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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一个的确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支撑的。……这个由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许多具有跨国的性质）和科学界组成的网络，由于互联网而如虎添翼，已经建立起一个非正式的全球体系。这一体系天生就是与更机制化和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合作相一致的。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
我们肯定是在进入“控制”的社会，这些社会已不再是严格的惩戒式的社会。福柯常常被视为惩戒社会及其主要技术——禁锢（不仅是医院和监狱，也包括学校、工厂、军营）的思想家。事实上，他是最先说出此话的人物之一：惩戒社会是我们正在脱离的社会，是我们已经不再置身其中的社会。我们正在进入控制社会。
——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
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激进左派就全球化的性质及其产生的后果所描绘的最乐观的图景了。两位作者在扫荡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的权力结构的任何怀旧情绪方面所做的努力是值得称赞的。他们证明新的统治世界的逻辑和结构的出现，既是对被剥削和被压迫者过去的斗争的反应，又是反对新的剥削和压迫形式的斗争（比以往的权力结构）更有利的场域，这一点也是值得称赞的。
——乔万尼·阿瑞吉：《帝国的谱系》
当代资本主义正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诸多西方左派学者都敏锐地意识到其与以往阶段的不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说：“目前，我们正处于另一个转型期，面临另一个崭新的世界体系，我们要在这庞大的体制的统辖下面对一种全球性、整体性的全新的空间。”
世界体系论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也这样描述：“今天我们有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它覆盖了整个地球，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体系。这是新形势。”
哈特和奈格里则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和劳动之间关系的历史转变来定义这个时代的，认为这个时代是一个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或者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他们在《帝国》中把当下的历史阶段定位为“后现代”时代，“从帝国主义到帝国，从民族国家到全球市场的政治管制：从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出发，我们正目睹现代历史中一种质的过渡阶段”
。这个阶段是资本对全球劳动的形式吸纳向对全球范围劳动的实质吸纳
的转变，全球工厂社会形成，现代发展到后现代。他们指出：“后现代化是这种经济过程——当机器与工业技术已经扩张到覆盖整个世界时，当现代化过程完成时，当对非资本主义环境的形式吸纳已经抵达它的界限时——后现代化过程出现。”
因而，“在我们的观点中，最为重要的方面是资本的当代彻底转变与世界市场构成了一个真实的后现代过程。”
对于时代的后现代判断，奈格里在2014年《工厂策略：关于列宁的三十三讲》的英译本前言中进行了强调：“我的起点是一种信念，它在1968年之后，经过1989年，特别是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期间，在我与迈克尔·哈特合著的所有著作（《帝国》《诸众》和《共有体》）中都得到重申，我们已经在人类历史中着手于一个新的时代了；这种信念就是现代性从18世纪以来被步步向前地决定性地巩固，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性制造出社会主义运动，自由的革命已经走向终结。资本主义，在今天的金融形式中呈现出来并持续剧烈地经历各种危机，显露了它晚期阶段所有的特征。”
那么，这个作为后现代的历史时代到底指的是什么？它的资本统治新形式有何特征？在这种新统治形式中是否蕴含着新社会的建构基础？这种新社会又将是什么样子的？这一系列问题被置于哈特和奈格里的面前，要求他们回答，而他们也进行了系统的回答。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这是一个资本帝国统治的时代，但是非物质劳动的霸权为打破帝国而实现绝对民主奠定了本体论基础，反抗资本主义并建立一种新的制度的时代已经来临，但需要主体去抗争、去建设。“当产生于‘春天’的造反运动的核心问题是关涉诸众政治的装置与共有物（the common）
的民主管理制度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时代。这种创构性的力量必然承担起对正存在着的资本主义权力形式的摧毁，并为全球范围的底层阶级要求一个联邦的空间。”
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哈特和奈格里基于早期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历史观与方法论，解读了当下情势，声称要在马克思方法论的基础之上超越马克思，发展出一套新的理论工具来反映资本主义的最新现实。他们在《诸众》中写道：“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关键是社会理论必须吻合当代社会现实的轮廓。与众多唯心主义理论——它们设置独立的、超历史的理论框架面对所有的社会现实——相反，人们首先要把握的是马克思在《大纲》序言中所解释的关于方法论的一个极其精彩的言简意赅的说明，即我们理解的模式必须符合当时的社会世界，并随着历史的改变而改变：方法与根据、形式与内容必须相一致。这就意味着一旦历史向前发展，社会现实发生改变，那么旧有的理论就不再是充分有效的了。面对新的现实我们需要新的理论。要追随马克思的方法，人们必须从马克思理论所达到的程度出发，从他所批判的目标即已经改变的作为总体的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社会出发。简单地说，要追寻马克思的脚步，人们必须真正地超过马克思的步伐，在他方法的基础上发展出足以面对我们自己当下形势的一套新的理论工具。我们必须写出一篇新的序言，这篇新的序言必须能够更新马克思的方法，并能充分考虑到1857年到今天之间的变化。”
哈特和奈格里已经充分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实，这种新现实需要发展出一整套崭新的理论分析工具，这套新的理论工具是对这一历史新时代的判断，是对活劳动发展最新表现形式的认定，是对资本统治最新形式的揭示，是对活劳动最新反抗主体与反抗形式的分析，是对人类解放新前景的展望。在打造自己的分析工具的过程中，他们继承发展了早期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历史观，吸收改造了斯宾诺莎、福柯、德勒兹、加塔利、德里达等哲学家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后现代范畴（如后福特主义时代的非物质劳动，世界市场的帝国统治形式，控制社会，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生产，诸众，共有，绝对民主，等等），从而建构了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最新理论表达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