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从学术的角度推进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准确地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和本质，深化对其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当下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它不仅可以使我们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更加全面地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而且可以从当代资本主义所无法摆脱的困境的维度来深化对资本逻辑本身的研究，从而为我们在新的实践语境中驾驭资本关系提供有益的启示。

在当下的语境中，数据化生存已然是一种客观的事实。我们通过数据的中介而被联系在一起，作为平等和共享的数据包的一种要素而相互存在着，这要比当年通过货币的中介而使我们的社会关系不断延伸来得更具质变性。我们通过数据的中介而使我们的主客体世界无限延长，这已经不是一种手臂和脚的延长，而是世界本身的延长。这可能会使我们感叹一个新世界来临的可能性，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数据化的世界同样也有算法歧视、数据的资本化运作等难题。在马克思当年的货币化世界中，古典经济学家面对新出现的这个世界，很高兴地表示这是一个与封建时期的强权化社会秩序不同的、平等的自由交换的新世界，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也从原先的依附关系变成了自由人之间的共生关系。但马克思明白地告诉人们，资本主义货币化社会关系的本质不是一般的货币交换关系，而是以资本自我增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特殊的货币关系。因此，它背后隐藏着的是与表面的自由平等关系不同的剥削与统治的关系。对这一点的强调并非为了让我们在当下的语境中照搬马克思当年的观点，而是敦促我们保持明确的方法论自觉。数据化世界的现实社会关系基础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维度，在私有制生产关系基础上的数据化世界很难摆脱资本对数据的控制。而要使数据化世界这个新要素能够真正服务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必须把它放在新生产关系的实践语境中。

资本逻辑批判一直是唯物史观视域下资本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从资本关系出现的那一刻起，无止境的贫困以及无聊的劳动就一直是左派批判理论家关注的焦点。前者往往从交换或分配关系变革的角度，后者往往从基于人性的自由自觉的劳动的角度，来阐发自己的观点并提出克服上述困境的具体路径。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上述阐释路径的最大问题在于拘泥于经济学的角度来谈论资本逻辑的本质。尽管从表面上看来，资本关系的确只是一种经济学上的关系，但如果真的只从经济学视域来探讨资本关系的本质，就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亚当·斯密准确地看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的平等性，但他没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的吊诡性，即资本家在通过交换过程得到劳动力商品之后，一定会在劳动力商品之使用价值的实现过程即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迫使雇佣劳动生产出超过其自身价值的剩余价值。如果不越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层面，如果不从唯物史观的视角进入生产关系的层面来谈论资本关系，那是看不到上述这种吊诡性的。约翰·布雷、威廉·汤普逊等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之所以无法在克服不公平的分配关系上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其原因正在于此。而在我看来，当代西方左派学界的一些学者尽管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但他们解读资本逻辑的方法论依然延续了从单纯经济学维度入手的解读思路。于是，资本关系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分配关系之不公平的问题，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性问题。当我们面对他们所提出的各种诱人的替代方案时，我们要思考的其实不是这些方案是否完美，而是它们是否真能实现，是否真能推动现实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

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复杂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主体、社会矛盾表现形式上的新变化，同样是我们在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要面对和重视的问题。劳动产品的形式从物质产品向知识产品的转变，使我们开始接受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的活动等新概念，并开始对劳动主体的转型问题感兴趣。从经验的层面上看，非物质劳动的确具有物质劳动所不具有的新特点，譬如，它更强调劳动者之间的协作性和共享性。但当有些国外学者说非物质劳动的这种新特点决定了它必然会开辟出人类社会关系的新未来时，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种解读思路在方法论上是否存在着局限性？马克思当年面对机器体系的作用问题时，他感兴趣的不是机器的作用而是机器大工业对劳动过程的改变以及对社会经济形态产生的影响。这不是因为马克思对工业过程有偏好，而是因为他是把机器放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层面上来加以解读的。当我们今天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非物质劳动过程时，我们不仅要在生产的技术方式维度上关注非物质劳动的新特点，而且要在生产的社会关系维度上关注这种非物质劳动的具体表现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非物质劳动的协作性和共享性到底会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它还有可能以单独的形式来推动社会关系的发展吗？从本质上讲，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关系到我们能否正确理解唯物史观在方法论上的深刻性。

从现代性维度来剖析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学界很早就开启的一种学术努力，有从文化维度切入的，也有从经济学、政治学等维度切入的。从现代性的结构或元结构的角度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失为一种可喜的理论努力。我们只有真正搞清楚了现代性的结构特征，才可能找到克服现代性之内在矛盾的科学路径。其实，不管是对现代性还是对现代化进程的研究，都有一个审视角度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是在文化的维度上把现代性解读为资本逻辑在文化层面的效应，那么，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路径便只可能沿着文化的维度而展开。同样，如果我们只是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角度来谈论现代性问题，那么，现代性的结构当然就会被解读为市场和组织的相加。应该说，这些解读思路从某个角度来看都是有学术价值的，但当我们面对唯物史观对现代性问题的解读思路时，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方法论变革在此问题研究中的重要性。对唯物史观来说，社会实践是解读现代性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因此，那些看似独立的文化要素、经济要素和政治要素，其实都是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因其复杂性而展现出来的客观内容。从唯物史观角度来深化对这种复杂现代性的解读，可以让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及外在表现形式，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理解超越这种现代性的现实路径。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研究还可以从很多其他的角度来切入，在此就不详细展开了。此丛书是我们在这一领域所做的一项学术努力。我们希望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研究的唯物史观视域的强调，来凸显一种方法论的自觉，以使我们能够从社会历史过程的角度来推进对此问题的研究。至于我们是否真的做到了这一点，还要请阅读此丛书的专家学者们来评判，请大家批评指正。此丛书得到了南京大学文科卓越研究计划项目“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唐正东
2022年3月1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