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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一个社团在多大程度上是“他者”，往往取决于该社团所能调动的物质和文化资源。这些资源赋予其向外界讲述、呈现自身的条件和机会。也正是通过这种再现机制，地域饮食文化赋予其所代表的地方以重大的历史意义。在帝制中国，方志所记载的各地饮食文化首先是以帝国的统治中枢为讲述对象的，位居中枢的文化精英又从地方志中萃取信息，编纂成“一统志”，从而营造出一个稳定的帝国想象，明晰帝国中心与其边缘地带的关系。这也意味着，从理论上讲，方志应当定期重修，以记录王朝的权力更迭对地方的影响，并将地方的发展融入帝国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去。作为贡品进献给帝王的异域食物则被系统性地收录在历朝历代的《实录》中。它们进一步丰满了人们对于中华帝国的想象，并定义了帝国与其邻国甚至更遥远的贸易伙伴之间的政治关系。至于这些记叙是否真实公允，最终的裁决者只有上苍，因为饮食文化——或者说任何文化——只有在社会安宁、政治清明、民风淳朴从而受上苍垂爱的地方才能发展起来。不过，地方上声称自己是被神明眷顾的福地，也直接或间接地挑战了中央的权威。正如我们将从上海水蜜桃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这种食物叙事在当地人中间激发出一种态度，坚信上海相对帝国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具优越性，更显包罗万象的都会气象。
进入20世纪，一种线性的历史观逐渐取代了以循环往复的王朝更迭为基本范式的历史书写，成为人们叙述时间、理解空间的主流模式。在这样的背景下，上述有关饮食文化正反两方的声音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历史叙事的着眼点已经从帝国的政治权威如何建立、统治如何延续，转而讲述民族国家如何诞生，并尤其关注一种统一而连续的民族国家文化如何在历史的进程中发展成型。同理，线性展开的国家饮食文化史不能赋予任何一种地域饮食文化以特殊地位。相反，各地饮食文化只是标记了中国饮食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且如此展开的中华民族饮食文化史要与整个中华民族国家史的进程相吻合——从上古到当下，丝丝入扣。这些记载往往从一些宏大的主题切入，例如食礼和食品加工史，并在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作物生产方面着墨甚多。
这样的线性叙事对撰写地方饮食文化史的人们提出了挑战，促使他们转向新的叙事框架以评估当地饮食文化的历史地位。不过，这种线性的民族国家史观虽然成了学界和政界的主流观念，却并未垄断所有的历史叙事。从地方饮食文化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有的叙事者着意要将地方史融入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中去，却也有人要在线性的历史叙事之外另辟蹊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
[18]这样，饮食文化成了一套更为宏大的话语的组成部分，这一套话语所要建构的便是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谓的“地方性”（the local）。杜氏认为，“地方性”——此概念的精髓是将表示“地方的”（local）这一形容词名词化了——是“更宏大的结构（比如国家和文明）的真正价值所在”。“地方性”并非指地理上的各个点，而是一种思想上的认知框架。通过这种框架，中国人赋予各个地方——村庄、乡镇、城市甚至某片森林——以历史性的重大意义。由此，人们将地理的空间感与历史的时间感联系在一起，让每一个地方都成为独一无二的“时空体”（chronotope）——一个“以当地时间节律为特征”的空间。杜赞奇以梁山丁发表于1942年的小说《绿色的谷》为案例，指出小说中存在着三种“时空体”：原始的东北森林代表“独立于线性前进的历史观之外的、自然的、循环往复的时间”；各路精英与政治力量争夺不下的狼沟代表了正在形成中的“民族国家的线性时间”；“南满站”这座城市则象征着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国际地缘政治背景下，中国社会“不断加速的资本主义化进程”。
周作人在散文《卖糖》中回忆了几样他最为钟爱的家乡甜食，也向人们展示了食物是如何作为文学时空体而发挥作用的。
周氏生长在绍兴，青年时曾赴日本留学，后来常年定居北平。20世纪初，周氏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大论战的积极参与者和领军人物之一。这场运动誓要以“新文化”取代“旧文化”，从而解决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但很快，周氏就与这场运动中的主流知识分子群体分道扬镳了，因为后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持的否定态度令他难以接受，后者所坚持的“文学应服务于建构民族国家的政治目的”的道路最终会将国家带向何方，更令周氏思之不胜忧惧。于是，周氏从新文化运动中疏离出来，转而沉醉于中国地方社会的历史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研究。1937年7月日军攻陷北平后，周氏的研究兴趣对其抉择有着重要影响：不同于许多此时不得不流亡内地的中国知识分子，周作人留在了沦陷区，接受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职务，后又成为亲日的汪精卫伪政权中的一员。也正因为这一段经历，国民党政府后来以“通谋敌国”的罪名对周作人进行了审判。但无论周作人自己的政治倾向如何，《卖糖》这篇思绪在中日两国间恣意游走、在400余年历史上进退自如的散文，都不能简单粗暴地从政治动机上进行阐释。
[19]作于1938年的《卖糖》是一篇颇有意味的短篇散文，它表现了食物如何勾起人们对某一地方的情感。全文以崔旭《念堂诗话》中有关“夜糖”的一则记录开篇。“夜糖”是绍兴当地的一种零食，卖糖者沿街敲锣而行，以吸引顾客。《越谚》是记录绍兴风土人情的重要著作，可它对“卖糖”的风俗只字未提，这令周氏大为失望，他点评道：“绍兴如无夜糖，不知小人们当更如何寂寞，盖此与炙糕二者实是儿童的恩物。无论野孩子与大家子弟都是不可缺少者也。”接着，他带着脉脉温情细致地描述了几种家乡甜食的制作工序、卖糖小贩所敲的锣的构造和声音、小贩如何穿街走巷做营生，并颇有深意地述说道：
此种糕点来北京后便不能遇见，盖南方重米食，糕类以米粉为之，北方则几乎无一不面，情形自大不相同也。小时候吃的东西，味道不必甚佳，过后思量每多佳趣，往往不能忘记。不佞之记得糖与糕，亦正由此耳。
显然，越是得不到，越是心向往之，但这篇散文并不只是要证明回忆也具有生产性的力量。在《卖糖》一文的结尾，周氏提到了誓死效忠明朝的遗臣朱舜水（1600—1682）。此人在明朝覆灭之后东渡日本，并融入了当地社会。在德川时代（1603—1868）的日本，朱氏以其儒学造诣广受敬重；几个世纪后，他又因为曾创作过大量反清作品而被中国革命者奉为表率。周作人尤其提到，朱氏的家乡余姚与绍兴仅一县之隔，想来朱氏的童年，一定也有夜糖的踪影吧。
[20]很明显，周氏在这里试图讨论的是，生活在沦陷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中国土地上究竟意味着什么。而他的应对之道，则是将绍兴的地方饮食文化转变成一个超越当下现实问题的时空体。在周氏作此文时，前清政权已破碎成若干半自治的政治集团，至于清帝国版图中最核心、最令周氏念兹在兹的土地也早已四分五裂。一个世纪以来抵御外侮的战争，在中国土地上留下了无数的外国兵站和租界，令人不由地为国家被瓜分的命运感到忧惧；军阀间的混战只是加剧了国家内部的分裂。国民党政府于“南京十年”（1927—1937）中曾短暂地带来过统一的希望。但在周氏写作此文时，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在日军的进攻下出逃，且尚未完全在作为战时陪都的重庆重组。另外，尽管国民党政府依旧是国际认可的统治政权，但国民党军队在向内地撤退的过程中，所到之处大量村镇几为废墟，社会结构遭到严重破坏，这令周氏痛心疾首。中国共产党此时在延安一带建立了根据地，尚未发展成有足够影响力的政治力量。更何况无论如何，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热切拥护、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批判，都令周氏难以接受。唯有对食物的记忆可以穿越浩瀚的时间和空间，比当时任何的主要政治力量都更能为周氏提供一种确切的文化归属感。甚至在《卖糖》的例子中，食物还与一位前辈先贤产生了关联，而此人正扮演了周作人在日军侵占的领土上不得不扮演的角色。因此，周氏的食物书写实际上是一种有关记忆、历史的写作，其目的是要辟出一方不受国内政治动荡、帝国主义暴行和民族主义纷争侵染的文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