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给自足，地灵人杰

帝国晚期的上海农业发展史，与该地区的生态环境、社会形态以及行政区划的变迁都有着密切关联。后来被称为“上海”的这一片广袤的地理区域，经历了从滩涂上的海陬小城，逐渐发展为繁忙的商业集镇，最后成为一地首府所在的蜕变——而这一历史进程，上海花了大概两千年时间。当福琼抵达这里时，他眼中的上海平原是“一座幅员辽阔的美丽花园”，其土壤“深厚而肥沃”，“盛产小麦、大麦、水稻、棉花，以及大量的绿色蔬菜，如卷心菜、芜菁、甘薯、胡萝卜、茄子、黄瓜和其他种种之类的作物”。 但这一为后人所熟知的繁盛“上海”，只是古代吴地一个发展相对落后的角落，其地方大半是地质状况不稳定的滩涂沼泽。如今的大都会，正是踩在两千年来日积月累的河流与海洋沉积物上拔地而起的，其中既有西面的长江与钱塘江滚滚东逝的潮水夹带到此的砾石，也有东海日夜拍打着西岸的浪花裹挟而来的泥沙。 至于“上海”的雏形，人们通常将其追溯到唐代时形成于松江与黄浦江的交汇处、一个名为“沪渎”的渔村。到了宋代，渔村初具规模，终于在1074年被中央政府设为商业集镇，隶属华亭县。而此时的华亭也是一个刚刚设置的年轻的县，归该地区的重要港口市镇——青龙镇治辖。

[35]在1292年“上海县”横空出世之前，该地区的物产都记录在华亭相关的史料档案中。 有关华亭农作物的零星叙述，则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3至4世纪的随笔、诗歌，以及综合性地理著作中。不过，系统性的论述还要等到1193年该地区的第一本县志《绍熙云间志》的付梓方告问世，该题目中的“云间”正是华亭别称。这本县志是由当地3位取得进士功名的人物——林至、胡林卿、朱端常撰写，并由华亭知县杨潜主持编纂并作序。 杨氏在序言中强调：尽管诸多重要的综合性志书都提到了华亭，但这些文献“仅得疆理大略”，至如“先贤胜概、户口租税、里巷物产之属”，则至今尚未出现有价值的记录。 杨氏因此感慨道：华亭县如今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县志，这实在是当地的一项重大成就。

《绍熙云间志》的“物产”一节，首先将华亭描绘为自给自足、政修人和的帝国一隅。当时华亭的主要物产其实是鹤、石首鱼和莼菜（这是一种开紫色花的小型水生植物，在中国是有名的食材），但“方志”这种文体照例需要将“五谷”放在“物产”一节的开头。对于编写此书的3位华亭进士来说，遵循这种体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不是因为华亭县果然水土丰腴、五谷丰登，他们根本就不可能荣获官方的许可，为家乡编纂一部方志。也一定正是这样的水土条件，方能引得数百年前南下的北方游民在此驻足，因为他们看到了在这片土地上开荒屯垦、生息繁衍的希望。因此，几位方志作家在开篇骄傲地引述了唐朝诗人李翰（约727—781）的诗句。这位诗人曾在淮南节度使幕府任书记。公元770年，他来到华亭地区，盛赞该地为唐代宗（726—779年在位）治下的帝国南方屯垦大计的典范。《绍熙云间志》引述道：

华亭负海枕江，原野衍沃，川陆之产，兼而有焉。李翰《屯田纪绩》颂谓：“嘉禾，在全吴之壤最腴，且有‘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等语。”

在李翰的时代，嘉禾（今嘉兴境内）是华亭下辖的3个地区之一。即便4个世纪过去了，华亭县志的编纂者们依旧能够骄傲地宣称，家乡并没有失去它的地理优势：“今华亭稼穑之利，田宜麦禾，陆宜麻豆，其在嘉禾之邑，则又最腴者也。” 华亭水土如此丰腴，令人感慨“其有资于生民日用者，煮水成盐，殖芦为薪，地饶蔬茹，水富虾蟹，舶货所辏，海物惟错”。

[36]在描绘了当地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水产之后，编纂者进一步纠正了一些前人留下的对当地物产表述不确切的记录，从而提高了该志书的权威性。他们首先提到的是《太平寰宇记》——一部出版于10世纪末的志书，也是中国现存较早的地理总志。该书论及华亭，说这里“谷出佳鱼、莼菜”，《绍熙云间志》的编纂者颇以为然。 但《太平寰宇记》中另有一部分有关华亭的文字，转引自更早的唐代地理专论《吴地记》，其中有一些说法实在荒诞不经，令《绍熙云间志》的编纂者们深感勘误的责任：

《寰宇记》又于“昆山县”载《吴地记》云：石首鱼冬化为凫。小鱼长五寸，秋社化为黄雀。斯言固涉迂怪，然今华亭亦多野凫。楝始华，而石首至；霜未降，而黄雀肥，岂非县本昆山之地故欤？

尽管编纂者们毫不介意将昆山的物产划进华亭地界，但在描述家乡时，他们总体上还是保持着不过分夸大的谨慎态度，好使外乡的读者能够真正信服。通过去伪存真，作者们竭力捍卫了《绍熙云间志》的权威性。

虽然编纂《绍熙云间志》的3位华亭进士着意刻画家乡土肥水美、自给自足的形象，但真正令他们骄傲的并不是家乡的“五谷”，甚至也不是上文提到的石首鱼和野凫，而是另外两种本地特产：鹤与莼菜，以及与二者相关的一位正直忠厚的历史人物——陆机（261—303）。陆机是西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将领、诗人，也是《文赋》的作者，他的华亭血统更是无可置疑：他的祖父是名将陆逊，为东吴的开国皇帝孙权保疆守土，封华亭侯；他的父亲陆抗官拜吴大司马。公元280年，东吴为西晋所灭，陆机于是退隐华亭长达10年之久。彼时的华亭还是一片“清泉茂林”的郊野田园。 ^[1] 但后来，陆机决定北上入晋都洛阳，并辗转辅佐了若干位在“八王之乱”（291—306）中争权夺位的皇子。最终，陆机被诬存反叛之心而遭处死。在被处斩的前夜，他曾深深地叹息：华亭的鹤唳从此不复得闻了。

[37]在陆机死后不久，人们就开始追思、演绎他的这一声叹息，这些追忆文字也构成了本地人和异乡客对陆机其人及其家乡华亭的重要印象。这件轶事既见于官方正史，如出版于公元648年的《晋书》，也见于类似刘义庆（403—444）编纂的《世说新语》这样的杂史。 《世说新语》是一部记录公元150—420年间的逸闻轶事，并以“志人”为主的集子。对人物进行品评的传统始于东汉年间，“一地的名贤大儒会根据儒家的道德标准，对当地人物进行品题，择其优者（向统治集团）举荐”。但到了陆机的时代，品题人物“已不仅仅是服务于仕途经济的政治考核，而成为对人性的全方位观察和反思”。 这种品题言简意赅，但其中暗藏的深意耐人寻味。《世说新语》对陆机临终喟叹的记载便是一例：“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终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

这条记录突出了陆机两方面的人格特点：首先，在赴死前夜，陆氏念念不忘的却只是家乡的仙鹤——一个中国文化中象征长寿的符号，这凸显了陆氏作为诗人深沉细腻的情感。其次，这句感慨也反映出陆氏对家乡的深厚感情：即便故乡的土地可以被西晋吞并，故乡的山川草木、虫鸣鸟啼却能历尽沧海桑田而不改生生之机；即便陆机身陷囹圄、即将赴死，华亭鹤唳所代表的故土记忆却永远鲜活而自由。更不必说，尽管陆机死了，但他临死前寄予华亭鹤的哀思，为家乡赢得了不朽的文名。 正是陆氏的这一声叹息，使得鹤从此成了华亭的象征。

[38]《绍熙云间志》“物产”一节谈到华亭的第二种名产莼菜时，引用了《世说新语》中另一则围绕陆机展开的故事。早期的华亭地区实在“僻远”，这一点即便是出身吴地的君王阖闾（公元前541—前496年在位）也不讳言。且该地地形气候“险阻润湿”，阖闾虽有在此兴霸成王的雄心，却深感无法施展。 但在三国时期，吴地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及至陆机的时代，这里已经是中国的一个商业、文化以及政治中心。陆氏对故乡所取得的发展成就及其较为成熟的饮食文化由衷地感到骄傲，而这种感情在他与王戎（234—305）的那次著名的会见中表露无遗。王戎是“竹林七贤”之一，也是一名军事将领。他效忠西晋政权，并参与了灭吴的最后一次讨伐战役。陆氏来到洛阳不久，二人便相遇了。关于这次会面，《世说新语》记录道：“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 《晋书》则在叙述完此次会面之后加了一句：“时人以为名对。”

陆氏的回应后来引发了诸多不同的理解，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这句话的后半段。一些人认为，“未下盐豉”是“未加盐豉调味”的意思，而另一些人认为这句话是“末下盐豉”的误书（“末下”为吴地地名）。 不论以哪一种方式解读，这句话都是陆氏对王氏的反唇相讥，暗讽后者面对吴地悠久的饮食文化，竟以北方草原地带游牧民族饮食中常见的羊酪夸傲，实在不自量力。如果将后半句解作“末下盐豉”，那么陆氏的回应只是较直白地以吴地的两种名产反驳了王氏“江东无以敌此（羊酪）”的发难。但如果将后半句解作“未下盐豉”，这段话则更为生动有力地刻画出陆氏如何以其机敏的应答，反将了王氏一军。如施蛰存后来所阐释的那样，陆机或许已经发现，虽然莼菜在家乡的湖泊中长得十分茂盛，莼羹更是家常的美味，但对于王氏这样的北方人而言，这种小巧精致的植物是十足的新鲜物，因此根本无人懂得应当如何用它来烹制莼羹。在吴地，莼羹讲究清淡雅致，北方人却偏要往里添加发酵咸豆豉，否则便觉得寡淡。若将这后半句读作“未下盐豉”，则陆氏要表达的实际意思是：原本清雅无匹的莼羹，经过外行的北方人一番操作，往里面加了气味冲鼻的发酵豆豉，自然是比不上膻腻的羊酪了。 陆机的故乡吴国虽然在西晋的军事扩张中连连败北，但在这场关于家乡饮食文化的交谈中，陆氏挫败了王戎羞辱自己故乡的企图，赢得了话语上的胜利。直到8个世纪后，《绍熙云间志》的编纂者们依旧为这场智慧的胜利感到骄傲。

[1] 这里有关华亭的描写出自卢 《八王故事》，转引自Richard B.Mather（马瑞志），New Account of Tales，p.508。 vflSMTJBix4R0utejMfY54Z37JHA6tCcnWQNALAObV7Y98OsWd9wqH8Aa/iZfDQ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