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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新型生产关系，最需要采取的措施就是全力做好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准备，适应其内在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对现实经济体制的改革，及时调整各项不合适的经济政策。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们选择以下几点进行简单论述。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挖资本的价值，改变一切不利于塑造新型生产关系的资本制度与政策。
首先，要在确立知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现有产权制度进行大胆的创新与改革，如在科技型企业中，要改变物质资本占据主导权的基本格局，让骨干科技人员持有企业的主要或大部分股份，使他们具有相应的决策权与分配权；要对现有的科技依赖型企业进行股权制改造，以让渡适当比例的企业股份的方式吸引全球优秀的科技人才，等等。
其次，在考虑资本的剩余索取权时，我们不仅要承认物质资本的贡献，也要承认人力资本、知识资本与技术资本的贡献，要让后者拥有一定的剩余索取权，允许对其进行市场化的价值评估并以适当方式将其纳入企业股份。
最后，根据资本运行的规律，不仅要允许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进行再生产补偿，也要允许对人力资本进行估值并计提适当的“折旧”，用于企业员工的进一步学习、进修与培训，等等。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破除市场之外的偏见，改变不利于塑造新型生产关系的行业制度性偏见与政策。
目前我们存在着一些所谓“物质产品”生产制造行业至上的认知误区，无论是在思想观念、统计体系、产值投资方面，还是在具体的税费政策、土地政策、价格管制等方面，都对服务业不够友好。另外，在就业政策取向上，大家经常把制造业而不是服务业当成就业的“蓄水池”，这在发展水平较低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工业化时代比较合适，但是随着自动化、智能化的发展，制造业已经成为提高国民经济效率与效益的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它不再承担就业“蓄水池”的重任，这个责任可能只能交给服务部门了。
一些不重视服务业的做法，除了不符合第四次工业革命下知识劳动创造价值的规律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也对中国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产生了很强的抑制效应。未来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潜力主要在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是知识经济的主要载体。破除不利于塑造新型生产关系的行业制度偏见与政策，并不是要求对现代服务业实施特殊的优惠政策与措施，而是要求对其实施与制造业同等的经济政策，包括进入（退出）产业的平等，税收、金融、补贴、投资、创新等的平等，把对不同行业企业的兴衰、优劣、存亡的评判权交给市场。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全面激活劳动力市场的活力，改变一切不利于塑造新型生产关系的就业与分配政策。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传统的劳动部门、劳动岗位、劳动方式等不断地被智能化机器所取代，导致劳动力市场发生结构性变化：一少部分最高级的知识劳动者成为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化机器的创造者，他们在分配中自然处于优势地位；一部分中高技能劳动者成为智能化机器的培育者、训练者、引领者，主要从事设计、编程等工作以及互联网软件协调和管控智能化机器的工作，他们成为社会的中等收入群体；大部分中低技能劳动者与机器的关系，变为“人从机主”的关系。
智能化生产资料越升级，生产自动化、无间断化的水平越高，需要配合和辅助智能化生产资料的低技能劳动者就越少。这类容易被替代的机械性、重复性和专业技能水平较低的劳动者，往往在竞争中处于弱势。
未来我们的就业、分配政策要适应这种结构分化的趋势：一方面我们需要考虑如何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等手段减少不平等，在智能化机器时代对低技能劳动者进行培训、援助与帮助；另一方面我们要破除轻视服务业的就业政策取向，加大对非制造业就业岗位和技能的培训力度，鼓励那些被智能化机器替代的劳动者转向规模日益扩大的服务业就业，创新服务方式，增加服务业的新业态。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充分利用我国市场容量大的优势，改变不利于塑造新型生产关系的市场政策。
智能化机器具有很大的生产能力。未来各种颠覆式高技术产品要能制造得出来、卖得出去、嵌入产业链，关键在于要培育能够吸纳这些生产能力的足够大的市场，否则很容易周期性地爆发生产过剩的危机。
从此意义上说，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利用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容量的优势，从需求方支撑或拉动新质生产力成长。未来市场是最宝贵的战略资源，市场有多大，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空间就有多大。
当前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因素有很多，既有体制机制方面的，也有供给端堵点卡点方面的，还有内需长期不足方面的。尤其是内需长期不足方面的因素，必须实实在在地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政策举措来解决。要以劳动者为中心提高大家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消费水平与福利水平，加强对劳动者的法律与制度保护。这样随着生产率提高，整个国家经济运行的工资和福利成本也会上升。但是，它一方面会增加社会总需求，扩大国内市场总规模，消化巨大产能；另一方面也会借势淘汰低效产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不断发挥人才的创造力，改变不利于塑造新型生产关系的教育、科技制度与政策。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际竞争越来越取决于人工智能等极少数关键的高精尖技术和产业水平。软件方面的算法研发，以及硬件方面的算力，尤其是高精度芯片等的研发制造，需要世界顶尖人才。这给中国过去的人才教育培养体制与政策、科技体制与政策等，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当前中国在许多“卡脖子”的顶尖技术领域人才短缺。长期来看，这个问题可能与教育体制和政策有关。中国教育政策的总体上以公平为主，培养出的多为基础扎实、水平均方差较小的“平均性”人才，而不是那种水平均方差大、个性突出的人才。无论是在人才选拔、课程设置，还是教育方法、教育环境等方面，我们的教育都呈现出培育平均人才的显著特点，缺少适合顶尖人才成长的环境。在人才使用政策上，放手、放活、放开、放心、放胆还不够，条条框框较多，宽容失败的氛围也不足。
总之，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塑造与此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未来需要根据智能化机器的发展进程与水平，对经济体制与政策进行全方位的调整与改革。这方面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还比较多，如随着智能化机器对数据的依赖日益增加，数据治理和隐私保护成为重要的政策议题。政府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确保数据的安全和合理使用，同时保护个人隐私和促进数据的开放共享；智能化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加剧市场集中，引发垄断问题，经济政策需要考虑如何通过竞争政策来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防止市场力量的滥用，并促进创新；政府需要考虑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制定政策，在促进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国际合作和交流的同时保护国内产业和市场；政府还需要考虑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改善公共服务，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并确保技术进步惠及所有社会成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