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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明中期，作为正在崛起中的上海士绅社会的成员和缔造者，方志作家已经打造出这样一种家乡形象：由于占尽“地利”，上海地区物产丰富，颇受世人瞩目。这样的上海图景既给了当地士绅夸傲家乡的资本，也让他们能够将当下的自己融入家乡的历史长河，感受其中深厚的文化渊源。即便当棉花这一外来物种越来越成为当地的主导作物，并迅速改变着上海的面貌时，这种对家乡的想象和信仰也未曾更改。到了明晚期，另一种引进作物——桃子——又一次改变了上海的命运，并很快成了令本地人无比骄傲、外地人心向往之的“上海特产”。对于上海而言，桃子能在这里茁壮生长，有着双重意义。首先，它进一步佐证了当地文化名流的说法，即上海这片土地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盛产世间罕有的珍馐美味；其次，它也为当地士绅提供了一种叙事框架，让他们能够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与历史建立起某种关联。上海的士绅阶层已经不再满足于向渺远的先人们借光，而是要将今日的家乡呈现为能在昔日辉煌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的地方。
[46]这种上海想象图景的转变发生在明朝统治的最后一个百年、上海造园文化崛起的背景下。上海园林文化的兴起既是本地事件引发的社会现象，也受到该时期广泛出现在江南地区城乡社会中的宏观趋势的影响。从宏观层面看，此时的江南地区，商业化进程与财富积累加速，大大鼓励了当地士绅兴建宅邸和园林的热情。同时，一套新的园林话语理念日渐成熟，更对这场造园运动的发展走向起到决定性影响。这种情形正如柯律格在研究苏州的情况时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套新的话语将花园描述为纯粹审美享受的所在，而非生产性的菜圃果园，从而也重新定义了园林主人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
不过，当时出现在上海县的造园热潮，除了具备江南地区园林热的所有特征，更受到本地事件的影响，即1553年上海县城墙的出现。
建造城墙的初衷是为了军事防御。1552年，倭寇刚刚从海路攻击了上海，这给当地士绅充足的理由上表朝廷，陈述上海县对城墙的需求实在是形势所迫，势在必行（而拥有城墙是重要行政中心的标志性特征）。等到一朝城墙拔地而起，上海县却并没有成为军事重镇，反而引得越来越多的士绅家族在此落户。可以说，正是在这一圈刚刚崛起的城墙之内，上海士绅阶层热情地投身到江南造园文化的大潮中，竭力要在城市里营造出一个乡村田园幻境。
在明代江南的造园风潮中，上海最起码出现过11处令人瞩目的园林，每一处都有其标志性的艺术景观。
通常，这些特色会在园林的名字中被点出来，例如梅花源和桃园。但即便是那些名字不具有明显描述性的园林，其装点、格局也是围绕着极具审美性的事物或景观展开的。豫园是唯一现存的晚明园林，以各种各样的奇峰怪石为特色；南园
内有一条清溪暗通浦江，当江水随着潮汐涨落时，园内便能听到隐隐涛声；半泾园内则花树成林，满园飘香。
由此观之，明中期的不少上海园林都符合柯律格研究苏州园林时所描述的那种“审美功能与生产功能脱离”的范式。至于后来培育出令上海声名大振的水蜜桃的露香园，其早期也是本着这种审美至上的指导思想建成的，但在后来的发展中，露香园逐渐背离了这个宗旨。
[47]露香园是明朝上海造园热中较早建成的园林之一，由顾名世（1559年中进士）主持修建。顾名世官至尚宝司丞，为皇帝管理宝玺、符牌、印章等，是在帝国政治中枢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人。其兄顾名儒（1528年中举人），也是顾氏一族的族长，官至道州（今属湖南永州）太守。
1559年，顾名儒从道州告老还乡。为了颐养天年，他在上海购地建园，取名“万竹山居”。顾明世则买下与此园毗邻的一块尚未开发的土地，用于修筑自己的花园。据说，工人们在园内开凿池塘时，曾挖出一块石头，上刻“露香池”三个字，据考证应是元代书法家、奇石收藏家赵孟頫（1254—1322）的手迹，而赵氏的确也曾在上海县度过一段时光。
16世纪，日新月异的巨变正不断冲淡上海与其过往的种种联系。通过将私园命名为“露香园”，顾名世在自己的花园与上海的历史之间建立起清晰的关联，可谓用心良苦。
顾家不仅拥有露香园，也拥有另外几样令世人钦羡不已的东西——水蜜桃、顾绣，以及一种特制的小菜，时人称为“顾菜”。但即便顾家花园出产了这许多珍品，其建成之初还是以令人赏心悦目的审美功能而闻名遐迩的。我们只需看看当地诗人和藏书家朱察卿（1524—1572）对露香园的记载，便可领略当时沪上的人们是带着怎样的热情来赞颂家乡园林之美的。朱氏的这篇记载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传世，
其中较长的一个版本虽旨在表达当地人对露香园的深厚感情，但其开篇也直言不讳地点明：“上海为新置邑，无郑圃（在今河南省。据传战国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列子曾居住在此）、辋川（在今陕西省。唐代诗人王维曾在此建园林别业）之古。”
朱氏紧接着解释道：诚然陆机也曾在上海建有别业，层台累榭，堪称奢华，可惜他选择离开故土，终生未能返乡，即便是曾经的雕梁画栋也早已化为衰草枯杨。但如今上海有了以露香园为代表的一系列名园，家乡也终于有了和郑圃、辋川等历史名迹一较高下的底气。思及此，朱氏便感到十分宽慰。
朱氏在描绘露香园时，着重强调这一处所在为时人提供了放松身心、游赏自然与文化景观的宝贵机会，正如较短版本中的这段文字所述：
园盘纡澶曼，而亭馆嵱嵷，胜擅一邑。入门，巷深百武，夹树柳、榆、苜蓿。绿荫葰茂，行雨中可无盖。折而东，曰阜春山馆，缭以皓壁，为别院。又稍东，石累累出矣。碧漪堂中起，极爽垲敞洁，中贮鼎、鬲、琴、尊、古今图书若干卷。堂下大石棋置，或蹲踞，或凌耸，或立，或卧。杂花、芳树、奇卉、美箭，香气苾茀……堂后土阜隆崇，松、桧、杉、柏、女贞、豫章相扶疏蓊薆，曰积翠堂。
[48]即便是在上述这篇短短的片段中，朱氏的文字已经包含了晚明花园叙事中几乎所有的标志性意象。作者以大量笔墨描写园中各色自然和人为的景观、物件，而这些事物无不代表着一种高雅的文人趣味。花园既是审美空间，也是文人思想自由驰骋的精神空间。它的存在表明：虽然上海在历史上并不以悠久的文人传统著称（到此时为止，当地文化精英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如果我们把不那么显赫的功名也笼而统之全部算进“成功”的话——都还是很晚近的事），但也不应就此被视为一个浅薄的商业社会。
在朱氏围绕露香园这个题目而作的较长的一个版本中，他还提到了碧漪堂中所藏的“鼎、鬲、琴、尊、古今图书若干卷”，以及园中的“杂花、芳树、奇卉、美箭”。
如果朱氏知道明朝诗人王世贞（1526—1590）也曾以露香园为诗题，谱写出佳句名篇，并为后世各个版本的上海县志收录，那么朱氏一定更会为家乡倍感自豪。
露香园的审美格调固然吸引了包括朱察卿、王世贞等在内的爱好园林的文人雅士及当地民众，不过在后来的发展中，顾家园子是以其出产的作物，尤其是园中某株“芳树”上结出的桃子，而成了上海地方人杰地灵的标志。当然，桃树的功用不仅在于结果，桃花的审美功能也向来为人称道。正因如此，上海文人叶梦珠才对沪上的另一座园林——桃园，极尽溢美之词，称其“不减玄都、武陵之胜”。
其中“玄都”指的是唐长安城内的一处道观，以遍植桃树闻名，“武陵”则指向陶潜《桃花源记》中所描绘的那个自给自足的人间仙境。但说到顾家花园里的桃树，还要数其果实最为世人追捧，也最能体现上海的“地利”：上海的盐碱地或许不适宜大面积的水稻种植，但竟然是桃树的乐土。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上海的士绅阶级便决定拿桃子尤其是顾家的水蜜桃“大做文章”。原来，桃子才是塑造、宣传家乡积极形象的关键作物。
当地文人首先在散文笔记中，对桃与上海“地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张所望（1556—1635，1601年取得进士）便是其中一位，而其家族中的若干成员更是1588年上海县志编纂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在《阅耕余录》中，张氏骄傲地宣称：“水蜜桃，独吾邑有之，而顾尚宝西园所出尤佳，其味亚于生荔枝。又有一种，名‘雷震红’。每雷雨过，辙见一红晕，更为难得。”
[49]第二位对顾家水蜜桃推崇有加的是当地文人叶梦珠。对叶氏而言，露香园是一片隐藏在精英家族内部的净土，也见证了这个家族的兴衰起落。据叶氏记载，虽然顾名世能“以科甲起家”，其子顾汇海却不是一个能守住父辈基业的人。他“豪华成习，凡服食起居，必多方选胜，务在轶群，不同侪偶”。但不管叶氏对顾家内部的纷纷扰扰如何惋惜，每当提及顾家出品的几样罕物，他无一例外予以十分的赞赏：“园有嘉桃，不减王戎之李，糟蔬佐酒，有逾末下盐豉。家姬刺绣，巧夺天工，座客弹筝，歌令云遏……迄今越百余年，露香之名，达于天下，较辟强而更胜矣。”
[50]历代方志作家通过几个世纪的不懈努力，已为上海这座僻处中华帝国海陬一隅的城市发掘出许多历史典故，打造了一系列积极形象。而张氏与叶氏的评述不但与这些典故遥相呼应，更在其基础上有所升华。张氏的文字照应了前述高企的观点，即认为一地的农业发展必须遵循“用天利地”的原则，并将水蜜桃作为上海特定气候条件的一种表征。水蜜桃并非上海土生土长的作物，但一朝移植在上海的土壤中，不仅花繁叶茂，品质甚至更比原产地为佳，这正是得益于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通过声称上海水蜜桃的味道仅次于鲜荔枝——一种产于岭南、十分有名却不易获得的水果，张氏更是将上海提升到全国水果产区翘楚的行列。叶氏文中提及“王戎之李”和“末下盐豉”两个典故，也与前人志书对当地物产的记载相互观照，但叶氏对这些典故的用法与侧重大不相同。这里提到的王戎，正是和陆机有过言语交锋的那位北方名士。陆机曾讥讽他是北方粗人，无法领略南方饮食的精细雅致。对于《绍熙云间志》的编纂者们而言，提及这场语言较量，为的是向吴地的历史中去寻找证据，表明其文化比北方中原地区更胜一筹。叶氏的角度则并非如此。对他而言，这则典故更大的意义在于证明家乡从陆机的时代发展到今时今日，早已今非昔比。所谓“王戎之李”指的是一则讲述王戎如何早慧的故事。故事中的王戎年仅七岁，天资过人，能轻易看穿道旁李树结的是苦李。
叶氏认为，顾家花园出产的风腌小菜和桃子，比历史上任何叫得出名堂的食物都更精致美味，上海哪里还需要向渺远的往事云烟中去寻找证据来为其地位与声名辩护呢？此时的上海，比它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优越。
正是通过许许多多如张所望、叶梦珠这样的人们的不懈努力，露香园终于以出产嘉桃而闻名于世，水蜜桃更是很快便成了一种如张氏所言“独吾邑（上海）有之的”作物。其实，桃这种作物原产于北方。南宋时期，“水蜜桃”才出现在有关杭州的记载中。
康熙年间（1662—1722）出版的《江南通志》则进一步将水蜜桃与王锡爵（1534—1611）在江苏太仓修筑的南园联系了起来，从而有了“南园桃”的说法。到雍正朝（1723—1735）为止，已经有至少5部南方地区的方志将水蜜桃列为当地物产了。
不过，尽管水蜜桃在《江南通志》中出现的时间与其在上海方志中首次出现的时间差不多，“南园桃”这一称谓却仅在《江南通志》中昙花一现，从此便再未出现在其他记载中，有关它的文字线索也就此中断。相比之下，与太仓南园桃几乎同时浮出历史地平线的上海水蜜桃却不断地留下各类文字记载，且这些记载来源于全国各个地方。直到20世纪，有关它的文本线索都还在不断涌现。
[51]这一文本线索由张所望对上海水蜜桃的记录发端，很快便经由其他作家的引述转录流播开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文本是王象晋（1561—1653）于1621年出版的《群芳谱》。王氏创作《群芳谱》的初衷是要记录他自己经营园圃、研习农艺的经验，但在康熙帝的资助下，这部初版三十卷的著作后来被扩充到一百卷之巨。
在该书中，王氏描述了桃子的诸多品种，有的以色泽命名，有的以开花或结果的时节命名，还有的则以形状命名（例如著名的“鸳鸯桃”，其特点为“结实多双”，正如双宿双栖的鸳鸯）。但在王氏看来，桃树品种虽繁，果实可堪享用的却很少，比如毛桃虽可入药，但“小而多毛，核黏味恶”；十月桃“肉黏核，味甘酸”；李桃因“其皮光泽如李”而得名，如果说它口感稍好些，也仅仅是因为它“肉不黏核”罢了。而谈到水蜜桃，王氏的记录几乎将张所望《阅耕余录》中的溢美之词原封不动地照抄了过来。张氏笔记中的水蜜桃，一经王氏的转载和发扬光大，终于以“上海水蜜桃”的名号在其后的3个世纪中为人们所熟知。
只要在清代的主要文选和类书中稍加检索，我们就会发现：一旦“上海水蜜桃”成为被广泛认可的新品种，只有一条记录将水蜜桃的产地归于他处（即上文提到的南园）。除此之外，几乎所有与水蜜桃相关的条目都将该品种与上海相联系。
在志书体系中，有关上海桃与上海园林的文字线索也不断地将我们引导到更高等级的志书中：水蜜桃曾出现在1631年版的《崇祯松江府志》中。在1746年的《大清一统志》中，露香园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条目。接着，在1820年对《大清一统志》的修订中，露香园的桃也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松江）桃出上海县，有水蜜桃为第一。”
最终，声名远播的上海水蜜桃甚至成了其他桃子品种口味的标杆。1772年的《娄塘志》在揄扬娄塘出产的金桃时便有这样的句子：“味与上海水蜜桃相似，今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