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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皇凤 姚 靖
摘要： 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和重要目的，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回应执政环境深刻变迁的理性选择和重大创举。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在党员行为规制、法规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育成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并积累了宝贵而丰富的经验，如以唯物论与辩证法为根本指导的方法论、以执政党内外生态建设兼容耦合为基本准则、以价值引领与制度规约有机结合为核心逻辑、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为重要抓手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应始终坚持系统性、整体性、开放性原则，在理想信念教育、法规制度建设和持续高压反腐的有机统一中协同推进党内政治生态的行为、制度、文化等子系统建设，形成重塑和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整体合力。
关键词： 党内政治生态；党内法规；政治文化；执政党建设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话语创新，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回应执政环境变迁并引领社会生态建设的现实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须有一个良好政治生态”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建设中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问题，关乎党的团结统一，关乎党的生死存亡”
。党的十九大更是将“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重要目标写入党章，以党内最高“法”形式要求全党遵照执行。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在与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协同推进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是党的十九大对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现状的中肯评价。回顾、检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发展进程，梳理、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有益经验，对于新时代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意义重大。
生态（Eco-）一词由古希腊语Oikos派生而来，原为“住所或房子”之意
。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E.海克尔（E.Haeclel）首次提出“生态学”（Ecology）一词，但直到20世纪中叶，生态学的基本思想和分析思路才被高斯（Gause）和里格斯（Fred W.Riggs）首次引入行政管理学领域。20世纪末，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催生出的政治生态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主张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政治现象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偏好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借用生态理论和生态智慧来分析政治问题和解释政治现象。在政治生态学视阈下，政治生态是政治系统中的诸要素在运行和交互中所形成和显示出的整体状态
，是内部生态与行政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等外生态的综合反映。
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执政党是一国政治系统的核心组成要素。党内政治生态系统同样包含着诸多子系统，是一个内含着行为子系统、制度子系统、文化子系统的复合系统，各大子系统之间具有非常复杂的关联和互动关系，成为一个共生演化的动态体系。更为重要的是，执政党的党内政治生态系统必须有效回应执政环境的深刻变化，具有较强的弹性与韧性，能够与外在生态环境之间进行有效的资源、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不仅要注重内部诸要素的关联与协调，也要注重与外部诸系统的整合与平衡。虽然运用政治生态学理论分析党内政治生态具备理论可行性和逻辑自洽性，但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各不相同，政治生态建设的宏观背景与核心关切必然存在差异，仅从一般理论和普遍规律出发而忽略中国的具体实践，将难以全面精准把握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问题表征与关键要素，更无从整体呈现中国特色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推进历程与丰富经验。
自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首次提出“政治生态”一词以来，学界有关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研究与日俱增，其中，对“党内政治生态”的概念界定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1）环境说。该观点将党内政治生态理解为政治主体的从政环境，认为党内政治生态是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反映
，这一观点与中央解读最为契合，如习近平总书记就多次提到“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解决党内存在的种种难题，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
。（2）状态说。该观点将党内政治生态界定为党员群体呈现的整体风貌与状态，认为党内政治生态是政治主体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的生存方式、发展状态，以及养成的政治习性
，是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3）要素说。该观点通过解构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要素组成，将党内政治生态界定为集政治主体、环境、文化、纪律、制度于一体的生态显现和状态反映
。从以上观点中可以看出，学者对党内政治生态的主流界定各有强调和侧重，但着重从某一角度诠释党内政治生态，难以呈现党内政治生态的整体风貌，且在理论与实践、学理性与实效性的结合层面较为欠缺。
综上所述，基于中国共产党有关党内政治生态的理论重要论述与实践创新，结合党内政治生态学和系统分析的相关理论以及其他学者的一些研究，可以将党内政治生态视为一个包括行为子系统、制度子系统、文化子系统在内的复合系统，是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政治操守、工作作风，以及党内制度水平、廉洁程度、政党文化、监督体系等在政治生活中的整体反映，对党组织的健康发展和党的长期执政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基于政治生态学和系统分析的相关原理，结合唯物辩证法和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历史实践，发掘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核心领域和关键要素，进而提炼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基本经验，是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中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时期，中国共产党都高度重视包括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在内的党的政治建设”，清晰勾勒出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实践历程和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历史依据。作为一种客观现象，党内政治生态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便已存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伴随中国共产党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迈向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也经历了从探索、创建，到恢复、重塑，再到优化和创造的曲折发展。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革命党”向“革命党、执政党和领导党”的转变，党在获得执政权力、更好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也面临着脱离群众、腐化堕落等多重风险与考验。探索、创造一个团结、统一、民主、和谐的党内政治生态，保证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体在功名成就时做到居安思危、励精图治、节俭内敛、敬终如始、防腐戒奢、顺应民心，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是开展整风整党运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50年5月，党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党全军进行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启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整顿活动。面对为恢复国民经济调整公私、劳资、产销关系而产生的不法资本家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腐蚀国家公职人员等行为，1951年12月，党中央发布《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三反”“五反”运动迅速铺开。1957年，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此处提及的“政治局面”本质就是一种良好的从政氛围，一种充满生机的、健康的良好政治生态。此后，中央又陆续组织开展了整风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整党建党运动。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的整风整党建党运动带有明显的群众式、运动式特征，从《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等文件的出台中可以看出，中央仍沿用镇压反革命的方式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
二是强调党的思想建设和政治建设，重视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党的团结统一是党取得一切胜利的基本保证。1956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大上号召：“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可见，实践中党的团结统一往往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政党间及党群间的团结，主要指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体系的核心，团结各参政党和广大群众，促成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大合力。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解决问题的关键，前者是要分清敌我，后者是要分清是非，并就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民族关系、民主党派关系等各领域矛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基本准则，坚决反对运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压的方式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另一方面表现为党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团结。全党团结是党内团结和党群团结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党凝心聚力，敢于善于同破坏党的团结的行为作斗争。在反对高岗、饶漱石的分裂活动斗争期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规定：“党员干部应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对于任何有损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应当进行批评和斗争。”
在历经“文化大革命”后，党内制度和政治生态遭受严重破坏，恢复和重塑成为该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核心工作。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至经济建设，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为了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必须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从政氛围，诚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一心一意地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经过多年的努力，党内政治生态得到整体净化，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从整风整党运动到“三讲”教育活动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再到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争先创优活动等；从重视思想建党到强调制度建党，再深化到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的有机结合；从《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颁发到“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提出，再到《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基础性党内法规的出台，党内政治生态的制度保障从“制度补丁”的被动回应走向系统化的顶层设计，党内政治生态也在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协同统一中完成了从不健康、不正常状态向和谐团结、生动活泼状态过渡的关键转折。
一是以整饬党风为重点，着力恢复党的优良作风传统。党风政风是党内政治生态的风向标和大气候，对党员价值观和行为具有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十年“文革”后，党内个人崇拜、家长作风、帮派主义、“一言堂”、脱离实践、脱离群众现象广泛存在，党内政治生态遭受严重破坏。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工作作风都应该有相应的转变”
，“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
。为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下大力气整饬党风，尽快恢复党的优良作风传统。1983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党风整顿工作拉开序幕，本次整党运动前后历时3年半时间，分三个阶段进行，对象覆盖中央到农村基层党组织，并编印《党员必读》《毛泽东论党的作风和党的建设》等材料供党员学习。此后，中央又陆续开展了5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包括1997年11月到2001年12月间开展的“三讲”教育活动、2000年12月到2002年5月开展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2005年1月到2006年6月开展的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等。经过前后跨度30年的6次党内集中教育的开展，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得到整体改善，党内政治生态的大气候明显净化。
二是围绕干部队伍建设，匡正选人用人导向。党员领导干部是党组织的最鲜活血液，是党内政治生态系统的最能动主体，高素质、高质量的党员干部队伍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党的政治路线的基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干部队伍建设，中央采取了许多新方法新举措。（1）在干部任用标准方面，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指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队伍“四化”方针，为干部的选拔任用提供了参照标准。1982年宪法废除领导人终身制，并解决了执政党与法律、执政权与立法权的关系问题，干部队伍建设开始由“身份制”转向“职位制”，由“身份本位”转向“能力本位”。（2）在作风建设方面，历次整风整党及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均以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对象，以期通过抓“关键少数”引领整个政治生态系统建设，诚如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
（3）在制度设计方面，针对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陆续推行函询制度、年度考核制度、官员财产登记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等，并出台《关于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和函询的暂行办法》《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办法（试行）》《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等众多党内法规制度，严格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
三是围绕党内法规的建章立制，深入推进制度建党。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强调“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
，“端正党风政风，关键要靠法制”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从阶段性、集中性的整风整党运动开始向制度化、常态化的制度建党、依规治党过渡。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首次全面集中阐释了当前党内政治生活存在的问题，并以“党法”形式对党员和党组织行为提出了要求。党的十三大重申“走改革和制度建设的党建新路子”；党的十五大提出“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党的十六大提出“健全法制，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开始从事后修复转向前置预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在此前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等基础性党内法规陆续出台；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反腐倡廉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布局，随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一五”规划颁布施行，党内政治生态的制度环境从被动回应的碎片化治理走向顶层设计的体系化建构。
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首次提出“政治生态”的重要议题，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进入新时代新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凭借刀刃内向的自我革命精神以及除恶务尽的强大战略定力，坚决推进党内政治生态整体优化与格局创新。从“八项规定”的出台到《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文件的相继颁发，再到党内法规的密集出台与集中修订；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再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陆续开展；从抓“关键少数”到“打虎”“拍蝇”“猎狐”同步进行，再到“行贿受贿一并查”的战略演变，完成了从“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到“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的跨越式转变。
一是通过推进反腐败斗争向基层及党外延伸，协同推进治标与治本以及内生态与外生态建设。从“抓关键少数”走向“管绝大多数”，从“惩治”走向“预防”，从“治标”走向“治本”，从“党内”走向“党外”，是新时代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大战略演变。党的十八大警示全党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为遏制党内盛行的贪腐之风，党中央强调“治标先行”，通过抓“关键少数”在全党范围形成强大震慑。2016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提出，“经过3年的努力，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在此前后，党中央根据情势变化适时推动反腐倡廉向基层延伸，着力惩治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通过涤荡“四风”着力减少腐败存量。党的十九大提出，“5年来，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同时提出要“夺取反腐败压倒性胜利，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反腐工作从“党内”走向“党外”进入“内生态”与“外生态”同步建设阶段。反腐败情势从最初的“形势依然严峻”到“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再到“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最后到“夺取反腐败压倒性胜利”，见证了党中央持续高压反腐的战略推进历程和反腐成效的显著飞跃。
二是通过立改释废并举提升党内法规内容完备性与逻辑自洽性，全面提高党内法规的可操作性和执行力度。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党规作为依规治党的依托依据，同样必须是内容完备、结构科学、动态适应的，诚如萨拜因所言：“当人们处于从恶能得到好处的制度之下，要劝人从善是徒劳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坚持破立并举，内容修订与结构调整并举原则，根据党情世情国情的变化适时出台相应规定填漏补缺，并及时宣告失效或废止不合时宜的规定，不断织密纪律电网、加固制度铁笼，党内法规逐步从碎片化的立规转向结构化、体系化建设，党内政治生态的制度环境不断完善。（1）修订出台100余部党内法规。从党的十八大伊始截至2017年10月，中央共修订出台党内法规90余部
，随后两年又密集修订出台党内法规近20部
，包括《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等基础性党内法规，其中《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更是连续修订两次，2015年的修订删除了70余条与刑法、治安处罚法相重复的条款，2018年的修订在细化条文规定的基础上，新增了5条纪法衔接条款，并依据党内政治生态新问题新增了大量礼品礼金、消费卡收送等人情“微腐败”条款。（2）组织开展两次大规模法规清理工作。第一次清理工作始于2012年7月，历时近两年半，范围覆盖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1187份文件，共废止或宣告失效691件。第二次清理工作始于2018年11月，前后历时5个月，废止或宣告失效110件，修改8件
。
三是通过加强党员集中教育，提高党员党性修养与宗旨意识，厚植党内政治生态的文化土壤。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旨在引导党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坚定其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使之能自我约束、调控其行为使之符合党的宗旨，是一种作用于党员内心的价值引领活动，能有效厚植党内政治生态的文化土壤。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先后组织开展了4次集中教育活动，分别是2013年6月到2014年9月间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5年4月到2015年12月间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以及2016年2月开始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2018年初开始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总体来说，四次集中性教育活动在教育主题和教育对象方面各有侧重，前面两次集中性教育，内容侧重于党的作风建设，对象聚焦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后面两次集中教育活动面向全体党员，内容转向党员的党性宗旨教育，形式从短期性集中教育转向常态化集中教育。相较于作风建设和反腐败一类的刚性正风肃纪行动，党内集中教育这种柔性引导活动更能从根源潜移默化地影响党员行为，前者最多只能保证党员遵规守法，后者却能培养出高尚的、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党员。
勇于自我革命、善做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品格。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以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引领社会政治生态建设，通过优良党风政风引领民风社风的实践历程中，党内文化、官场文化和民间交往文化逐渐呈现新的气象。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逐渐摸索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新思想新实践蕴含着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意蕴。（1）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宏观规划层面。如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中强调，“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既要固本培元，也要开拓创新，既要把住关键重点，也要形成整体态势”
，其中“固本培元”与“开拓创新”、“关键重点”与“整体态势”体现了联系与发展的唯物辩证法总特征。此外，“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共同发力，“政治定力”与“领导能力”共同建设，“严管”与“厚爱”、“纠错”与“容错”、“情理”与“法理”、“党性”与“人性”等系列价值的有效均衡都是唯物辩证法在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中的深刻践行。（2）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微观分解层面。如在干部选拔任用上，毛泽东同志提出，“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第一位的……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要又红又专”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强调，“领导十三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其中“政治”与“业务”（或“本领”）体现了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规律。再如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关键少数”（党员领导干部）与“绝大多数”（普通党员）体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关系、“树木”（个体党员）与“森林”（党员群体）体现了部分与整体的辩证关系、“破纪”与“破法”体现了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治标与治本体现了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政治纪律与其他纪律体现了矛盾主要层面与次要方面的辩证关系、“不想腐”“不敢腐”“不能腐”的反腐方法论体现了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等。
政治生态学是一门应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政治现象及其周围环境的关系的科学
，主张用整体的、动态的、平衡的、开放的视角分析政治现象，这与唯物辩证法关于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和不断运动变化的统一整体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趣。政党作为现代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情境，并将始终处于既定环境之中，本身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又对这种环境产生反作用
。依据政治生态学的相关原理，党内政治生态作为政治生态母系统下的子系统，受到党外政治生态乃至行政生态、市场生态的影响，为稳居自己的“生态位”，就必须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的交换，实现与政治、行政、经济等众多系统的生态联动。运用政治生态学的相关原理分析党内政治生态问题，以内生态与外生态建设兼容耦合为基本准则优化党内政治生态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成功经验：（1）党内政治生态系统内含政治文化系统、法规制度系统和党员行为系统等子系统，中国共产党善于协同推进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的生态运行状况叠加内生态建设效果。通过持续高压反腐“拔烂树”“除蛀虫”“去毒瘤”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气候环境；通过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完善良好政治生态的制度环境；通过主题教育、专题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涵养党内政治生态的文化土壤。（2）党内政治生态系统外衔行政生态、市场生态、社会生态系统，中国共产党善于通过外生态建设为内生态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正常的社会氛围是稳定的社会秩序、利益格局和权力结构得以确立的基础，一旦行政生态、市场生态、社会生态出现失衡，必然会波及党内政治生态大气候，弱化政治共识的形成和法规制度规制功能的发挥。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在开展政治生态建设的自我革命、从严整顿内生态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外生态建设。如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打击不法资产阶级分子为牟取暴利而严重腐蚀干部，在工商业界中开展的以“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经济情报”为主要内容的“五反”运动；再如为确保官商间保持“一臂之距”，抵制市场交换原则和传统的人情、面子、关系等腐败亚文化对党政干部的侵蚀，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等都是通过整治外生态为内生态建设提供环境保障的典例。此外，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党政联合发文型党内法规，也是党领导经济、军事、法律、文化、干部、意识形态等各领域的重要体现。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可见，马克思主义承认人性，认为人是社会的、历史的、环境的产物，主张将人性置于特定的社会形态与历史情境下予以考量。根据马克思主义人性观，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有关人性的假设各不相同，导致一国在治理方式选择上大异其趣。西方近现代注重法治主要是基于性恶论假设，认为人性本恶，强调通过法规制度规范公民行为与权力行使；中国古代注重德治、主张“德主刑辅”“以德去刑”，主要是基于性善论假设，认为人性本善，主张通过礼乐、道德教化臣民，引导人性向善向美。中国共产党历来善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能够较早认识到人性的善与恶的对立统一，并基于人性的双重性与可变性，强调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
。（1）通过党员思想政治教育强化价值引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共开展了14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包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系列整风整党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改革开放时期的整党运动、“三讲”教育活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等，以及新时代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及“三严三实”、“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主题教育；组织观看了《永远在路上》《打铁还需自身硬》《利剑巡视》等警示党员行为的反腐专题片，以及包括《从胜利走向胜利》《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等强化党员红色记忆和初心意识的政论片。此外，党的十八大以来，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43次集体学习中也有5次涉及党内政治生态建设
。2019年5月，《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出台，以“党法”形式对党员教育管理的内容、方式、程序作出明确规定，为新时代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本遵循。（2）通过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完善制度规约。党内法规不仅是依规治党的制度依据，也是建立行为预期的参照标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第一轮的党规清理工作，截至2017年底，党内法规总数近达2400部，中央党内法规、部委党内法规和地方党内法规分别约占7.2%、8.4%和84.4%
，内容涉及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各方面各领域，随后在2018年11月，党中央又开启了第二轮党内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7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党内法规文本内容完备规范、异质文本逻辑自洽、体系结构科学合理以及与国家法律衔接有序的过程中，党内政治生态制度环境的新陈代谢机制与动态调试机制基本确立，为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提供了刚性保障。
表1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共开展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
图1 1987—2018年省部级官员年度落马人数
图2 2012—2018年全国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查处情况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是一项涉及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及反腐败斗争的系统性工程，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为重要抓手和实践切入点，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有益经验。（1）通过抓党风廉政建设重塑党内政治生态的行为系统。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廉洁政治是党内良好政治生态的本质要求，是党长期执政、政府廉洁施政的根本保障。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反”“五反”运动到改革开放的整风整党运动，再到新时代的“打虎”“拍蝇”“猎狐”行动，从抓关键抓典型到抓小抓微，再到行贿受贿一并查，可以发现，一以贯之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举措。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反腐倡廉当作党的一项重大工程经常抓、深入抓、持久抓。1987年以来，省部级官员年度落马人数整体呈不断上升态势（见图1）；党的十八大以来，除个别年份外，全国违反八项规定查处问题数、处理人数、受党处分人数以及受党处分人数在处理人数中的占比持续攀升，2018年较2013年同比增长分别高达165%、203%、753%、178%（见图2），并出台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等众多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在强化监督执纪执行力的同时，不断扎牢制度的“笼子”，一体推进“三不腐”机制建设。（2）通过抓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生命系统。党员群体是政治生态的生命系统，党员领导干部是该生命系统的最能动主体，不仅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党内政治生态的整体环境，而且能有效引领优良党风政风和良好社会风气的建设，正如邓小平所言，“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选人用人方针，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干部“四化”方针，再到新时代“学、德、公、宽、管”的五字真言，从干部选拔任用标准的优化调整到《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的颁发，再到《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的制定，一方面一以贯之地坚持德才兼备的干部选拔标准，一方面又根据时代变化赋予德才兼备以新的内涵；一方面通过选人用人的政治性、专业性的综合性考察把好“入门关”，一方面又通过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严抓选人用人方面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健全干部人事管理法规体系，确保党员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总体来说，经过70年的探索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激励机制和新陈代谢机制已经基本确立。
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政治体制和治理体系的核心，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不仅是净化党风政风，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本色、提高政党战斗力的根本举措，也是牵引社会政治生态建设，引领民风社风向上向好的重要途径。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以刀刃内向的自我革命精神深入推进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经过几代人的艰辛探索与不断努力，党内政治生态的气候环境、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整体优化，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新时代纵深推进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应在秉承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生态学的相关原理的基础上，坚持系统性、整体性、开放性原则，通过持续高压反腐、完善法规制度体系、强化党员教育管理，协同推进党内政治生态行为子系统、制度子系统、文化子系统建设，并重点在监督执纪问责和法规制度设计上，有效平衡严管与厚爱、纠错与容错、情理与法理、党性和人性等系列具有一定对立性质的价值倡导；在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同时，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和党内法规的执行力度，形成重塑和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整体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