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出了事，组织上查，也会有人替我挡一下”
——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的忏悔解析

基本案情

许迈永，男，生于1959年，杭州市原副市长。历任杭州市萧山县城厢镇副镇长、萧山市副市长、杭州市西湖区代区长、杭州市西湖区区长、杭州市西湖区委书记、杭州西溪湿地公园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2008年4月任杭州市副市长，负责城市建设等方面工作。2009年4月28日，浙江省纪委、浙江省委组织部证实，许迈永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浙江省委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2011年5月12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许迈永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许迈永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1年7月19日上午被执行死刑。

牵涉许迈永案的14个单位或个人，几乎都与房地产项目有关。作为地产一线城市，杭州地价、房价之高，长期为全国所瞩目。在此背景下，长期主政杭州市西湖区的许迈永，谋取了惊人的不当利益，亦成为政府官员与房地产商勾结的范本。受贿1.6亿余元、贪污5300余万元、违规返还土地出让金7100余万元——随着号称“三多”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案的开庭，国内官员贪腐的纪录被刷新。

2011年3月16日至18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了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

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指控：1995年5月至2009年4月，许迈永利用担任萧山市副市长，杭州市西湖区代区长、区长、区委书记，杭州市副市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浙江坤和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宝库、浙江开氏集团有限公司等14个单位或个人在取得土地使用权、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承揽工程、解决亲属就业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先后多次索取、收受上述人员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6亿余元。许迈永还利用担任杭州金港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便利，侵吞国有财产共计人民币5300余万元。

根据宁波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许迈永最早的一笔贿金，来自其远房亲戚许飞跃。在许迈永的老家杭州市萧山区戴村镇戴村，许姓只有许迈永一家。许迈永的亲戚很少，加上两个弟弟皆是盲人，许迈永因此十分看重许飞跃这位远房亲戚。

许飞跃，1967年出生，比许迈永小8岁，原为萧山市湘湖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该公司成立于1995年4月，彼时，36岁的许迈永正担任萧山市委常委、副市长。

据指控，1995年，许飞跃看中萧山一块土地，在许迈永帮助下拿到开发权。许飞跃倒手赚了300万元，许迈永分得150万元。此后，许飞跃在杭州多个房地产项目中得到许迈永的关照，许迈永亦从许飞跃处得到好处2000多万元。

1999年10月，时年32岁的许飞跃，注册成立浙江海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高调进入房地产开发领域。

2002年6月，许迈永调任杭州市西湖区区长后，海陆旋即将触角伸向西湖区。2004年2月，浙江海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金6000万元，许飞跃、孔黎黎分别持股75%和25%。

进入西湖区后，海陆接连开发了两个项目——位于三墩的剑桥公社和位于小和山的UN公社。其中，前一项目位于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浙大本部）正门附近，海陆集团目前即在剑桥公社顶楼办公；后一项目位于浙江工业大学小和山校区对面。值得注意的是，两个项目皆为西湖区的留用地项目。

所谓留用地，是指国家在征用农村土地并转为建设用地后，留下其中10%给当地村委会使用或开发，以保证失地农民的生计。西湖区三墩镇，正是杭州留用地最集中的地方。光西湖区三墩镇即有留用地项目27个，面积742亩，折合建筑面积约100万平方米。这些土地早年都实行协议出让，不用走招拍挂程序，正好给许迈永提供了上下其手、进行暗箱操作的空间。海陆集团能拿到浙江大学和浙江工业大学附近的黄金宝地，正是得益于许迈永的关照。

以开发剑桥公社的杭州龙申置业有限公司为例，龙申置业成立于2004年7月，注册资金3181.8181万元，其中虾龙圩社区居委会持股40.86%、厚诚桥社区居委会持股22%、海陆集团持股37.14%，但公司三位高层许飞跃、徐利霞、葛亚萌均来自海陆集团。目前，总建筑规模约10万平方米的剑桥公社已基本售罄，海陆集团之获益当数以亿计。

有远房亲戚许迈永的关照，海陆集团近年的发展十分迅速。公开资料显示，目前该集团旗下已拥有浙江海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杭州龙申置业有限公司、桐庐海陆世贸中心开发有限公司、浙江月亮湾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嘉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兴化市海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6家全资子公司。

许飞跃没有亏待许迈永。检方资料显示，除直接给许迈永现金外，2004年许迈永向许飞跃提出想买个商铺，随即以妻子的名义买下杭州市中心一间价值320万元的商铺，许飞跃付了钱，即把钥匙交给许迈永的妻子戚继秋，让其收取房租。从2004到2009年许迈永落马，5年时间许迈永共收取房租150万元。

海陆集团或许是从杭州留用地项目中获益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但第一个从留用地上得到好处的，是来自萧山的开氏集团。在杭州，留用地住宅化的第一个项目是西溪锋尚，其开发商为杭州天元置业有限公司，背后正是开氏集团。开氏集团董事长项兴良，1963年出生，萧山人，系许迈永交往多年的朋友。据指控，开氏集团在西湖区开发的西溪锋尚、西港新界等项目，都是许迈永亲自带项兴良考察商定的。这些楼盘都是留用地项目，原本不符合商品房销售政策，其最终顺利销售，自然少不了主政西湖区的许迈永的帮忙。为报答许迈永，项兴良先后22次送其2500万元。

项兴良与许迈永的亲密关系，不光体现在这些地方。许迈永的妻子戚继秋，甚至公开在开氏集团旗下公司浙江景源贸易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要职。景源贸易公司成立于2002年11月，初始注册资金200万元，由项兴良、项水琴、陈立民三人控制的4家公司为股东，项兴良任董事长，戚继秋任董事、总经理。而景源贸易成立之时，正是许迈永步入西湖区之际。景源贸易公司与许飞跃控制的浙江海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都曾在杭州市玉古路173号中田大厦18楼办公。项兴良、许飞跃、戚继秋等人关系之非同寻常，可见一斑。

会计出身的戚继秋极富投资意识，很多时间都花在炒股上，其本人曾进入过酒鬼酒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几年时间，戚控制的股票账户资金，从200万元炒到了2000万元，翻了10倍。此外，戚任总经理的景源贸易，曾是宁波韵升、莱茵置业、综艺股份三家上市公司的前10大流通股东。莱茵置业（其董事长高继胜亦为萧山人）亦是许迈永案的涉案企业。依此判断，戚继秋炒股获利，或存内幕交易可能。

不知是否与妻子的精明有关，许迈永亦颇有投资意识。但与妻子善于炒股不同，许迈永善于炒房。据悉，许迈永多次对房地产商表示，自己收入不高，两个弟弟都是盲人，儿子在国外读书，压力较大，想买点房搞投资。房地产商自然对许迈永的心思心知肚明。以项兴良为例，2003年上半年，许迈永叫项兴良以一期开盘价格购买了坤和集团开发的山水人家二期清水湾房屋5套。房子交付后，项兴良出售上述房产获利110万元。项兴良又额外拿出40万元，凑成150万元送到许家。

许迈永低价购买5套房产的坤和集团，正是许迈永案中行贿金额最高的企业。与许飞跃、项兴良、高继胜等人都有萧山背景不同，坤和集团董事长李宝库为吉林人，1966年出生，20世纪80年代末在浙江大学读书，曾任浙大学生会主席。

检方指控，2002年8月，浙江科技学院老校区102亩土地使用权，被用于开发西湖科技产业园项目。许迈永帮助李宝库拿到这一项目，并许诺将省属高校享受的巨额土地出让金返还款，奖励给开发公司。2004年8月16日，西湖区政府办曾下发“西政办〔2004〕110号”文：“为加快浙江科技学院老校区地块改造步伐，经研究，决定成立浙江科技学院地块建设领导小组。”而领导小组的组长，正是许迈永。

李宝库为感谢许迈永的帮助并求得其继续关照，许诺送给许迈永2000万美元。截至案发，李宝库先后8次将830万美元汇至许迈永指定的香港银行账户。在许迈永总计1.6亿余元的受贿金额中，李宝库的830万美元是其中最大一笔。作为回报，在坤和集团的发展过程中，许迈永亦关照有加。坤和近10年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几乎全在西湖区范围。李宝库之所以给许迈永高达830万美元的巨额贿赂，概因许迈永直接索要，李无从拒绝。

除从开发商处索贿外，许迈永还公然向开发商“借钱”。2006年，位于萧山的著名女装企业汉帛（中国）有限公司开始介入房地产领域。在此前后，许迈永帮助汉帛董事长高志伟出资设立的香港某控股有限公司取得西湖区三墩镇29号地块，高志伟承诺给许迈永20%干股。后高在未告知许迈永的情况下，将该项目转手给同样来自萧山的众安房产（后开发成白马尊邸项目），收益颇多。许迈永对此十分恼火，他认为，此项目至少可以获利1亿元，按照20%的干股，其可以获益2000万元。2007年5月，许迈永以炒股为名，向高志伟“借了”2000万元。

此前的1998年，时任杭州市政府派出机构、杭州（香港）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许迈永向高志伟借钱，以投资款的名义投入1900万元到杭州（香港）实业的房地产项目。许迈永利用这笔钱开发了多个项目，除小部分收益上缴国库外，大约1500余万元收益转入己手。许迈永还曾是杭州金港实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利用这一职务便利侵吞国有财产5300余万元。该公司目前已经注销。在因许案被纪委调查前，高志伟一直口碑颇佳。2011年3月12日，55岁的高志伟因突发心脑血管疾病离世，而高出殡之时，正是许迈永开庭之日。

根据指控，许迈永还存在以低于市场价买房从而变相受贿之举。如2004年，许迈永以其亲属买房为由，授意杭州国都房产集团董事长柴慧京，优惠出售一套排屋给其“亲属”，低于市场价86万元。国都房产亦是萧山区企业，平时受许迈永关照颇多。国都房产在西湖区开发的“阳明谷”能从旅游项目变更为排屋别墅，即有赖于2006年许迈永出面协调。

阳明谷项目位于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核心地带转塘镇，而许迈永到西湖区任职伊始，即兼任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主任。2007年7月，阳明谷以84073元/平方米的价格荣登当月最贵房产宝座，被业界视为杭州的“汤臣一品”。阳明谷的开发，在杭州一直争议很大。阳明谷的用地性质为旅游用地，但在2007年，阳明谷从“旅游用地”摇身一变成了“住宅用地”，并顺利拿到了预售证。

2003年上半年，许迈永妻子戚继秋接受杭州南源联合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某的请托，向当时担任杭州市西湖区区长的丈夫许迈永转达帮忙解决该公司“公元大厦”项目用地拆迁事项。事成后，戚继秋伙同许迈永，借用他人名义，以低于市场价321万元的价格购得“公元大厦”房屋一套。

在许迈永被“双规”调查后，办案人员在搜查他的住宅后发现，许家金玉字画、各种消费卡之多令人目不暇接。里面最吸引人的是一个形状类似于杭州国际会议中心的金色球体，系纯黄金打造，大小如同教学用的地球仪。许迈永家的储藏室则像一个小型金库。里面藏有一块黄澄澄的金砖及各种金银首饰，包括白色的玉手镯、米黄色的玉块、翠绿的玉佩、玉印章，更有玉制的帆船、蔬菜、文房用具及鸡血石等各种名贵石器制品。

让办案人员惊奇的是，许迈永还收藏了大量的名贵字画。比如，齐白石和范曾的人物画、潘天寿的荷花、何水法的牡丹、启功和沙孟海的字。

许迈永被纪委调查时的忏悔

1984年6月，萧山县（现杭州市萧山区）进行机构改革，我从一个普通教师被组织上选拔担任城厢镇副镇长，从此走上领导岗位。在组织的精心教育和大力培养下，我努力工作，岗位不断变化，职位不断提升，先后担任过萧山市（现萧山区）委组织部部长、副市长，杭州市西湖区区长、区委书记，杭州市副市长等职。

我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组织关怀、培养的结果。我本应更加努力地为党、为人民工作，报答组织的培养恩情，却犯下了严重的违纪违法错误和罪行。

从小穷怕了，工作后考虑经济问题比较多

1959年1月，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双目失明，以算命为生，母亲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72年，母亲得了气管炎，之后身体一直不好，不能坚持正常的生产劳动。我有两个双目失明的弟弟，当时父亲的生意不好，家里比较困难。

记得1971年我奶奶去世时，家里还欠下300多元债，父母天天为此犯愁，担心何年何月才能够还清债务。我16岁高中毕业后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深切体会到农民的辛苦，起早贪黑，日晒雨淋，蚂蜡蚊子叮咬，劳动一天也只有几角钱。

1975年下半年，我到戴村镇中心学校担任民办教师，吃住都在自己家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经济上的困境。1979年我考上大专，全家人都很开心。伴随着改革开放，农村经济的发展，父亲的生意越来越好，收入大大增加，条件极大改善，家里也建了新房，我深刻感受到经济基础的重要。

自从我走上工作岗位后，有了一份固定工作，拿国家工资，医药费可以报销，自己感到很欣慰，很自豪，所以工作也很安心，也很努力，对安逸的生活很满意。但由于我从小家里的经济条件差，生活比较苦，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也没人帮忙，所以我时常担忧，不知今后家里还会不会再次出现困境。再加上两个弟弟均双目失明，特别是侄女出生后也是双目失明，我的担忧与日俱增，经常考虑经济上如何有保障，如何解决后辈的生存问题，不让后辈再受苦。所以，我在如何打好经济基础的问题上考虑得比较多，有着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

看着老板们的财富迅速增长，心态变得不平衡了

在组织的不断培养下，我的工作岗位越来越重要，级别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我本想充分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华，更好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贡献，报答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人民的信任和期望。但随着我到外地出差、出国的机会越来越多，对外面精彩的世界没有正确的认识态度，使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改变了初衷。

记得1989年，我在萧山市委担任办公室主任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时，第一次去深圳、珠海，是随几个搞经济工作的领导一起去的。我们当时住的是四星级以上的宾馆，吃的都是饭店里最好的，一顿饭就要四五千元。看到他们潇洒自如，我感到做党务工作与搞经济工作大不一样，我一年的工资还抵不上一顿饭钱，感觉搞经济工作真好。1993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有个企业老板高某送给我1000元美金，说是给我的出国花费。我感慨道，就凭自己挣的这点工资，想到国外买东西，那只能是望洋兴叹。当时，我感觉搞企业真好。

思想观念的变化，逐渐反映在行动上。本来，领导干部的工作岗位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岗位，职位的提升，意味着更有条件、更有空间施展才华，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但由于自己思想受外界的干扰，我逐步认同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观点，把私利和金钱看重了。与此同时，我看到与我打交道的老板，一个个都很富有，他们每年的利润有几千万元、上亿元甚至更多。看着他们的财富迅速增长，我也存在着心态不平衡和红眼病，认为他们的能力也不比我强多少，凭什么有那么多财富？看看他们赚钱也很容易，而自己工作那么辛苦，不仅要起早摸黑，还承担很大的责任风险，得到的工资又是那么少。我对经济上总不满足于现状，心态不平衡，时常有一种攀比思想，与老板比，与高收入阶层比，越比差距越大，越比心态越不平衡。

由于比较的方法不正确，比较的参照物、对象找错了，比较的内容、标准搞错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发生了更大的偏移。我认为，人生不仅要为自己考虑，也要为后人考虑，虽然地位、职务、荣誉不能传承，但金钱、资产、物品可以继承，应该多积蓄点财富给后人。因而，金钱第一的思想在我的头脑里越来越重。

我虽然身处党政领导工作岗位，但是经常考虑经营上的事，实属“身在曹营心在汉”。同时，还想尝试自己的经营才能，要让财富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增大，致使自己离组织的要求越来越远。

法制观念不强，法律意识淡薄

平时，我注重对业务知识的学习，不注重对法律知识的学习，反映在实际工作中就是法制观念不强，法律意识淡薄，政策界限模糊，不能明辨是非。

如2003年，我与浙江坤和集团董事长联系商定购买杭州“山水人家”5套公寓房，本想向浙江开氏集团董事长项某借钱炒房，但又怕自己同时炒5套房子被人发现，因而请项某直接操作。因为之前我帮了项某许多忙，他愿意把投入资金扣除利息后的收益归我。2004年，我又委托项某在杭州“云栖蝶谷”炒一套排屋，炒房收入共计有500万元左右。

原来我一直以为是我向项某借钱，请他帮助我炒房，收益归我。通过深刻检讨，我认识到自己原来的想法错了。虽说我向项某借钱，但我没有出具过借条，借钱从事实上看不成立，买卖杭州“山水人家”五套公寓房、“云栖蝶谷”一套排屋，我没有参与买卖，都是项某在操作。从本质上看，我没有炒房，因为我既不出钱，也不出力或参与经营活动，这500万元实质上是项某送给我的。

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这些都是我法律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政策界限模糊，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造成的。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学法、懂法、用好法非常重要。我们的一切行为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我没有学好法，法律意识淡薄，是我酿成大错的重要因素之一。

严重的侥幸心理使自己越陷越深。

在我长达十多年的违纪违法过程中，群众不时有举报，组织上也给我敲过警钟，但我没有清醒，不是去改正，而是去掩盖，继续去犯错误。我总以为朋友靠得住，并心存侥幸地认为，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会有问题，即使出了事，组织上查，也会有人替我挡一下。

而且，我还错误地认为，群众的举报涉及不到核心问题，他们掌握的只是一点皮毛，掌握不了实质，他们举报的只是道听途说的一些小事而已。只要自己不露马脚，不主动向组织反映问题，是查不到自己的。

如2008年6月中旬，我听说有人向纪委举报我，怀疑我拿了通策集团10%的干股。于是，我暗中与该公司董事长吕某一起做了手脚。这10%的干股，总价是1000万元。我相信他们不会说10%的股权是我的，只要吕某不说，就无从可查。而且我认为，说出来对吕某也没好处。见事后没什么动静，我以为自己又一次骗过了组织。

所以，对一次一次的举报，我都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没有正确认识，没有举一反三，深思反省，没有认识到自己违纪违法问题的严重性，总以为只要事情做得牢靠，是可以过关的。

严重的侥幸心理，使我没有悬崖勒马及时去改正错误，而是去掩盖错误，企图蒙混过关，致使自己的胆子越来越大，错误越犯越大，在犯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警示：大胆贪腐的结果是自取死路！

许迈永的悔过书，并无多少新意，仍然是“辜负了组织培养”“错误树立了世界观、人生观”“放松了学习和自律”那一套。这种格式化的悔过书，看不出有多少悔过的真意，而且，到了贪污受贿两个多亿直至身陷囹圄后再悔过，又有什么意义？

但是，千万别把这悔过书当垃圾一件，不屑品读。许迈永自白如何走上贪腐之路、如何大肆贪污受贿的很多事实，事实上撩开了官场后台之幕，为认识官场、认识反腐、认识社会的很多现象提供了一个窗口，也让人生出很多思考。

许迈永交代，他是炒房一族，但他不自己出马，不自己出钱，而是通过商人买进售出，坐享其中所得。他的炒房总收入达到500万元。参与炒房的人，当然希望房价走高，但不是所有人都有能量，有手段推高房价。之前，分析房价为什么狂飙时，人们多指责地方政府为了财政收入，为了GDP政绩，还有人剑指贪官炒房，可拿出的证据有限。许迈永的自白提供了铁的证据。

参与炒房的官员到底有多少？为什么抽天价烟的房产局局长周久耕，看到有楼盘降价时那么气急败坏，喝令不许降价？为何有地方官员那么“真诚”地欢迎炒房者进入，甚至许诺“赔了算当地政府的”？为什么炒房者都那么义无反顾，一出手就拿下几十套几百套房子？原来他们早就吃透了中国房地产的本质——一有大量官员炒房，有什么可担心的，官员能让自己亏本吗？当然也不难明白，中国的房地产调控为什么那么难，各项政策为什么都被化解，抑制投机的措施总是遭到那么强烈的抵制。

许迈永分析自己为何走上贪腐之路时说：“随着我到外地出差、出国的机会越来越多……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早在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就显示，干部公费出国年消耗就达3000亿元，而之后，出国学习考察之风更是愈演愈烈。花钱让官员考察，学到了什么呢？从许迈永身上可看到，没有学到先进的理念、先进经验和技术，倒是让自己越来越讲究享受，走上贪腐之路。这官员出国考察经费，还要一年比一年涨吗？

许迈永还说：“组织上也给我敲过警钟，但我没有清醒，不是去改正，而是去掩盖，继续去犯错误。”这告诉我们：贪官在东窗事发前，什么警示、教育，是起不到多大作用的，起的作用可能是反过来增强他们掩盖罪行的意识和能力。贪官的悔过书否定“警钟”的意义，还想用悔过书来作反腐“真经”，是不是有些好笑？事实上，那些贪腐的官员，谁不知道贪腐的性质，问题是，在他们眼里，贪腐的真正问题是被抓，没被抓就算不上贪腐。反腐，还得从权力监督和制约上下真功夫呀。

“即使出了事，组织上查，也会有人替我挡一下”，这是许迈永大胆贪腐的心理支撑之一。在长达十多年时间里，对许迈永违纪违法的举报不断，但是，他都安然无恙。他是怎样屡次过关的？对他庇护的都是谁？官官相护到底有多严重？这些，都在公众心里深深地打上了问号。 jPcGz/3tqjH7dLaZwTxFSbOZhqQKiB8Wq9IpncXodsfgvptMaw/M/qwFtqEOID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