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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水蜜桃，前明时出顾氏名世露香园中，以甘而多汁，故名水蜜。其种不知所自来，或云自燕，或云自汴。然橘逾淮而化枳，梅渡河而成杏，非土腴水活，岂能为迁地之良乎！则谓桃为邑产也，亦无不可。
——褚华：《水蜜桃谱》，1814
维多利亚时期的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在其1847年出版的第一部中国游记的尾声中，回顾了自己“漫游华北三年”
的收获，他谈道：“从上海周边搜集到的重要物事中，我实在无法忘怀一种大而肥美的桃子。这种桃8月中旬在当地上市，保鲜期10天左右。它们产于城南几公里外的桃园，能长到周长28公分、重340余克的并不鲜见。这大概就是一些作家所谓的‘北京桃’。围绕着这种桃子，文人不吝笔墨，写下许多令人惊奇的故事。”
福琼在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便抵达中国。根据此条约，上海及另外4个港口城市开始允许外国人定居和通商。皇家园艺学会赋予福琼此行的任务，是搜集22种食用及观赏植物的标本。尽管福琼领受任务后不久便与园艺学会不欢而散，但他从上海寄往加尔各答的17000枚茶树种子，帮助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建立起英国首个商业茶种植园，也使东印度公司一举成为茶叶这种关键作物的主要生产商。
而包括“北京桃”在内的多种植物，如“杜鹃、山茶、菊花、牡丹以及蔷薇的若干新品种”也被福琼寄回了英国，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大英帝国为自己设计并日渐丰满的“自然主宰者”的崇高形象。
[30]福琼作此书正是要揭开有关中国农业的重重迷思，同时强调自己在植物学上种种新发现的重要价值。
就此而言，上海水蜜桃确是一个收束全篇的好题目。一方面，中国向来不缺与桃相关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再没有什么树木和果子，能像桃一样被赋予如此丰富的象征意义”。
在福琼到达中国前的两千年间，桃子一直与人们修仙证道的夙愿难解难分。这种关联甚至可以追溯到西王母斥责汉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妄图将昆仑神山果园中有长生不老之功效的仙桃播种人间薄地的传说。几个世纪后，在陶潜的《桃花源记》中，桃花则构成了通向乌托邦式理想天地的门户而为世人所传诵。贡桃也是中华帝国要让万方来朝的雄心壮志的象征，是所有能“引起人们对未知世界无限遐思的奇珍异宝”的一个缩影。
另一方面，尽管上海水蜜桃的真实尺寸较园艺协会所描述的为小，也并非“生长于皇家园囿，重达两磅”，它们却依旧让福琼出尽风头，大大吹嘘了一番其在上海亲眼看见的物产之盛。
在记录这一丰盛景象时，福琼不得不承认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前人早已对华南地区的农事极尽溢美之词，以至于当福琼打算描绘“物华天宝的上海平原”时，竟发现自己很难不落前人窠臼。但通过宣称发现了一种既非生于京城、也非产于西人更加熟悉的岭南一带的水果，福琼在欧洲探索中国的新阶段扮演起前哨先驱的角色，也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当时尚不起眼的上海地区。
[31]但福琼没有意识到，他到底晚人一步。几个世纪以来，上海本地人已经在不断编织一种关于上海的观念，即上海才是大自然无与伦比的宰治者。福琼曾承认过，在阐述上海地区的农事时，他深感词语的贫乏。可早在19世纪初，中国作家们就已积累了大量美好的词语，来描绘该地品类繁多的“物产”（crops and products），尤其是上海桃的妙处。本章的主旨，便是要探究桃在上海观念的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揭示这么一种将上海视为帝国中心及包罗万象之都会的观念，是如何从种种对于当地作物的描绘中生发出来的。而这一切，早在上海蜕变为国际化港口城市以及福琼之流抵达的很久以前，便已经悄然发生了。
在开埠之前，前述这种对于上海的美好想象，曾广泛流播于本地及周边官员、名流的传统中国饮食书写中。其中极具价值的一类，便是上海地方志中列于“物产”条目下的记载：它们既包含与当地特产相关的旧闻轶事，也有受其启发而作的诗篇韵文。方志作者在确定何为上海土产，以及阐释上海一地之饮食与包罗万象的中国饮食文化史之间如何关联等事上，起着奠基性的作用。以方志的记载为基础，当地文化名人纷纷以笔记形式围绕上海饮食的重要性进行更具个人色彩的阐发，而这些评述反过来又影响到后世的方志作者。及至17世纪，水蜜桃从各种物产中脱颖而出，成为上海的标志，而且据说这种桃子在当地顾姓士绅的露香园中长势尤好。最终，上海水蜜桃成为一篇植物学专论的课题，即褚华所作、发表于1814年的《水蜜桃谱》，这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篇关于桃子的著述。
在这篇桃谱中，上海被描述为一个仙家也愿常往的福地，甚至可与汉武帝的上林苑相媲美，而后者则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聚幅员辽阔的中华帝国乃至整个须弥宇宙之精华于一身的壶中天地”。
后来，福琼以“上海桃”一说取代了他原本被派往中国寻找的“北京桃”，由此凸显了上海在中国农业和饮食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但这也不过是重复了当地人已然烂熟的一套话语而已。
[32]对围绕土产作物展开的民间故事和知识加以探索，这为我们提供了从文化史维度去理解帝国晚期上海的重要视角。目前，学者们已经充分了解到上海在明清两朝经济史上的重要地位：其棉花产业是泛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上海港也是国内贸易的主要集散地。
近年来，有关上海庙宇建造的研究，以及围绕徐光启（1562—1633）等人物所形成的知识分子社团的研究，也有力地驳斥了一种流播甚广的错误观念，即帝国晚期的上海不过是偏处一隅的海陬小城而已。
但当上海人一边阐发着他们对自己家乡重要地位的解读，一边又不得不面对上海在帝国行政体系中的确较为次要甚至屈居三流的地位时，他们如何在两套话语的断层中妥协调和——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当不足。
其实，帝国晚期的上海人已经充分意识到，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家乡的形象是不够丰满的：上海从来不曾成为省会城市，甚至一些规模更小、经济也更落后的小城镇都比上海拥有更为纯正的文化血统。只要能充分认识到上海人对自己城市的平平无奇是做了相当充分的思考、形成了一定深度的理解的，那么这种认识就会自然而然地引导研究者去探索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中国有着为数众多的“泯然众城”的城市，生活在这些城市中的人们又是如何竭力为家乡打造出一张独一无二的文化名片的呢？
大力宣传当地的文化成就，是为家乡扬名立万的方法之一。明清时期，这种做法在全国范围内蔚然成风。不论是北京、广州、绍兴、扬州这些通都大邑，还是屈居次要地位的小城小镇，无不如此。
当时越来越高的区域人口流动性是造成这种趋势的动力之一：正是在公干、商旅以及去外省务工的途中，流动人口将家乡的文化符号带到了全国各地。当然，该群体中也会有人将客居地视为“第二故乡”，成为当地文化和地方历史的热情拥趸。
但在人口流动因素以外，还有一个更加具体的原因鞭策着江南地区中等城市里的居民去大力宣传各自家乡的特色文化。明代和清初，即便是江南地区最优越的城市（例如苏州）也“深深植根于其周边广袤的腹地。”这种联系如此深刻而紧密，以至于“要理解‘江南’这个概念，最好不要把它视为广阔乡镇腹地包围下的两三个大城市的统称，而要将其理解为一个一体化的‘城市区域（urban region）’”。
城市化进程以及随之发展起来的都市文化迅速改变了帝国晚期江南地区传统城镇的样貌，也威胁到这些地方各自原本的文化特质。更不必说对于上海这种新兴都市中的居民而言，要找到值得夸傲的风物，让家乡脱颖而出，简直是难上加难。穆四基（John Meskill）在对当时上海所属行政区划——松江府的研究中就提出：为了应对这种挑战，该地区的许多城镇开始大力宣传其周边的自然资源，或以当地特别拿手的技艺来为家乡背书。如此，这些地方也往往能“凭借某种地方特色产品而驰名”，例如湖州的竹制品、嘉兴的金属加工工艺、无锡的泥塑、宜兴的茶壶。
可上海并没有这样拿得出手的物事。
[34][33]造园技术和当地特色作物的培植，让上海的文化名流们找到了为家乡扬名的希望。一方面，城市园林文化的兴盛让上海的精英们看到了与久负盛名的大都会一较高下的可能性。自汉代以来，皇家园林就是帝国精神的重要象征。及至明清时期，园林在城市文化精英的身份认同中更是扮演了愈加关键的角色。
另一方面，因为造园讲究因地制宜，园林也就成为表现一座城市独特的空间布局、表达其居民身份认同的绝佳载体。而像顾家桃子这样的特产，则进一步赋予园林空间以文化价值。
在上海当地名流为家乡各处桃园所作的题咏中，人们往往将这座城市放在一个能够一直追溯到汉武帝时期的果树栽培文化史谱系中去讲述。由此，他们不但为这座城市打造了独一无二的名片，更将上海描绘为中华帝国甚至整个世界的中心。作为对上海地区悠久的农业生产史的阐释和升华，上海园林及其精华——水蜜桃，终于将上海的位置在中国的文化版图上清晰地标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