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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抑制既有微观主体的行为选择原因，也有深层次的宏观原因。从家庭选择而言，148万亿元的居民储蓄，如果能改善预期，提高社会保障程度，住户存款降低1个百分点，就能够新增1.48万亿元规模的消费需求。从宏观上讲，如果能够把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提高到国际平均水平，中国家庭收入可提高20万亿~30万亿元，可见中国从消费抑制到消费繁荣的巨大潜力。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存款数据，2018年以后住户新增存款出现明显上升趋势，2017年住户新增人民币存款只有4.6万亿元，2023年增加了16.7万亿元，相当于2017年的363%——这种罕见的储蓄增长速度，意味着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倾向的更大幅度下降。
中国人民银行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2024年第二季度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61.5%，倾向于“更多消费”和“更多投资”的居民只占25.1%和13.3%。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图表来看，2019年以后，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比已经持续数年呈现扩大的态势。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截至2024年10月，住户部门存款余额已经达到148万亿元，此外还有30万亿元的理财产品（中国理财网数据，截至2024年6月底），30万亿元的保险资产（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底），以上总量不低于200万亿元的财富，都是在沉睡中不断增长的居民消费能力。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1950—1970年美国劳动者报酬占国内总收入（GDI）的比重持续上升，1970—1990年这一比重高位企稳，而20世纪80年代正是美国最终消费开支快速增长的“消费黄金时代”。
沉睡的消费能力与活跃的消费能力之间，关键是推动居民消费信心由弱到强的转变，需要从根本上扭转他们的收入预期。只要能消除消费抑制，中国将很快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消费需求将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
对于消费者来说，储蓄是当下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的选择，如果认为未来收入还会增长，或者生活有足够保障，就不需要太多的储蓄，而是会将当下的收入用来改善现在的生活。如果能看到确定性的投资机会，投资者就会将资金转入活期或者保证金账户，确保能够随时出击，抓住投资机会。对于投资者来说，定期储蓄就意味着放弃流动性，放弃收益。
为什么中国的消费者和投资者宁可放弃生活改善，牺牲流动性和收益，也要把钱存起来？
行业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消费者更新汽车和手机等耐用消费品的周期都在拉长。例如，中国消费者预期平均的换车周期为5.7年，照此推算2023年仅换购需求就应有1700万辆，但实际销量远未达到这个数量，估计过去5年中国乘用车市场累计有3000万辆的换购需求未释放，而推迟换车的主要原因是现金流紧张和对未来的经济前景不明朗。
手机消费更新的周期也从最早的16~18个月，延长到20~24个月，最近已经拉长到36个月，而推迟购买新手机的原因中，收入位列第一。除了汽车和手机，金银珠宝和奢侈品消费也出现萎缩，2024年4—7月，金银珠宝类消费连续4个月负增长。
不仅耐用消费品的购买被推迟，服装和餐饮等必选消费品的消费也明显下降。2024年7月，服装鞋帽、针纺织类商品消费下降5.2%，餐饮收入仅增长3.0%，客单价也明显下滑。消费减少和消费降级，说明由于收入减少或储蓄增加，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放弃或者推迟了生活品质的改善。
同时，储蓄率的高企也意味着中国投资者的投资意愿低迷。2022年民间投资增速只有0.9%，2023年更是进一步降低到-0.4%，2024年前7个月，民间投资累计增速为零。从国家资金流量表提供的住户部门证券交易保证金变动来看，2016年以后均为流出状态，2016—2018年分别流出2105亿元、1466亿元、366亿元，2019年转为流入，但其后流入规模却逐年下降，2019年流入1505亿元，2020年流入1446亿元，2021年仅流入917亿元。
总结来看，高储蓄是消费者放弃生活改善、投资者牺牲收益和流动性等多方面作用的后果，其中消费抑制是问题的根源。
中国居民的储蓄率一直偏高，这一现象甚至被称为“中国高储蓄率之谜”。数据显示，1982年，中国的国民总储蓄率为33.59%，此后呈阶梯上升态势，于2010年达到50.65%的历史最高位，之后虽有所下降，但仍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21年，中国的储蓄率为45.55%，而同期美国的储蓄率为18.09%，德国的储蓄率为30.65%，日本的储蓄率为28.11%。值得一提的是，2000—2021年，中国的平均储蓄率为45.57%，不仅比发达国家的平均储蓄率高出约20个百分点，也超过众多储蓄率相对较高的新兴国家。
工业化的早期和快速推进阶段，高储蓄率曾经为资本要素的供给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多储蓄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因此非常羡慕中国。但是工业化基本完成之后，随着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高储蓄逐渐对扩大消费需求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工业化逐步完成之后，如何推动中国的高储蓄转化为消费能力，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提倡过度消费，只要将中国居民过高的储蓄率适当地降下来，就能为扩大国内消费提供充足的购买力。住户部门的存款降低1个百分点，就能释放1.48万亿元的购买力，再考虑到消费对上下游的带动作用，降低1个百分点的居民储蓄所能带来的增长拉动，将远远大于1.48万亿元。
与此同时，也需要辅以利率的调整，转变人们在当期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决定系数，推动高额的居民储蓄这条“睡龙”活跃起来，让消费市场“油然作云，沛然下雨”，恢复生机勃勃的增长态势。
在工业化的中前期，工业品和基础设施的短缺是主要矛盾，增加供给是当时的主要任务，因此，全社会都形成了“以生产为中心”的制度、政策和观念，用财政资金补贴生产、补贴出口。
在工业化中后期向消费型社会转型中，消费不足成为重要矛盾，为了实现消费繁荣，首先要将更多的资源从补贴生产、补贴投资、补贴出口转向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改善居民的收入预期。例如，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推出的“伟大社会”计划中将减贫和提升中等家庭收入作为重点，明确提出“通过增加低收入人群金钱或物质层面补助迅速满足其最基本生存需求”。1964—1969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比由原来的1/5下降到1/10，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在1965—1970年增加了近1倍。
当前，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低于50%，不仅低于美国80%左右的份额，也低于部分欧洲国家65%以上的水平。如果在10年内实现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增，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将提高5~10个百分点，基本达到欧洲国家60%~65%的水平，“消费抑制之痛”将逐步解除，如果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能提升到70%左右的水平，中国的“总需求不足之困”也将基本解决。
发达国家和中国的实践证明，如果没有社会保障或者社会保障不足，居民只依靠储蓄来覆盖医疗、养老等大额支出，一方面会出现因病致贫等现象，更严重的是导致居民消费信心严重不足，储蓄率不断攀升。只有建立起覆盖范围更广、保障程度更高的社保体系，才能有效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提升消费倾向，推动向消费型社会转变。
例如，美国在1965年通过的《医疗照顾法案》，为符合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和铁路员工退休制度条件的65岁及以上老人提供了90天的免费医院护理和100天出院后的免费家庭护理；同时凡有资格享受住院保险的老人、残疾人及其他所有年满65岁者，均可自愿投保，只要每月另交3美元的保险费，即可报销一般就诊费用和药费。《医疗援助法案》则规定，由各州政府为困难家庭提供医疗补助，根据各州人均收入的不同，联邦政府承担50%~83%的费用，这大大减轻了美国老年人和困难家庭的医疗负担。日本在1961年实施《国民年金法》，无论性别、职业、收入，均能以个人的身份获得养老年金，逐步实现了日本全体国民“老有所养”的目标。
与美国80%、澳大利亚和加拿大70%的养老金替代率相比，中国的养老金替代率仅为56%，不能保障居民退休后生活水平不下降；而且中国的社会保障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别和体制内外差别，这些都是宏观消费抑制的重要原因，当然，也蕴含着提高社会保障水平、释放消费需求的巨大潜力。
苏联经济长期以生产，尤其是重工业的生产为中心，严重忽略和抑制了居民消费，不仅使苏联的经济循环严重畸形依赖投资增长，而且苏联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常年无法提高，是苏联经济停止乃至崩溃的重要原因。美国则通过减税和“伟大社会”计划等方式，主动培育民间的消费能力，较早就将财政开支向民生领域倾斜，使美国建立消费型社会的进程更加顺利，经济增长的动力切换也更为平滑。美国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近80年的时间中保持了较强的韧性和持续增长活力，与美国及时建成消费型社会有很大的关系。
从美国、苏联、日本等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以看出，在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体制、政策、利益和观念等方面的障碍。越是主动向消费型社会转型，代价越小；反之，如果在生产型社会的惯性主导下推迟转型，代价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