本国民的对外意识。矢田部厚彦在他的《何为日本外交？——历史与精神》这本书中引用欧洲人的观点，概括了日本人的对外意识：“生长在‘锁国’这种温柔的、充满母爱的环境中的日本人，一旦走向国际社会，他会感到很孤独，他会认为别人都不理解自己，会觉得外国会给日本以威胁。”由于有这种思想作祟，一旦国际环境向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他就会立即不顾一切地进入全面战争状态”。
要寻找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思想根源，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这就是被称为日本近代化的理论奠基人的福泽谕吉。福泽谕吉也是一个主张对外扩张的人物。他极力主张“等待时机不如创造时机”，鼓吹“日本若不着手朝鲜，只有顷刻落入他人之手”。他主张日本应该尽快进行资本输出和实业扩张，并提出应由他国借入资本进而转手使用的主张。
福泽谕吉的这种思想对当时的日本社会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福泽谕吉的代表作是《劝学篇》。在这部《劝学篇》的开头部分，印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这就是“上天不造人上人，上天不造人下人”。许多人以为这是福泽谕吉表达人人平等的一句座右铭。其实不然，这句话只是《劝学篇》开头的一句话，并不是福泽谕吉本人的观点。福泽谕吉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恰恰是“人生来就不平等”。他是这样论述的：人们都说“上天不造人上人，上天不造人下人”，实际上，世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有智者，有愚者，有穷人，有富人，有上等人，也有下等人”，其差别“有如云泥”。福泽谕吉认为，这种差别“源于学与不学”。
福泽谕吉进而把这种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的观点引申到国际关系中。他认为，一个国家，若想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那么就应该加强“学问（引入现代化的科学技术）”，鼓励“富国强兵”。做不到这一点的国家，就不得不成为“劣等国家”，这些国家是不值得同情的。因为这些国家自身不够努力，所以，它们只能服从于“优等国家”。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脱亚论》的文章。在这篇《脱亚论》中，福泽谕吉竟把与中国和朝鲜为近邻视为日本“最大的不幸”。他认为，由于这两个国家“不知改进之道”，虽处“交通至便”所，却未吸收文明于政教风俗中，这样下去，“不出数年，必将亡国。其国土必被世界文明诸国所瓜分”。
对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朝鲜，福泽谕吉认为责任并不在“世界文明诸国”，而是由于中国和朝鲜努力不够。他认为，像中国和朝鲜这样的弱国，就应该被列强侵略或吞并。而日本则应“与文明国家共进退”，“与东亚恶友绝交”，进而达到“脱亚入欧”。福泽谕吉的这种“弱肉强食”的理论，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亚洲及昭和时期日本政府推出“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的理论根据。根据这一点，有人认为，在“黑暗的昭和时期”，日本政府强行推行藐视亚洲、侵略亚洲的外交政策，使亚洲邻国深受苦难，而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铺就第一条轨道的，正是福泽谕吉。
曾经学过医学的福泽谕吉在他的《劝学篇》中把一个国家比作一个患者。他说，“学者就如同讲授养生学”的病理分析家；而“政治家则是治疗疾病”的临床医生。在日本明治初期，像福泽谕吉这样的“病理分析家”，把日本这个“患者”的“病情”分析得可谓透彻，结论就是：脱亚入欧，对外扩张。而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临床医生”则亲自“操刀”，为日本的“健康”施行“外科手术”，不幸的是，中国大陆特别是台湾诸岛就成为他们下刀的首选对象。
日本近代的对外扩张，是一个有预谋、有计划、成体系的国家战略。从幕末明初的吉田松阴到明治初期的山县有朋，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日本政府正是按照这个既定的“国策”一步步向海外扩张的。在日本对外扩张的“全民运动”中，这一时期的思想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福泽谕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如果把日本近代的对外扩张比作一个系统工程，吉田松阴堪称设计师，山县有朋是执行者，而福泽谕吉就是为这个“系统工程”制造舆论的理论家。他们的思想体系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由于他们的努力，日本一步步走向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与此同时，也使周边各国人民遭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再次反思日本近代对外扩张的经过及其思想根源，就是要提醒后人：牢记历史，吸取教训，发奋图强，永保和平。我们不希望不幸的历史重来，但如果不能真正从思想上汲取教训，不能诚心诚意地反思过去，那么，历史重演也并不是危言耸听。从这个意义上说，回顾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对外扩张的历史事实，考察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外扩张的思想根源，对研究当今的中日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作者张耀武，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语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