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李欧梵

本书是一部别开生面同时也能独当一面的学术著作。其以电影和文学的关系为主题，讨论的内容不仅入乎文学与电影之内，更是出乎两者之外，大有以十讲的形式涵盖“文学、电影及其他一切”的气势，读来令人十分过瘾。我在看完初稿后，就力荐出版，因为这是一本极为理想的大学教材，适用于包括中文系、电影研究、文化研究、传媒专业在内的相关课程教学。由于我个人多年前曾经写过一本类似的小书（《文学改编电影》，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10），所以对这个题目特别有兴趣。但在阅读本书后发现，它所涉猎的内容、叙述框架、分析视角与我自己的作品大相径庭。我是以文学经典改编电影为着眼点展开论述，且聚焦于所谓的西洋文学正典，反倒对电影艺术本身并没有深入分析。虽然我的结论并非独钟文学，但毕竟是从文学出发，又复归于文学。本书则是从电影艺术出发，首先介绍电影的基本视觉语言：蒙太奇和场景调度等，继而深入探讨电影作为叙事艺术的意义和可能，并辅之以大量的影片案例来为学生详细介绍电影研究的基本知识，展示文本分析的可能路径，在此基础上鉴赏文学改编电影之得失——这正是考虑到学生实际需要而设置的教学模式。当我读完书稿的前几章之后，就对作者说过：选你这门课的学生真是有福了，但愿下次有机会我也可以去旁听。

本书作者李思逸曾经在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教育大学以“文学和电影”为题开授过多次课程，同学们的反响十分热烈，好评颇多。这几年受疫情影响，教学活动大多转为在线进行，这使得他终于有时间和精力把相关讲义、材料重新整理出来，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由于力求保留线下授课时的实况与氛围，尽量以本科生能懂的语言来辨析理论、解读文本，本书最终是以课堂讲解而非研究报告的形式呈现在诸位面前。故而任何一位读者都能从书中感受到作者在教学时对学术自由、精神独立、师生平等的重视。思逸是一个对待学术很严肃的年轻学者，自我要求甚高——不满意的文章不发，不喜欢的课不教，做到这些在今天的学术界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他甚至一开始认为这本讲义过于通俗，不算学术，不值一哂。可单是仔细检视书中涉及的电影理论和研究资料，涵盖之广、功力之深就足以令人咋舌。而作者对理论概念的阐发深入浅出，对经典原著的引用信手拈来——这是只有真正热爱文学和电影的人才会达到的熟稔程度。全书的文本阐释更是精彩至极，思逸经常能以自己的思维逻辑把表面上不相关的两者联系起来，得出与众不同的新见解，看似天马行空，实则用心缜密。鉴于此，我认为这本小书绝不简单，通俗亦深刻，短小却广博，反而比大多数重复乏味、堆砌脚注、自我封闭的流水线文章更有学术价值。因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维系人们对文学和电影的热爱，激发一般爱好者对学术研究的兴趣，更是相关专业初学者的最大福音。为了供有心的读者和同学能进一步研读学习，我要求作者把所有的参考文献——特别是相关理论文章和专著尽可能详细列出。虽然课堂上的旁征博引、即兴发挥事后去追溯来源极为困难，思逸也都一一照办了。

本书的一大精彩之处在于对影片和小说的个案举例及文本分析。首先在案例选材上就令人惊喜，视野之内经典者有，通俗者有，具象生动者有，抽象烧脑者亦有：从鹅笼书生到卡夫卡，从莱昂内的《荒野大镖客》到黑泽明的《罗生门》，又从《鸟人》《哈姆雷特》到贾樟柯、哥德尔定理，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但每一个例子都用得恰到好处，围绕书中问题，助人解惑。其次在本书后半部分，作者充分展示了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思想史的独到见解，这对研究现当代文学的读者而言，会十分受用。作者的分析角度与众不同，非但围绕文学改编电影的既有主题，层层展开；更是提供了足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反思，将相关案例放进一个类似于政治无意识的总体框架中予以诠释。显然，作者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思潮十分熟悉，花了大量篇幅解析（也不乏批判）“文革”后的文化热和寻根热，评鉴当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与反启蒙论争。更妙的是，作者将不同时期的文学改编电影纳入进一个极具解释力的哲学模型中，即主体的困境。这里的主体小至个人、大到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想要自欺不可得，努力自觉不长久，始终摇摆于主体地位的确立和丧失之间。这种批判程度和思想张力，是一般研究电影的学者可望而不可即的。我个人最欣赏的“压轴戏”，是第八章有关沈从文抒情美学的论述。虽然根据沈从文小说改编的影片如《萧萧》《边城》，以及费穆的《小城之春》等经典之作已有不少学者做过研究，但思逸依然能提出新的阐释，充满真知灼见。这里面对抒情论述既有同情式的理解，也有发人深省的批判，有心的读者可以自行阅读，不再赘述。

此外，我特别推崇的是作者所采用的论述语言。书中关于理论的介绍和分析皆可作为我心目中的学术典范。因为这些都是作者在深入阅读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后加以提炼，再用一种准确明晰又略带抽象性的语言表达出来，与读者真诚交流、为学生解惑。无论多么艰深晦涩的理论话语，经过作者的讲解和表述，就立即显得生动起来，清晰易懂。我想作者的语言风格之所以具有此种魅力，原因无他，只因思逸基本的学术训练就是西方哲学。哲学的思考、写作方式和文学、历史不同，除了注重语言的精确之外还特别强调逻辑思维和论证结构，经过此种训练再去研究文学和电影，写法就是不同。事实上，在当前文学和电影的研究领域，许多学者并无此种哲学思维的训练，仅凭一腔热诚甚或虚荣心作祟，就在堂上卖弄热门理论、时髦话语，往往不得其解，还令学生听得一头雾水。至于所写作品，更是到了不用理论就不会说话的地步。我绝不反对理论，只是悲叹中文学界难见真的理论。或者是虚张声势，或者是糊弄外行，或者是讨好评审，无论如何，罗列人名、转引术语、堆砌脚注都不是在拿理论做学问——那不过是在诉诸权威。有理论而无思想、无见解也是一种悲哀。李思逸恰好相反，他所引用的理论概念无不是在为自己的思考论证服务：采取一种循循善诱的态度，以精确而清晰的语言把各种涉及文学和电影的理论、文本都作抽丝剥茧地分析、阐发，最终引出令人信服的总结。他甚至不避俗语，文中常见“其实说白了，就是……”等句式，但也是几句话就击中要害。学生刚开始接触到这种风格时肯定也是一知半解，但只要坚持下去很快就会见到亮光，这就是教学的智慧，也是理论功力深厚的明证。

李思逸是我的学生，而且是我作为老师最引以为傲的“得意门生”之一。孟子所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君子之乐，也是我的幸运。至于“教学相长”，我认为就是师生双方可以互相学习切磋，彼此得益匪浅。多年来思逸和我即是如此。我一向鼓励自己的研究生要独立思考，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做自己最关心的问题，绝不要为前辈所累，更无须为老师背书。所以严格来说，我没有“师门”，思逸也不算“门生”——思逸作为一个独立的、出类拔萃的学者，和我同属于一个自由、平等的学术共同体，这图景固然过于理想化，但未尝就不该付诸现实。思逸的第一本学术著作《铁路现代性》（台北：时报文化，2020）一经出版就得到学界不少好评，马上就要推出简体字版。本书是他的第二本著作，原来只是为了自己的兴趣和授课的需要而着手，“无心插柳”反倒成果丰硕。一个年轻的学者有如此成就，怎能不令我开心？长江后浪推前浪，老一代的学者有责任提拔后进、超越自己。这篇介绍性的小序，算是我对思逸的一种鼓励和祝福。

202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