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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逆向供应链的产品回收方面，本书研究零售商与互联网平台联合回收的双渠道供应链的定价及获利问题，在理论框架内双渠道回收方式能满足消费者的回收要求，提高供应链效益，促进可持续性发展。在正向供应链的担保策略方面，消费者品牌忠诚度越来越多地建立于再制造产品的服务或产品质量上。消费者对再制造产品的认知误区可以通过有效的担保策略设计来解决。然而，尽管上述两个构想具备相应的理论研究价值，但将其纳入再制造市场却面临诸多现实问题，具体如下：
（1）回收渠道面临多重阻力。 一方面，渠道间回收成本差异加剧了竞争，且回收产品价值恢复方式多样，回收处理的不同方式影响双渠道供应链的定价策略，另一方面，消费者在线下交付过程中，会对废弃电子产品的回收价格进行讨价还价，即存在一定的议价空间，因为线上估价可能会低估产品质量。同时，产品回收定价并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或国家体系，消费者对废弃电子产品回收价格的讨价还价能力会影响会相关决策主体的决策行为。
（2）再制造品与新产品功能同质化严重，且再制造产业链条更加复杂。 传统担保策略无法提升消费者对再制造品的认可度。目前由制造商提供的质保服务已基本覆盖市场上绝大多数再制造产品，但其保修服务细节（如：保修期限、保修范围等）与多数新产品呈无差异化状态，例如：全球日产系列REOFO9A再制造变速箱给予3年/6万公里的基本保修承诺，为国家最低标准线。同等条件下，消费者仍倾向于新产品购买，再制造产品销售的市场份额的提升效果并不明显。再制造产业链条更加复杂。担保主体组合策略模式单一难以满足供应链各成员企业的利益诉求。我国基本保修以制造商承保为主 ［8］ ，担保方成本负担重，再制造产品担保周期短，担保范围受限等问题凸显，市场操作性不足，且担保效率低下。
（3）供应链系统回收渠道及担保策略协调机制匮乏。 实践中，由于分散决策下各回收渠道以各自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供应链效率低下，需通过不同的供应链契约协调方法实现闭环供应链的帕累托改进。另外，供应链绩效与利益分配体系失衡，链条成员企业无法有效观测运营绩效，且具担保服务的供应链系统协调契约效率低下。
再制造系统产品差异担保设计与绩效评价是解决我国再制造担保现实困境的重要途径，能够有效解决我国再制造产业发展瓶颈。尽管担保策略被公认为是有助于促进产品的销售绩效的关键驱动力之一，但此前研究尚未将担保策略引入再制造系统后的问题。但是，消费者对于产品担保的购买行为偏好、再制造产品质量（内生变量）、延保定价等多种关键因素都会影响供应链成员企业再制造品担保策略选择 ［4，9］ ，现有的少数研究以概况性分析为主，缺少深入的体系化分析，对再制造差异担保系统的指导有限。特别地，如何提炼再制造担保关键影响因素（例如，产品失效率，担保成本等）并确定最优担保主体组合，以实现供应链最优担保效率？消费者行为差异化视角下如何设计再制造差异担保策略以提升再制造销售绩效？如何协调再制造差异担保策略以满足最优供应链最优绩效？这些已成为再制造系统以及供应链成员企业管理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方面，当前关于回收渠道的研究主要分为零售商回收、制造商回收以及第三方回收三大类，本书主要考虑零售商与第三方互联网回收平台协同回收的双渠道供应链模型，并引入了渠道回收成本差异、消费者议价能力以及可再制造比例等因素，研究供应链上各主体在该模型下的定价决策及获利情况。另一方面，当前有关担保体系的研究集中于产品担保策略、产品可靠性和担保成本分析，延伸担保策略设计以及产品担保影响感知质量评价等方面。然而，由于国内再制造尚处发展阶段，将担保策略引入再制造系统仍存在决策优化问题，本书致力于研究再制造产品的差异担保设计与绩效评价研究，以担保效率构成体系、消费者行为扰动、供应链差异化担保决策协调三个维度为主体框架，研究产品担保问题。主要研究问题如下：（1）考虑消费者议价能力的EOL产品闭环供应链双渠道回收机制研究；（2）考虑回收渠道成本差异的再制造闭环供应链定价与协调决策；（3）不同担保主体下闭环供应链最优担保效率策略设计；（4）闭环供应链担保期限最优均衡决策研究；（5）闭环供应链延保定价最优均衡决策研究。
具体内容如下所示：
将研究背景选定为回收的废弃电子产品流向再制造商情况下的双渠道回收机制。将消费者在回收过程中的议价行为引入供应链中，研究双渠道下电子废弃物的回收定价及供应链协调问题。在引入网络回收渠道的背景下，通过由一个制造商、消费者以及具有竞争性的零售商与第三方网络回收平台所构成的供应链博弈模型对双回收渠道闭环供应链的双渠道回收机制进行研究。
综合考虑分销商和线上回收商的运营成本差异，以及回收产品的组合价值恢复方式，对比分散决策和集中决策来分析制造商、分销商和线上回收商的利润变化，并通过灵敏度分析考察可再制造比例、回收渠道竞争系数、消费者回收价格敏感系数和差异化回收成本对利润、回收量、回收价格等的影响。本书在引入收入共享契约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分销商和线上回收商的运营成本作为费用分担，从而实现供应链的帕累托改进。
最优担保主体组合策略是最优担保效率策略设计的关键制约因素，再制造闭环供应链担保策略涉及多层供应链成员，合作形式复杂，表现为不同的合作范围及合作程度。再制造系统中不同主体提供产品担保时，系统效率存在差异性，最优担保主体选择取决于各担保主体能力对比关系等决策变量。为此，本书拟根据已提炼的担保关键构成因素（例如，供应链供销渠道，参与主体组成，消费者行为决策），在刻画各担保主体特征基础上，明确各主体间的供应链分工模式；以担保关键决策因素（例如，担保期限，延保定价等）为参数变量，根据不同分工模式下的供应链成员企业，构建担保主体组合模型。剖析最优担保主体组合选择的取决因素，对比担保主体组合下的关键构成因素变动情况，进而辅助再制造系统最优担保主体组合的理性选择。综合已提炼的担保关键影响因素，为再制造最优担保效率策略设计及差异化担保设计提供决策支持。产品担保具有多种组合形式，担保周期及担保成本同样存在差异性，这将直接影响再制造系统担保策略运行与相关决策制定。因此，如何实现再制造产品最优担保效率，为供应链各成员企业担保模式提供决策参考，是本书的核心内容之一。章节拟根据已挖掘的担保关键影响因素，提炼再制造担保效率关键因素构成体系；多维度设计供应链成员企业担保效率策略模型，对模型参数求解并优化，得到不同决策模式下供应链成员效益的相互关系；依据供应链成员的效益相互关系，综合已求解的再制造闭环供应链最优担保主体组合模型，设计相应主体组合引导策略；建模并求解各担保效率关键因素最优化目标，实现再制造产品最优担保效率策略设计，并为差异担保设计提供决策依据。
再制造闭环供应链担保策略涉及多维的决策构成因素及影响因素，且各关键影响因素均受到不同担保主体组合模型决策下的影响，以担保周期及延保定价关键影响因素最优均衡决策研究成为本书首要解决任务。为此，拟采用文献总结等方式，在构建再制造最优担保主体组合模型的过程中，明确具担保服务的再制造闭环供应链的所有可能形式；从担保期限、消费者行为扰动、差异化担保策略绩效评价等多维度，对各主体组合模式下的合作程度及合作效率进行关键影响因素的影响性分析并以此贯穿文章内容并构建数学模型，从担保期限、延保定价等角度提炼担保关键决策因素，并采用博弈决策模型刻画关键影响因素与担保主体组合模型间的关系。产品担保是供应链产品质量的一个重要信号，能缓解消费者购买顾虑从而释放市场需求，同时，产品担保也迫使企业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并提升供应链各成员企业竞争力。担保周期与担保成本成正相关关系，即担保周期越长，担保成本越高，此时，如何确定最优担保周期至关重要。根据国家政策法规表明，再制造产品要有不低于新产品的担保期限。由此进一步凸显再制造品担保期限研究具有与研究新产品担保期限同等程度的必要性。
再制造产品具有复杂的定价机制。本书基于传统供应链管理理论，研究具担保服务的闭环供应链担保策略体系。在对新产品提供担保服务的同时也对再制造产品提供担保服务，以博弈理论为主要研究方法，模型量化再制造闭环供应链的延保定价特征参数，对已有研究成果作补充与扩展，并创新性地提出再制造产品定价依赖于消费者对其待持产品的再制造偏好及担保需求感知。消费者对延保服务的购买因素及感知的研究以消费者担保审视视角为切入点，研究消费者担保服务初始购买动机，分析不同背景环境下为消费者提供延保服务的策略，以期研究供应链担保成本及收益的相关关系，并达成利润最大化目标。
再制造为废旧产品的回收再利用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并创造了卓越的经济效益。然而，再制造系统的不确定因素导致消费者对再制造产品和新产品的支付意愿（Williness To Pay，WTP）存在差异。消费者将再制造的产品视为劣质产品，而保留对其的支付意愿，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市场需求，并阻碍了再制造全部潜在价值的实现 ［10］ 。为解决这一现实问题，本书从逆向供应链的产品回收和正向供应链的再制造品销售两个角度分析再制造闭环供应链系统。在产品回收方面，本书设计了零售商与线上平台协同回收的双渠道供应链，创新性地将消费者讨价还价能力引入废弃电子产品回收的模型中，在零售商与网络回收平台联合回收的物流模式基础上，对供应链各主体的定价决策及获利情况进行分析。同时，将消费者讨价还价能力系数对电子废弃物回收的影响纳入到双渠道供应链回收的模型中，将闭环供应链的研究主体从各节点企业拓宽到了消费者，对日后消费者行为研究与闭环供应链的研究的结合提供了方向。同时，考虑到分销商和线上回收商回收成本差异，以及回收产品可再制造比例这几个因素对模型的影响，建立了Stackelberg博弈模型，通过对比分散决策和集中决策分析制造商、分销商和线上回收商的利润变化，进一步探讨废旧产品回收协调契约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在再制造产品销售方面，担保能够作为营销中有价值的工具，并能加速实现绿色增长。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产品的市场蚕食效益、差别定价决策以及回收渠道模式等供应链内部问题，且现有的少数担保决策研究多以正向供应链中的新产品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其担保决策优化问题，本书扩展并延伸了当前有关新产品的担保决策研究，立足于具有担保服务的再制造闭环供应链系统，对新产品提供担保服务的同时对再制造产品提供担保服务，研究闭环供应链担保关键决策因素、再制造产品担保主体组合策略以及再制造产品担保效率决策等担保运作问题，扩展并补充了当前供应链系统的担保理论研究。
循环利用EOL产品中的可回收原材料能够有效促进环境可持续性发展并实现绿色增长。在全球范围内，许多相关法规及指令（如欧盟的废弃电气和电子设备指令，WEEE指令）明确要求制造商承担EOL产品的正确回收及处理的责任，这些政策旨在规制市场主体以尽可能地回收产品的剩余价值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受政策规制的同时，企业也在环境行动主义及绩效因素的驱动下纷纷开展废旧产品回收业务，将废旧产品回收纳入到现有的供应链管理体系中去。在回收渠道方面，当前市场上涌现出一批如爱回收、回收宝一类的“互联网+”回收平台，由于互联网平台的轻模式，平台回收极大地降低了运营成本，逐渐与传统的分销商回收渠道竞争市场份额。而像华为、联想这类的原始设备制造商依托其庞大的销售与回收网络，已纷纷开展各自的回收业务，并已逐步形成了线上回收商和零售商协同回收的企业供应链网络。本书正是根据这一现实情况，提炼出理论研究模型，建立了回收平台与零售商协同回收的双渠道供应链模型，并对模型的定价决策与协调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为企业和社会提供理论帮助和管理建议。在担保策略方面，目前由制造商提供的质保服务已基本覆盖市场上绝大多数再制造产品，但其保修服务细节（如：保修期限、保修范围等）与多数新产品呈无差异化状态。同等条件下，相对于新产品，再制造产品销售的市场规模提升效果并不明显；在延保服务（Extend Warranty）方面，国美电器（GOME）推出的“安家保服务”针对消费者购买行为明确提出只换不修、屏碎保护、意外保护、以换代修等服务保障；苏宁（SUNNIN7G）“阳光包全保修计划服务”提出顾客经购买全保修服务后，在有效担保期限内，针对合同条款所列出的所有故障及损害进行无条件上门送修换机服务；京东（JD）“服务管家服务”明确，当消费者经购买延保服务后，在指定担保期限内，因厂家材料和技术问题所引起故障的保修商品，将提供修理或更换的服务，且服务生效时间起始于厂家整机保修结束后；苹果（APPLE）提出的Apple Care（AC）保护计划，顾客在购买AC服务后，在享受苹果手机的特定检查维修服务的同时，还能当产品发生盗窃或遗失时，苹果公司提供损失承保的服务支持。再制造担保决策能够刺激消费者再制造产品需求并扩大绿色增长：一方面，消费者能够依据担保来预测再制造产品质量从而保护消费者权利；另一方面，担保是再制造产品可靠性的指标之一，能够提升顾客感知价值并刺激市场需求。克莱勒斯、福特等企业的再制造业务都参与了担保战，并为各自的企业带来了高额的附加销售成绩。本书研究消费者行为视角下的闭环供应链差异担保决策机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