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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较低之外，经济增速下行带来的预期变化，例如深度老龄化与较低社保水平之间的反差、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庞大的低收入群体、高储蓄倾向以及对消费的限制性措施，都是中国出现消费抑制的深层次原因。
2021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底子薄，且发展不平衡，低收入群体的数量仍然很大，这部分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很高，一旦有增加的收入就会马上用来满足基本消费需求，但却苦于“无钱可花”。根据全国居民按收入五等份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20%的低收入组全年可支配收入为9215元，月均768元；20%中间偏下收入组全年可支配收入为20442元，月均1704元。也就是说，中国有5.64亿人月均可支配收入低于1700元。
2023年5月，全国30个重点城市房租费用平均为1483元/室，1700元的月收入在大城市很难维持基本生活。在中小城市，1700元在维持基本生活开支之后，基本无力承担疾病等突发情况的开支，更不要说生育、养老等长期大项开支。对于农村居民来说，月收入1700元用来应付生育、孩子上学、疾病、养老等问题也有后顾之忧。
这样庞大的中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很高，却没有消费能力，大量的工业品和服务供给就会显得“过剩”。因此，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任务非常迫切。
影响人们预期的，不仅是经济增速下降带来的就业不稳定和收入预期变差，还有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和社会保障不足。20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刚超过7%。2023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经达到15.4%，中国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与此同时，中国偏低的社会保障程度加重了居民对未来消费能力的忧虑。一些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证明，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有助于居民提高消费倾向，扩大消费需求。例如，欧洲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较高，2019年法国为23.86%，德国为19.74%，瑞典为19.04%，日本也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为16.13%（2018年数据），
而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在2020年达到3.21%，2021年下降到2.96%，远远低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
影响人们预期的，还有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内外的二元结构，以及这些二元结构带来的收入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一方面，中国已经实现了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超过10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超过90%，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过13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另一方面，目前还存在较为严重的城乡差别和体制内外差别。2022年，体制内人员人均养老金超过6000元，企业职工大概为3000元，而城乡居民不足200元，体制内人员的养老金是城乡居民的30倍。还有研究显示，中国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与居民的公共养老金的比值达到68.63倍。
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内外二元结构，也制约了“新市民”的消费意愿。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数据，2021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6.70%，其间相差约18个百分点，就是进入城镇生活但没有获得城镇户籍以及相应的公共服务的人口。为了获得教育、医疗等服务，他们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同时由于未能获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养老等社会保障，这些“半城镇化”的人口面临着未来生活更大的不确定性，也需要增加储蓄来进行应对，由此进一步降低了消费能力。有学者研究了农民工家庭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发现如果能让1.72亿外出农民工成为城镇户籍居民，享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人均消费可增长6686元，由此产生的居民消费增量可超过1万亿元。
除了医疗、养老等方面的保障不足，高房价对居民消费挤压严重，也是出现消费抑制现象的重要原因。中国城镇居民住房需求主要靠市场化的商品房满足，住房保障发展严重不足。2004年以后，中国楼市经历了几轮大涨，导致中国居民面临的房价收入比远高于国际公认的正常水平。在经历过几年房价下跌后，2024年上半年，中国百城房价收入比为10.6，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为26.3，二线城市为11.2，三、四线城市为7.9，
而国际公认的正常房价收比为3~6倍，高房价对居民消费产生了严重的挤压。
近年来，居民储蓄增速明显加快，仅2024年前10个月就增长了11.28万亿元，达到148.3万亿元。从2019年10月到2024年10月的5年间，住户部门储蓄余额增幅达到86.4%，而从2014年10月到2019年10月的5年间，只增长了61.4%。为什么居民越来越倾向于更多地储蓄而不是更多地消费？
首先，新冠疫情发生后，各行各业的收入增速都不如以前，从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速来看，2020—2023年分别为3.8%、8.8%、4.7%、5.5%，明显低于疫情之前的增速。从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速来看，持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速也已经结束了，一些行业如建筑设计施工等出现普遍的降薪甚至裁员，人们的预期开始谨慎。很多服务性行业的市场主体持有的现金等资产消耗很大，收入却远远不及以往，预期下降就更加严重。以餐饮业为例，2020年和2022年收入分别下降15.4%和6.3%，2024年上半年有超过100万家餐饮相关企业注销。
其次，房地产市场转冷后，很多买房负债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受到严重冲击，不少家庭已经损失了首付甚至更多，据估计，中国房地产市场总值约为480万亿元，从2021年8月到2024年9月，全国房价平均跌幅约为18%，相当于损失了86.4万亿元的财富。
此外，中国股市多年持续下跌，使家庭财产性收入锐减甚至严重亏损。数据显示，2023年公募基金整体亏损4347.74亿元，加上2022年整年亏损的1.45万亿元，两年的亏损合计近1.9万亿元，
2023年中国股票市价总值减少1.5万亿元，加上2022年减少的12.8万亿元，两年合计减少14.3万亿元，股市的负财富效应，让很多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严重衰退。
位于收入光谱另一端的高收入群体，还面临着很多对高消费的限制性政策，用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的话说就是，“我们是一脚‘踩油门’扩大消费，另一只脚‘踩刹车’，有诸多限制消费的措施”。
例如，在汽车消费领域，目前还有北京、上海、天津、深圳、石家庄、广州、杭州和海南在实施汽车限购政策。
又如，在改善型需求占比已经越来越高的情况下，2006年出台的住宅面积“7090政策”，即商品住房总面积中，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住房面积所占比重必须达到70%以上，仍未完全取消；有关政策对别墅等高档住宅的建设仍然采取非常严格的限制措施。
2023年，中国人奢侈品消费金额达到1.04万亿元，增长9%，其中境内消费占58%，境外消费占42%，且中国消费者境外奢侈品消费客单价明显上升，平均同比上升36%左右。
这与政策支持不足，甚至很多限制性政策尚未破除有关。
在游艇、私人飞机和奢侈品等相关行业，消费场景限制更加严重，高净值人群的购买力不得不流向海外，以游艇产业为例，尽管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交通运输部、文化和旅游部已经在2022年8月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邮轮游艇装备及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以满足游艇大众消费需求为重点，大力发展中小型游艇等政策方向，但很多地方仍然存在不少针对小型游艇的限制措施，如用于休闲垂钓的游艇不允许建造，四类、五类游艇不给登记，没有游艇泊位不允许登记，等等。
高端消费是激发高收入群体消费活力的重要领域，中国在这一频段不应“失语”“让位”，我们应当破除各种限制消费的政策，只要是符合社会公序良俗的消费项目、消费活动，都应当允许和鼓励发展。当全世界的消费者都盼望到中国南海驾驶游艇劈波斩浪，到中国新疆驾驶飞机飞跃戈壁雪山，到中国的赛车场加速竞逐，到中国来购买各种名表、豪车，到中国欣赏高端演出时，中国就不仅仅是世界工厂和世界研发中心，也将成为世界的消费高地和体验乐园。
儒家经典《大学》认为，“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这就是说，只有让更多的人生产，更少的人消费，更快地生产，更慢地消费，财富才是够用的，并且认为这是“生财有大道”
。在农业社会中，生产力水平低下，产品总量有限，能够实现大多数老百姓的温饱就已经是太平盛世，因此必须对消费加以限制，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的灌输，使中国人的节俭观念深入骨髓。
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由于资本要素的相对甚至绝对稀缺，人们往往也会采取压缩消费、增加储蓄用于投资的政策。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总结的“新教伦理”，即劳动天职观念、职业成功意识、节俭致富倾向等，也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初期人们通过压缩消费增加资本积累的一种意识。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我们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采取了重积累、重投资、轻消费的经济政策，“鼓励储蓄，轻视消费”的观念深入人心，与数千年农业社会形成的节俭文化相结合，中国人从上到下都形成了不同程度的排斥消费的意识，认为只有生产才能创造财富，而将消费置于经济循环中相对不重要的地位，一些极端观点甚至将消费与消耗、浪费、奢靡等同起来。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需要更多人意识到的是，消费不仅仅是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活动，从宏观角度来看，消费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个变化，继续抱持着“生产创造财富，消费耗费财富”的观念，就有可能使经济一步一步陷入生产过剩的衰退中。
当然，推动消费观念与时俱进，不仅需要转变社会公众认知，也需要政策转变并加以引导，例如政府要转变观念，把用于扩大投资、补贴生产、补贴出口的几万亿元财政资金节省下来，用于补贴消费，才能引领消费观念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