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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国家重新崛起，世界大国关系互动加深加剧的形势下，我们以“‘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东方外交史：发展与前瞻”为题，联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长春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杂志社、中国日本史学会、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澳门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东北亚研究所、《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日本问题研究》编辑部、《东北亚学刊》编辑部、《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及《长春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等兄弟单位，于2018年7月18—19日在中国北方名城长春召开了第十届“东方外交史”学术研讨会。把“一带一路”与东方外交联系起来，是一个极有价值和重大使命感的课题，也承载了太多的历史责任。无论从东方外交史的角度看待“一带一路”，还是从“一带一路”的角度看待东方外交史，都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话题，真正引起了长期艰辛跋涉于这一领域的学者们的浓厚兴趣。正因为如此，它吸引了来自中国大陆、台湾、澳门、日本、韩国等国家与地区的逾百名学者，凝聚了学者的智慧与力量，就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已经达到切磋学问、增长知识的目的。
《东亚区域史与丝绸之路研究》是这次会议的论文集，由精选编辑而成。收入文集中的22篇论文可以看作是作者在新形势下的探索与思考，大体上反映了当前国内同类研究的整体水平与动向。在体系安排上，第一编确定为“东亚区域史中的日本”，第二编“东西方国家的交流与丝绸之路”，第三编“一带一路视域下的大国关系”，第四编“一带一路与东亚区域历史”，第五编“东亚文明的历史经验”。第一编中的6篇论文集中探讨了日本近代的外交政策与思想，让读者清晰地看到日本近代外交的发展行程与整体风貌。张耀武从思想史入手，详细地考察了日本近代以来的扩张政策，深挖日本扩张政策的思想根源，可谓旁征博引，条分缕析。从对吉田松阴、山县有朋等人的思想梳理中我们看到，从勘察加半岛、鄂霍次克海、朝鲜、琉球、台湾到菲律宾是日本一直以来关注的地区，而朝鲜、台湾和琉球是其对外扩张的战略重点。
朱晓琦着眼于日本的东南亚观，力图给读者提供一个完整的日本东南亚认知。她把日本的“海国”思想上溯到江户时期林子平撰写的《海国兵谈》。的确，在《海国兵谈》中林子平提出了关于“海国”的思想，他的思想影响及于近代。鉴于近代交通工具的进步，他力促日本改变对传统的海国的认识。进入明治以来，日本社会对东南亚的强烈关注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影响着明治政府的对外决策。可贵的是，作者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立体的多维度的日本东南亚认知，得出东南亚地区是日本建立海洋国家联盟联合的对象，也是谋求地区主导权重要抓手的结论是准确的，反映了作者思考的深度。
米彦军剖析了日本思想家德富苏峰的思想变迁。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德富苏峰思想在甲午战争前后发生的巨大变化，其思想实际上就是近代日本对外政策的具体反映。德富苏峰历经幕末、明治、大正和昭和几个时期，为战争时期日本侵略战争张目，思想极为复杂，右翼思想浓厚，今天日本国内的一些右翼思想与他亦不无一定的关系。乌兰图雅、安善花、武欣、张晓刚的文章也给人以清新厚重之感，洋溢着作者们锐意创新精神。他们文章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研究历史，关注现实的人事，摆脱了随波逐流的人云亦云，走向了深层次的理论探索与思考，相信这几篇论文会给人以诸多有价值的思考。
在第二编当中，我们重点推出了华裔学者李兆良先生关于明代的世界地理知识的论文。李先生不仅致力于中国人开拓美洲研究，同时也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上做出了重要成就。他在提交的这篇文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坤舆万国全图》不是利玛窦带来的欧洲测绘地图，而是明代郑和下西洋结果。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个观点是十分大胆而新颖的，对于改变长期以来中国人的认识无疑是重要的。他利用多种材料，以科学工作者的严谨审慎的态度致力于学术研究，廓清历史上的诸多迷雾，精神十分可嘉。该文给我们的结论是，明代郑和的大航海活动是测绘世界的先行，从而引起欧洲人移民新大陆。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明代是中国地理知识极大丰富的时代，先有郑和七下西洋，中国大规模地走向对外交往，在南洋、西洋的地位空前提高，后有西方传教士带来西方科学、文化与宗教，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即将转型的时代，从一个意义上说，中国近代完全有理由追溯到明末时期。李兆良先生的惊人之论正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
陈奉林提出了一个新看法，即将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王国作为东方近代外交史的开端。他看到大航海时代欧洲国家建立的海洋贸易扩张体系与中华帝国建立的朝贡贸易体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体系，冲突与矛盾在所难免，各自对东方的影响是不同的。学术研究要关注国家的周边安全，这样才能收到温故知新之效。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视马六甲为东方近代外交史开端是有其充分的理论根据的。陈俊达对高丽人的“辽朝观”的研究富有新意。他以充分的材料多方面寻找造成高丽人“辽朝观”的历史根源及其变化的原因，认为这一变化发生在景福元年（1031），最后接受辽朝的宗主国地位，从而造成既向辽朝朝贡也向北宋朝贡的“二元朝贡体制”。
第三编中有两篇文章值得细细品读。一篇是宋成有先生对美国太平洋—东亚海洋战略的探讨，基本上代表了当前国内相关研究的水平与动向，可谓是材料充实且有新理、观点材料纵横贯通。宋先生把美国的太平洋—东亚海洋战略与马汉的《海权论》结合起来予以上下探索、左右考察，成为这一领域艰辛的探索者。国内读者对马汉并不陌生，但是从他的《海权论》中详细解读美国的太平洋—东亚海洋战略的思想渊源并不多见，正因为如此，宋先生的文章确系优秀史作。我们深入其中已经发现他探讨美国海洋战略的一系列的观察值得重视，不仅目光犀利，气势磅礴，更为重要的是贯穿于文中的评断与慎思，对美国海洋战略总结出的一些结论富有旺盛的探索精神和恢宏气象。他指出，马汉的海权论强调美国太平洋和东亚战略的重点是中国问题，中国具有未来强大的潜质。这些都是极有价值的观察与把握，浸透着作者深思熟虑的理解与判断，把握了马汉思想的命门。
另一篇张思齐先生的文章也极有代表性。张先生从五个大的方面详细考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越南的影响。战争是一只多头怪物，会产生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后果。通过研读这篇文章我们看到，越南自己的文字、劳工、工矿企业、工人阶级以及革命政党等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作者首先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的非正义性质，同时也看到加速了世界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产生不同的反响。这篇文章论证有力，观点清晰，定论准确，对于了解越南历史甚至东方历史都是极有帮助的。任筱萌、杜玲、欧阳湘的文章各有侧重，作出了有见地的分析，如杜玲指出：“随着美国在亚太地区实力的增强和影响力的扩大，也必然会在亚太地区有所动作，而这些动作能否达到预期目的也因为很多相关因素的影响而来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大。”
在第四编里，我们集中安排了4篇文章，涉及古代的朝贡体制、儒学在越南的传播、“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可以说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长期以来，我们的东方外交史研究一直在关注东西方关系中的丝绸之路问题，甚至可以说丝绸之路是我们东方外交史内容的一个方面。在以往的会议上，也有学者专门探讨过“一带一路”问题，已经达到对它的清醒认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4篇文章是有力度的。杨璐、杨鲁慧倡言，中华文明在过去的5000年当中生生不息，以兼收并蓄、容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吸收了域外文明的优秀成果，它们融入了中国文化与大众生活之中，这或许是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所在。石建国从今天的“一带一路”中寻找历史文化的土壤，从历史兴衰演进当中寻求和平与发展的路径。我们不能选择历史，但可以借鉴历史、创造未来，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中吸取“一带一路”的借鉴成分，把中国梦与世界梦联结起来，造福于整个人类。
武心波、房丽珠、刘丹忱对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有着深刻的理解与判断，自己的观点尽述其中，文章有清新厚重之感。武心波强调朝贡体制“重义轻利”、“以德服人”等诸多体系性特征赋予了海上丝绸之路以多样性、非暴力性和非强制性特征。正因为如此，至今它仍有强大的生命力，飞得高，行得远。刘丹忱长期致力于儒学研究，在思想深度上他对儒学的研究较之同龄人深刻得多。他着重分析中国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发展及其影响，强调儒学的传播与西方文化传播不同，它不是凭借武力或宗教的力量强行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念，而是通过自身的优越性、精神感化力和理论上说服力影响世界。在他的视野里，只有道义上的崇高和精神上的优越才能达到天下归心，《论语》、《孟子》里存在一种强大的力量，他甚至提出儒家文化更多的是依靠思想和道德自身的力量，以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方式，通过心灵的感化与净化显示出来。由此可以大胆预言，在21世纪人类有必要再回过头来吸取古哲先贤的教诲。
收入第五编的论文虽然数量不多，但很有特色，也很重要，值得作些介绍。杨昕沫的文章颇为典型地映现出中国东方外交史（包括东北亚史）研究已经走向全面总结阶段的重要特征。文章总结到位，评价客观，落落大方，可以说是准确地把握了中国当前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大方向，做到了对国内东方外交史十年历程深入而细致的总结。她看到十年来以讨论会为交流平台，国内的东方外交史研究尝试并实践着新的编纂体系，走出了单纯的历史研究的范畴，研究内容不断细致和深化，尝试新理论，使用新方法，创立新体系，形成新棋局，这一切都使国内东方外交史研究走向了大规模的总结与成熟阶段。作者强调中国东方外交史研究崛起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也着重探讨了这一重大学术活动的强大动力源泉。
雷广臻、董婕的文章以新的视角研究了历史上的渤海文化，始终强调了国际视角对于研究东北亚文化的重要性。他们开宗明义地指出，东北地方史从来就不是孤立隔绝的单元，与周边国家发生着多方面的联系，特殊的地理环境也使渤海文化有了鲜明的地域特征与开放性格，对其研究一定要有中华文化的大视野。他们的结论是，环渤海是众河归海之处，是周边文化的归宿，周边复合工具被广泛使用，创造了当时最高的生产力形态；东北文化区不断重现龙的理念，渤海周边其他各考古文化也都迸发了意识形态的张力，推动各种文化从核心区向周边融合，形成了巨大的文化圈。
本集作为东方外交史研究丛书编辑出版，得到了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及其领导的大力支持，作为编辑者我们向所有作者和给我们支持的各位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与敬意。在以往的几本书中我们一再强调，中国的东方外交史建设不仅仅是学术活动，更是一种自觉的文化建设，是文化建设在具体行动上的深入展开，带有总结历史、开辟未来的强大功能。目前中国的崛起主要还是经济层面的崛起，还不是文化崛起。文化建设、文化崛起以及学科话语权必须走在国家发展的前面。在这方面，近代大国崛起一般都伴随着文化崛起，或者说文化发展走在了国家崛起的前面。正是有了这样一个责任，我们才会不断地向前迈出脚步，有信心把国内的东方外交史研究引领好，建设好，无愧于伟大的时代。
魏志江 张晓刚 陈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