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实践证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加快发展的命题,也是进一步改革的命题。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它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产品的分配状态等。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下,以智能化技术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将会塑造与之前不同的新型生产关系形式、结构与性质。
众所周知,第四次工业革命发生了动摇过去产业逻辑的重大的技术范式变革,将会带来生产力的革命性飞跃。从人力到蒸汽机的马力,从马力到电力,从电力到数字化革命的网力,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基本特征都是用非自然的马力、电力和网力去替代人的自然体力和一部分脑力。
如果说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网力”时代,电脑只是根据聪明的人给定的程序和指令去辅助人的脑力劳动的话,那么在以智能化技术为主要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具有深度思考、自主决策能力的人工智能,不但会替代人的体力劳动,而且会替代或者部分替代人类的脑力劳动。因此,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以智能化技术尤其是“算力”为代表的、逐步替代人类自然劳动的新质态的生产力。
这种新质态的生产力会要求生产关系如何变革,会产生哪些决定性影响呢?
从总体上看,智能化机器将直接承担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社会服务功能,占据生产力发展的主导地位。抽象地看,在以智能化技术为代表的新质态的生产力下,有独立意识和决策能力的智能化机器的嵌入,将会导致出现以下四种新型生产关系:
● 人—人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 人—机关系: 人与智能化机器之间的关系。
● 人—机—人关系: 基于共识机制和智能合约建立的关系,即人通过机器与人建立的关系。
● 机—机关系: 机器与机器之间的关系。
生产关系结构和形态的演变将带来其性质的巨大转变,由此也会要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改变。与前三次工业革命下的生产关系变革相比较,算力时代的新型生产关系至少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特点与变化趋势。
所有权关系是最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
前三次工业革命下的所有权关系,虽然在形式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从业主制发展成现代股份制,知识、技术在其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但是物质资本始终是生产要素的核心,在剩余索取权的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
在智能化机器逐步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后,相应的所有权关系至少有如下两个重要的变化。
一是确立智能化机器在财富创造中的主导地位,这需要事先投入巨大物质资本,一般只有国家资本或大财团才有这种实力,因此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心意识可能会被进一步强化,而不是像某些预测所说的那样被弱化,或者物质资本所有权的利益会进一步被强化。
二是与此相反的力量,即因主导智能化机器生产的是人类的知识劳动,需要有各种软性生产要素的支撑,因此知识、技术、管理、信息、数据等都成为软性生产资料,这些软性生产资料都可能要求获得一定的剩余索取权,这使得所有权的形式、内容与范围都有所扩大;同时,与软性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相比,物质形态的所有权的地位和作用强度降低,软性生产资料的重要性与势能迅速提升。
劳动组织形式是人们组织劳动的方式,包括劳动分工、协作方式以及管理层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等。
前三次工业革命下的劳动组织形式,虽然从手工劳动走向了机器化生产,在劳动规模、分工范围、协作程度以及劳动管理方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从企业内部分工协作发展到了全球产品内分工,但还是主要取决于“碳基人”(指人类)的自然体力与脑力,后者的有限性决定了劳动分工与协作的客观边界。
在智能化机器逐步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后,因作为“硅基人”的智能化机器具有超越人类自然能力的超级劳动能力,不像“碳基人”要吃饭、睡觉、闹情绪,“硅基人”可以永远工作,因此分工协作完全听从人类管理者的命令,劳动过程既可以无限分割,也可以全球即时协调,理论上就不存在随着分工规模、范围扩大,分工的协调成本呈指数化增长的问题,也不存在劳资对立、管理者与劳动者冲突影响效率的问题。
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下的分配方式中,虽然随着技术革命的深入,企业家才能、知识技术等软性要素在分配中的必要性与权重有所提高,但是非物质要素还不能成为决定企业命运的根本性力量,物质资本所有者仍然是企业的最终控制人。
在智能化机器逐步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后,收入分配差距是会因此有所收敛,还是会继续被强化?为此我们需要考虑三种不利于收入分配均衡的力量:
● 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会使智能化机器生产下的分配过程继续向投入巨量资本的所有者倾斜。
● 因智能化机器的效率高,市场先进入者会拥有一定的垄断优势,享受市场集中被提升所带来的巨大利益。
● 因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技术资本是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各种算法、算力和数据成为直接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变量,因此能够在这种智力游戏中胜出的少数顶尖人才,可能在争夺剩余索取权的博弈中获得重要地位与巨大利益。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如果智能化机器时代与第一代和第二代互联网时代一样,不能做到真正去中心化,产权和利润归极少数人拥有的格局没有办法被打破,那么产权和社会财富就会因更高级的人工智能、互联网技术的出现而更加集中化。
从管理结构看,经济组织的管理方式通常包括决策过程、监督机制和激励制度等。
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因转向大机器生产方式的巨型化、复杂化与专业化,“看得见的手”——管理协调成为实现企业管理现代化的一项基本机制,管理者与所有者、劳动者之间的界限比较分明,企业内部管理呈现科层制、命令化的刚性特征。
在人工智能与智能化机器的生产方式下,因机器可以更有效地处理复杂的任务,企业的最优规模、边界和组织结构将会改变,企业组织开始出现扁平化、虚拟化趋势,或者企业会变得灵活而小巧,由此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开始弱化,直接的对立与冲突开始减少,人与机之间的管理协调关系等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智能化机器主导下,随着单纯体力劳动者数量锐减、脑力劳动者地位崛起,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的地位逐步趋于平等,柔性管理代替了刚性管理,即时办公、随处办公成为常态,每个劳动者都成为经营网络中一个平等合作的节点。
当然,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与之匹配形成的新型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并不局限于以上几种,而是极其多样化。例如,至少还有流通方式变革、消费模式变革、法律和规章制度的变化、社会阶层和阶级结构的变化、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变化、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变化、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等。这些表现形式不同的新型生产关系及其演化趋势,是未来经济学要关注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