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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政治变迁压力下的族群认同

哈罗德·伊罗生

为撰写本书,我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工作,在小石城待了一段时间。当时,联邦军队进驻该城,9名黑人学生,每天上学都遭到一群愤怒的白人追打,美国社会正要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时间是1957年的10月。这个星期,1974年10月,有关基本群体认同的研究,我刚好告一个段落,波士顿街头爆发了暴民与警察、黑人与白人的冲突,引爆点是种族隔离学校解禁,以巴士载送学生上学的计划正式上路。也是同一个星期,10月8日,《纽约时报》电视新闻版上刊出一则这样的报道:

卫生、教育暨福利部赞助一项电视现场播出的公共服务活动,该项活动一反之前族群关系运动“熔炉”与“同胞之爱”的主题,强调……族群与种族之间的差异不容否认,少数族群并未“融入”一个同质性的社会,差异虽然是当前的问题,但绝对有其正面的价值。

本书所要探讨的正是这些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所呈现出来的问题;而这些引起敌对的问题也正是导因于这些差异。先前主张“同胞之爱”的电视节目,显然未能弭平造成敌对的差异,新的电视节目无异于又在火上加油。这种情形充分反映了今天的现实,解开美国社会的分歧之谜,我们全都责无旁贷。

3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出席的一个小型聚会,也反映了相同的问题。与会的一位意大利裔美国人,来自纽瓦克(Newark)。当时,黑人占多数的纽瓦克市刚选出一位黑人市长,意裔美国人一夕之间沦为在野的少数,变成了纽瓦克的新“黑鬼”。不再由白人治理的街头,这位经由选举产生的年轻政治人物,再也看不到攘臂嘶吼的场面,而那正是他的政坛前辈惯用的手段。跟那些新的丛林之王打交道,他必须学会谈判。那天晚上他谈起,在一次电视座谈节目中碰到一位黑人好战领袖。那位仁兄二话不说,冲着他就竖起一根指头说:“你他妈的种族主义者!”这位意裔美国人不甘示弱地顶回去说:“没错,你也好不到哪里去,你他妈的种族主义者!”两人互瞪了一阵子,意裔美国人打破僵局,说道:“好吧,我们总算有一致的看法了,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事情,看法也能一致的。”就这样,当着现场双方各自带来的他妈的种族主义人马,两位发言人继续讨论起问题来。这一幕充分说明,都市里面新的族群政治正在打造市政的新组合。

本书所谈的,正是族群认同在政治变迁压力之下的自我打造与塑造。同样的情形不只发生在纽瓦克、在美国,而是发生在每个地方,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之所以会研究群体认同的本质,可说是一种机缘。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曾经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他们全都生活在变迁的政治环境中。最早,我所从事的是报道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人在印度与中国的所见所闻。数年之后,那一次的经验让我兴起一个念头,想了解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对印度人与中国人的最初印象是否有所改变。从那里出发,我继续探讨世界事务所造成的冲击,尤其是1950年代非洲的崛起、美国社会的种族关系,特别是与美国黑人相关的部分。1957年我在小石城所做的调查就与此有关。接下来的7年,我又针对历经变迁之痛的尼格罗(Negro,黑种美国人)展开一系列更广泛的密集访谈,从中我了解到,在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还有很多人同样在这种经验中打滚。于是我走出去,去探索以色列的美籍犹太人、印度的贱民、半岛马来西亚受英国教育的华人、脱离美国殖民的菲律宾人,以及从战后灰烬中站起来的日本人。

全心投入了解政治的某些本质,尤其是历经政治变迁之后,我发现,对于基本群体认同的本质,我还需要下更多的工夫,而最佳的途径莫过于从基本处着手,从它的源头起步。唯有如此,我才能够看清楚,族群认同这个因子是如何在政治中穿梭往来,又是如何使我们全都身陷其中。我所知道的,全都写在这本书中。为了举证说明,我大量引用自己过去做的功课,大都是在不同地方所做的个人访谈。注释的用意是要加强说明这些事例,确认引用文句的出处,以及建议有兴趣的读者对相关主题做进一步研读,毕竟本书在许多地方只是蜻蜓点水而已。

我的探索,让我有机会在旧的土地上走过新的道路,用新的眼光去看旧的景象,用不同的音阶去听旧的声音,为一些老问题找一些新的答案。谈起我们的身体、语言、历史与起源、宗教、民族,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新”可言,除非正如我现在所做的,我们尝试去了解它们是如何凑到一块,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环境,纠纠缠缠地扭成一团,以致我们以各自的形态变成今天这副模样。一路走来,可以说饱尝艰辛,也不知跌倒过多少回。但对我来说,这是一趟发现之旅,希望对于别人也能收到同样的效果,尽管每个人的出发点和目的地都不尽相同。再怎么说,“族群”一词今天已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字眼,看过本书,至少可以比以前多了解一点它的概念。或许读者也会像我一样体会到,为什么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深藏于我们身体与精神中的那些东西,一再阻挡住我们最深沉的希望——引导出一个更人性化的人类存在。

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有人助臂,有人献智,有人不遗余力,在此我要一一致上最诚挚的谢意:

——新世界基金会已故的Vernon Eagle先生,正是他在财务上的支持,才使本书得以完成,我尤其要感谢他的耐心与信任。

——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已故主任Max Millikan及其继任者Everett Hagen与Eugene Skolnikoff,由于他们的开明作风,在他们的领导下,多年来我得以栖身于中心,从事自己的研究。

——多位同事与好友于百忙中审阅本书的篇章,并提出宝贵意见,特别要感谢麻省理工学院的Bruce Mazlish与Walter Dean Burnham、前同事Ai-li Chin、布朗大学的Jacob Neusner、芝加哥大学的John Hope Franklin、马来西亚大学的Chai Hon-chan、洛杉矶加大的Hiroshi Wagatsuma、费斯克大学的Eric Lincoln、伦敦大学的David Lowenthal、俄亥俄州大的William Peterson、华盛顿大学的Margaret Hollenbach、宾州的Robert De Witt神父与麻省理工学院的John Crocker爵士。

——哥伦比亚大学的Fritz Stern、斯坦福大学的Charles Ferguson、华盛顿大学的A. A. Lumsdaine及麻省理工学院的白鲁恂,特别感谢他们对我百般优遇,提供宝贵协助。

——美国犹太委员会的Irving Levine及芝加哥大学美国多元主义研究中心的Andrew Greeley,过去6年来,他们在不同的会议场合针对本书主题提出不同意见,惠我良多。

——Harper & Row的编辑Jeannette Hopkins,多蒙她的专业与用心,使本书增色不少。

——Cecilia Dohrmann,3年来搜罗文献、整理档案、录入文字,以及内外打点与鼓励;这方面相同的协助,也要感谢Frances Von Merterns,以及后来加入的Ann Craig Cornelius。

——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研究所多届的研究生,多年来,在我1956年所开的“变迁中的认同与世界事务的展望”课程中,分享我的心得并提供协助。

——多位编辑在过去几年中惠允本书各章在下列刊物刊出: Daedalus、Survey、Foreign Affairs、Washington Monthly、Bulletin of the International House of Japan、Ethnicity ;以及曾经刊载本书部分文字的各种刊物,包括: Color and Race (John Hope Franklin, ed.[1968])、 Racial Influences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George W. Shepherd, ed.[1970])、 Ethnicity in Our Time (Nathan Glazar and Daniel P. Moynihan, ed.[1975])。

另外尚有多人惠我,在此不及一一致谢。最最要感谢的是爱妻Viola R. Isaacs。在本书调查与撰写的整个过程中,她包容、合作、分享,既是良师益友又是工作伙伴。还要带上一笔的是,她和我携手打造一家人的群体认同,包括我们的5个子女与我们的孙辈Jenny、Katy、Bobby、Laura与Jonathan,以及将来可能会加入这个小圈圈的每个人,我将此书献给他们,希望有朝一日,他们都能善择善用先人的遗泽。同时,对于未来的展望,由于力有未逮,不尽之处,唯有寄望来兹。

1974年10月14日于马萨诸塞州牛顿城 bYw18oHVWlRiuVqL+gwyexIjuxQ/NShtzpFdnb0mQf4FMfbsr1V21ADg6BZPyG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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