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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和奈格里是基于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历史观来判断时代特征的。这种政治历史观的中心论点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由劳动反抗资本的既有支配形式，从而迫使资本不断采取新的统治形式来消解和适应新劳动形式所推动的，而工人阶级的解放规划也在新的对抗中产生。每一个新历史时代的出现，要看资本统治形式、劳动形式与对抗形式以及解放规划是否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当他们以此来观察和判断当代资本主义的时代特征并把这个时代定位为后现代时，他们就是从资本统治的新形式、劳动与对抗的新形式和解放规划的新形式去论说的。所以，“当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事物的现有状态时，人们应该不仅要关注统治与剥削的新形式，而且要强调拒绝这种剥削的对抗新形式，同时要肯定地提出替代的社会组织。这就意味着要认识到产生于构成今天支配性劳动过程中的对抗，并把它们向一个另类的社会规划发展”
。由于后现代是从现代发展而来，是资本采用新的统治方式来支配诸众的，因而资本新的统治形式就成为哈特和奈格里后现代理论的逻辑起点。基于民族国家之上的帝国主义范式不再有效，但基于全球范围的资本网络性权力范式正在形成。于是，一种新的资本统治范式在世界市场形成中出现了，这就是他们提出的帝国统治范式。
哈特和奈格里说，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所产生的资本统治新范式已经越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经典帝国主义理论，需要进行新论述，并指向了一个他们欲完成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目标意图。当他们展开他们的帝国理论的时候，他们的逻辑明显偏离了以列宁“帝国主义论”为代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逻辑。这种偏离导致他们的帝国范式缺乏坚实的资本生产关系发展新形态的支撑，而陷入对权力关系的外在描述之中，从而被许多学者批判为对美国资本霸权统治关系的认同。
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对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至垄断阶段的最为深刻的论说，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创新之处在于：“在概括帝国主义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和过程中发现和揭示了马克思所没有看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新特点与新类型。”
这种发现和揭示不是一种外在现象的描述，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发展的角度，去呈现垄断资本主义必然表现出来的经济形态和本质特征。列宁认为，必须“理解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这个基本经济问题”
，否则，既无法把握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形态特征，也无法认识当时的战争和政治问题。在他看来，政治由经济所决定，割裂经济本质特征而单纯关注政治是无法把握当时形势的，更不用说去正确地开展工人阶级的斗争了。而理解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就需要把帝国主义放在一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中进行研究，揭示出它出现的原因和其独特的表现形式与内容，而不是脱离一般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孤立地研究，也不是陷于一国范围而是放在世界范围研究。为此，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具体形式入手，结合当时的经济现实，批判性地分析了霍布森、希法亭、布哈林等人关于帝国主义的研究成果，创新性地将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即：生产和资本的集中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融合为金融资本并形成金融寡头；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形成；最大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领土瓜分完毕）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总体理论形象。
我们看到，面对当时的资本主义发展现状，列宁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资本集中的趋势出发，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集中和资本的集中已经发展到出现垄断组织的程度，垄断组织消除了自由竞争而在生产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于是出现了工业垄断资本与银行资本的相互结合，产生了由银行资本掌控的金融资本，出现了能量巨大的金融寡头。垄断性金融资本的积累以主要进行资本输出而不是商品输出的方式来获取超额利润。为保证超额利润，金融寡头推动国家瓜分世界，并暂时形成了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这种同盟已经把世界瓜分完毕，但是这种瓜分将因资本主义国家力量发展的失衡而重新走向以战争再瓜分世界的地步。因此，资本的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战争，而非和平。
列宁从资本生产的集中趋势出发，获得了帝国主义有机联系的五大特征，在此基础上得出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垄断阶段的结论，并敏锐地指出一般垄断组织有向国家垄断发展的趋向。垄断，成为列宁由以出发的认识起点。正是立足于具有决定性的资本垄断性经济形式这个最新的资本生产规定性，列宁才合乎逻辑地推导出作为垄断的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著名结论。他以这种结论为指导，去观察世界、分析形势、把握政治、察觉问题，指导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的解放斗争。
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理论逻辑则偏离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分析路径，他们不是从资本生产的集中出发，而是从劳资斗争出发，得出资本不断适应劳动主体的斗争要求而发展到世界市场的程度。作为流通过程的世界市场成为哈特和奈格里帝国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恰恰在世界市场的交换形式上，实现剩余价值的资本交换关系、一般交换关系、各生产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各国实物与服务贸易的交换关系、世界各国单纯货币资本形式的金融资本间的交换关系等等交织在一起，它们必须遵循统一的商品交换关系的客观形式原则。资本交换关系的形式原则表现为一种不可违背的经济力量，迫使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普遍性的世界经济权力出现。哈特和奈格里将此种权力看作资本的权力，将流通中的交换活动看作生产活动。这样，整个世界市场中作为全球资本生产过程之一阶段的交换活动在他们那里变成了与直接生产活动一起存在的生产活动，各种形式的劳动被资本实质吸纳了。他们认为，在世界市场中，资本正在建构出超越民族国家主权管辖范围的资本全球性统治权力，即帝国主权。一个以美国资本权力为依托的由诸世界跨国公司、各种国际组织、各个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等机构参与的全球等级制的帝国出现。这种帝国的主权以什么样的统治范式进行统治，成为哈特和奈格里着力探讨和展开的内容。
对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状态的分析，在列宁那里表现为从内在的资本生产发展的过程出发，去展开它历史产生的垄断这一最新经济形态的规定和特定要求，由此再出发去定位世界市场上各国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特征；在哈特和奈格里这里，则变成了从外在的世界市场出发而对全球交换性经济权力关系新范式进行重点分析，并把经济关系变成了帝国主权的政治统治关系，民族国家关系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一般资本和全球诸众的对抗关系。由此，帝国逻辑偏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分析路径。
既然哈特和奈格里提出了帝国理论，我们不妨跟随他们的理论脚步，去经历一下他们帝国理论的各种复杂的历险。
哈特和奈格里总是从资本权力统治与劳动主体反抗的双重对峙角度来论述时代特征的。对于资本统治形式的后现代性特征，他们是从马克思关于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向实质吸纳过渡的思想来论证的。由于资本对劳动统治的每一新阶段都必然伴随着政治上统治形式的更新，于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出现了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转向实质吸纳后国家主权统治形式的转变；而当下，在世界范围内又出现了资本形式支配劳动之上的现代民族国家统治形式向资本实质支配全球劳动之上的后现代帝国统治形式的转换。而随之一同产生的，是现代规训制的工厂社会向后现代的控制式的全球工厂社会的转换，出现了市民社会萎缩而资本以政治国家主权统治一切的新历史现象。
哈特和奈格里在《狄奥尼索斯的劳动》（1994）中总体性地论述了这一变化，并在后来的《帝国》《诸众》和《共有体》中始终坚持这一点。他们写道：“后现代的资本主义首先应该被理解为一个马克思称之为资本对社会的实质吸纳阶段的最初的近似体。在此之前的阶段（形式吸纳阶段），资本在社会生产之上施行着一种霸权，但仍然保留着大量在资本之外而作为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过程。资本从形式上吸纳这些外部生产过程，把它们带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王国之中。在实质吸纳阶段，在这些外在生产过程消失的意义上，资本不再有一个外部。所有的生产过程都在资本自身内部产生，因而整个社会世界的生产和再生产都在资本内部发生着。在工厂中发展起来的特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原则与资本主义剥削支配原则现已渗透到工厂的墙外，弥漫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之中并规定了所有社会关系——在此意义上，我们坚持认为当代社会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工厂社会。”
工厂社会的形成意味着资本施行的控制社会的到来，也意味着生命权力统治的无处不在。这里，哈特和奈格里把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特龙蒂的“工厂社会”概念、马克思的资本对劳动的吸纳转换思想与法国当代哲学中的“控制社会”概念同后现代判断融合在一起，这样，一个崭新的资本统治的后现代出现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世界性扩张，世界市场形成，于是，全球工厂社会出现，全球控制社会成形，资本的帝国统治诞生。
面对资本统治的后现代的来临，哈特和奈格里细致描述了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的完全实现，以及资本的国家主权统治形式变化的趋势。他们认为：“马克思对两个阶段（形式吸纳阶段和实质吸纳阶段——笔者注）的区分对我们的讨论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他给予了我们理解劳动在资本主义法制性的社会宪法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的那些条件。”
哈特和奈格里正是从马克思关于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的论断出发，通过批判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学者凯恩斯、凯尔森、罗尔斯和拉赫曼等人的著作，揭示资本主义当下现实政治实体（即国家形式）的存在状态，并结合对福柯和德勒兹关于规训社会和控制社会的描述，对后现代的资本权力特征进行了理论性的图绘。
哈特和奈格里总结了马克思的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概念，认为在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阶段，劳动过程被形式地吸纳到资本之下，即劳动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包围，但资本只是作为生产的管理者或者指挥者介入生产之中，劳动过程实质上处于资本之外。“劳动过程存在于资本之内并作为一种外来力量从属于资本指令，却生存于资本领域之外，就此而言，吸纳是形式的。”
但是，资本具有一种将各种外在要素变为资本自身要素的趋向，它通过生产的社会化，通过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创造了一种新的资本生产过程。此时，资本对劳动的吸纳是实质性的，“劳动过程自身产生于资本之内，因而劳动不是作为外在的而是作为内在的力量被合并入资本，并适应于资本”
。通过不断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的社会化，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范围从林立的工厂向广大的社会领域侵入，出现了工厂社会（factory⁃society），而“工厂社会已经与实质吸纳同步地扩张到这样一种程度，即今天社会生产已经被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所统治了”
。哈特和奈格里通过对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的区分和过渡，得出工厂社会出现的结论。在实质吸纳阶段，创造财富的劳动就隐遁了，似乎只是资本自身在生产财富。
马克思在《大纲》中这样描述这种现象：“正如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大工业所依据的基础——占有他人的劳动时间——不再构成或创造财富一样，随着大工业的这种发展，直接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一方面因为直接劳动变成主要是看管和调节的活动，其次也是因为，产品不再是单个直接劳动的产品，相反地，作为生产者出现的，是社会活动的结合。”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其在资本生产过程中的应用，社会生产力不再表现为直接的劳动生产力，而是表现为资本生产力的形式。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生产之源从个体劳动转向社会劳动，并最终转向社会资本。这种历史现实意味着创造财富的劳动被资本机器体系中的固定资本形式掩盖了，资本以新的方式神秘化了它自身的力量。所以，哈特和奈格里指出：“在实质吸纳中，劳动——或者一般生产——不再表现为确定和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支柱。生产被赋予了一种客观的性质，似乎资本主义体系是一台按照自己的意志——一种资本主义自动机器——向前运转的。”
这种资本主义的新形象不再把劳动作为它的动力基础，而是消解了劳动和资本之间持续冲突而形成的社会辩证法。
由于劳动的基础性作用衰弱了，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使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台总体自动机，这种自动机的自行运转表现为流通过程的凸显，“因而流通过程的重要性就上升为维持这一体系的血脉。流通成了动力，这种动力使资本主义在实质吸纳阶段上生机勃勃”
。如果说在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阶段，资本主义强调的是生产的话，那么在实质吸纳阶段，资本主义的核心焦点就集中在资本的流通和分配领域，生产似乎消失不见了，劳动被有意地边缘化了，社会总体表现为拟像的社会。这就是鲍德里亚说的消费社会，德勒兹所言的营销是魂的社会。而詹姆逊也是把后现代的基础设定为从生产到流通的替代。在他们眼中，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历史发展到了以流通领域为中心的时代。
流通主导的资本主义时代来临，而新的政治统治形式也一并出现。哈特和奈格里总是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与资本特有的政治统治形式结合在一起探讨。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阶段总是表现为资本的经济统治与政治统治的日益融合，其政治国家的形式与资本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具有一致性。他们通过分析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到实质吸纳的转变，通过描述劳动被资本支配的实质吸纳的特征，通过揭示罗尔斯《正义论》中排除劳动的那种程序性、形式化法律建立过程所立基的流通过程，确立了资本在后现代社会的统治特征，它表现为：劳动消失，辩证法终结，社会被吸纳入国家，市民社会消失，控制社会来临。
哈特和奈格里明确写道：“这里我们应该强调的是，我们把后现代社会理解为劳动被资本实质吸纳的社会，这种理解指向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消失，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指向了新的神秘化。后现代主义标识了辩证法的终结：在这种情况下，在社会国家的构成中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社会辩证法终结了。”
这种辩证法终结到底指的是什么？哈特和奈格里告诉我们，在现代时期，在形式吸纳阶段，劳动是社会的基础，并被资产阶级国家宪法所承认。这样，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冲突亦即社会辩证法转变为劳动在宪法中的地位规定的不断变更。“这种辩证法不是一个决定性的辩证法（所谓决定性的辩证法，指其被最终合题环节所束缚和先天规定），而是在劳动与资本之间冲突的开放的辩证法。在这种辩证法中，中介调解作用就是长久以来赋予市民社会概念以特征的那些东西。”
这种辩证法在后现代的终结指的是由于社会国家的构成把劳动排除了，因而这种辩证法消失了。“这种辩证法经过在构成中排除劳动的过程而被打破了。劳动，社会生产的‘基础’，被后现代所拒绝，被反基础主义的国家秩序所拒绝。”
即现代辩证法是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当资产阶级还以市民社会作为调节劳动和资本之冲突的中介时，辩证法存在着，但是，当资产阶级把以劳动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在以流通为主导的历史阶段消解时，这种基于资本利益与国家的活动领域不再存在，资本统治直接与国家统治合并，资本统治形式融合进政治国家的主权统治形式中，劳动就直接与资本的国家主权统治相对立，二元对立成为不可调和的原则，以正反合为形式的辩证法则消失了。
面对劳动边缘化的趋势，哈特和奈格里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理论化这种趋势的两种理论表现。一是后现代的罗尔斯正义论趋势，即建立国家司法秩序自主性的路线，把公正理论从社会力量现实中分离出来，变为一种自身具有机械自动化生成的体系，只要进行平衡性的抽象化的输入就能实现体系总体均衡。这就把社会吸纳进国家之中，因为在社会拟像中存在就是体系自身的产物。二是以司法体系全方位地塑造社会，把社会变成国家秩序中的存在物。“在这种情形下，司法体系不再从社会中抽象出来，而是被想象着从所有层面注入社会。法律按照国家的秩序形成社会主体，因此，社会被创造为一个在国家安排之下的和平秩序。”
这两种理论路线是同一个资产阶级规划的两个方面，即“把对社会的吸纳实现在国家之内”
。这样，市民社会就消失了，只存在国家。在这种认识之下，哈特和奈格里批判了一些学者解读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的观点。在他们眼中，葛兰西是深入研读了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理论家，并深入探讨了市民社会中民主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的潜在性，但是，葛兰西却颠倒了黑格尔从市民社会到国家理论的发展逻辑，把国家反向纳入了市民社会之中，而真实的发展却不是这样，是社会被纳入了国家之中。
哈特和奈格里看到的新时代就是资本实质性地吸纳了劳动，相应地，国家亦实质性地吸纳了社会。市民社会消失，只存在资本的国家。这个新时代需要新的理论范式加以说明，“就如同马克思所预测的把劳动实质吸纳进资本之内一样，把社会实质吸纳进国家之中标志了一个社会关系的新时代，并且要求一种新型的社会理论范式”
。这种新的理论范式是什么？如果说市民社会对应的是形式吸纳的空间，那么实质吸纳对应的是什么呢？它对应的是控制社会。控制社会又是什么样的社会呢？哈特和奈格里借助福柯的规训社会理论与德勒兹的控制社会论述，描述了他们眼中后现代的控制社会特征。他们指出：“国家首先不再通过规训调度而主要依靠控制网络来实行统治。就此而言，当代从规训社会向控制社会的转折——德勒兹在米歇尔·福柯的著作中认识到了这种转折——尤其与马克思的从形式吸纳到实质吸纳的历史过渡相一致，或者更恰切地说，它是这同一个趋势的另一副面孔。”
因而，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与工厂社会和控制社会相一致了，一种新的社会理论范式出现。
如果我们从福柯和德勒兹出发，也能看到资本统治形式变化的特征。在福柯那里，19世纪形成的各种规训机构以纪律约束主体。每一种机构都在一堵高墙之内，贯彻着自己的特殊纪律。社会是不连续的充满条痕间隔的空间。但是，后来福柯意识到，控制社会已经随着信息技术的出现而诞生了。德勒兹敏锐地读出了福柯的这种观点，他在20世纪90年代指出，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出现，每一个人的个人信息都会变为一种电子符号，这种电子身份符号随主体流动而变换着信息编码，随时记录和更新主体的最新信息，主体无时无刻不被监控和记录。被每一种机构的特有高墙所割裂与隔离的场所由于电子身份技术的出现而平面化了，高墙存在但实际坍塌了。这是控制社会初露端倪的特征。哈特和奈格里把福柯和德勒兹的理论与马克思关于资本对劳动吸纳的理论结合在一起，从马克思理论的角度言说了后现代控制社会的特征。
德勒兹认为，控制社会彻底消解了规训社会的沟壑化了的社会空间。规训社会以封闭的社会机构为特征，它们各有自己的社会空间和纪律约束，把社会空间分裂化和一道一道地沟壑化了。这恰恰形成了市民社会的骨架和支柱。此时，主权与国家把一切都组织在生产领域里，工厂成为市民社会典型的封闭空间。在工厂中，规训性的调度部署自动地驯服具有反抗性的工人。而社会作为一个大工厂，其内部空间的条纹化
变成了国家的组织结构，这种条纹化的组织结构为侵占生产性的力量提供了渠道和支点。所以，每一个机构都变成了国家的控制触手，扩张到市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德勒兹形象地称这种统治形式为“马克思的鼹鼠隧道”。
如果说形式吸纳与规训社会相对应，那么实质吸纳则与控制社会相伴随。随着生产领域退到幕后，流通领域站到前台，流通过程的顺利运转要求一种通畅的渠道，要求流通经过的空间平滑连续、毫无阻碍。资本的经济运行要求政治统治形式适应这种运转过程的特征，于是，规训社会中的各种分裂化的封闭空间就处于危机之中了。而这种危机也随着电子控制技术的大规模应用而加剧显现。在德勒兹看来，惩戒社会（即规训社会——笔者注）的禁锢机构环境是一个一个分开的单独单元，每一个单元都有自己的规则。人生活于其中，从一个机构单元到另一个机构单元，他的身份就发生间断性的变化。在每一个机构单元中，他都脱去前一个机构单元的身份而从零开始服从此一机构单元权力规则的要求，变成此一机构中的那样一个人。但是在控制社会中，控制变成一种无处不在的机制，它超越了所有机构的独特禁锢环境，以一种新的数字控制形式无形地把每一个人锁住，随其流动而调制变化自身，如同一个每个节点都在随时变化的网络。所以，“禁锢是模子，是清晰的模塑品，而控制是一种调制，像一种连续的、每时变化的、自动变形的造型，或像一种每个网孔点都在变化的网筛”
。社会机构的间隔、褶皱就这样被展平了。
哈特和奈格里把这种空间的夷平称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逻辑的展开后果。他们写道：“社会空间是平滑的，这不是在规训的条纹化已被清除的意义上说的，而是说这些条纹化已经遍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被普遍化了。社会空间并非规训机构被清空，而是彻底地由控制的调节来填满。它不再包含对规训和统治来说的那种机构性的中介与组织，而是通过持续不断的社会生产回路直接把国家发动起来发挥着控制的作用。我们不能再使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比喻了，因为此一比喻只是过去市民社会的中介化机构概念的核心。”
可以看出，哈特和奈格里在后现代社会理论中已经取消了市民社会而把社会与资本的政治国家的统治形式一体化了。同时，也在这个基础上，福柯的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话语才能被哈特和奈格里转化和挪用。因为福柯也非常深刻地意识到这种资本生产对社会整体的实质吸纳对社会权力网的塑形作用，而人在其中具有被规制性。张一兵先生在《回到福柯》中以市场经济的“自然性”与政治微观权力网布展的“治安”之间的一体化关联深刻指出了这一点：福柯“突然高调地宣称：自己有一个新发现，即自18世纪下半叶以来，资产阶级发明了一种异质于规训的权力的新技术——直接干预和构序生存的生命权力。依福柯之见，生命控制技术实施的对象是人的生物学存在，即作为生命权力的关联物和认知对象的人口。正是在对人口的平日治理中，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中的全新的治理术——治安宣告诞生，这是资产阶级将政治经济学的法则引入政治权力操作中的结果。治安，亦即社会治理场中的依从‘自然’构序的经济学，它同样不是人为的强制，而是让社会生活在自然性上自行运转和自发调节；而现代治理术的本质，正是作用于复杂塑形情境中的微观权力支配。这正是今天欧洲激进话语中，阿甘本、朗西埃、巴迪欧和齐泽克热炒的生命政治批判的直接学理基础。”
由此，我们看到欧洲当代激进话语的客观性历史根据。
哈特和奈格里总是从劳动主体反抗、打破统治它的国家形式，同时建构出替代性制度出发，来言说他们的激进政治理论的。其中，资本的国家统治形式的变化是他们理论言说的焦点之一。如果说哈特和奈格里在20世纪90年代对资本主义后现代统治形式特征的讨论还集中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话，在21世纪，他们则通过《帝国》一书在全球范围和世界市场的层面上言说资本帝国统治形式，并欲同时完成他们眼中马克思没有完成的国家理论与世界市场理论的双重建构目标。
哈特和奈格里所要阐述的理论图式是马克思没有完成的国家理论与世界市场理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之所以没有完成它们，是因为马克思没有历史条件的支持，而现在历史条件具备了，这个历史条件就是世界市场的完成。
他们认为，马克思为研究资本主义发展而草拟的《资本论》的总提纲中曾计划三卷本写作，“关于工资的第一卷，关于国家的第二卷，关于世界市场的第三卷”
，但没有完成。其中，工资问题包含在马克思的政治与历史著作中，而“关于国家和世界市场的两卷情况则完全不同，马克思关于这些问题的笔记是分散性的和很不充分的；甚至这两卷的大纲都不存在”
。虽然对国家有零星论述，但是都是与具体政治问题相结合的，马克思缺乏一个一般性的国家理论。为什么呢？哈特和奈格里认为这是社会历史条件不具备造成的，世界市场在马克思时代没有形成。他们指出：“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中关于国家与世界市场卷所遭遇的困难，在根本上是相互关联的：关于国家的卷不可能写出来，而直到世界市场实现之后才可以。”
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把批判顶点置于一个世界层面上，在这里资本主义的增殖与政治命令完全叠合，国家的作用才能彻底展现。因此，“只有当所有这些固定的障碍被克服，只有当国家与资本有效地重合在一起时，一个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才能被写作出来。换句话说，民族国家的衰落从一个深刻意义上看，恰是国家与资本之间关系的圆满实现”
。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的存在限制了资本的扩张范围与资本支配下的国家权力统治的范围，因而国家理论不能出现。
而当下时代，世界市场已经实现，民族国家正在解体，写作国家理论的条件具备了。所以，哈特和奈格里充满激情地说：“按照马克思方法的精神，收拢马克思对国家和世界市场的各种洞察性论述，人们能够努力写出一部对帝国进行革命性批判的书。”
这个国家理论就是帝国以及基于新的主体斗争对帝国的超越。
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在世界市场实现后的全球层面上，“资本主义发展直接面对诸众，中间没有任何中介”。因此，“资本与劳动在一种直接对抗的形式中相互敌对。这就是每一种共产主义政治理论的根本条件”
。由于世界市场的完成，资本权力与国家主权叠合为一体，并化为帝国的主权统治形式，这样，帝国统治彻底克服了所有民族国家的地域界限而无远弗届，直接统治一切。现在可以在现实条件具备的基础上完成马克思的国家和世界市场理论了。这个国家理论不是现代的帝国主义理论，而是帝国理论。哈特和奈格里认为，虽然卢森堡、希法亭、考茨基以及列宁都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国家统治，但只有列宁从政治上提出了主体革命推翻帝国主义而创造出新世界的规划，但是列宁还只是站在了帝国的边沿，还无法阐述后现代的帝国。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帝国理论出现的条件成熟了，哈特和奈格里要阐明的就是帝国时代的国家理论图式，一方面阐述它的新统治特征，另一方面又将新型革命主体引出，即“它将把无产阶级的社会运动的主体性放在全球化过程与全球秩序构成的中心舞台上”
，从而将帝国置于一种历史性的暂时存在上，为未来的共有体社会提供主体动力。
世界市场作为一个当下存在的现实，是怎样形成的？是资本单纯主动扩张所致，还是资本被动发展的结果？哈特和奈格里把马克思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理论与卢森堡、希法亭、考茨基关于资本主义的扩张性论断混合起来，并曲解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形成他们关于世界市场出现与帝国诞生的综合性论述。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世界市场是资本不断扩张产生的结果，但这种扩张不是资本单纯的自主运动，而是由资本生产过程中超出可变资本的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造成的，即由资本生产中工人生产的价值量与流通过程中工人的市场交换量之间的不均衡导致的。这种不均衡造成一种剩余价值资本化实现的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资本必须向外扩张。“实现化难题这个因素促使资本超出它的边界，并驱使这一趋势指向世界市场。”
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马克思最为清晰地论证了这个趋势，“资本通过一种内部和外部边界的重新配置而持续运动。事实上，资本在一个固定的领土和人口中不断运行，而总是溢出它的边界并使新的空间内在化”
。这种资本向外界扩张，一方面将非资本主义经济的人口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另一方面掠夺各种原材料，同时也不得不把这些外界内在化——资本主义化。一种由于资本内在的积累而产生的地域中的扩张理论出现了。卢森堡发展了马克思的外界化理论，但是她把非资本主义经济作为资本主义体系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即没有非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就无法生存下去，因为资本的剩余价值无法现实化了。她的潜在结论是当资本主义在全球实现时，资本主义就将灭亡。希法亭则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将外界内在化的论点。他认为，资本向外界直接输出，将在外界生产剩余价值和实现剩余价值，把非资本主义社会的领土、社会形式、文化和劳动力等纳入资本的体系下，并同质化它们。这样一来，资本不停地内在化外界，一刻不停，资本主义体系不断在全球扩张开来。但是，综合上述理论，在哈特和奈格里的眼中，一个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出现了，即资本主义一方面需要外界的存在，一方面又内在化它。这个矛盾的顶点就是世界市场的出现，而当世界市场出现时，资本主义的末日就将到来。所以，“在这一观点上，我们能够认识到资本主义扩张的根本矛盾：资本依赖它的外界，依赖它的非资本主义环境（它们满足实现剩余价值的需要），与非资本主义环境的内在化相冲突，这种内在化是满足资本化那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的需要”
。也就是说，资本的内在化与资本对外部的依赖相矛盾，而这种矛盾的极限在于地球自身的极限性。
但是，资本的扩张要求在其所内在化的范围内平均化一切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事物，平均化价格，平均化工资，平均化剥削，平均化利润率，等等，这也是一种趋势。如此，才可能出现一个和平发展的资本主义体系。然而，资本发展到了垄断阶段，基于民族国家之上的帝国主义却阻碍了这种平均化趋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甚至酝酿帝国主义战争。为克服这种障碍，资本要求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超级世界资本机构来协调、支配资本主义体系的平均化，这需要一种单一权力的出现。于是，考茨基提出了和平的超帝国主义构想。在这种构想中，资本实现了和平的吸纳规划。在哈特和奈格里眼中，列宁也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存在着不同国家金融资本走向国际联合的趋势，存在指向单一世界托拉斯的可能。但是，列宁坚决反对考茨基的政治观点，他深刻指出，对帝国主义的反抗是革命主体的责任，人们不能坐等资本的和平吸纳与平均化，而应利用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奋起反抗，去建构共产主义。列宁也敏锐地指出了帝国主义国家与资本垄断的同构性，不仅金融资本的经济结构会与国家结构相结合，而且会把民众融合在意识形态的国家结构中。同时，哈特和奈格里也认为，列宁亦看到了民族国家基础上的帝国主义会阻碍资本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将被资本所克服，由资本统一内部和外界。
伴随着资本市场变化的是资本对劳动统治形式的变革。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资本新的统治形式的出现是资本更好地适应劳动主体反抗的结果。当劳动主体追求更大的自由空间时，资本必须转换统治形式。十月革命的胜利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资本革新统治形式，出现了帝国主义向帝国的转换，也就是说资本要打破界限，给予劳动主体更大的自由空间，并在这种自由空间中重新建立统治。狭隘的抑制工人自由的工厂高墙必须被打破，使整个社会空间形成工厂。美国“新政”造就了一个规训政府，“在一个规训社会中，随着整个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连接，总体社会在资本与国家的控制之下被吸纳，整个社会日益不可停滞地持续趋向于由资本主义生产标准所施行的单一统治。因而，一个规训社会就是一个工厂—社会。规训性同时既是一种生产形式又是一种政府治理形式，所以，规训性生产与规训性社会趋于完全重合”
。二战后，欧洲与日本亦采用这种形式，出现了“社会国家”。这样，“‘社会国家’诞生了，或者说它是实际上的全球规训国家，这种国家形式越来越要求借助一个稳定的货币金融体系，在一个总体交易的框架模式中，更广泛更深入地考虑人口的生命循环，秩序化他们的生产与再生产”
。伴随美国霸权的扩张，美元称王，美元体系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模式到达它的黄金时代。
哈特和奈格里指出，战后在美国霸权支配下的世界经济与社会的改革使世界出现新的变化，这些变化表现为三大机制：从美国出发的等级体系结构上的解殖民化和重组世界市场，生产上的解中心化，以及规训生产体制与规训社会在全球关系中的扩张并形成国际关系框架的结构。在这种历史过程中，现代国家的超验主权逐渐失去它的作用，不论是支配性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新独立出来的国家的人们都要求更大的自由解放，出现规训劳动力的横向流动，他们要求走出现代性。于是，新的历史阶段产生，世界市场发挥了巨大威力，它打破一切界限和地带的隔离，将它们带入资本生产与再生产之中，形成了无所不在的网络控制。
在哈特和奈格里笔下，世界市场是后现代出现的核心机制。他们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吸纳理论和走向世界市场的趋势理论结合起来，把规训制度与世界市场连接起来探讨后现代。在他们眼中，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出现了全球化趋势，这表现为“作为一个等级制和命令控制结构的世界市场在所有地带和领域都变得更为重要和更具有决定性，而那些地带和领域曾经是帝国主义施展拳脚的地方。世界市场开始显现为一架能够管制全球流通网络的机器装置的核心物”
。在世界市场非同一性实现的一体化过程中，产生了几大效应。首先，现代规训生产管理体制的世界扩张，形成了剩余地带人口的陌生性地接近和融合，使他们进入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中，成为新的无产阶级劳动力。同时，这些新的无产阶级劳动力因为“工资自由”而产生了新的欲望。“它构建起了逃离这种规训体制的欲望，构建起了趋向一种非规训的向往自由的工人诸众。”
其次，出现了全球无产阶级大规模的越来越高的流动性。再次，一种意义重大的宏观经济效应也一同出现，即这种全球劳动力流动性动摇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和其他传统性界限，资本的命令要全球普遍化，于是资本控制体制要进行重构。在哈特和奈格里的分析中，20世纪80年代资本全球控制机构应运而生。“必须有一个对全球性过程进行一般性控制的新机制，它要能够政治性地把全球资本领域中的新动力和参与者的主体维度协调起来，必须能够将帝国的命令维度与主体的横向流动性连接起来。”
与之相适应，资本帝国主权和全球性政府治理装置的构成开始诞生。
当帝国主权表现为没有外部而都是内部的历史特征时，这种特征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真实实现后出现的。世界市场造就了一个与现代不同的后现代时代，这种后现代时代具有自身的特征。首先，世界市场是一架打破外部的机器，把一切外部都化为内部。哈特和奈格里指出：“资本主义市场是一架机器，这架机器总是同任何内部与外部的分界相背离。当它遇到阻碍和排斥时就挫败，当把更广阔的空间纳入自己的领域中时它就兴旺。利润只能产生于联系、契约、交换和商业往来之中。世界市场的实现将建构出这一趋势的顶点形态。在理想化的形式中，世界市场没有外部：整个地球都是它的疆域。因此，我们使用世界市场的形式来理解帝国主权的模式。”
其次，世界市场消除空间中的现代社会机构间的界线，因而消解了辩证法。哈特和奈格里认为，现代性空间是一个条纹化的空间，每个社会机构都具有本身封闭的空间与特有的空间规范，这造成了整个社会空间的分裂和非连续性，出现了内部和外部的区别，因而建基于内部与外部二元对立之上的辩证法游戏盛行。可是，世界市场消除了外部，也消除了诸机构间的分界，使空间平滑连续。而帝国主权恰在连续平滑的空间中建立起自己的权力统治模式。哈特和奈格里说：“帝国主权的空间是平滑的，它挣脱了现代边界的二元分界或条纹化状态，但是事实上，它是由诸多断层线构成的纵横交错的空间，这个空间只能表现为连续统一的空间。”
再次，世界市场无视一切差异，容纳一切差异，并分离组织一切差异。因此，世界市场在全球性广阔地域的各个人类族群中形成了新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即帝国式的种族主义。现代种族主义是基于生物学上的血缘、肤色、基因等因素来划分群体差异的，而帝国种族主义则反对这种观点，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是由生物学原因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因素所确定。虽然帝国种族主义包容一切差异，但是它又不允许各种族混居而融为一体，它总是想方设法把它们分离，目的在于弱化而不是增强它们的力量。就此分离原则而言，帝国机制是一种腐化，这是与斯宾诺莎以爱增强力量相较而言的。所以，对生物学的种族理论的社会文化性的反对却被市场吊诡地转换为一种对种族理论的维持。现代帝国主义的种族隔离被后现代帝国的市场机制等级化了。
最后，世界市场造成诸众主体。帝国包容差异，等级化差异，把差异的人组成一个控制性体系。各种生物性的人被消融为一种“流动而非定型化的杂乱的诸众，这个诸众当然掺杂进了诸种冲突与对抗之线，这些线没有一个表现为固定而永恒的边界。帝国社会的表面以动摇任何场所概念的方式持续不断地转换着”
。这样，世界市场的形成造成了无外部的流动的平滑空间，各种族人员被编制进等级性的帝国社会秩序中，任其流动而不失去控制。
哈特和奈格里总是从资本被动回应劳动主体反抗而寻求新的统治形式出发来论述历史运动。他们认为，市场全球化并非简单地是资本家创造的结果，根本上是劳动主体解放欲望的结果，是资本回应在规训之下无法控制工人要求更多自由的结果。这“实际上是横跨世界的泰勒主义、福特主义和规训劳动力欲望和需求的结果。在这种意义上，形式吸纳过程预示并催生了实质吸纳的成熟，这并非因为后者是前者的结果（如马克思相信的那样），而是因为前者所构建出来的解放与斗争条件本身只有在后者中才能够被控制。欲望迫使资本向前发展——没有任何转圜余地”
。于是，“一种新的控制形式不得不被设置出来，以控制住那在规训领域中无法控制的东西”
。在资本创造出新的控制统治形式的回应中，全球控制社会出现。
在哈特和奈格里那里，现代主权的超验性与资本的内在性平面运行特征存在着根本矛盾。在《帝国》中，他们综合了德勒兹、福柯和马克思的思想，提出了世界市场的平滑世界与全球控制社会建立的新观点。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现代主权是通过社会空间的条纹化运行的，其本质是要求主体服从一种超验之物。而资本则在内在性平面上运行，不需要超验物的存在，所以资本的发展一定要打破超验性现代主权，构造出一种尘世权力的形式。“资本是在内在性平面上运行的，资本不需要一个超验的权力中心，而是通过支配关系的接转与网络化来运行。所以，资本历史地倾向于摧毁传统边界，横穿地域扩张，并在这一过程中把新的人口包裹进来。”
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话就是解码化与解辖域化，然后把各种流再编码和再辖域化。“资本需要的不是一种超验的权力，而是一种内居于内在性平面上的控制机制”
。它们将以公理形式打破任何固定空间，清除任何障碍，从而使“资本趋向于一个由非编码之流、弹性、持续的调节和趋于均等化所定义的平滑的空间”
。在现代，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是一个在国家和个人市场获利行为之间的中介，但在后现代，市民社会萎缩了，因为构成市民社会基础的条纹化的规训机构空间破灭了，规训社会消失，控制社会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规训也消失，而意味着规训更加普遍化了。
随着资本对世界的实质吸纳完成，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全球控制社会也相应建立，资本必须适应控制社会的混合主体性，它们要改变命令和控制策略，表现为资本实施生产过程中新的分化策略：资本在大都市空间上设置贫富空间；使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弱化劳动力的抵抗，并实行弹性工作制，形成最大化利润管理；以货币流把全球劳动力组织成全球劳动模式，使劳动者无产阶级化；同时有意制造暴力与恐惧。其中，以弹性化工作时间与控制空间流动性来弱化劳动抵抗成为核心策略。哈特和奈格里指出：“这一弱化劳动力抵抗而消解工资刚性的过程已经变成一种彻底的政治过程，这个政治过程被定向地去形成一种最大化经济利润的管理。这就是帝国治理行动理论成为核心的地方。”
由此，帝国治理开始出现。
帝国权力的统治性治理具有自身的特征，这是哈特和奈格里着力揭示的内容。他们认为，这些特征应该从帝国权力贯彻的新型策略中体现出来。由于帝国面对的是差异，帝国的任务就是如何有效地将这些差异进行融合、控制和利用。权力必须变成治理，治理必须连续。所以，“帝国的融合决定了对不同阶层人口进行分离与分化的新型机制。因此，帝国治理问题是管理这一融合过程，并去抚慰、动员和控制那些分离与分化的社会力量”
。由此形成四条原则：第一条原则是脱离现代官僚管理所贯彻的普遍性和平等性原则，而实施差异逻辑和曲谱化逻辑。第二条原则是帝国分散性的程序自主性，即帝国治理是非中心化的，每个冲突都自主地依据特殊性和奇异性来解决。第三条原则是非直接性原则，即通过警察权力、货币权力和通信权力的合法化来自主解决问题。第四条原则是地方化效应，即帝国危机无处不在，各地方自主地解决危机。
帝国命令在帝国治理中如何保证实施呢？由于在后现代的世界市场中，诸众以生命政治的方式生产，因此帝国也必须以生命政治的模式进行控制，从而贯彻帝国的命令。在现代，对人民的控制总是将治理与命令混为一体，而在后现代，“帝国命令保持着从治理中分离出来的状态”
。它放手让治理去解决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冲突，而将自身的命令控制从过去分裂的民族国家主权上升到全球一体状态，因为帝国不分空间，它普遍有效。所以，哈特和奈格里指出：“帝国命令在本质上寻求其所投射和保护的东西，其为资本发展提供保障的东西是全球体系的普遍均等化状态。”
这种全球体系的均等化要求所有诸众都受到一种普遍有效权力的支配，而接受实施这种权力支配的前提和权力实施的关键是核武器、货币和以太网。
首先，核武器作为大国终极毁灭生命的武器高悬于人类头顶，把所有人置于它的威胁之下。同时在日常层面，帝国超越现代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把各种战争归为冲突，归为警察权力的运用。所以，“帝国从最终意义上被定义为生命的‘无场所’，换言之，被定义为毁灭的绝对能力。就它是生命力量的绝对否定而言，帝国是终极性生命权力的形式”
。这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在绝对的恐惧中必须听从帝国的命令。
其次，货币是绝对控制的全球性工具。世界市场摧毁了民族国家的市场结构，使之服从一个新型的唯一的金融核心调节。而这种“终极金融再辖域化集中于帝国的政治和金融中心部分与全球性实体机构中”
。由于金融架构是基于帝国政治的必然性，所以“货币成为帝国的仲裁者，恰如帝国核武器威胁一样，这个仲裁者既没有一个确定的场合，也没有一种超验的地位”
。但就像核武器威胁将警察权力普遍化一样，货币仲裁者也持续发挥作用，将生产功能、价值尺度和世界市场中的财富配置结合在一起，施展它的命令。因此，“货币机制是控制世界的首要工具”
。
最后，以太网是帝国控制的最后一个根本性中介。当下，通信、教育和文化传播都在以太网中，以太网中信息传递超越了民族国家主权控制的空间，消解一切把区域命令和区域空间单独连接的关系。因此，以太网解辖域化一切现代主权空间。可是，以太网中的通信联系不是一种超领域，它是资本主义命令贯彻的一种形式。所以，哈特和奈格里强调：“通信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资本已经成功地使社会全部地全球性地从属于它的体制，同时压制了所有其他替代路径。”
核武器、货币和以太网构成了帝国金字塔权力体系中实现权力的三个工具，核武器是君主权力工具，货币是贵族权力工具，以太网是民主工具，这三者象征性地构成了帝国等级制的混合统治体制。资本帝国的命令借助这三者而实施。在三者中通信都处于核心地位。“通信已经变成核心要素，它建立起生产关系，引导资本主义发展，根本改变了生产力量。这种态势生产出了一种极端的开放形势：这里中心化的权力场合必须面对生产主体性的力量，所有这些主体性力量都来自互动性通信交流的生产。”
当然，资本仅在经济生产领域和社会领域建立控制对于诸众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把自己的统治上升到国家主权的形式，以绝对的权威来维系自身的存在，帝国主权范式出现。
那么，帝国主权的模式是怎样表现的？过去的帝国模式都是以一个权威来维护自身统治的，今天资本世界市场的帝国权威统治形式是怎样的呢？哈特和奈格里描述了在世界市场中这样一种帝国统治权力的空间结构：“新的范式既是体系又是等级制，既是中心化的规范结构，又是广泛性的合法性生产，它扩张到了整个世界空间。它从开始就被设定为一个动态而弹性的体系结构，这个体系结构以平面的形式连接起来。”
这种权力充满地球空间结构，形成了自身特有的运转机制，显现为一种没有政府却能有效治理的结构性逻辑，它隐匿自身却日增效力，它把所有要素都合并在了世界秩序之中。我们看到，“这个体系总体在全球秩序中占据着支配地位，它坚决打断先前的辩证法而发展了一种一体化，把似乎是线性的、自发的参与者们合并在一起。与此同时，至高无上的秩序化权威下的共识效用愈加清晰地显现了”
。这种合并诸因素的过程要求一种权威来解决各种冲突与争端，它呼唤着最高权威的出现。
帝国似乎是一种客观历史过程的产物，是一台用以解决全球问题的机器。但是，在“全部冲突、全部危机和全部争端都冲进了一体化过程之中，并要求在同一尺度之下出现更核心的权威”
的时候，帝国反而要以和平形式处理每一种争端，“和平、均衡和冲突的妥协成为每一件事情所指向的价值诉求”
。在这种似乎矛盾的要求之下，“全球体系的发展（首先是帝国权利的发展）似乎变成了一台机器的发展，这台机器强行实施那指向体系平衡的不断重复的契约化的程序，同时这台机器还产生着对权威的持续需要。这台机器预先决定了在整个社会空间中权威及其行动的实施”
。在这种世界体系的机器框架下，“每个运动都是事先设定的，都在体系自身里在相对于它的等级制关系中寻找自己被指定的位置。这种事先构成的运动定义了帝国全球秩序的宪法化过程的真实，定义了新范式”
。这就是说，帝国等级制机器设置了世界秩序结构与层次，将资本命令以世界宪法的形式颁行下去，使每一权力点都处于帝国主权权威的命令之下，去分别和及时贯彻资本命令，随时随地处置对帝国的反抗行动。哈特和奈格里在从客观性角度描述了帝国机器的新范式后，还提出对这个新范式的新的认识视角，即这种帝国权力是超越民族国家主权权力的新权力，这种权力强迫其他权力服从自己。他们说：“这种认识是这个已经建立的权力就民族国家主权而言的，具有超越决定性和相对的自主性，它能够发挥作为世界秩序的核心作用，去实施有效管制，在必要时实施强迫措施。”
这样，一台全球秩序的权力机器出现了，这就是帝国。
帝国一旦出现，就生产出自身的原则和统治手段。帝国的权力原则在于它无处不在，在于这种联结世界的普遍性网络。所以，“帝国的根本原则是它的权力没有现实的和地方化的地域或者中心区，帝国权力通过控制的流动性和联结机制而被分散在网络之中”
。因此，它无中心却又无所不在。
由于帝国不是依赖自身意愿而产生的，而是客观现实需要的产物，这种客观现实是资本的统治，所以帝国不能不具有自己的权力手段。哈特和奈格里叙述了它的权力手段。首先，资本的统治需要暴力手段，但以合法的方式维持、镇压和消灭反抗的力量。广泛共识上的合法的干预成为必要，警察成为必需，为实施干预而要求的例外状态是必然的。所以，“帝国并非诞生于它自己的意愿，而是在解决冲突的能力基础上被召唤出现并建构成的”
。因而，“帝国的第一个任务是扩大支撑自己权力的共识领域”
。其次，需要“例外状态”的持续存在。哈特和奈格里认为例外的作用非常重要，因为为了控制和支配处于永久流动状态的形势，必须在法律上认可和授权干预的正当性。因对抗的危机总是存在，例外状态也要持续存在，干预就可持续存在。最后，建立能够干预的权力力量与机构，一种警察权利诞生。“以干预的例外性名义，一种权利形式出现，这种权利形式实际上是一种警察权利”
，警察以合法性行动去干预社会，保障社会平衡与社会秩序。所以，“帝国秩序化的合法化支撑着警察权力的实施，同时，全球警察力量的行动显示了帝国秩序化的真实有效。高悬于例外之上的司法权力与运用警察力量的能力是最先出现的配套品，恰是它们定义了帝国权威的模式”
。在帝国中，永久性的例外状态和采取警察行动是帝国维持自身秩序的特定权力干涉模式。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帝国不能随意行动，它不仅必须合法化警察干预行动，而且必须在价值观上塑造这种认同。因而每一个行动都需要共同认可的价值观的支持，帝国秩序的普遍性价值观产生，其内容是一种支持跨国组织持续行使“干涉权利”的正义价值观念。现实总是要求着观念的支持，“今天，不是通过权利而是通过共识而合法化的跨国组织可以用各种紧急状态和高尚的伦理原则进行干预。站在这些干预背后的，不只是一种永久性的紧急状态和例外，而且也是一种诉诸必要性的正义价值观而正义化了的紧急状态和例外状态。换言之，警察权利因一种普遍性的价值而合法化了”
。
这种帝国正处于构成过程之中，但是它的直接形象已经浮现，“一种全球秩序，一种正义以及一种权利虽然是虚拟的但已经现实地施加于我们身上了”
。因此，在帝国的各种装置中，我们面对的正是普遍性本身。“我们面对的不再是地方性的普遍性中介，而是一种具体的普遍性自身。”
在这种判断中，新的现实已经把伦理、道德和正义范畴置于新的维度之中，并带有帝国的色彩。
哈特和奈格里指出，由于帝国采取的是生命权力的统治，我们就看到，“帝国机器的调度部署通过一整套新型特征来确立，诸如它的无约束的行为领域，它的行动的特异化和符号性的地方化。镇压行动与生命政治社会结构的所有方面连接起来”
。在这种情形下，帝国干预是一种生命权力的干预。
哈特和奈格里探讨了帝国的三种干预形式：一是经济权力的干预，二是通信交流领域的干预，三是帝国机器的干预。帝国首先是资本的政治性形象，其贯彻干预的途径首先是经济自身的权力支配。这种经济干预表现为“结构性的干预手段，包括货币机制和金融财政操控策略，它们布满了超越国家而相互依赖的生产体制中”
。第二种干预手段是通信交流产业中的支配性。由于通信产业发展了语言的生产、交流沟通的生产和符号象征的生产，这种生产与资本全球化连接在一起，它们借由网络信息传播渠道而表达和控制形象的意义与方向，从而把自身塑造成为权威，使人服从。哈特和奈格里得出结论：“语言，由于它实施着通信交流，所以它生产产品并创造主体性，它把它们关联起来，同时秩序化它们。”
这样，通信交流产业把形象与符号象征合并起来使之服务于权力。第三种干预是覆盖全球疆域的帝国机器的物理性力量的施行，它是一种政治性的干预。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这种政治性干预不仅包括军事干预，而且包括道德干预和司法干预。这种干预有它自身的前后顺序，以道德干预开始，以例外状态为由，以警察手段施行。所以，“帝国的干预权力最好理解为以道德手段开始，而不是直接以致命性的武器开始”
。这种道德干预由不同实体所实施，包括新闻媒体、宗教团体，最重要的是诸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尤其是非政府组织首先在某个地区制造出人权匮乏，然后呼吁正义干预，接着帝国搬出“例外状态”，最后实施警察手段干预。这种干预将打破旧有国际司法机构，构建出符合帝国宪法的法庭，以维护帝国秩序。
帝国统治形成了，它是资本对全球社会的最为彻底的吸纳，是资本经济权力统治与国家主权权力统治的彻底融合，它以生命权力的方式进行统治。至此，哈特和奈格里以自己的逻辑方式完成了马克思所未写就的国家理论，他们构建出世界市场时代的帝国理论。至于这一帝国理论是否贯彻了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是否为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真正完成，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构建了描述这个最新历史阶段的资本统治新形式，从而超越了过去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成果。除此之外，这一帝国统治图景也构成了他们生命政治语境中生命权力统治的现实和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