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哈特和奈格里是从他们共同认可的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与回应的政治历史观出发，去建构后现代激进政治话语的。那么，哈特和奈格里的总体历史观是什么？他们是如何看待人类历史发展机制的？他们的工人阶级优先而资本统治被动回应的资本主义历史发展机制是怎样的？他们将当代法国哲学家的“生命权力”“生命政治”“游牧政治”等思想内化于自己的激进政治理论中，其原因何在？在笔者看来，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他们尤其是奈格里早期的意大利“工人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到答案的源头。因此，在正式开始论述他们的当代激进生命政治理论之前，探究早期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历史观的形成及其特征是非常必要的。没有它们，我们可能无法真正把握他们当代激进生命政治理论的逻辑表现及其理论特质。
我们看到，哈特和奈格里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状及其前景的理论是意大利工人运动理论和法国思想（福柯、德勒兹等）的融合。奈格里曾说他的理论并不是法国哲学的重复，而只是浸润了塞纳河的水，他与法国当代思想家之间的理论是相互影响的。哈特则研究了德勒兹的理论，进而又和奈格里合作，一起进行思考和写作。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指出，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反思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个唯一负有职责的资产阶级的时候，思考应该有一个“特殊阶级”来反对资产阶级，这个特殊阶级在《千高原》中被赋予种种特征，“他们（指德勒兹和加塔利——笔者注）将这些特征置于当代意大利政治思想的基础之上，希望能够阐发出一种思想，即有一种革命运动完全发生在国家之外”
。同样，意大利的工人运动思想在某些方面也与福柯合拍。贾科梅利在《福柯主义在意大利的前辈与后人——工运中心主义透视》一文中指出：“某些在《红色手册》和《劳动阶级》里出现过的先见之明后来不仅被70年代的意大利工运中心主义‘重提’，而且也在福柯主持整理的G.I.P文件中被‘重申’。”
恰恰由于意大利20世纪60—70年代的工人运动、法国“1968年风暴”与法国思想家福柯的权力思想和德勒兹的肯定哲学等相契合，两国理论家相互借鉴后，在奈格里和哈特那里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的表达形态。要把握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考察当年意大利那些工人与群众的反抗运动及其理论产物——工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非常必要的。
众所周知，奈格里早期的历史观是与意大利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工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70年代社会群体的“自主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是一个世界历史发生转向的时代，也是一个各种解放斗争不断涌现的时代。在西方，以1968年的斗争为顶点的反抗运动影响深远。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看，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普遍出现“滞胀”状态，凯恩斯主义政策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处于危机之中，福利国家模式遭到质疑。“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露出端倪。从资本统治形式看，从“规训社会”统治向“控制社会”统治转变。这些历史变化与现实斗争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左派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逻辑至此终结。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出现，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出现了“千人千面”的特征。
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其发展前身则为意大利工人主义马克思主义。后者是20世纪50—60年代意大利阶级斗争的产物。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战后意大利经济得到恢复，广大劳动力不断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不断从落后贫困的南方流向工业发达的北方。在这种劳动力的流动中，一方面，那些新劳动力自发组成了自己的横向组织，这些组织不同于传统工人阶级的组织如工会、政党等，而具有自主性、松散性和开放性特征。另一方面，由于新工人的到来威胁到北方工人的利益，双方产生了内部冲突和斗争，因而这种自发的横向组织愈益外在于工会和政党组织，并进一步得到加强。同一时期，在国际上，由于苏共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突然激烈地批判起斯大林的专制独裁，继而发生了苏联干涉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这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致使西方左派包括意大利左派知识分子开始强烈质疑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质疑列宁主义的政党组织，质疑苏联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而在20世纪60年代的意大利国内，由于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一直身在政府的议会之中，造成新兴工人阶级对他们的不信任。与此同时，在意大利还存在一个“在议会外的”左派知识分子活动群体，包括赖尼奥罗·潘齐尔里（Raniero Panzieri）、马里奥·特龙蒂（Mario Tronti）、塞尔焦·博洛尼亚（Sergio Bologna）、安东尼奥·奈格里等一批人，他们积极参与新兴工人组织的活动。在这种形势下，意大利出现了外在于共产党和工会组织的一种抗争活动和理论探求。20世纪60年代初期，这批左翼知识分子重读《资本论》及其手稿，得出了工人抵抗资本的优先性结论，并提出资本主义的新危机观。20世纪60年代中期，意大利中左联合政府尝试“凯恩斯主义计划”（Keynesian planning），以解决国内问题。此时，这批左翼知识分子分析的焦点是“群众工人”（the mass worker），批判的目标是“作为计划者的国家”（State⁃as⁃Planner），理论探求是重新解读《资本论》及其手稿。20世纪60年代末期，意大利学生运动和不受党派约束的工厂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形成了“工人力量”（workers' power）等组织，喊出口号“拒绝工作”（refusal of work），其理论根据就是这些左派批判家们对马克思价值规律的政治性解读。意大利政府于1970年开始对这些运动进行经济与武力的双重镇压，工厂里存在大量镇压行动，工厂工人斗争大幅萎缩。20世纪70年代初，意大利政府开始用石油危机来对付工人，这导致战后意大利国内首次出现大量失业人员。1973年，“工人力量”组织解散，自主运动（Autonomy Movement）产生了。在自主运动中，出现新嬉皮士（neo⁃hippie）这一社会群体，他们拒绝规训、领导和理论，追求自主、群居、享受并实践一种另类生存方式，这些都深深影响了当时意大利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原则和方向。面对70年代的新形势，这批左派理论家继续积极参与其中，提出新的分析范畴和斗争策略。他们提出了“社会工人”（social worker）概念，提出了“自我价值增殖”（self⁃valorization）范畴等。在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工人阶级以及后来出现的各种社会力量以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斗争方式，为争取自己的权益而开展了激烈的工厂斗争与社会斗争，矛头都指向资本的统治。
20世纪60年代初，意大利工人阶级的斗争主要集中在工厂中。斗争实践总是呼唤着理论的指导，而工厂工人的斗争迫切地需要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给予强大的支撑，这种理论支撑必然表现为高扬工人阶级主体的支配地位，肯定他们在现实斗争中的力量，从历史发展中证实他们的优先地位，在超越资本主义的新制度的建构中显现他们的创造能力。然而，当时流行的“第三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却以客观主义面目出现，以线性历史观看待社会发展和人类解放，在其理论表现中，工人阶级主体的主导地位被忽视甚至遭到压制。不仅如此，这种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被看作认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产阶级的同谋理论。因此，意大利的工人斗争与社会运动在客观上要求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一种“改写”，不仅要求树立起工人阶级主体的优先性历史地位，而且要求重新从《资本论》及其手稿出发，阐发一种与工人运动要求相一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因而，政治地解读《资本论》及其手稿尤其是《大纲》成为必然。这种理论需要在意大利共产党之外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得到热烈回应。我们看到，在西欧各国的反抗运动中，与法国左派理论家阿尔都塞退居幕后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意大利的左派知识分子对意大利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以赖尼奥罗·潘齐尔里、马里奥·特龙蒂和安东尼奥·奈格里
等为主要代表的知识分子坚决走出大学校园而走进工厂和社会，积极投身到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去。在现实斗争中，工人和社会青年迸发出强烈的反抗激情和浓烈的创造活力，这群意大利左派知识分子在运动中既感到兴奋，又意识到必须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运动继续发展。这种现实紧迫感促使他们及时发出创新性的“集体声音”，去有效回应和指导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
在这种“集体声音”中，形成了“意大利工人主义马克思主义”（Italian Workerist Marxism）和后来由其发展而来的“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Italian Autonomist Marxism）。潘齐尔里是意大利“工人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创先驱，特龙蒂是意大利“工人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者，奈格里则是将“工人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后人把以他们的理论为代表的意大利“工人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统称为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理论。
赖尼奥罗·潘齐尔里作为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工人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创者，其提出的基本观点对这一学派而言是奠基性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颠覆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被人称为“是真正的‘哥白尼革命’”
。我们看到，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相比，马克思的思想在潘齐尔里手中发生了巨大转变，主要表现为他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非中立论、资本主义计划性观点、劳动主体反抗资本的社会危机论，以及垄断资本主义并非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论断。这为后来的特龙蒂、奈格里等人的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意大利，潘齐尔里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是“生产本位主义”，即“深信‘生产力逐渐发展’和人类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动力，相信道路只是暂时受到‘市场无政府状态’的阻碍并且因为资本主义的另一特征，即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正，而变得曲折”
。所以，他将这种“生产本位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看作客观性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不但不强烈质疑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反而把生产力当作中立性的，认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因而把生产力的发展当作工人阶级解放的前提。同时，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判定“市场无政府状态”是资本主义的永恒状态，它与发展的生产力之间必然产生难以解决的尖锐矛盾，进而必然生成指向共产主义的革命。在潘齐尔里看来，这种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意大利共产党要求工人与资本家妥协提供了理论支持。潘齐尔里反对客观马克思主义的这两个基本论断，他在重新阅读《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基础上指出，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根本上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根本上表现为机器生产力的发展，但机器生产力的发展却不会自动带来有利于工人阶级解放的社会进步。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力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它越发展，资本生产关系就越发展，资本生产关系越发展，工人阶级就越发被束缚在资本生产关系之中，其解放就越发无望，因此生产力本身并非“中立化”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无政府状态，因为资本在日益变成社会资本的过程中，把工厂生产中的计划性扩张到整个社会，使资本主义整个社会生产的计划性不断强化。因此，客观马克思主义理论无法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打开斗争的大门，必须批判生产本位主义的生产力中立性观点和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论断。
为批判生产力中立论，潘齐尔里从《资本论》中剥离出资本主义直接生产领域——工厂，指出工厂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实现形式，是科学技术生产力为资本服务的最主要场合。他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通过它的不同历史阶段而发展成一种劳动分工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基本地点是工厂：‘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一个产物，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他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这个分离过程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
在这里，潘齐尔里从马克思的分析出发，把工厂定位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空间组织形式，把大工业科技生产力定位为资本的生产力，是为资本服务的。
但是，为资本服务的科学技术生产力为什么会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那里表现为中立性的呢？潘齐尔里认为，这是生产技术自身合理化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对科学技术中立化宣传的结果，当然也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方式。不幸的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信奉了这种宣传。他指出，“由资本主义组织所呈现出来的新特征被误解为一种客观的‘合理性’发展的阶段”
。这种直接生产组织中的合理化的不断发展，似乎表现出一种异常强大的技术“宿命论”色彩，具有将人从有限性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人在强大的技术面前屈服了，并认同技术自身的纯粹发展，还以一种技术田园（technologico⁃idyllic）式的观念来制造人们所有矛盾和问题都可随之解决的完美前景。“事实上，整个工业化过程表现为由技术宿命所导致的对存在的统治性，这种技术宿命造成人类的自由能够从由环境和人类自身的自然能力所形成的人类身上的限制中解放出来。‘管理合理性’和外部组织的巨大发展好像被看作一种‘机械的’或‘纯粹的’形式。但这些发展和这些形式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关系，或者具体的历史现实——工人阶级运动在其中展现它自身的生活和战斗——都在支持一种技术田园的形象中被忽略了。”
进而，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内在矛盾转化为工人劳动素质与生产技术体系标准之间的不匹配冲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表现为一种技术上的‘非一致性’（non⁃correspondence）”
。这种技术矛盾观必然指向工人要适应生产组织的要求，而不是去反对生产组织处于其中的资本关系。这样一来，生产力表现为一种科学技术的客观性，资本的统治属性消失，在这种科技发展史观中，活跃的工人阶级反抗资本的斗争则被遗忘。潘齐尔里质问，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从生产力中立化出发的理论吗？不是一种生产本位主义吗？在它们那里，工人阶级怎样解放自身呢？
既然如此，必须更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必须从工人阶级主体出发去重构马克思主义，去寻求工人阶级的解放策略。工人阶级该如何解放自己？潘齐尔里说，工人阶级要想在现实中实现自由，必须改变其在资本主义直接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实行“工人控制”（workers' control）战略。“在这里，工人控制的路线被设定为一种能够加速整个阶级斗争的时间尺度（time⁃scale）的因素，它被设定为一种为革命性断裂而实现一个‘缩短化’时间-尺度的政治工具。不是把它表达为对支配性政治权力进行的一种‘代理’（surrogate），而是将工人控制构成一个对资本主义权力施加最大压力的方面（其作为一种明确而直接瞄向体系根基的威胁）。因此，在与一种同总体支配权力的联结中，工人控制必须被看作一种对‘双重权力（力量）’（dual power）形势的准备。”
而“这种工人阶级的‘不服从’（insubordination）的颠覆性”
对资本而言是致命的。在这里，潘齐尔里从工人主体出发，提出了“工人控制”概念，将它设定为一种现实斗争的政治手段，其作用在于既能够从生产根本上动摇资本权力统治的根基，又能为一种自己能控制生产计划的社会力量出现做准备。请注意，在这里，潘齐尔里已开始提出一种对劳动与资本关系的新理解，即马克思劳资双方本质性对立矛盾关系在向经济斗争领域中经验性的工人力量与资本权力的对立关系转化，双方表现为一种对抗性的力量与权力构成的双重关系。这种新理解为后来生发出的劳动与资本二元对抗且劳动优先的观点准备了逻辑前提，为“拒绝工作”“社会危机论”与“自我价值增殖”范畴提供了理论萌芽。
立足于潘齐尔里资本主义生产力非中立性与从工人阶级出发的观点，特龙蒂提出了解读《资本论》的两种视角，判别出两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方面是作为资本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是作为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资本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从资本视角出发，把工人看作劳动力，工人作为劳动力完全被并入资本之中。作为一种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工人阶级视角出发，把工人看作工人阶级而非劳动力，而作为工人阶级的工人能够政治地拒绝自己被整合进资本。特龙蒂当然站在后一立场。
作为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如何解放工人阶级？特龙蒂必须回答工人阶级解放可能性的根据问题。他认为，从资本增殖过程看劳动过程是资本家的偏好，那么，从劳动过程看增殖过程就是工人阶级的偏好，“后者则以其革命发展的全部解放力量显现出来”
。这是一个反资本之道的劳动之道，是一个反资产阶级之道的工人阶级之道，这个劳动之道与工人阶级之道是这样看世界的：“从社会的角度看国家，从工厂的角度看社会，从工人的角度看工厂。”
特龙蒂说，从劳动出发，从工人出发，我们就会看到另一种劳动与工人阶级的积极图景：“我们已经看到，商品劳动力是资本真正活跃的一方，是任何资本主义活力的自然家园。它不仅是价值增殖过程的扩大再生产的主角，也是劳动过程本身的持续的革命激变的主角。技术变革本身也是由劳动力价值的变化所决定和强加引发的。”
这就是说，工人被他设定为独立的本体论的积极实体存在，具有强大的对抗性，它被包容进资本之前就具有价值的生产性；而资本则被弱化为仅仅是一种回应性的实体，这个资本实体越来越依靠被动的回应方式才能生存下去。特龙蒂借用这群意大利学者基于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思想而提出的阶级构成与技术构成的关联性理论，进一步指出，政治阶级构成（the political composition of the class）不仅先于技术构成（technical composition）出现，同时也决定技术构成，而且资本特有的权力也越来越被简化为纯粹的“命令”（command）。在这里，我们看到特龙蒂在哲学本体论意义上设置了劳动的优先地位，它引出后来奈格里的劳动本体论观点。
由于劳动被看成资本增殖的动力和源泉，那么十分自然，如果劳动不再参与其中，资本如何增殖，如何发展自己呢？因此，当把工人阶级整合进体系成为资本增殖的一个必需性时，“工人阶级对这种整合的拒绝阻碍了系统的运作。因此，只剩下一个选择：要么是体系的动态稳定，要么是工人阶级的革命”
。要么资本主义改良自身再稳定化，要么就是革命发生。由此，革命的根据出现，革命的路径出现，革命的战略出现：它就是对体现资本生产关系的工作的拒绝。特龙蒂说：“拒绝是一种斗争形式，它伴随着工人阶级一道发展起来。此刻，工人阶级既是对资本的政治拒绝，也是对作为经济权力的资本生产的拒绝。”
在这种认知中，著名的“拒绝工作战略”出现，并成为意大利“工人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范畴。这样，拒绝战略作为一种“政治阻塞物”被放在了资本生产之链中，它一定会造成特龙蒂所提出的“社会危机论”。“在那一刻，从那一刻开始，这个体系的整个发展机制就被阻塞了。这就是我们必须开始传播出去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新概念：将不再有经济危机、灾难性的崩溃和坍塌，无论多么短暂，这都归功于体系持续运作的不可能。相反，它将变成一场由组织起来的工人的主体运动所强加生成的政治危机，这种政治危机通过由拒绝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工人阶级的拒绝战略和处于资本主义生产结构内但工人阶级在其政治倡议之外并不受其影响的组织策略所引发的一连串关键事件而发生。”
这种新型的社会危机论有效地反击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客观危机论，有力地支持和激励了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开展，也成为意大利工人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大特点。
如果说特龙蒂从客观资本和主体工人视角解读《资本论》，从而提出工人优先于资本的政治观点，那么在他之后，奈格里不仅在意大利社会工人运动中认同工人阶级的自主性，在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法律限制劳动的规定分析中揭示劳动优先性（此一论证将在下一部分给出），更为重要的是，他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径直从马克思的《大纲》出发，读出劳动与资本对抗的政治性，从理论上论证了劳动优先于资本的观点，进而提出工人阶级是自主性的，从而完成了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核心概念的理论建构。
奈格里政治地解读了《大纲》，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以剥削为基础的政治性社会，马克思在《大纲》中的分析根基就是政治性，这种政治性表现为劳动与资本的对抗，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对峙。这一对抗通过剥削性的价值规律表现出来，因为“价值规律不仅间接地表现为剥削规律，而且直接地就是剥削规律”
。在奈格里的这种认识之下，作为使用价值一方的是具体劳动、劳动力、工人阶级，作为交换价值存在的是抽象劳动、价值、货币资本。由于奈格里把价值规律看作剥削规律，那么他一定把交换关系看作不平等的关系，认为货币本身隐藏着不平等，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中资本与劳动的交换成为最大的不平等，但是这种交换恰是资本生产关系最根本的基础，资本主义因为货币而加重了剥削的社会化进程。所以，作为价值规律表现形式中介物的货币就成为一种社会支配权力，一种命令，货币表面具有的平等的万能交换面孔立即变得狰狞起来，“货币有一种益处：能立即呈现蕴含在价值概念中的社会关系的可怕面孔；它立即向我们展现出来价值为了剥削而表现为交换性（exchange）、命令性（commanded）与组织性（organized）。为了揭示出商品与价值的双面性，我们不必去深究黑格尔主义：货币只有一张面孔，即一张老板的面孔”
。结果，在奈格里眼中，“货币事实上代表了资本的流动性、资本命令的肆意性，以及以一个现实的方式（既作为实体又作为主体）涉及资本诸形态变化的总进程”
。在这里，货币被纯粹看作资产阶级的霸权形式，是资本的代表，既具有统治的功能，又隐含一种剥削的内容，同时它还企图努力解决交换中的危机问题。
由于奈格里设定了货币和价值规律的剥削性质，因而劳动与资本在交换起始点就具有了对抗性，作为使用价值的活劳动被降低为交换价值的量归资本家使用，而交换给工人的工资就是工人再生产自身的必要劳动时间的量。在随后的资本生产过程中，屈服于工资交换价值的工人为资本家生产工资价值和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就是剩余劳动时间。于是，工作日就产生了一种时间的对抗，即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的对立斗争。工人阶级通过提升社会必需品享受范围而扩展必要劳动时间，压缩剩余劳动时间，这造成资本主义的危机。这样一来，无论在劳动与资本的交换领域，还是在资本生产领域，奈格里都必须论证劳动对资本的优先性，提出工人阶级的自主性，方能为社会工人的反抗运动提供理论支撑。
奈格里通过绝对分裂性地解读马克思对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性分析，在完全不顾马克思在对劳资对立双方各自特征的分析后所进行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综合论述里，实现了工人阶级自主性论证。首先，在流通中工人阶级是自主性的。在解读《大纲》中，奈格里区分了两条颜色分明的思想之线——货币之线和剩余价值之线，前者指向统治命令，后者指向反抗斗争，并设定黑线向红线过渡。他说：“货币是黑线，它依靠完整的弧把资本的命令连接在一起；剩余价值理论是红线，它从工人视角出发，从颠倒立场出发改造了这同一过程的运作。”
奈格里接着引述马克思的话：“流通的前提是商品（不管是特殊形式的商品，还是货币这种一般形式的商品），而商品是一定劳动时间的体现，它作为这种体现是价值；因而流通的前提既是通过劳动进行的商品的生产，又是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的生产。这是流通的出发点，流通通过本身的运动返回到创造交换价值的生产，返回到它的结果。”
奈格里从马克思这段话中得出，劳动是资本价值增殖中最为核心的，因为货币经过劳动才能增殖，由此货币才能变成资本。但劳动之所以被纳入资本之中，首先在于劳动者与资本家完成了交换。如果没有双方的交换发生，货币就不会变为资本。在交换之前，工人是否具有拒绝交换的自主性呢？
奈格里认为是。因为马克思有这样的分析：“第一个前提是：一方是资本，另一方是劳动，两者作为独立的形态互相对立；因而两者也是作为异己的东西互相对立。与资本对立的劳动是他人的劳动，与劳动对立的资本是他人的资本。对立的两极的特点不同。”
从这里出发，奈格里指出，由于交换双方是独立自主的两极，它们之间是分离的，也是对立的，这形成了奈格里称之为资本-劳动的分离环节。所以奈格里指出：“劳动只有在它采用了交换形式，采用了货币形式时，劳动才能被转换为资本。这意味着这一关系是对抗的，意味着劳动与资本在交换环节表现为自主的、独立的实体（autonomous，independent entities），而交换环节构成了它们的生产性综合。”
在这里，在交换价值规律中，奈格里在忽略马克思强调作为资本生产前提的劳动者与劳动条件分离的历史条件下，突出强调作为经验结果出现在市场交换关系里的对立两极——资本与劳动的各自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其次，在生产中，工人也是自主性的。在资本与劳动交换完成之后，劳动开始被资本家使用。奈格里认为，马克思进一步深化了雇佣劳动的自主性（autonomy）论述，也就是第二环节劳动作为主体性，作为财富源泉的潜在性。马克思从劳动的否定性和肯定性两方面分别论证了劳动自身的存在特征：从否定方面看，劳动是绝无劳动对象的存在，是绝对的贫困；从肯定方面看，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与资本作为现存的财富相比，劳动是一般财富的可能性。因此，马克思说：“劳动作为资本的对立物，作为与资本对立的存在，被资本当作前提，另一方面，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
马克思对劳动的否定与肯定的论述对奈格里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奈格里在其中看到了抽象劳动优先于资本的那种纯粹的主体性力量。他这样评论道：“这种抽象劳动的总体是主体的力量（潜能）［subjective power（potenza）］。只有这种主体的力量（潜能），这种在其整体性上摧毁了对劳动本身具体形式的迷恋而被提纯的劳动能够允许劳动表现为一般的力量（潜能），表现为彻底的对抗。”
这种与资本相分离的劳动是使用价值，而这里的“使用价值不是别的其他什么东西，而是劳动对立面的彻底性，是所有财富的主体的、抽象的潜在性，是所有人类可能性的源泉”
。在生产过程里，奈格里也因强调劳动作为价值创造源泉的独特使用价值而得到劳动的分离性与自主性。
由此，在对《大纲》的解读中，奈格里从价值规律、货币、资本的支配权力入手去引出反对这种支配统治权力的力量，并在这种权力和力量之间的双方斗争关系上展现出劳动力量的优先性。无论是在资本家与工人间的交换关系中，还是在随后的劳动生产过程中，奈格里都强调了劳动者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只是他不再讨论资本与劳动的统一性。从价值到货币到剩余价值到利润到危机的范畴依次出现，劳动的自主性在剩余价值理论中登场了，在利润率下降规律中展现了斗争的力量，正是政治性的阶级斗争造成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灾难。在这些范畴中，剩余价值是中心。基于劳动自主性的工人阶级的自主性最终在奈格里对《大纲》的解读中凸显出来。自主论的马克思主义从此有了牢固的理论根基。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法国左派学者把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作为中心主题探讨的话，那么这个领域同样被意大利“工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聚焦。不同的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是资本在实现增殖的再生产过程中的那种计划性。潘齐尔里提出了资本的计划从工厂关系范围扩张到整个社会的观点，他将单个资本的生产计划扩大到社会总资本生产的总体计划层面。特龙蒂则论证了在资本增殖运动过程中，资本把资本关系从有墙工厂范围扩张到整个社会范围直至全部国家政治领域的层面，展现了资本把一切事物都实质吸纳进来加以统治的客观趋势，从而提出“工厂社会”的范畴。奈格里继续向前推进一步，他从《大纲》的流通过程去论述资本关系的社会扩张，提出了“社会工厂”概念。资本的生产与流通使整个社会成为工厂，社会生产出现，社会资本关系统治了整个社会，全体社会成员成为它的权力实施对象。
在这群意大利学者将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构的过程中，潘齐尔里论述的重心在于提出资本主义工厂生产的核心本质是它的专制计划性的观点，指出这种专制计划性具有向整个资本主义生产领域扩张的趋势。他从《资本论》“协作”章出发，断言协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根本形式，协作本身就是资本生产必然产生的计划性表现形式，而计划性毫无疑问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这样，他给出结论，资本与计划不是天然排斥的，而是天生融合的，而且这种计划性一直在从直接工厂生产层面向整个社会生产层面扩张，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具有总体计划性的特征。他以此驳斥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判定资本主义生产具有市场盲目性、无计划性的观点。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协作是最根本的形式。对于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而言，协作是其基础。因而，协作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中是（剩余）价值规律首要的和基础的表达。”
而协作本身就是资本的计划性安排，因而，“从协作开始，资本就指挥控制了一个被计划好的劳动过程。计划在直接生产层面上并不表现出与资本运行模式的矛盾性，而是直接地表现为一种资本发展的本质方面。因此，在计划和资本之间不存在任何不相容性，对于资本在它的协作形式中控制着劳动过程（因而实现它的历史使命）来说，资本同时占有了这个过程自身具有的根本且特有的性质，即计划性”
。由此，潘齐尔里在忽视马克思对工厂分工和社会分工所作区分的前提下得出一个结论：计划性是资本生产方式的内在本质。
资本的工厂生产具有计划性，那么，它是否在向整个社会生产领域扩张？潘齐尔里认为是这样的。在他眼中，计划性不但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那种必然要求，同时它也作为一种资本统治的策略使用，即面对工人的反抗和市场的变动无序，计划就是资本家应对它们的根本方法，也是整个资本家阶级的方法。因而，计划性事实上具有了从工厂生产扩展到整个社会生产范围的趋向。潘齐尔里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所实施的“凯恩斯计划”的政策不正表现出这种计划性吗？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实际上，马克思的分析意在表明，在生产过程日趋迈向更高水平的形势下——从简单协作到手工业到大工业——资本是如何利用计划强化与扩大它对劳动力的控制，并获得一种对劳动力更高方式的使用。更进一步说，马克思这一分析的目的还在于显示，一种在工厂中不断发展着的资本家阶级的计划的使用是怎样成为资本对流通领域里个体资本的无秩序运动与相互冲突所产生的消极效应的回应，并且以立法形式限制那种施加于劳动力身上的广泛剥削。”
为了消解这种消极效应，计划功能的采用从资本的直接工厂生产层面上升至整个社会生产范围。所以，“资本主义越发展，生产组织就会越来越扩展为整个社会组织”
。这不正意味着工厂计划逻辑扩展为社会计划逻辑，并表现在当时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对经济发展安排方面的计划性上吗？于是，在早期意大利工人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种扩展性的“工厂计划性社会”观点出现了。
我们看到，在潘齐尔里那里，资本的计划性已经从工厂扩张上升到整个社会生产的安排层面，只不过他的资本“计划性”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国家代表社会总资本对总生产过程进行某些总体计划的干涉。而特龙蒂则在这种资本总体计划性上看到了“工厂社会”图景，他不是从工厂生产的直接计划性入手，而是发挥了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与资本吸纳劳动的理论，结合正在兴起的“第三产业”，把潘齐尔里侧重于管理性的“工厂计划性社会”思想通过逻辑转换深入到资本增殖运动的过程中来，指出资本在增殖运动过程中产生了将整个社会领域直至整个国家全都吸纳进来的趋势，资本关系越出了工厂高墙而进入社会。由此，“工厂社会”概念由他正式提出。
从《资本论》出发，特龙蒂指出，在资本确定生产统治地位后，资本就从其积累本性中产生了一种强大的足以把一切社会生产要素都卷进资本增殖运动中来的客观趋向。在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论述进行分析之后，特龙蒂深有感触地说：“确实，在劳动过程中，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对劳动、劳动力、因而对工人的指挥；但在增殖过程中又发展出一种强制关系，它迫使工人阶级进行剩余劳动因而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以它自己的方式想方设法占有增殖过程与劳动过程合一的统一过程；同样，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越是能占有这一过程，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越是能够变成社会所有其他方面的主宰者，它侵入了整个社会关系网络。”
在这里，我们看到，特龙蒂指出了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资本强制工人进行剩余劳动，生产剩余价值，同时他还强调了这一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已经日益越出工厂四周高墙而向整个社会领域扩张的现实，并指出在工厂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与实现剩余价值的流通过程合在一起时，资本就将整个社会领域全部变成了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过程。在这里，意大利工人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埋下了流通生产化的伏笔。
在特龙蒂看来，正是资本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造成了一种工厂社会化的趋向，这种趋向表现为生产与流通的一体化，表现为工厂的社会化与社会的工厂化，在此趋向发展的最高阶段上，资本就把社会和国家转化为资本生产的一个环节。这一点被特龙蒂特别地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相对剩余价值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所有内部变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与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劳动条件的激变和对劳动力的剥削、技术和社会过程的结合所形成的有区别的且日益复杂的统一有机联系在一起，以及与资本主义专制主义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发展越深入，也就是说，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渗透和扩展越大，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就越有必要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工厂和社会、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有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水平上，这种社会关系变成生产关系的一个运动环节，整个社会成为生产的衔接，整个社会生活在工厂的功能中，工厂专制统治扩张到了整个社会。”
在这里我们看到，社会已经变成了工厂，而资本工厂的专制也随之扩张为社会工厂的专制。于是，非常重要的特龙蒂的“工厂社会”范畴被提出。并且，他进一步指出工厂消失于社会的因由：“当工厂将其控制权扩展到整个社会时——所有的社会生产都变成了工业生产——工厂的特有特征就在社会的一般特征中消失了。当整个社会被还原为工厂时，工厂本身似乎也就消失了。”
于是，必然的结论是“工厂内的宪法将认可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工厂制度的独占统治’”
。在特龙蒂的语境中，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演变成为一个总体性的“工厂社会”，在这样一个不存在有形厂房的广阔的社会厂房中，具体的生产工厂不见踪影，但无形的资本的工厂强制关系却无处不在。也因此，处于这个社会中的所有人员，都必然被全部吸纳进整个资本主义工厂社会的生产体系中，成为一名雇佣劳动者，从而为资本所控制和剥削。
特龙蒂面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后工业社会化”现象，利用工厂社会理论去解释。他以“第三产业化”指称西方国家这一发展趋势。他说：“资本主义生产的最高发展水平标志着所有资产阶级社会关系达到最深度的神秘化。无产阶级化的真实增长过程表现为第三产业化的正式过程。”
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化”的兴起，反映了资本流通过程的普遍化和社会化，消费活动因此蓬勃发展。这也产生了社会就业岗位的大变动，使后来奈格里所分析的“社会工人”出现。
然而，特龙蒂认为，如果资本只是将社会关系化作资本生产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将整个社会化作工厂社会，资本的生产统治就还未实现它的最大彻底性，因为还存在国家的政治领域仍可超然于资本关系之外，并以自己的政治权力对资本施加强大的反作用。但是，在特龙蒂看来，外在于资本的国家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根本没有国家中立性的位置，国家必然为资本所吸纳，必然要为资本服务，并担负起维持资本顺畅地进行生产的职能。资本生产关系从其本性来说必然要把国家变为资本自身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特龙蒂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政治国家机器越来越倾向于认同集体资本家的形象；它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性，因此也成为资本主义的一项功能。由独特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所强加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单一构成过程，不再能够容忍甚至在形式上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网的政治领域的存在。”
为此，政治国家也无一例外地被资本生产关系纳入自己的增殖体系中。
面对工厂、社会和国家被资本一体化支配的客观现实，特龙蒂进行了提炼概括，其得出的结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全部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都从属于资本的工厂生产关系，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为生产而生产的社会，生产是目的，其他都只能作为它的中介工具而存在着。因此，“在此意义上，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社会关系永远不会与生产关系分离；生产关系变得越来越与工厂的社会关系相同；同样，工厂的社会关系也越来越直接获得政治内容。正是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倾向于使每一种政治关系从属于社会关系，每一种社会关系从属于生产关系，每一种生产关系从属于工厂关系。”
特龙蒂从资本生产扩张的视角得出一个对后来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学派具有重大影响的观点，即资本工厂生产关系统领一切关系，表现为资本的工厂关系统领了生产关系，统领了社会关系，并统领了政治关系，根本不存在任何外在于资本工厂关系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一切权力关系都是工厂经济权力关系的变形版本，任何非资本权力都将消除自身的独立性质，从属于资本权力。在上述论述中，特龙蒂明确了资本工厂权力关系的绝对支配性，同时也明确地批判了所谓国家和市民社会是对立关系的说法以及国家中立性的观点。
至此，从资本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角度，特龙蒂论证了工厂生产关系的扩张，论述了“拒绝工作”的战略。但是，他的工厂社会关系的逻辑还不完整，必须以资本流通过程相补充，方能全面展现工厂社会的思想。这个任务落在了奈格里身上。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伴随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滞胀”现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计划国家”也一起陷入危机。为解决上述危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危机国家出现。在这种宏观经济背景下，意大利经济同样遭遇困境，其国家经济政策发生巨大转型，其生产组织形式开始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转变，社会状态开始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第三产业发展起来。这样，整个社会变成了大工厂，社会群体的身份变得复杂多样，既有社会化的工人，也有分散化的零工，既有结群的各种学生团体、妇女社团，也有各种移民和有色人种以及边缘群体等。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频繁发生，此起彼伏，没有一刻停息。在意大利，因为工人斗争已经被意大利政府强力镇压，工厂工人运动衰落下去，但社会斗争兴旺起来。与此相应，斗争的主体也从以工厂工人为主转向了以社会群体为主，斗争领导与开展形式也从工厂委员会主导的自主斗争转向了社会群体的自主运动。20世纪60年代中前期，在意大利工厂工人斗争是主要和基本形式，形成了“工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形势的发展必然推动理论的前进，由于狭义的工厂扩张到整个社会甚至整个世界，反抗资本的斗争主体由工厂工人变成了社会主体，斗争策略也需改变，“工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亟须向前发展。
奈格里将分析社会最新变迁与提出新的斗争策略的任务担负起来。他提出了“危机国家”（crisis⁃state）与“社会化工人”（socialized worker）概念，通过它们对资本主义新的统治策略与生产技术构成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在资本采取此种统治策略与技术构成之后，又形成了新的劳动阶级构成，而这种新的劳动阶级构成必然采取新的自主斗争策略，一种新的自主论马克思主义即将诞生。为此，奈格里深入阅读马克思的《大纲》，目的在于从中获得相异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奈格里政治地解读了《大纲》，从中建构出了劳动与资本一直处于对抗状态且劳动优先于资本的本体论的政治历史观，还重点凸显了马克思对资本流通过程的分析，认为正是资本流通过程造成了资本一方不断扩张的趋势，从而把特龙蒂的“工厂社会”范畴推进到了“社会工厂”范畴的高度。
通过阅读奈格里的著作《马克思超越马克思》（Marx Beyond Marx），我们能够发现，在解读《大纲》的过程中，奈格里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与利润理论连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在他看来，剩余价值规律本身直接就是剥削规律，剥削就是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量的无偿占有，这种占有不能在生产过程中实现而只能在流通中实现。因此，剩余价值规律必然通过流通的社会化过程而表现为资本的利润规律，而利润就是平均化的剩余价值，经过他这种推导，利润范畴也出现了。奈格里认为，如果说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在生产领域中的剥削理论的话，那么他的“利润理论应被看作流通中的剥削理论，被看作社会剥削的理论”
。在这里，一种斗争理论的转化基础形成了，即在资本生产领域毫无疑问存在着资本对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削，同时在资本实现剩余价值的社会流通领域也存在着资本的剥削。反抗剥削不能只在生产领域发生，也应该在流通领域出现。因为第三产业的兴起，社会生产普遍化了，与此相应，寻求社会革命的主体就不能仅限于生产领域，而应前进到全部社会领域的层面。这当然意味着不仅工厂中的工人是被资本所剥削的人，而且社会范围中的各种社会群体都是被资本所侵占的人。此时，在理论上出现“社会工人”范畴成为可能。
在解读《大纲》时，奈格里特别指出，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出现资本不断地把新的社会条件与要素吸纳进资本关系的趋势，展现了一种将整个社会、国家乃至世界转化为资本社会的强大能力。奈格里对马克思关于资本流通过程中所产生的紧缩时间和空间趋势的论述尤其做了强调：“流通时间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限制=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减少=剩余价值的减少=资本价值自行增殖过程的障碍或限制。因此，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
在这里，马克思描述了资本流通过程的特征，但是这个过程是被马克思作为资本生产总运动过程的一个过程展开的。在资本总运动过程中，资本运动从生产过程开始经过流通过程中的一系列职能资本形态又复归生产，从而完成自身的增殖和积累。在资本运动总过程中，流通过程只是实现剩余价值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内在地要求快速，因为就资本积累和再生产而言，流通过程的时间越短，意味着资本周转越快，资本积累就越多。所以说，资本在这个过程中总是采取措施去最大程度缩短时间。由于商品流通过程总是在空间中进行的，在逻辑上它表现为一方面是扩大空间，另一方面又要缩小空间，即资本一方面要扩大市场范围，另一方面又要缩短流通时间。这个矛盾的解决方式被资本设定为以时间消灭空间，从而缩短时间，以尽可能最短的流通时间加快资本的循环速度，去实现资本扩大和积累的量。
但在奈格里这里，他把马克思的重点转换到了资本统治范围的扩张上。他认为，在生产领域中，资本将社会条件设定为自身所要面对的一方，在这一方还存在着仍然没有被资本吸纳进自身的那种作为生产条件的因素，但在流通领域里，资本消除了两者的对立。因为资本通过扩大市场交换的范围，使非资本的生产要素从属于资本了，由此资本统一了社会条件，把社会条件变成了自身，资本的社会出现了。奈格里说：“这样一种双重性和分离（指剩余价值理论中资本与社会条件的对峙状态——笔者注）不再存在了。资本建构了社会，资本完完全全是社会资本。流通产生了资本的社会化。”
在这里，奈格里的社会资本范畴出现。这个范畴和他的社会劳动范畴一样具有他给予的特有规定性，即社会流通活动就是一种社会生产活动。社会资本范畴对奈格里而言非常重要，他特别指出了它的作用：“它是资本范畴的质的飞跃，使社会向我们展现为资本的社会（capital's society）。通过这一过渡，全部社会条件被资本所吸纳，也就是说，它们成为资本的‘有机构成’。除了社会条件——它们在它们的直接性里表现自己——之外，资本还野心勃勃地吸纳其流通过程中所有的要素和物质，由此，所有涉及生产过程中的一切在这里就构成了那从手工业到大工业再到社会工厂（social factory）的过渡的基础。”
流通使资本变成了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使整个社会被纳入资本实现价值增殖的过程之中，资本由狭小的工厂渐渐扩张到整个社会范围的一切领域，资本的生产专制原则也一同统治了社会，社会成为“社会工厂”。特龙蒂的“工厂社会”范畴由奈格里通过流通过程而发展到“社会工厂”范畴。
不仅如此，在奈格里看来，资本扩张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强烈的对应性，表现为资本力图将国家变成资本的国家，资本要求国家对其每一最新发展的诉求都认可、赞同并维护。做到这一点的根本途径是通过政治行为把资本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法律的意志，以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条文确立下来，从而实现资本借助国家权力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因此，资本权力、国家权力、法律权力以及各种制度权力融合为为资本利益服务的权力。在这种认识下，奈格里说，曾经在经济生产领域和政治国家领域之间充当中介的市民社会慢慢萎缩了，它被融进了资本经济权力和国家政治权力之中。这样，国家就成为资本的国家。
面对马克思总结的美国这个由最新型的资本家阶级建立的国家所具有的资产阶级特征时，奈格里就读出了自己的上述观点。在他看来，马克思在资本扩展上形成三个原理。马克思的第一条原理关涉到一个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发展趋势，即美国资产阶级社会是由资产阶级自主发展起来的，与此前各种社会形成不同，它超越了此前各种运动的界限。在美国，“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对立仅仅表现为隐约不明的因素”
，马克思这句话指的是美国资本主义生产处于上升阶段的时候，由于劳动力短缺和国土广大，劳资对立矛盾并不突出，只是处于隐约对立之中。但是马克思的这一描述被奈格里判读为国家是市民社会的直接综合，美国的资本直接就是社会资本，而其他因素都被资本化了。在奈格里那里，马克思的第二条原理是关于资本集中和国家集权对应性关系的，即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和集中化决定了无论开放如美国社会还是封闭如欧洲社会，其国家权力都存在着一种持续扩张和集权化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直接由生产与流通之间的对抗所导致，这种对抗造成资本主义的集中化，其后果是马克思提出的“国家成了‘经济和谐’的最后避难所，而它最初被斥之为这些和谐的唯一的破坏者”
。这里，奈格里把马克思对凯里的批判变成了对国家职能的判定。马克思的第三条原理是资本走向世界市场的深化原理，奈格里说这“是在世界市场的层面上的矛盾和对抗的原理，而这是随着那国家的形象变成了（中介的或直接的）资本集中化”
。在奈格里的总结中，资本对立扩张形成三大原理，表现为资本从工厂扩张到社会，从社会扩张到国家，从国家扩张到世界。与此一起出现的，是资本生产的专制关系亦同步扩张到社会、国家，以至世界。
由此我们看到，奈格里在政治地解读《大纲》的过程中，选择从资本流通过程出发，凸显出资本不断把社会条件吸纳进来从而持续扩张的趋势，在扩张中资本将社会、国家和世界变为资本关系中的社会、国家和世界。就这样，意大利工人主义理论中的直接生产领域的工厂资本专制关系通过奈格里的理论转化扩展到整个社会领域，国家也不能被排除在外，资本的世界市场也必将到来，社会工厂形成，资本关系也随之普遍化。
在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关系中，工人的力量与资本的权力构成了一对对立关系，工人阶级优先反抗，资本被迫进行回应，形成资本更新的生产组织形式；新的资本生产组织形式造成新的工人阶级的构成，新的工人阶级构成继续进行新形式的斗争，再次迫使资本改进技术构成，产生新的资本生产形式，由此形成了螺旋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观，且是一种阶级斗争周期发展观。这是早期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观，实质是一种从工人阶级主体斗争出发的政治历史观。毫无疑问，潘齐尔里开启了这一政治历史观。
在解读《资本论》时，潘齐尔里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计划性总与专制合理性相连。在他看来，资本家在工厂中大肆采用机器生产，对劳动进行有效组织，这表现为一种强大的计划，是一种“专制合理性”（despotic rationality）。潘齐尔里认为资本家阶级对剩余价值贪得无厌，他们普遍地无节制地日夜运转大机器，既造成对工人劳动力最大程度的消费和剥削，又形成工人对他们最大程度的屈服。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倾向于持续地开动机器，无限制地吮吸工人的剩余劳动，从而获取无限制的剩余价值，这是资本的本性。那么，从资本一方看，资本主义发展的界限不可能存在于生产过程的连续运动中，只能存在于这种生产过程的断裂处。这种生产的断裂不可能来自资本家，必然来自工人阶级的反抗，是工人阶级反抗资本生产造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界限，形成资本主义的危机。因此，潘齐尔里说：“在直接生产的层面上，马克思基于一种生产力的无限发展而把资本主义看成了一种计划性：恰恰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与资本主义生产相对立的那种对抗性质的最为根本的表达。那‘内在的矛盾’并不存在于个体资本的运动中，即它们不是内在于资本的；资本发展的唯一界限不是资本本身，而是工人阶级的抵抗。计划性原理——它对资本家来说意味着‘预测’‘结果的确定性’等等——是作为一种‘无法抵抗的自然规律’施加在工人身上的。在工厂体制中，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方面只存在于工人阶级的不服从上，存在于工人阶级对‘专制合理性’的拒绝上。”
在这里，潘齐尔里提出了工人阶级反抗资本生产关系从而造成资本主义危机的观点，这是一种主体性危机理论。这揭开了意大利工人主义的“社会危机”理论的序幕。为应对这种危机，资本家阶级不得不改良生产方式，进行新型生产统治，形成了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这样，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也随之出场。
拒绝战略到了特龙蒂手中变成了“拒绝工作”战略，它作为一种“政治阻塞物”被放置在资本生产之链中，构成特龙蒂所提出的“社会危机论”。“事实上，这把反对工厂体系独占统治的直接斗争普遍化了。由于这一点，扎根于在生产的社会关系中反对这一社会体系的普遍斗争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可能性，而是具有历史必然性了；换句话说，要从资本主义生产内部把资产阶级社会推向危机。”
即工人“在资本本身中分离劳动力和资本”
。这种新型的社会危机论有效地反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客观危机论，有力地支持和激励了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开展，也成为意大利工人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大特点。由于工人阶级的拒绝战略能够有效击穿看似稳固的资本权力，那么，体现这种斗争力量的工人阶级的历史是怎样的呢？其历史观又是什么？一种书写新的革命理论的冲动在特龙蒂的心中升腾。1964年，特龙蒂在《一种新型的政治实验：列宁在英国》一文中发问：“资本主义社会有它的发展规律，经济学家发明了这些规律，政府运用了这些规律，工人则受苦于这些规律。但谁来制定工人阶级的发展规律呢？资本有它的历史，它的历史学家书写它。但谁来书写工人阶级的历史呢？”
特龙蒂要自己去发现工人阶级主导历史发展的工人阶级的政治历史观，要去书写“工人阶级发展的规律”。
在特龙蒂看来，我们必须颠覆既有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使工人从属于资本，使工人阶级的历史从属于资本主义的历史；我们要在生产中使资本从属于工人，使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从属于工人阶级的发展史。特龙蒂宣布：“我们曾经把资本主义发展看作第一，把工人看作第二。这是个错误。现在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反转，改变前进方向，重新从新的第一原则出发，这意味着关注焦点将放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上。在社会性发达的资本层面上，资本主义发展从属于工人阶级的斗争；它不仅紧紧跟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后面，而且必须使资本主义生产的政治机制对阶级斗争作出回应。”
这是特龙蒂的工人阶级政治历史观的核心论点，他颠覆了既有的历史观，将工人阶级的主体置于至高无上的历史动力的地位，从而将工人阶级的解放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放在一种新的历史动力机制和历史演化观上，表现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图景。在这里，特龙蒂似乎是重新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宣布的阶级斗争是迄今为止的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但不同的是，他是在直接的资本生产过程中，从工人主体性第一性的角度看待资本发展历史的，而马克思恩格斯是在一种客观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的矛盾的基础上来展现反映这一矛盾的阶级斗争的。他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
特龙蒂的历史观是一种革命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的阶级斗争的政治历史观，在他看来，恰是这种不断的更高层面的革命才造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知道，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实质上体现在工人阶级斗争的新层次上。因此，我们的出发点在于揭示一定形式的工人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将开启某种向革命方向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类型。”
因此，每一次革命都促成资本主义向更高水平迈进，而更高水平的资本主义又促使新的工人阶级发动更新层次的革命。所以，在这种革命中，工人阶级越来越普遍化，其解放也越来越具有人类学意义。
面对当时的区域性世界市场的形成，特龙蒂以这种新观点来解释之。当时的经济学家认为这种世界市场的形成是资本在生产中不断解决市场问题造成的，但特龙蒂认为：“工人阶级的观点寻求的是政治解释。今天谈论统一的世界市场，就是谈论对社会劳动力的国际控制水平。商品生产甚至可以在一个有限的自由贸易区内组织起来，尽管有一些困难。工人阶级的运动却不是这样。从历史上看，工人阶级的劳动力从其诞生起就已经在国际层面上是同质的，而且——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它迫使资本变得同样同质化。今天，正是工人阶级在全球范围内的运动的统一性，迫使资本迅速寻找出自己的统一性来回应。”
在这里，我们看到特龙蒂的资本的世界市场扩张不是资本自身实现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过程的产物，而是工人阶级越来越统一的政治斗争造成的，并同时为更为广阔的工人阶级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1967年之后，特龙蒂形成了一种理论结构，在这个理论结构中，首要的是工人反对资本的对抗，其次才是资本通过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多次变革而被动地进行回应，然后资本的这种回应又创造出一种新的工人阶级结构的政治重构。特龙蒂具有一个强有力的理念，即不断被动回应工人斗争的资本在事实上造就了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工人阶级队伍。从上述内容看，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特龙蒂已经提出了意大利工人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政治历史观，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资本被动回应工人阶级斗争过程的展开，它设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阶级斗争循环周期理论。这成为奈格里认同和继承的内容。
所以，奈格里在确证现代工人阶级运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核心地位时指出：“1848年的阶级挑战所引发的问题产生了一种新型的至关重要的认识（它多少被神秘地遮盖了），这种认识就是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除非我们认识把握住了这种在资本与国家变革背后的工人阶级的决定性作用，否则，我们就仍然困陷在资产阶级的理论中；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把从资本之中分离出来的‘政治学’形式化为一种动态的阶级关系（a dynamic class relation）。”
这种阶级关系就是工人阶级优先性的要求和立场，这种历史观就是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推动了资本主义被动性发展的观点。但是不同学者从不同切入点出发，形成理论表达上的不同侧重点。潘齐尔里从《资本论》中工厂专制主义入手，提出工人阶级的斗争是资本发展界限的论断。特龙蒂从资本生产和实现相对剩余价值过程中把整个社会变成“工厂社会”出发，提出“工人阶级第一、资本第二”的论断。而奈格里从资产阶级国家法律的角度分析法律与劳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而提出社会生产者的反抗促使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化的认识。
奈格里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是从国家法律的角度切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角度使他更容易认识清楚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力的具体布施。特别是他从法律制度和国家制度的角度切入劳动的视角，使他较他人能够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体系的特性。在他看来，法律制度和国家制度既集中体现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又把统治阶级的利益编制进法律之网中，这样既规范和控制了人们的行为，又巧妙地维护和实现了本阶级的利益。如果说法律制度和国家制度是一面棱镜的话，那么，它既能折射出利益的光谱，又能折射出权力的色层，同时还能折射出权力对象的形象。而法律的变动直接反映了社会现实的变动和对立性权力双方关系的变化。这是一种知识考古学的研究，也是一种谱系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奈格里正是通过具体而详尽的对法律制度和国家制度变革的研究而迈进“工人主义”理论之中的，这使他具有了其他理论同伴所没有的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立体性认识，使他能够在具体层面上把握住权力机制与社会主体之间的对立关系，也能够在宏观视野中去判定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在这里，奈格里所探讨的统治权力的内涵既包含资本控制、货币命令的普遍性生产权力机制，也包含国家政治统治的宏观权力机制，更包含资本吸纳整个社会后的具体的微观权力机制。所以，正是借助于法律哲学和国家理论，奈格里不仅获知了资本家阶级进行政治统治时所必然实施的法律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及其变革历史，而且得以洞悉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必然经过法律与国家机构的形式来紧密地控制人民的社会生产与生活，使一切处于权力之网中的秘密。
奈格里用《宪法中的劳动》（“Labor in the Constitution”，1964）和《凯恩斯与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Keynes and the Capitalist Theory of the State”，1967）两篇论文来论证劳动优先而资本被动回应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前一篇论文不是如阿尔都塞那样从意识形态上反击资产阶级抽象的人道主义，而是立足于欧洲资产阶级共和国法律文本和法律制度的具体内容及其发展变化，去揭露掩盖资本规训和剥削劳动的那种人道主义的虚伪性，同时提出劳动优先的观点。有西方左派学者把他的法制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与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相提并论：“在意大利和德国，这个观点与同一时期在法国、英国流行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对资本的‘人道主义’批判方式相比可能更有效应，或者说至少是不同的。”同时“这篇论文与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千高原》有共同之处，在《千高原》中工人阶级的斗争被置于战争机器的视域中，它挑战和破坏了由资本发起的制度性俘获装置”
。后一篇论文从欧洲1848年工人阶级革命出发，提出工人阶级在此次斗争中首次确立了自主性意识，在经过工人阶级斗争史所引发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回应变革中较完整地推出了工人阶级反抗是引发资产阶级政治国家变革的动力的观点，并提出阶级斗争周期理论。
在《宪法中的劳动》中，奈格里以意大利1948年宪法第一条规定“意大利是建立在劳动者之上的民主共和国”为例，指出在现代社会，劳动已经成为一切社会存在的基础，即使资产阶级也不得不承认。但同时该宪法对第一条进行各种限制和解释，将劳动者置于规范性的规定之下，使其成为被剥削的对象。这就在法律中首先潜在认定了劳动力具有颠覆性力量，同时又设定了对劳动力的形式性程序平等的约束，一种矛盾在法律中出现。这种矛盾当然是现实社会矛盾的反映。所以奈格里说，他要在宪法类法律和一般权利理论中揭示“把当代国家定义为一个‘社会国家’‘计划国家’和一个‘劳动国家’相关联的问题”
。这些法律和国家形式发生变革，绝不是它们自身逻辑的纯粹演进，而是有着现实基础的，这种现实基础就是扎根于资本与劳动对立中的两大阶级对抗性的政治关系。“根本的主题是这些制度机构的变化——由根基性的政治变化所产生——并不改变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性质，而是在完善它，使它充分满足资本发展的需要。”
这里政治的变化指的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政治关系的变化，而这种政治关系的变化来源于生产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持续的斗争过程。
奈格里在《宪法中的劳动》这篇论文中初步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历史观：“一方面，资产阶级——抽象劳动的管理者为了生存，必须合理化它的管理形式，以至于它越扩大它自身的统一，越扩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它自身的集中过程越要再生产出来且越要扩大范围。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承担了整个社会剥削的全部重负：它的存在是一种潜在的脱离剥削关系的行动；每一次运动都是一种潜能的造反，它内在的统一化既发挥着一种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否定作用，又发挥着一种对斗争经历的肯定作用。从此种观点出发，在长久性上凸显出资本主义改良与工人斗争之间的关系发展本身是本质性的。这种关系是一种双重运动，一方面，资本——其首要目标是与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必须使自己向妥协开放，以把内部的同质化的工人阶级（作为劳动力）组织进社会生产过程；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在它勉强承认资本对经济肯定性调节的片面而短暂的时间里——总是在自己的政治再统一化的连续性中，在革命力量的下次叫板中去重构随后的运动，它总是在运动中并能超越这种单一的发展规定。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和工人斗争之间的双重关系是内生于资本中的。它迫使资本进行持续的重构过程，以包含并遏制它的否定方。”
在这里，奈格里将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看作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政治对抗关系，这种关系是双重的，工人阶级的每一次反抗都引起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回应，重构出能够包容工人的新的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工人阶级又重构自身，并重启下一次的反抗。相应的，每一次政治关系的变动都由资产阶级的法律记录并确定下来，资产阶级的意志上升为法律的意志，以法律形式实施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这种法律统治的特点越来越趋向于一般化与和平主义的形式。通过法律内容和形式的变化，奈格里确证了自己的政治历史观。
在《凯恩斯与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一文中，奈格里运用这种政治历史观解读欧洲工人阶级斗争史，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和具体国家形式同工人斗争之间的对应关系，并凝练出一个核心观点，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由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所决定，每一种新的发展都是回应此前历史阶段工人阶级的反抗并重新将他们纳入新的资本生产形式之中的表现。这种观点贯彻了对劳动主体力量的本体论肯定，并将它确定为既是历史发展的关键，又是各种制度定型化的关键。这种发展观具有“自下而上”发展的方法论特征。
奈格里认为，1848年欧洲工人阶级革命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现代无产阶级第一次发现了它的阶级自主性（class autonomy），发现了它对资本主义体系的独立的对抗性（independent antagonism）”
。由此出发，现代国家理论才能得到充分说明。因为在1848年革命之后，两种力量的对抗才清晰地呈现出来，由工人阶级的斗争所引发的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变革动因才显示出来。阶级斗争出现周期化，资本的现代国家形式调整也一并出现。奈格里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辨明资本主义发展的世俗面向，在这种世俗世界里，剥削的辩证法（其对雇佣—工作关系的内在从属与雇佣—工作关系的对抗性）社会化了，这导致它扩张覆盖了现代国家政治的、制度的诸关系交织成一体的整个结构。缺乏对这些内容的理解，任何一种现代国家的定义都会产生黑格尔所言的‘黑夜中所有母牛都为灰色’的效果。”
由此，奈格里立足于工人阶级优先性和决定性的立场，在法律层面上揭示出工人阶级反抗而资本被迫回应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在国家理论的层面上重申了意大利工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历史观。
不仅如此，奈格里还在解读《大纲》中，从剩余价值理论入手，在工作日的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的对抗中，凸显这一政治历史观在政治经济学上的表现。由于奈格里把工人阶级设定为纯粹的主体性，设定为生产财富的唯一源泉，因而就把工人阶级确定为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之源，在与资本的对抗性生产关系中亦相应出现工人阶级主导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非资本支配其历史发展的论断。奈格里说：“我们正处在工人阶级动力（dynamic of the working class）的核心之处，在这里，工人阶级作为价值创造者的本质存在正进行着一种持续的斗争，这种持续的斗争一方面使资本发展，另一方面使阶级构成强化，使工人阶级的必需品和享受扩大，使再生产自身生命的必要劳动价值的水平线提升。由于资本发现自己处于被压制之中，就去抑制、降低工人阶级的生产力的价值，并将工人阶级的冲动限制在资本自身的构成中（通过这种抑制方式实现资本有机构成的强化提高），因而，那被转换为扩大的无产阶级斗争的斗争，那种根本性的对抗，最终构成了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之处（a key to historical progress）。”
这样一来，剩余价值理论就成为资本主义发展运动中最为重要的原理，从其中所产生的对抗决定了资本发展的运动。在奈格里那里，资本主义不再是由客观的资本为攫取最大利润和外在竞争压力所共同推动前进的，它的发展乃是工人阶级斗争的产物。
时代发展的新形势总是滋养着理论家思想的成长。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随着世界资本主义“滞胀”危机的出现，凯恩斯经济学和“计划国家”遭遇危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出现，危机国家来临。同样，意大利经济也发生困难，其社会发生巨大转型，生产组织形式开始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社会开始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第三产业发展起来。意大利整个社会成为工厂社会，社会主体的群体身份变得丰富繁杂，包括分散化的社会化的工人、学生、妇女、移民、有色人种以及边缘群体等等，社会运动也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工人斗争遭到意大利右翼政府的镇压，工厂工人运动衰落了，相应的斗争主体从以工厂工人为主转向了以社会群体为主，斗争形式从工厂委员会的自主斗争转向社会群体的政治自主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时，意大利工厂斗争是基本形式，因此形成“工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势推动着理论的发展，原有“工人主义”探讨的范围需要越出工厂高墙而走向社会领域，其反抗主体需要走出单纯的工人阶级主体而走向社会主体，其反抗战略需要更新，其对资本主义统治形式的变化需要作出理论说明，对反抗主体的未来解放途径亦需要作出理论描绘。“工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亟须向前迈进。
奈格里担负起分析最新社会变迁的任务，提出了“危机国家”与“社会化工人”的概念，以此为工具分析新的技术构成和阶级构成。这种分析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计划国家的危机开始，走向资产阶级回应危机的新形式，同时提出在这种新的生产技术构成中形成的新的阶级构成，而这种新的阶级构成又进行反抗，新一轮的斗争周期开始出现。
里卡多·贝洛菲奥雷（Riccardo Bellofiore）说：“与特龙蒂相比，从同一个树干出发而沿着不同枝干发展的是奈格里，他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了马克思危机理论的一个原创性的发展，这个发展理论是很精彩的。”
这种精彩之处在于奈格里以自己所提出的那种马克思的危机观来分析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失灵。在奈格里看来，“马克思把危机的根本原因植入了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之间的关系中，就是说植入了工作日的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中，植入了组成工作日的阶级关系中”
。这样一来，危机在奈格里手中就变成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对抗，变成了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对抗，进而成为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对抗斗争，斗争具体化为拒绝工作和提高薪水的要求，这种扩大必要劳动价值的斗争必然压缩剩余劳动价值，其必然转换为社会层面的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最终资本生产难以为继。这是工人阶级自主性的胜利。而凯恩斯主义只是资产阶级企图把不可避免的工人阶级的自主性加以转化的一种策略，即认可工人阶级的自主性，并将这种自主性转变为一种对工人需求的刺激，以此来对抗那与生产的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连在一起的停滞趋势。在这一过程中，凯恩斯主义寻求使工资的独立性从属于生产率的目标，以此保证资本家的生产平衡地、按比例地发展。但是，这种将工资独立化的做法造成了工资与生产率的脱节，使工资成为一个独立的变量。而刺激需求即增加工资，增加工资就要增加必要劳动的量，剩余劳动的量趋于减少甚至趋于零。计划国家的福利制度使分配被简化为一种力量的关系。工人阶级的工资斗争使社会的生产关系爆炸，挤压了剩余劳动。
面对这样一种凯恩斯主义计划国家的危机，一些斯拉法经济学的年轻追随者共同呼吁对工资战线进行一次进攻，要求资本强行实施创新之路以应对利润的压缩。奈格里描述了这种思潮，“计划国家只能导向一种关系，这样一种关系从任何一种价值一般等价物中挣脱出来，与资本的有机构成完全脱钩，以在社会生产过程中非干预（non⁃intervention）为前提。劳动与对劳动之命令之间的分裂是彻底的；国家只能采用‘危机国家’（Crisis-State）的形式，在危机国家形式中它为了资本的生存而使命令肆意实施”
，并使“国家的功能从属于企业的功能”
。于是，资本主义进行了回应，它把通货膨胀与工作外包结合起来，为整个社会设置工作。工厂社会开始覆盖社会的角角落落，跨国公司跨越国界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生产。削减福利，取消稳定的工作契约，同时把中心化的福特主义生产组织形式转变为灵活的后福特主义的生产组织形式，发展第三产业，资本以种种手段消解群众工人的反抗，压低必要劳动价值，提高资本占有的剩余价值。
危机国家出现后，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盛行起来，整个社会成为工厂社会，所有社会成员被纳入资本的生产与流通过程之中。各色人等全部成为为资本工作的工人——无论是全职、半职、零工等等。于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构成“从‘群众工人’向‘社会化工人’过渡，就是说从福特主义工人的霸权向后福特主义的社会化工人的霸权过渡”
。资本为回应群众工人而制造出社会化工人，意图更好地控制他们，然而社会化工人具有劳动者的本体论式的自主性，他们的新型反抗在新的基础上再次开启。
面对这种工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斗争周期观，面对奈格里不断着力确立新的工人阶级形象的努力，里卡多·贝洛菲奥雷在2006年评论道：“工人主义不能把资本主义重构自身看作是分化工人阶级的事情，看作是解构工人阶级的事情。这种资本的回应总是应该被看作一种一次次越来越强烈的持续的与社会主体之间的游戏的重复。这不是特龙蒂的课题了，这是奈格里的课题，这个课题将要从群众工人（the mass worker）到社会工人（the social worker），到半机械人（the cyborg），到非物质工人（the immaterial worker）。从来不存在劳动的解构。”
这里，贝洛菲奥雷总结了奈格里的劳动主体的不断演变性。
通观奈格里的自主论马克思主义，可以看到，他继承和发展了早期意大利工人主义的政治历史观，并把它扩展到社会工人斗争的领域，同时在《马克思超越马克思》中进行了精致的理论化。经他发展后的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历史观是：将活劳动作为历史发展的本体论基础，通过把活劳动的工人阶级现实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设定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展现了资本被动回应工人阶级反抗斗争而改进生产与统治方式并同时重新构造出新的工人阶级构成，之后新的工人阶级再次启动新一波阶级斗争的具体历史进程。在这种历史进程中，劳动主体不断因资本的技术构成更新而变动更新着自身的构成，强化自身的力量，直至走向彻底解放。当我们具体化这种历史进程理论时，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活劳动主体与客观资本统治形式之间相互对应的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样态（见下表所示）。
当世界历史发展到21世纪的时候，全球资本主义出现在世界上。作为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者的奈格里和哈特又该如何解读呢？以下章节将从帝国统治形式、诸众主体、出离策略和建构共有体等方面予以系统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