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前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物质支撑。”

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就是在新发展格局下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以实体经济为着力点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因此，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宏伟战略目标中必须坚持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修订本教材的基本出发点和根本遵循。

现代化产业体系就是以实体经济为基石，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资金、人才等关键要素为保障，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农业根基、工业基础与核心、服务业支撑、基础设施保障体系，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持续提升。这种产业体系说它是“现代的”，是因为在从传统向当代过渡中，产业发展会显示出许多“现代性”，这种现代性体现了当今科技革命、产业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具体要求，如人工智能发展的趋势和影响、寡头竞争的市场结构等；说它是一个“体系”，是指产业发展呈现出系统的、高度的完备性，具有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功能，可以不依赖外部供给，不惧怕外部冲击，独立自主地运行。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它的高端化。高端化是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就是追求产业体系高端化的具体行动的表现。高端化并不是说技术越发达、越先进越好，而是中国企业的价值链位置，要从低端不断地向中高端攀升，要处于全球分工中较有竞争力的地位，并能获取较大的分工利益。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它的智能化。智能化是提升我国产业技术水平和生产率水平，提高发展质量的基本要求。智能化是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升级版，它的本质是在计算机网络、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支持下，让劳动手段超越纯粹工具的属性，让机器劳动过程具有分析、判断等大脑才具备的功能，让机器成为决策辅助系统，大大减轻人类劳动复杂度，提升劳动效率。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它的融合化。融合化是在技术飞速发展的条件下，产业界限越来越模糊、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化、产业协作协同越来越重要的基本要求。在数字技术条件下，制造过程越来越服务化，越来越取决于数字技术嵌入制造的能力。因此，我们必须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要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要加快发展物联网，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降低物流成本；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第四个特征，就是它的绿色化。绿色化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绿色化是产业发展满足人类高级需要的方式，不仅要利用生态系统的工具价值，更要承认和突出生态系统自身的价值，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归位。绿色化是和谐的发展方式，以系统化的方式推进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的绿色化，以制度化的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产业联动和区域联动。绿色化是普惠民生的发展方式，它一方面强调生态环境的生产发展性功能，另一方面强调生态环境的生存宜居性功能，满足了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和生态产品的需求。

如果我们把现代化的三次产业形象地比喻为一棵参天大树，那么现代化的农业就是坚强的树根，现代化的工业就是坚实挺拔的树干，而现代化的服务业则是这棵大树繁茂的枝叶。建设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虽然离不开这棵大树的方方面面，但是其重点和难点，还是在于如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其框架和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巩固传统产业，发挥比较优势。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这些年我国产业的竞争优势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当前具有竞争优势产业的主体，还主要分布在各类传统产业中，如纺织服装、建筑建材、机械电子等。产业政策如果轻视或者忽视这些产业的功能和作用，并不符合我国人民的利益。因为，这些产业具有全球最大的市场需求，放弃它们等于自废武功。例如，根据麦肯锡2019年的报告估算，全球服装业务的价值为1.7万亿～2.5万亿美元。这意味服装产业接近全球汽车3万亿美元的市场，也远远超过了芯片6000亿美元产值的市场。这么大的市场我们不去占领，就等于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另外，传统产业不是落后、低端的代名词和标签，产业本身并不存在什么低与高、坏与好、落后与先进的问题，区别只在于用什么工业化技术改造和武装：利用先进的工业化思维和现代技术去改造它，它就是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如纺织服装的印染，过去用水用染料印染，既污染环境又消耗水源，但是现在是用高技术的无水数码喷印技术。因此，对这些产业的政策取向，应该是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和加快转型升级，而不是简单地淘汰或放弃。

其次，以产业链思维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当今世界的产业发展态势，早已突破了单个企业局部突进的孤立化发展格局，产业链和集群化的发展成为产业发展的主导形式和基本趋势。相应地，产业政策也已经过渡到产业链政策。产业的这种发展态势，从根本上来说是由科学技术进步的特点决定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不是以点线的方式突破，而是以块状、大幅度、穿透式的方式革命性进步，同时决定和影响了几乎所有的传统产业，并加速涌现无数崭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对传统产业的产业链和链接方式产生了深刻的革命性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在全球产业链重组的浪潮中，使全球供应商竞争跨国公司订单的方式演化为产业集群之间以及全球产业链集群之间的竞争。因此，以产业链思维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就是要紧紧抓住当今科技革命的主线，以数字经济为核心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同时在空间布局上为新技术革命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合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再次，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当代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表现为制造型服务的发展，服务业尤其是其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具有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密集的特点，它们嵌入制造业提升了制造业的“聪明脑袋”“强大心脏”和“起飞翅膀”的功能。但是这不是简单相加，而是需要加速两者深度融合产生化学反应的催化剂，这个催化剂就是数字化转型，它正在推动先进制造业产业革命和新技术革命浪潮滚滚向前。一方面，数字化促进制造业主导产业愈加专业和深化，提升价值链的地位，降低投入成本，提高生产率；另一方面，在制造业的支撑下，提升现代服务业专业化水平和质量，拉动对先进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助推先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最后，产业基础高级化与产业链现代化。基础产业的基础性，一是由其所处的位置决定，如处于产业链上游的、投入环节的材料、设备、基础软件等；二是由其在产业链扩张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决定。这些产业部门往往具有显示度较低、报酬递增、进入门槛高、外部性强等特性。在目前对我国“卡脖子”的技术和产品中，大都是属于基础产业的产出，也往往是我国基础研究薄弱的地带。在紧张的国际关系态势中，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必须摒弃静态比较优势理论，改用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以及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把政府的有为作用与市场的基础调节作用结合起来。推进基础产业高级化战略，要重点抓住实施扶持政策的三个主要因素：一是被扶持的产业中，企业目标不能以盈利最大化行事，而必须以技术突破和产能最大化为目标；二是对产业扶持政策及其手段要进行审慎的选择，减少对生产者补贴，改为对市场刺激和对消费者补贴；三是要对产业扶持政策进行福利效应评价，要考虑扶持竞争对手对本国居民增加福利的影响，而不能仅仅看政府补贴的支出额度。推进产业链现代化，就是要推进基础产业高级化，强化企业间技术经济联系，提高产业链与创新链、资金链和人才链“四链”嵌入和融合的紧密度，以此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打好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一是要培育全球价值链上的“隐形冠军”，大力发展各种处于产业链“卡脖子”地位的“专精特新”企业；二是要在产业链上塑造技术驱动或者市场驱动型的各类具有“链主”地位的跨国企业，让其在全球产业链治理中发挥一定的主导作用和控制能力；三是要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鼓励要素充分自由流动和竞争，实现要素协同等方面的突破，以此调整失衡的产业结构。从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主要是要协调好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把鼓励产业发展与公平竞争的关系处理好，尤其是要布局好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的企业之间的组织关系。

建设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针对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的重要问题，完善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

一是除了要防止“脱实向虚”的倾向，还要防止实体经济产能过剩造成的泡沫现象。资金和其他要素围绕房地产、金融等虚拟经济转，不进入实体企业的泡沫经济现象，近几年来在中央的大力整治下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现在要重点防治的是不按照市场需求规律办事，盲目重复投资于一般制造业的倾向。产能过剩一直是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顽症，地缘政治等因素进一步影响了我国制造产能的消化，实践中过剩产能多是银行信贷堆砌起来的，它们多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泡沫，严重的产能过剩会造成重大的金融经济风险。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要对这一现象给予重点关注，避免在“稳定制造业比重”的遮掩下出现新一轮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

二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重点是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而不是把它们当成低端产业“腾笼换鸟”。过去的产业政策鼓励对传统产业实行“腾笼换鸟”，目的和愿望似乎是好的，但是结果往往是笼子腾出来了，“旧鸟”搬走了，“新鸟”没有来。实践证明，对传统产业不能采取一退了之的办法，而应该重点强调本地化升级，尤其是要注重用信息技术改造。我国传统产业比重高、规模大，中小企业多，在安置就业、出口、税收等方面对经济社会贡献大，因此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不能贪大求洋，不能用简单的“亩均投资、税收、产值”标准让其退出。

三是要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的拉动作用，把扩大内需与创新驱动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突破。过去我国企业以出口导向为主，做的都是跨国企业研发设计好的订单，自己专注于加工制造环节，长此以往必然缺乏研究开发和市场运作的能力。新发展格局下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庞大内需，必然会培育出本土从事研发设计和市场创新的企业，因此扩内需其实与鼓励国内企业创新发展的逻辑是一致的。当前我国在创新发展上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产业链上游的创新企业缺少来自下游客户的信息、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

四是鼓励收购兼并形成产业链“链主”，同时支持专精特新隐形冠军企业成长。产业链“链主”就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或者是为技术创新提供市场和场景的需求者。在技术驱动型的全球价值链中，“链主”依靠自身的技术能力和资本优势，为聚集在自身周围的上下游企业制定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生成发包订单并决定价值分配。而在市场驱动型的全球价值链中，位于市场终端的巨型买主通过发包订单的方式，为上游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供来自下游客户的信息、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有时，这类“链主”企业还会越过价值链的某些环节，直接对产业链上下游研发关键产品和设备的企业进行投资。这些都是培育隐形冠军的关键手段和措施。

五是在全球价值链重组的背景下，更要强调自我自主开放，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开放合作。当今，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以防风险为借口，对我高科技产业技术进行封锁和各种打压，更加凸显了自我自主开放的必要性。产业链现代化不可能关起门来在封闭条件下进行，更不可能不吸收人类先进科技成果闭门造车，要千方百计地与世界进行能量交换和双向学习。鼓励中国企业主动走出去，主动投资“美加墨自贸区”等，防止产业脱钩是一个有效办法。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国际组织，充分发挥现有各种国际协定拉动高水平开放的作用，也是一个可行的途径。

由上述阐述可知，中国式现代化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出了许多新的任务和要求，也对中国化的产业经济学建设提出了许多需要探索的新问题，我们需要总结经验，并提出新的战略与政策。这次第3版的修订，就是根据这些要求，由我在各位原作者修订的基础上，在产业结构调整、产业链现代化、全球价值链重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产业政策等理论和实践方面做了许多新的补充和修改，并根据中国产业经济的实践更新了一些案例。这一探索是初步的，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刘志彪
2024年5月于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