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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褚华的《水蜜桃谱》记录下了上海果农的精湛农艺。正是秉承着这样的技术知识，当地农人成功改良了一种北方作物，使之成为上海的标志，并且发展出一套完善的评价体系，以细致地鉴赏、评定这种最具代表性的地方特产。相比之下，陈文述为《水蜜桃谱》作的序，则又有一种不同的视角：序言将这种地方性作物置于更加宏大的背景之下以评价其历史重要性。陈氏是在李筠嘉的邀请下作此序的。为此，李氏曾向陈氏邮去《水蜜桃谱》一册，并随之奉上了自家吾园中所产的水蜜桃。陈氏实在是为该文作序的不二人选：除了精通文墨，他在褚氏作《水蜜桃谱》的时期，正好在上海县衙中任职。尽管陈氏自己的文名有限，但他与当时许多著名的诗人过从甚密，尤其还参与到了赞助女性诗人创作的活动中去。
陈氏的文风被认为颇受袁枚（1716—1797）性灵一派的影响，而后者恰巧还是他的一位远亲。既然袁枚在与园林和私园饮食相关的各个领域，都是一位享有盛誉的批评大家，那么能邀请到与袁氏文脉相承的陈氏为《水蜜桃谱》作序，也就等于是将褚华的这篇文章直接纳入一个历史悠久的食物书写谱系中来了。
总而言之，对于李筠嘉而言，陈文述是一位能够写出上海水蜜桃重大历史意义的诗人，而陈氏的序言也的确从两方面完成了这一使命：他首先确定了研究上海水蜜桃这一题目的必要性，并认为褚氏的《水蜜桃谱》恰好完全能够填补中国饮食书写史上的一项空白。其次，通过将上海水蜜桃和这篇桃谱与史上各种享有盛名的作物及称颂它们的文字相提并论，该序言进一步继承和弘扬了当地文人将上海作物放置在中国文明史的大背景下进行书写的策略。
陈氏提出，漫长的中国书写史上竟没有一篇论及桃的农学专著，这实在很难不令他感到困惑，并深以为憾事。的确，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大量农艺学专著，深入讨论了柑橘、荔枝、梅李、牡丹、菊花、兰花、蔷薇、竹子等各种有着丰富象征意义的植物，却唯独漏掉了桃子。
当然，陈氏并不否认，水蜜桃产区非仅限于上海；河北、山东以及江南的许多地方都有分布，以至于他在这些年的宦游中，“车辙所至，甘芳用飨”。但陈氏坚信，如果中国书写史上第一篇关于水蜜桃的专论由上海而起，这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江南之美，沪城为最”。陈氏对褚华《水蜜桃谱》一书的造诣更是不吝赞美，认为它“简而有法，质而不俚”，完全能够填补中国植物书写与赏鉴传统上的空白。他甚至将褚氏提升到与中国历史上著名农艺学家们比肩的高度，其中一位是写作《种树书》的“郭橐驼”。“郭橐驼”实为化名，取自柳宗元（773—819）《种树郭橐驼传》，传记中的主人翁郭橐驼深谙老庄无为而治的道理，顺天至性，种出来的树木枝繁叶茂，使得“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
此外，陈氏还将褚氏比作掌管山林川泽宝藏的“虞衡”。
[60]为了引出上海桃的历史重要性，陈氏列举了一连串中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奇珍异果，以为它的铺垫。他写道：
柰出华阳，榴产顿逊，细枣以嵭嵣擅奇，文杏以蓬莱名种，莫不疏陆玑、状嵇含，第《七发》之林，备《三都》之赋。是以《橘录》详于彦直，《荔赋》序于九龄，子建作都蔗之诗，孝威有林檎之启。若其求种度索，禀精玉衡……
陈氏列举的这一连串果品、文章与名人，将上海抬到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地位上：如果上海培养出来的后学完全能够承袭中国文化中最高深的学问，并将之发扬光大，那么这片滋养他的土地也一定钟灵毓秀，不同凡响。可以说，正是通过大量援引举世闻名的饮食文献，陈氏不仅让褚氏参与到一个书写传统中去，也将上海描绘得光辉耀眼——而这一切都是通过陈氏在其序言开篇提到的4种水果及其各自所代表的优越品质实现的。要说明陈氏如何为上海的出场做足了功夫，我们首先需要看看他提到了哪些学术作品与诗词歌赋，然后再聚焦开篇这4种水果的具体意义，从而为本章的讨论作一收束。
[61]褚氏的《水蜜桃谱》是中国文学史上丰富多样的饮食书写的一部分，这一书写传统以经典注疏、学术专著、诗词歌赋以及个人书信等形式得以流传，而一系列奇珍异果正是借着这种书写的力量为世人所熟知。在该书写传统中，现存最早的文献之一是三国时期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这里需要稍作强调的是，该书的作者陆玑并非本章前面讨论过的陆机，尽管二者都是吴地人士。）研究《诗经》中提到的各种动植物名词究竟所指何物，这是历来为中国文士阶层所崇尚的一种考据研究。根据《论语》的记载，孔子就曾鼓励这种做法，
而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则正式将这一悠久的文士传统以注疏的形式固定了下来。该书中的每一条目“都以《诗经》中的一句四字短语为题，条目内容则力求考证这句短语中提到的动植物究竟是什么”。
在陆玑开辟的这条道路上，嵇含（263—306）紧随其后，撰写了《南方草木状》。
这是一部记录广东、广西、云南等地植物的专著，同时也是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作品：它是中国文字书写历史上第一部专门记录罕见食/植物实用价值的书，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原地区的人们向南迁徙、开拓、定居的进程，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具备植物学知识的专家们记录下了他们不曾见过的各种植物。嵇含《南方草木状》对于中国食物书写传统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以文字的形式，将人们认知地图边界以外的食物“归化”为中国饮食版图的一部分。陈文述在序言中援引这两部奠基性的植物学著作，可谓用心良苦。他暗示了褚氏的《水蜜桃谱》正是承袭了这样一种儒家传统的精髓；上海的桃农更应为他们改良异地植物的出色技艺而受到尊敬。
在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水果是诗歌创作最常见的主题之一。陈氏力求将《水蜜桃谱》和上海水蜜桃与中国诗学传统中最出类拔萃的意象联系起来，其中就包括枚乘（？—前140）的《七发》和左思（约250—305）的《三都赋》。在这两篇文赋提及的一系列奇珍异宝中，水果占了很大比重。
但在陈氏引用的众多诗歌中，与褚氏作品旨趣最为相似的，还是张九龄（678—740）的《荔枝赋》。张氏是岭南人士。当他为自己心爱的荔枝作赋的时候，他的家乡广东还是北方中国人心中的文化荒漠。通过将世人的注意力引向家乡的一种特产，张氏高度赞颂了当时“不被（北方中国人）承认的岭南风物……颠覆了传统认知中的地域歧视”。
在分析了以上文献之后，我们再将视线拉回陈氏为《水蜜桃谱》所作的序上，就能更加清晰地了解到陈氏所要打造的究竟是一幅怎样的上海景象。序言开篇提到的头两种水果——柰（沙果）与榴（石榴），都是从边地异域引入中原的水果。它们的出现提醒着读者：中国是一个在农业生产上有着悠久的“化生为熟”历史的国度。柰树原产于今天的四川省，其所在的华阳地区在当时还涵盖今天的云南、贵州，以及甘肃、陕西和湖北的部分区域。虽然柰树最堪夸的是它的花，但在道教语境中，其树和果也被赋予了重大的象征意义。这一点在序言“柰出华阳”一句的出处《洞仙传》中表现得尤其突出。《洞仙传》是记录道家77位得道上仙事迹的合传，或成书于南北朝（420—589）晚期。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62]展上公者，不知何许人也。学道于伏龙地，乃植柰，弥满所住之山。上公得道，今为九宫右保司，其常白诸仙人云：昔在华阳下，食白柰美，忆之未久，忽已三千岁矣！郭四朝后来住其处，又种五果。上公云：此地善，可种柰。所谓福乡之素，可以除灾疠。
这段话传达出几条重要信息，首先，很明显，柰被认为具有使人长生不老的神奇功用。不仅如此，柰树还能保一方平安，因为它们有送瘟神、除灾疠的效果，会使其生长的地方成为“福乡”。最后，展上公将华阳的柰树移栽至其学道之地江苏，而柰树竟能“弥满所住之山”，这与褚氏所赞颂的、沪上果农将水蜜桃移植上海的创举之间，形成了明确的对应关系。如此，该典故为后文褚氏的上海叙事提供了一个范本：正如历史上的众多“福乡”，上海正是这么一个神仙也愿长留的地方。因为在这里，俗世生活与世外仙境之间已经达到了完美的和谐。
[63]与柰类似，石榴也是以花和果见称于中国文学史的一种植物。它既象征着多子多福，也具有珍贵的药用价值。更重要的是，石榴和柰一样，也是从远方引入中原的作物。
顿逊是东南亚古国，其地理位置在今缅甸境内。根据中国古书的记载，顿逊拥有“回入海中千余里”的海岸线，这使它成为南洋地区的重要交通运输枢纽和远近各国互市贸易的集散中心。其情形正如公元7世纪的《梁书》所描述的那样：“顿逊之东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诸国，往还交市。……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余人。珍物宝货，无所不有。”
可《梁书》中并没有说过石榴产于顿逊，而根据更广为人知的说法，石榴其实是波斯地区的物产。由此看来，“榴产顿逊”一说，或缘于顿逊是波斯商品的重要交易市场。但另一方面，《梁书》中又的确提到了顿逊当地所产的一种“似安（息）石榴”的树，其花汁可以酿酒。不管是上述二者中的哪一条原因让陈氏认为“榴产顿逊”，该处用典都突出了上海的另一个重要品质：上海也是一个由商业集镇发展起来的地方。正是贸易的兴盛让这里成为全世界珍奇物产的聚宝盆，也由此成为整个帝国的宝库。
与华阳、顿逊不同，序言紧接着提到的两处水果产地——嵭嵣与蓬莱，都是神话中的地名。它们均与西王母的传说有关，并指向同一位主人公——汉武帝。公元1世纪成书的《洞冥记》提到了“嵭嵣细枣”，称这种枣产于嵭嵣山中，“万年一实”。
细枣在《洞冥记》中出场的背景，是汉武帝在气势恢宏的招仙阁中举办的一场仪式。仪式伊始，人们在阁中祭坛上点燃一种波斯出产的、由荃靡香草制成的珍贵香料（据说这种香料只需一小撮，便可焚烧3个月之久）。接着，人们供上嵭嵣细枣，其枣核是昔年西王母亲手奉与武帝的。最后，参加仪式的人们点燃一盏芳苡灯（芳苡具有一定的致幻作用），让它发出紫色的光芒。诸事具备，人们放出珍禽异兽，让它们在阁下嬉戏玩耍，以迎神女。神女出现后留下了一支玉钗，多年以后竟化为一只白燕飞升而去。
枣核在这段文字中意义非凡，因为它是西王母亲手奉上的——这就与另一则有着类似情节的故事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后一个故事中，西王母嗔怪武帝享用了她的仙桃尚不满足，竟还试图偷偷带走桃核，妄想将它播种在人间薄地上。而在前一个故事中，西王母奉枣时“握以献帝”的动作尤显敬重，她所献上的细枣也因此得到一个诨名——握核枣。
“握核”从字面上看是描述枣核形态的，但可以引申理解为“把握事情的核心、关键”，西王母献枣的举动也因此传达出其对武帝文治武功的嘉许态度，是称赞他有雄才伟略，能够运筹帷幄、直击事物要害。陈氏用此典故，则旨在证明上海既能种出堪称极品的仙桃，足见实在是人间福地。毕竟，仙桃果核是连求仙问道的汉武帝都无福消受的。
[64]陈氏序言中的第四种也是最后一种水果——蓬莱文杏，来历也和汉武帝有关。这种杏是因为刘歆（约公元前50年—公元23年）在《西京杂记》中的相关记载而变得家喻户晓的。《西京杂记》是记录西汉都城长安发生的各种杂史轶事的合集。在描绘汉武帝的上林苑时，刘氏写道：“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作者按：指‘九州’以外）各献名果异树。”
根据另一些文献的记载，上林苑方圆300里，远方群臣进献的奇花异草超过3000种。刘氏在其书中列举了10种梨、7种枣、10种桃、15种李、7种梅、2种杏、3种桐树，另有林檎（即前述沙果一类）、枇杷、橙、安石榴各10株；其他进献株数较少、不甚出名的植物也是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在这些“名果异树”中，刘氏提到了2种杏：文杏和蓬莱杏。文杏“材有文采”，蓬莱杏则花杂五色，且每枚花朵都有6片花瓣（普通杏花通常是5瓣），其果实更是“仙人所食”。
虽然陈氏将文杏与蓬莱杏“合二为一”，有失准确，但在该篇序言提到的所有果品中，杏的来历最能说明汉武帝致力于搜集、栽培名果异树的宏大计划，究竟在何种层面上与上海桃树栽培的历史性意义发生了关联。上林苑的修建有着多重目的，它首先是一个狩猎场。汉武帝驰骋其中，尽情展现一代君王的勇武刚毅。它也是一座集当时农业技术成果之大成的园林，其建成充分表明了武帝对农事的重视与扶持，也说明其贵为一国之君，却能心系农民阶层，督促基层官僚实施善政，为农业增产增收制造有利条件。最后，上林苑还是武帝降仙迎神的所在，而其沟通天地的伟力更证明了武帝的统治是天命所归。
通过将上海水蜜桃与蓬莱文杏相提并论，陈氏不仅暗示了前者也是完全配得上上林苑的仙品，更不必说培育出如此水蜜桃的上海，无疑承袭了上林苑所代表的农业传统和帝国气脉。上海正是这样一片福地乐土，这里的人们践行帝国以农为本的立国理念，更兼地灵人杰，便是天上神仙也愿常来常往。由此，陈氏的用典不仅将上海烘托成融汇帝国万有的壶中天地，更是包藏宇宙须弥的一枚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