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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市场结构与市场势力:计量检验

20世纪50年代,随着罗斯福新政后经济恢复政策的影响,美国出现了一场产业并购浪潮。这一背景下学者们对产业集中的成因及其与经济效率、竞争结构和公共政策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代表性成果介绍如下。

一、早期的跨部门研究

1.产业集中度与利润率关系的检验

Bain(1951)利用美国42个制造业部门在1936—1940年的数据,分析了前8位厂商集中度(CR 8 )与用收入除以股权市值反映的利润率之间的关系,发现那些集中度高(CR 8 大于或等于70%)的产业部门获利水平要显著高于集中度低(CR 8 小于70%)的产业。

Bain进一步分析认为,既然规模经济的差异不能解释不同产业具有不同的利润率的原因,那么就必须考虑市场中存在的垄断性因素。他重点研究了进入条件对利润水平的影响,提出如果进入是困难的,那么集中度高的产业容易形成合谋,从而增加利润。

在主观评价基础上,Bain(1956)根据进入壁垒程度对不同产业进行了分类,详细分析了进入壁垒、产业集中度及利润率之间的关系,证实了上述预测。具体结果如表3-3所示。

表3-3 进入壁垒、利润率和集中度

资料来源:Bain(1956)。

Bain的系列研究引起了学术界极高的关注,随后出现了以Mann(1966)为代表的50多个类似的研究,几乎都发现了主导性厂商(尤其是前4位或前8位厂商)可以保持比平均水平要高的收益率,且这样的市场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垄断势力。这些早期研究奠定了从结构到行为再到绩效的研究传统,形成了高集中度可以使企业获得市场势力从而获得高获利能力的结构主义观念。

2.对Bain研究的扩展检验

很多学者在模型设计、指标体系、样本选取等方面进一步扩展了Bain的研究,从而深入挖掘了市场势力与市场结构之间的实际联系。

(1)Collins和Preston的价格-成本加成率检验。Collins和Preston(1969)利用1963年美国417个制造业产业的数据,检验了市场集中度与市场势力之间的关系。他们研究的特点如下。

一是利用价格-成本加成率衡量市场势力程度。由于无法得到边际成本的数据,Collins和Preston提出了用价格-成本加成率的方法估计市场势力。根据当时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条件,他们假设企业规模报酬为常数,那么边际成本就等于平均成本。平均成本由每单位产出所占用的劳动成本和资本成本构成。例如,将劳动成本记作 ωL ,考虑到在竞争条件下的资本收益及折旧的作用,资本成本可以表示为 λθ k K ,由此得到

这样,勒纳指数可以重新整理为

式中, pQ 是销售额; ωL 是工资;( pQ - ωL )/ pQ 是价格-成本加成率,实际上就是销售毛利润(PCM); θ k K / pQ 是资本销售比率(KSR)。

二是用前4位企业集中度测量市场结构。因为如果进入比较困难,往往是大企业更容易占有优势,从而能够更好地行使市场势力。

三是将制造业部门分为生产品和消费品两类进行对比分析,以考察进入壁垒对集中度—利润率关系的影响。与Bain不同的是,Collins和Preston没有直接观察进入条件对市场势力的影响,而是考察产品差异化程度的影响。消费品部门与生产品部门在产品差异化程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可以分别代表不同的进入壁垒程度。

Collins和Preston定义的回归方程为

表3-4是检验结果的汇总。

表3-4 Collins和Preston的研究结果

资料来源:Collins和Preston(1969)。

注: a 为1%的置信区间; b 为10%的置信区间。

根据表3-4中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前4位企业的集中度与价格-成本加成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与生产品产业相比,消费品产业中市场集中度对市场势力的正效应要更加显著,这是因为在消费品产业中产品差异化程度要重要一些,表明进入壁垒较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进入较为困难的情况下,高集中度将形成高收益水平。

(2)Strickland和Weiss的研究。与Bain对进入壁垒进行主观判断的方法不同,Strickland和Weiss(1976)利用了按产业平均每美元销售中广告支出(ASR)和MES等客观指标考虑产业间进入条件的差异,从而发表了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研究表明产品差异化程度对于价格-成本加成率的确定是非常重要的。对消费品产业来说,ASR的平均值可能小于4%,其范围为0%~29%。ASR增加1个百分点,将给价格-成本加成率平均带来1.396个百分点的变化,几乎相当于Collins和Preston(1969)模型中CR 4 增加10个百分点的效应。对生产品产业来说,ASR的平均值大约是1%,变动范围为0%~4%。ASR增加1个百分点,能导致该产业中价格-成本加成率变化1.778个百分点。虽然就产品差异化程度的重要性来说,生产品产业不如消费品产业,或者至少生产品产业中的广告较少,但是生产品产业一旦投放广告,就会大大地提高该产业的价格-成本加成率。可以发现,在表3-4中的第1个方程中加进ASR变量之后,集中度对加成率的效应几乎翻了一倍。

从统计意义上来说,Strickland和Weiss(1976)对MES的估计结果比ASR弱(见表3-5)。对生产品产业来说,他们没有发现MES对该产业的价格-成本加成率有什么显著性的效应。就消费品产业而言,MES对该产业的价格-成本加成率具有中等程度的显著性效应。

表3-5 Strickland和Weiss的研究结果

资料来源:STRICKLAND A D,WEISS L W.Advertising,concentration,and price-cost margin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6,84(5):1109-1121.

注:ASR=广告销售比率;MES=产出最小最佳规模;其他符号意义同表3-4。 a b c 分别表示1%、5%和10%的统计显著性。

综上所述,Strickland和Weiss(1976)的研究显示了广告强度对价格-成本加成率具有强烈的正效应,市场集中度和规模经济水平对此只具有较弱的正效应。正如Bain所预期的那样,最适宜行使市场势力的市场是集中性市场,只有在这种市场中,厂商才可以在大规模基础上经营,才可以对消费者培育品牌形象。

(3)Domowitz等人的长期分析。Domowitz,Hubbard和Peterson(1986)考虑了商业周期的特点,对市场集中度与市场势力关系进行了长期考察。

他们参考了Collins和Preston(1969)的计量方法,对1958—1981年美国284个产业部门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无论是生产品部门还是消费品部门,价格-成本加成率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有明显提高,其后趋于平缓;价格-成本加成率随集中度的提高而提高;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集中度的产业平均的价格-成本加成率的差异不断缩小。而市场集中度与价格-成本加成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但是市场集中度的系数值也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略有增大,然后就开始趋于平稳,到了70年代之后就很微小了。

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他们又加入了ASR,再次检验得到的结果如表3-6所示。

表3-6 跨部门时间序列分析结果(1958—1981年)

(续)

资料来源:Domowitz,Hubbard和Peterson(1986)。

注:括号里是标准差;所有系数的估计在1%置信区间上显著。

考虑了广告强度的影响后,他们得到了与之前类似的结果:前4位企业的市场集中度与价格-成本加成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广告的影响在所有的产业中都是显著的,由于消费品产业广告密度偏高,且广告具有形成产品差异的倾向,因此在消费品产业中集中度与价格-成本加成率之间的相关性要比生产品产业更加显著。

对于集中度对产业获利能力的影响越来越小的现象,Domowitz等人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商业周期内需求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于集中度较高的产业更为显著,这是主要的原因;二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产业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进口品竞争,进口品竞争有效地抑制了高度集中的产业内企业行使市场势力的能力。

基于上述发现,Domowitz等人对跨部门的回归检验提出质疑,认为跨部门回归不仅存在统计技术方面的缺陷而且容易产生误导,他们建议要考虑需求、工资水平、生产率等产业特定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4)Salinger的托宾 q 检验。Salinger(1984)用托宾 q 来测量企业垄断利润的水平。他特别强调托宾 q 反映的是长期垄断利润水平,他认为短期利润率指标并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进入及合谋中的欺骗等行为会使得短期垄断利润不稳定,而且与会计利润相比,托宾 q 可以根据市场风险对企业的市场价值进行调整,并能综合更多的信息以更好地反映企业的获利能力。

他检验了广告、研发、最小生产规模作为进入壁垒对集中度与利润水平关系的影响,同时,工会的作用也被考虑了进来,因为工会的谈判能力将显著地影响企业垄断租金。因此,回归方程可以被定义为

式中, q 为托宾 q 测量的市场势力; A / p k K 是广告支出与资产价值之比;R&D/ p k K 是研发支出与资产价值之比; U 是工会成员占劳动人数的比例;CONC是集中度;MES是最小最佳生产规模; K 是资产的重置价值; G 是1971—1976年销售额增长速度,代表了产业的增长速度。检验结果如表3-7所示。

表3-7 Salinger的检验结果

(续)

资料来源:Salinger(1984)。

R 2 的差异说明用会计利润和用托宾 q 检验的结果是显著不同的。Salinger的研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工会成员实际上因为垄断利润的存在而成为最大的获益者,但并没有发现在产业集中度与市场势力之间存在有统计意义的相关关系,也没有发现广告和研发支出的增加能够引起收益的增加。另外,他的研究也不支持增长快的产业收益也高的假设。

这些研究不能很好地支持Bain等人在早期得到的经验结论,这与跨部门研究的特点不无关系。除了在指标选取、数据质量等计量研究中常见的问题外,产业间的差异也是导致研究结果很难得到一致结论的原因。另外,最严重的问题是,获得和维持市场势力攫取超额利润是企业层面的特征,跨部门计算的是产业集中度,逻辑上与研究问题并不一致。

二、产业内及企业层面的典型性研究

虽然产业间的统计数据具有可获得性的优点,但是真正对市场绩效有意义的并不是产业集中度而是公司的市场份额。因此,也有学者开始利用产业内及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市场结构与绩效的关系,借以进一步揭示某种特征条件下市场结构所具有的规范含义。这里仅选取了两个典型性的实证研究进行介绍。

1.航空业市场势力与市场集中度关系的研究

在20世纪70年代末,因为管制的放松,美国航空业出现了大量的企业并购,导致市场集中度显著上升。而航空管理信息系统的出现,毫无疑问又强化了大航空公司的主导性市场地位。那么,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到底会对航空公司的获利水平产生怎样的影响?学者们围绕航空市场集中度与航空定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早期的研究基于航线的平均价格和组间差异比较的方法进行分析,主要的结论是市场集中度和航空费用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这种方法受到诸多质疑,因为航线起始城市的差异使航空业产品存在高度差异化,不能进行平均计算。因此,后期的研究主要围绕相同城市间航线展开。

Evans和Kessides(1993)根据1988年第4季度美国运输部的调查数据,选择了约占美国国内民航市场75%的1000条最繁忙的城市间航线,对航空票价、航线集中度和机场集中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

根据统计结果,双程机票要比单程机票便宜30%~37%,且直飞航线的票价要略高于中间有一次转机的票价,这验证了航空票价实际上是与航线相关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机场层面的市场集中度来说,占有较大航运比重的航空公司具有显著的定价优势。至于是什么机制导致这些主导性的航空公司对航线有显著定价权,他们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只猜测是因为机场设施作为沉没成本具有一定的稀缺性。

而对于航线层面的集中度来说,与其他学者的结论不同,Evans和Kessides没有发现航空线路的市场份额对航空票价有任何显著影响。因此,市场份额不能解释航空公司的定价能力。Evans和Kessides的解释是,与机场不同,飞机实际上可以毫无成本地在航线之间转移,也就是说对于航空公司而言,要进入和退出某一个航线市场是非常容易的,这样的市场具有可竞争性。根据可竞争性市场理论,即使市场是集中的,企业也并不具备可以将价格定在边际成本之上的能力。

然而,Evans和Kessides关于航空业是可竞争性市场的理论解释并不能得到经验证明。Graham等人(1983)用194个美国和地区国内航线市场的样本检验机票价格与市场集中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机票价格与HHI显著相关,与可竞争市场的预期不完全吻合。而且此后的一些研究发现,实际上的进入而不是潜在进入对航空业定价行为的影响才是至关重要的。

2.Shepherd的企业研究

Shepherd(1972)收集了美国231个大企业的数据,用税后利润对股东股权的比值测量企业的获利能力[( P - T )/SE],检验其与企业的市场份额(MS)和CR 4 的相关关系。

他分别用广告强度(ASR)和资产价值( K )代表公司具有的产品差异化和资本性进入壁垒。在考虑了这两个因素后,模型表达如下

式中, a b c 分别代表1%、10%、5%水平上的统计显著性; R 2 =0.504。

研究表明,企业利润率与企业市场份额和产业集中度之间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对于企业市场份额更加敏感。这样的结果符合理论上的预测。

结合进入壁垒的情况,广告强度显然对利润水平的影响是显著的,而资产规模的系数为负,表明在控制了市场份额、集中度及广告强度的效应后,企业规模与获利能力成反向变动关系。这实际上与资产规模作为进入壁垒要素将强化企业市场势力的假设相反。Shepherd认为这主要是由企业的规模不经济造成的。

三、对集中度-利润率关系的解释

多数实证研究表明,市场集中度和获利能力存在显著的正效应关系,但是对于其作用机制的解释存在着大量争议。

以哈佛学派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结合了进入条件的考察,认为在存在高进入壁垒的情况下,高度集中市场里的企业更容易进行合谋,从而实现垄断利润;显著的广告强度提高了产品差异化程度,结果导致集中度高的市场中企业能够更好地行使市场势力从而获益。而芝加哥学派却认为市场势力作为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在长期并不会持久,他们认为结构学派关于高集中度形成高利润的经验结论并不可靠,并试图提供理论上的证明,具体如下。

1.市场集中度与市场势力关系的理论证明

用勒纳指数表达的市场势力为

式中, L i 是勒纳指数; p i 是企业 i 的价格水平;MC i 是边际成本; 是企业面临的需求价格弹性。

考虑市场不完全竞争的特征,厂商的需求价格弹性的公式为

式中, 为企业 i 的需求价格弹性; 为该企业所在产业的市场需求价格弹性; 为该市场中企业 j 的竞争者的供给弹性; s i 为企业 i 的市场份额。

将需求弹性代入勒纳指数的计算公式,我们可以得到

这个关系式首先证明了企业的市场势力( L i )与其市场份额( s i )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同时也证明了这个关系在多大程度上还要受到该产业的市场需求价格弹性及其他竞争厂商价格供给弹性的制约。因此,市场份额或者说市场集中度并不是解释市场势力的唯一因素,从市场份额或市场集中度的结构状态很难得出关于市场势力高低的简单结论。

2.Demsetz的效率解释

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Demsetz(1973)为集中度与利润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效率解释。他的核心观点是如果一个企业比其竞争对手更有效率,那么它不仅可以获得高水平的利润,也可能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因此,如果某个市场中的企业都是比较有效率的,那么这个产业的集中度和利润率水平就会比整个社会的平均水平高。这样,市场集中度与利润率之间虽然存在显著正向关系,但并不一定就是产业内企业实施了合谋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导致的。

Demsetz根据美国国内收入部门1963年的数据,对市场势力的效率解说进行了检验。统计的结果如表3-8所示。

表3-8 公司规模与集中度决定的利润率

资料来源:Demsetz(1973)。

注:R 1 是小规模企业,资产规模小于50万美元;R 4 是大规模企业,资产规模大于5000万美元。

统计结果表明,在所有的集中度水平上,大企业的利润率总是会比小企业高得多。而随着集中度的提高,这种差别就变得越加显著。根据这样的结论,Demsetz认为用市场势力来解释集中度与利润率之间的正向关系是错误的。

3.Martin的扩展验证

不少学者指出Demsetz的研究存在明显的缺陷,表现为大企业的效率可以含有高利润,但是高利润不一定有高效率。Martin(1988)引入了效率变量,扩展了Demsetz的检验。

Martin(1988)用企业的价格-成本加成率测量市场势力,用劳动生产率即企业工人生产的平均附加值(RP=附加值/企业工人数)代表企业效率。回归的结果如表3-9所示。

表3-9 市场集中度、效率和市场势力

资料来源:Martin(1988)。

注:1.PCM 14 为最大4家企业的PCM;PCM 58 为第5~8家最大企业的PCM;PCM 9 p 为剩余企业的PCM;其他指标同理。

2. a b c 分别表示1%、5%和10%上的统计显著性。

根据研究,在所有规模的企业组里,价格-成本加成率都与劳动生产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随着最大的4家企业的集中度变大,三组企业的价格-成本加成率都会提高,但是提高的幅度在缩小,说明大企业的效率将有助于提高产业获利能力,但是来自小企业的竞争使得大企业行使市场势力的能力也受到限制。

关于市场结构与市场势力关系的经验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考虑产业特征的重大意义,并努力将研究从市场集中度扩展到进入壁垒、产品差异化、效率等方面。但是,即使是企业层面的研究,还是存在着许多重大的缺陷,例如,现代企业往往是多元化经营、多产品生产,这就对市场界定、价格体系提出了挑战,不考虑这些实际问题,得到的结论就不可靠。另外,从某个固定的时间层面来看,可以界定某些产业是利润率高些,另一些低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收益产业也会变成低收益产业,而低收益产业也可能变成高收益产业,集中度也可能发生相同的情况,时期的问题应该如何考虑值得思考。又如,集中度和利润率之间的关系不一定就是线性的,市场结构也会受到市场势力的影响,这种相反的相关关系也值得进一步考察。 2F5EE3efFfGA+bhfMystLIZBm3x5f8vXtYI4S5lITeU8kQUwgJpTTbvWis0T9n6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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