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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以及市场需求的跨越式增长导致新产品加速进入市场，同时产生了大量废旧产品。一方面，由于EOL（End of Life）产品含有环境破坏性物质（例如：砷，镉，铅等），不正当地处置EOL产品导致生态环境问题愈发严重。然而在另一方面，其极具价值的可回收原材料使得EOL产品能通过资源的循环利用而有效促进环境可持续性并实现绿色增长 ［1，2］ 。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2017年，我国再生资源行业资产总计达到2210.6亿元，2017年行业共完成工业总产值4737.82亿元，实现销售收入4785.43亿元，当今社会绿色循环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在全球范围内，许多相关法规及指令（如欧盟的废弃电气和电子设备指令，WEEE指令）明确要求制造商承担EOL产品的正确回收及处理的责任；就我国而言，“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指出，要走绿色发展道路，积极开展循环经济，激励企业参与回收活动，提高现有资源的回收使用效率。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可持续发展经济体系，并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及政策导向。”这些政策旨在规制市场主体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回收产品的剩余价值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受政策规制的同时，企业也在环境行动主义及绩效因素的驱动下纷纷开展废旧产品回收业务，将废旧产品回收纳入到现有的供应链管理体系中去。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内的电子废弃物回收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受利益驱使，个体户和小企业散兵游勇式的回收还是当前我国电子废弃物回收的主要方式，这种回收不仅多为粗放经营模式，且难于管理，导致目前回收处理情况不尽如人意。由此，切实做好废旧产品的的回收利用，避免“二次污染”已经成为企业、社会和国家关心的重要议题，构建和完善废旧产品回收处理体系是实现可持续资源管理的必由之路。
面对上述回收困境，再制造以“资源—产品—废旧产品—再制造产品”的闭环供应链管理模式，能使废旧产品经专业化修复后达到与新产品相同的质量和性能，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产品回收方法。研究显示，再制造产品相对于新产品，可以节省成本50%，节能60%，节材70%，减少污染物排放高达80%以上 ［3］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数据显示，2011年美国再制造产品销售高达430亿美元，占制造业年度销售额的2%。在中国，再制造已被列入“十三五”规划的“战略新兴产业”中。由此可见，再制造以获得经济与环境效益双赢为宗旨，已发展成为企业、社会、甚至国家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然而，再制造在显示其巨大的经济和环境价值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4］ 。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再制造系统的不确定性导致消费者对再制造产品和新产品的支付意愿（Williness To Pay，WTP）存在差异，消费者往往将再制造的产品视为劣质产品，而保留对其的支付意愿，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再制造产品的市场需求，并阻碍了再制造潜在价值的实现 ［5］ 。为刺激消费者对再制造产品的市场需求并扩大绿色增长，需要采取管理创新技术在闭环供应链的正向与逆向环节中分别制定有效且差异化的再制造决策，下文从逆向环节的回收渠道和正向环节的担保策略两个方面进行介绍。
在回收渠道方面，废旧产品的回收市场在我国起步较晚，回收体系还亟待完善。目前，包括苏宁，IBM和苹果在内的多家公司都已通过各类回收渠道开展废旧产品回收业务，为自身创造了巨大的竞争优势。对于以苏宁为代表的这类家电零售商企业，企业本身会提供相应的回收服务，而对于IBM和苹果这类规模相对较大的制造类企业，它们可以通过自建回收及销售网络来回收废旧产品。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除以上介绍的零售商和制造商回收渠道以外，当前市场上涌现出一批如爱回收、回收宝一类的“互联网+”回收平台，由于互联网平台的轻模式，平台回收极大地降低了运营成本，逐渐与传统的分销商回收渠道竞争市场份额。而像华为、联想这类的原始设备制造商依托其庞大的销售与回收网络，已纷纷开展各自的回收业务，并已逐步形成了线上回收商和零售商协同回收的企业供应链网络。随着第三方线上回收渠道的兴起对传统回收渠道产生了冲击，其最大特点是回收成本更低。互联网回收省去了回收站、交易市场等中间环节，极大提高了运营效率，降低了运营成本，最大程度上保持了平台的轻模式。“互联网+”背景下研究废旧产品双渠道回收对推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实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现实意义。随着互联网第三方回收渠道的兴起，渠道间回收成本差异也加剧了竞争，本书针对这一现实问题，研究了回收渠道成本差异对双渠道供应链定价的影响。此外，由于回收产品的质量水平不同，本书还分析了回收产品可再制造比例对双渠道供应链的影响。
在担保策略方面，作为一种信号机制，担保是制造商或零售商或供应链系统等保证方在产品销售过程中就产品的技术性能、使用效果及维修等方面向消费者提供的义务或有偿担保。担保能够作为营销中有价值的工具，当前，供应链担保策略的运作模式在实践中已经开始被采用，例如，Dell净利润的30%和Apple净利润的43%都来自延保销售等。这种商业模式在极大地提高供应链绩效的同时，有效刺激了消费者对再制造的需求，促进了绿色产品的可持续发展 ［6］ 。具体体现在：首先，消费者能够依据担保来预测再制造产品质量从而保护消费者权利；其次，担保是检验再制造产品可靠性的指标之一，能够有效降低消费风险；此外，通过有效的担保政策能够提升顾客感知价值，实现供应链各成员企业品牌效应。克莱勒斯，福特等企业的再制造业务都参与了担保战，并为各自的企业带来了高额的附加销售绩效 ［7］ 。产品担保的效率（与担保主体的担保成本及担保期限相关）是供应链的关键决策需求。担保期限的承诺长度和产品的可靠性（与其生命周期分布相关）在确定产品总成本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其产生的额外成本对于供应链的总利润也有显著影响。令人满意的再制造担保政策将增加消费者对再制造产品的购买意愿，同时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可持续性发展。因此，供应链主体企业如何在担保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权衡以实现效益最大化，这是本书重点研究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