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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型社会是居民消费在总需求中占主导地位，是走过短缺经济阶段、高积累低消费阶段、重生产轻消费阶段之后，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经济发展目的的正常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多数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历艰苦奋斗、节衣缩食的短缺经济阶段，但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最终都完成了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从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看，目前应该加快建成消费型社会，然而，与经济体量、投资规模、出口竞争力等相比，中国居民消费仍然明显受到抑制。
虽然按照凯恩斯的理论，随着收入的增长，边际消费倾向有可能会下降，但实证研究表明，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特定阶段，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不断提升。
例如，1969 —1987年，美国人均GDP从5000美元提高到20000美元，其平均消费倾向从86.76%上升到88.60%，日本（1976—1987年）从71.80%上升到80.90%，澳大利亚（1973—1990年）从73.40%上升到87.05%，法国（1973 —1990年）从80.66%上升到87.66%，韩国（1988—2002年）从72.54%上升到89.33%。
上述国家平均消费倾向上升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例如，经济增长带来就业增加和收入增长，财政政策及时转向民生方向，更好的社会保障体制消除了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资本市场发展带来了“财富效应”，等等。
上述平均消费倾向的上升，对于各国提振国内消费需求，化解工业化后期的总需求不足挑战，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人均GDP从5000美元到20000美元的过程中，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法国、韩国和英国的平均消费倾向基本分布在70%~90%的区间内，随着人均GDP的提升，这些国家平均消费倾向的平均水平从80.5%提高到88%左右，而与之相比，中国的平均消费倾向低了20个百分点左右。
国内有关消费倾向的研究表明，中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从1990年的85%以上，已经下降到新冠疫情暴发前的70%左右，其中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大约为73%，而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66%。从变化趋势上看，自2008年以来下行趋势有所加速，2020年疫情发生后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再创历史新低，其中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已经下滑到63%左右。
在对经济活动的统计中，最终消费是构成支出法GDP的重要部分，最终消费支出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在美国、日本等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统计中，个人消费、私人消费、家庭消费与中国的居民消费是大体对应的概念。2021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12000美元，逐步向高收入国家靠拢，与美国、日本、欧洲国家已经具备一定可比性。但中国的最终消费和家庭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均明显低于上述发达国家。
先看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中国这一比重在1983年一度达到67.5%，1994年下降到58.2%，2000年反弹至63.6%，随后便一路下滑至2010年的48.9%，2019年反弹至56.0%，2022年又下降到53.4%，比2000年下降了10.2个百分点。同期美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80.04%，上升到2022年的81.90%，上升了1.86个百分点，比中国高了28.5个百分点。
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等，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普遍在70%以上。2022年，日本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为77.17%，英国为82.86%，韩国为66.85%，欧盟27国为73.80%，印度为71.64%。
再看家庭最终消费占比。中国家庭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在改革开放以后也呈现出下行趋势，最高点出现在1983年的53%，此后便逐渐震荡下行，2010年最低曾达到34.33%，此后有所反弹，2019年曾达到39.25%，但2022年又回落至37.39%。
日本家庭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在1971年为46.8%，此后基本保持上行趋势，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前的比重为49.9%，在此后所谓“失去的二十年”中，这一比重也没有下降，反而一路上升，2013年达到58.14%的高点，此后有所回落，2022年为55.58%，比中国高了18.19个百分点。
美国家庭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66.02%，上升到2022年的68.02%，上升了2个百分点，比中国高30.63个百分点。中国家庭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的下行态势，与美国、日本的消费需求稳定增长的格局形成鲜明对比。
美国、日本等工业化国家的消费增长过程，都经历了从大众消费到品牌消费，再到理性消费的过程，但普遍的特征是，在大众消费阶段，消费占GDP的比重提升到50%以上，此后这一比重基本没有明显下降，或者还会缓慢上升。
在工业化的早期和中期阶段，往往是高投资驱动高增长，而到了快速工业化的后期，消费成为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其经济增长的70%以上都是由居民消费所拉动的。
例如，2021年，最终消费对美国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2.98%，私人投资的贡献率为29.65%，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的贡献率只有1.58%，净出口贡献率为-24.39%；2023年，最终消费对欧元区12国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0%；2020年，最终消费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8%（资本形成贡献率达到81.5%），2023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2%（资本形成贡献率为28.9%）。
从供给的角度，经济增长的潜在边界是由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制度变迁以及企业家精神的作用等因素决定的，总需求决定了潜在生产能力的实现水平和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这是一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但如果工业化大国能够实现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也将提升潜在的增长率，这一点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有学者指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增长源泉是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的命题，这就将消费因素引入了增长的动因分析。
首先，消费需求持续增长，能够推动分工细化带来的“斯密增长”。
消费繁荣带来市场规模的扩张，更大的市场规模能够容纳更多的分工，而分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头。以大家都爱吃的火锅为例，最初开一家火锅店需要负责从买菜到服务的全流程工作，分工程度很低，随着火锅消费需求的增长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分工逐渐细化为食材、底料、蘸料、耗材甚至店面装修等行业，还出现了堂食、电商、外卖等不同的业态。数据显示，中国的火锅行业在很长时间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率，2023年整体销售收入已经超过6000亿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需求扩大、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结果。
其次，消费需求持续增长，能够推动创新带来的“熊彼特增长”。
消费繁荣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产能可以利用起来，转化为要素收入和利润，这就为企业的研发等创新活动提供了可能。正是福特等美国汽车厂商通过降低车价，成功地扩大了汽车的需求，使美国成为“车轮上的国家”，每年数百万甚至上千万辆的汽车销量，支撑着美国汽车工业贡献出了车用空调、涡轮增压、转向助力、定速巡航等先进技术。
我们看到，流水线生产、按揭销售、超市、网约车、社交媒体等新模式、新服务和新产品都出现在美国，美国经济能够持续保持增长，与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能够容纳、引发更多的创新和分工是分不开的。如果中国的消费市场持续繁荣，消费需求不断扩大，对于提升中国的潜在增长水平，也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投资与生产型社会中，投资在总需求中占据主导地位，社会观念更重视生产；而在消费型社会中，消费在总需求中占据主导地位，人们把消费作为所有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生产和投资都为消费服务。
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从投资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变，主要靠市场信号调节就可以实现。工业化高峰阶段过后，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工业产能逐渐饱和，居民住宅也摆脱了短缺问题，投资的微观效益和宏观乘数都逐渐下降，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投资会逐步减少。与此同时，在居民收入增长、社会保障水平提升、资本市场财富效应以及消费信贷等因素的推动下，消费需求不断增长，需求结构就会向着以消费为主导的方向转型。
当前，中国需求结构中，虽然消费已经是总需求的主体，但消费占GDP的比重，尤其是家庭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明显偏低。这种转型迟缓的主要原因是，在快速工业化阶段形成的政策、利益和观念，导致过多的资源被配置到投资和生产领域，使投资增速、投资规模和投资占比不能按照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乘数效应的变化而调整。
因此，当前向消费型社会转型，是中国经济深度转型的主要任务。只有首先调整宏观经济管理的政策、观念和利益机制，从以生产、投资为中心，向以市场、消费为中心转变，中国经济才能走向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