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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上海文化精英们是一套历史悠久的话语的传承者和发扬者。这套话语从16世纪末、17世纪初开始便围绕当地的农作物展开叙事，并最终借着这股东风将“上海”这个名字传遍帝国的角角落落，而清代的士绅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一种新的话术，以证明上海作物的重要性。在此之前，当地文人墨客对着上海作物大书特书，目的是要让上海的名字独特到足以在帝国版图上被标示出来。为此，他们或将此地描绘为一片自给自足的沃土，并哺育了当地历史上众多的杰出人物；或强调该地水土如何丰美，甚至能够改良源自别处的农作物品种，出产人们闻所未闻的精品。但清代的上海文人调整了他们的叙事策略，转而将上海的农事活动描述为更加宏大而悠久的中国饮食文化与饮食书写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证明，这种书写策略在许多文本背景中都非常有用，因此备受作者们的青睐：1683年撰写清代上海的第一部地方志时，编纂者们便采用了这一策略，甚至直到19世纪初，当地文人依旧沿用着这一话术。彼时的上海已不仅仅是江南区域经济网络中的关键成员，也是整个帝国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新的书写实践，沪上的文化精英们欣慰地意识到，他们完全能够以文字为媒介，将家乡的农事活动塑造为不仅仅对区域农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更是帝国农业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从而凸显出上海的优越性。
[52]在记录上海作物时，第一个展现这种意识倾向的是出版于1683年的《康熙上海县志》。对于该书的编纂者而言，采用新的书写策略并不意味着完全摒弃旧的策略，因此该书的“五谷”部分基本沿袭了惯例，依旧将重点放在强调上海县不同村镇所出产的五谷品类如何不同，生长周期又如何各异云云。
这些特产也依旧会和当地的历史名人产生关联，不过此时作者的书写策略发生了变化：这些在当地响当当的名字，被作者镶嵌进对经史子集和其他各种形式文学著作的引述中，而这些文本又无不与饮食息息相关。其实，整个“物产”一节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一种向中国经典古籍中寻用典故的倾向，其开篇便是一例：“《诗》识草木鸟兽，《禹贡》列筱簜箘簬，淮玭江龟，凡滋民生而为土之所出，故虽琐细，必详也。”
[53]如前文阐释过的那样，更早的上海方志往往引用专门讨论华亭地区或上海地方特色的文本，例如追忆陆机事迹的史料，或李翰《屯田纪绩》对嘉禾地区屯垦运动的颂扬之词等。然而《康熙上海县志》却从整个中华帝国浩瀚的文学宝库中撷取典故、旁征博引，且这些被引用的文献大都与上海没有直接关联。在描述某种作物时，方志作家会将读者导向历史上提到过该作物的其他更早的文献（例如仅在“五谷”一节的开篇，志书编纂者便提及了14种前人文献）——很明显，《康熙上海县志》的编纂者们终于放开手脚，启用了新的征引原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编纂者在旁征博引的同时，会时不时点缀若干当地名流的名字，例如修建了16世纪上海第一个可圈可点的园林——后乐园的上海文人陆文裕（陆深）。伴随着这些当地名流的，则是志书作者从整个中国庞大驳杂的历史和地理文献宝库中信手拈来的典故，其中最早的能上溯至西周，余者包括战国时代成书的《周礼》《国语》、公元2世纪初期的文字工具书《说文解字》，以及撰写于明代的医药学专著《本草纲目》。更不用说，这些征引还涉及中国的若干地理区域，例如诗人陆游（1125—1210）的家乡绍兴，诗人杨万里（1127—1206）的家乡江西。
这些有关作物的书写如众星拱辰一般，将上海烘托为中国历史地理舞台正中央的一颗璀璨明星。该形象如此具有魅力，以至于1750年重修上海县志时，新一代的编纂者将1683年版县志的“物产”一章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
新上海想象突破了地方性而在整个帝国历史地理维度上纵横驰骋，其之所以能保持长盛不衰的吸引力，与该时期的上海在社会经济上取得的长足发展有着很大关系：此时的上海已经与其他区域紧密地连结起来，成为帝国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并非所有生活在上海的人都能欢欣鼓舞地迎接这种变化，一些人也为此感到深深忧虑。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海岸贸易的复兴，二是上海的外地商人行会的大发展，三是当地棉纺产业的重组。1684年，清廷解除了自明朝以来就非常严格的海禁，上海则由于“地处帝国水路贸易最重要的3条主干道的交汇处而占尽地利”，成为愈发重要的贸易港。它既是“整个长江下游地区进出海交通和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港口”，也是中国南方诸口岸（如广州、宁波和泉州）的商船在驶往北方港口（如关东地区、山东和天津）途中的重要经停点。
公所和会馆也在该时期繁荣了起来，这又进一步加速了上海成为国内中转港的转型过程。公所和会馆是旅居上海的外地商人的同乡会暨商业联合会。上海的第一座公所成立于1660年前后，是代表来自山东与关东地区大豆、肥料商人利益的“关东山东公所”。及至1814年褚华的《水蜜桃谱》问世时，上海已经拥有至少17个这样的商业组织，
其中有一小部分代表了本地商人的利益。但在漫长的18世纪，来自安徽、福建以及潮州、宁波和绍兴等地的外省商人陆续来到上海开店做生意，他们的人数迅速超越了本地商人。最终，尽管棉花还一直是上海利润最高的经济作物，本地商人却失去了对棉花贸易的控制权：“有明一代，上海的纺织品市场……一直是由当地掮客垄断的。外来的商人，不论是解决食宿，还是拉拢生意，都不得不仰仗这些当地人从中协调。这种商业模式（在18世纪末）发生了改变：客居的商人开始雇佣‘自己人’承办这些业务，并在城中建立起自己长期的大本营。”
[54]根据褚华的记载，褚家祖上就是沪上的棉商大户。明末清初，褚家一位远亲曾凭棉花生意“富甲一邑”。从彼时算到褚华，已历六代人。褚氏见证了上海经济模式的变迁，见证了家乡日益融合为中国社会经济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他坚持认为，上海还是应该保持一种疏离、独立的文化品格与身份。
为此，褚氏专门对上海县城的历史地理沿革进行考据，并完成了鸿篇巨制《沪城备考》。他还创作了两篇论文，分别阐述上海最重要的两种作物——棉花和水蜜桃。
沪籍商人在棉纺织业上的影响力日益衰微这件事令褚氏十分忧虑，所幸者，在水蜜桃的培植与生产上，上海保住了自己的优势和特色。
由于相关资料匮乏，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在褚华活跃着的18世纪下半叶，水蜜桃在上海的栽种范围有多大、产量又是多少。但我们能够知道的是，比起晚明时期，清中叶上海的水蜜桃产区已经发生了转移，及至19世纪初褚氏作《水蜜桃谱》的时候，顾氏家族那座诞生了上海传奇桃子的露香园早已淹没在历史洪流中。露香园的破败是晚明社会衰颓和清军军事占领的冲击所共同导致的，其衰落的细节已无从考证。但在16世纪上海的名门望族中，顾家的后人似乎早早便无法继承祖风，再现顾名世、顾名儒一代人在科举上取得的辉煌成就。
到了清朝的最初几年，作家叶梦珠记忆中的露香园已是“园垣俱废，而亭榭山水，尚存什一”，到1656年前后更是“名园鞠为茂草”。及至康熙初年，清军征用了这片土地，以为水师驻所，并最终彻底将其改造成了一座兵营。几经沧桑巨变的露香园，正如叶梦珠所感叹的那样：“夷山堙谷，摧枯伐朽，纵横筑室，宛然壁垒矣。今兵归海外旧伍，所建营房，又为瓦砾荆榛之地。”
褚华自己也感慨过，自从露香园旧址沦落为“演火器所”，人们便改称之为“九亩地”。昔日的花园“水石犹有存者”，但“夭夭蓁蓁，实无一株矣”。
[55]但褚氏也提到，顾家所产的水蜜桃并未就此绝迹，它只是在上海的另外4处庄园开枝散叶。这些园子中，规模大者种植面积可达10亩，但若论品质，最好的还要数坐落于沪城西南角、李筠嘉（1766—1826）的吾园所出的桃子。李氏既是褚氏的朋友，也是一位商人、藏书家、书法家。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沪上文化生活中，他曾扮演过重要角色。
李氏只有贡生的功名，但官至光禄寺典簿。他自己又酷爱藏书，据传一生藏书6000余种。这一爱好使他成为该职位的不二人选，风雅的癖好和显赫的头衔更将他引入了达官显贵与文人雅士的小圈子。1803年，在其密友、数度出任上海道的李廷敬的支持下，李筠嘉创办了“吾园书画社”。该社先后集结了133位画家和书法家，活跃时间长达20余年。这些艺术家主要围绕着李氏吾园展开活动，而吾园内恰有一处桃圃，是李氏在创社前一年从一户邢姓人家手中购得的。
李氏购此桃圃，并不只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李氏的藏书中，有相当部分是几个世纪以前的另一位上海藏书家——朱察卿的旧藏，而这位朱察卿正是本章前文提到的那篇《露香园记》的作者。身为经验丰富的藏书家，李氏不会不知道，朱氏描写露香园的这篇旧文已被收录进后世各版上海方志的“园林”篇目。通过买下一片桃圃，并亲自参与到上海水蜜桃的培植活动中来，李氏也成功地参与到一段上海文化史中，并缔结了他与上海士绅社会传统之间的一条专属于他自己的纽带。
除了买下桃圃，李筠嘉也为褚华《水蜜桃谱》的出版四处奔走，因为这部著作对李氏而言有着两点相辅相成的重要意义。首先，褚氏论文的核心内容是记录上海水蜜桃的培育技术要领。如李氏这样的沪上园圃主人，正需要凭借这种技术知识，方能够在露香园衰微之后，接过上海水蜜桃栽培的衣钵，让该品种在他们自己的果园里繁荣滋长，生生不息。在解释到底是怎样优越的水土条件才令上海成为一个对水蜜桃栽培尤其有利的地方时，褚氏将自己的阐释建立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当地文人撰写的大量文字的基础之上，并从这一丰厚的文学传统中信手拈来，塑造出一个积极正面的、拥有无限优厚地理条件的上海形象。《水蜜桃谱》对这一文学传统的贡献，正在于从水蜜桃栽培这一独特视角入手，将上海描绘为水果种植的农事传统和专业知识都十分成熟发达的地方。其次，李氏还邀请诗人陈文述（1771—1843）为《水蜜桃谱》作序，而陈氏的“序”更是将上海物产放在帝国风物史的恢宏背景下去讨论。如果水蜜桃是帝国史上丰厚自然宝库中所产出的众多珍奇物产的一种，那么出产水蜜桃的上海也绝不会比中国任何以人杰地灵著称的地方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