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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如果收入能够支持，消费扩张和升级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现象。发达国家在迈向高收入水平的过程中，平均消费倾向（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断提升，生活水平不断改善，但中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却在下滑，消费占GDP的比重明显偏低，这种消费抑制现象，正在造成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后果。
2020年11月，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201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元，相比2015年增长42%以上，即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品零售市场。
然而，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显示，2019—2023年，美国零售销售总额增长了33%，相当于增加了1/3个美国市场，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同期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增长了15%。201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美国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总额之比为95.63%，此后这一差距并未缩小，反而扩大了，2020—2023年分别为91.44%、92.14%、81.00%、80.53%。
2019—2023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只有在2020年是负增长，为-2.17%，其余4年均为正增长，2021—2023分别增长了12.66%、10.12%、6.00%，而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则有两年为负增长（2020年，-4%；2022年，-0.2%），2021年和2023年都是在前一年低基数的基础上实现的较高增速，除了汇率影响，中美两国零售市场规模差距扩大主要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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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层面的消费抑制，是指居民收入不足或储蓄过多而压缩了当期消费，导致消费倾向下降的现象；而宏观层面的消费抑制，则是指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低，以及社会保障程度较低，对经济前景预期变差等造成的居民消费在GDP中占比太低，从而导致总需求不足，经济循环放缓甚至陷入衰退的现象。
凯恩斯认为，消费不足的原因是边际效用递减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即人们从某一商品得到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且收入越高，增量收入用于消费的部分越少，用于储蓄的越多，由此导致消费不足。而中国出现的消费抑制现象，还受到中国特殊的经济体制、产业结构、发展阶段和消费文化影响，既与中国的收入分配体制有关，也与中国的宏观调控机制，尤其是投资驱动的决策体制有关，其形成机理更为复杂。例如，在国民收入分配过程中，居民部门收入偏低，最终导致消费在总需求中的占比低于发达国家的正常水平，这是中国所特有的一种现象。消费抑制现象抑制了总需求，也抑制了经济增长，是中国当前经济循环不畅、经济增速下行的主要原因之一。
通缩是指价格普遍且持续下降。目前中国经济通缩的警报灯已经亮起，但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它带来的严重后果。
历史的经验证明，尽管引发通缩的原因和机制各有不同，但是当价格普遍进入下降通道后，通缩会造成严重的经济负向循环。消费者和企业在降价预期的推动下，就会选择推迟消费和投资开支。对于个体来说，这样做是明智的，晚点买更便宜，推迟投资花的钱更少，但是集体行动就会进一步导致消费紧缩和投资减少，进一步的消费紧缩和投资减少会强化价格下降和经济停滞的预期，形成恶性循环。这种通缩循环一旦出现，通常很难扭转，日本走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通缩用了20多年的时间，其间商业销售总额一度萎缩了32.8%，2012年的GDP比1997年下降了7.9%，经济产出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1%的CPI（消费价格指数）涨幅是公认的通缩警戒线，2020年5月以后，中国CPI就跌破3%，截至目前已经4年有余，2023年全年基本在0的上下浮动，截至2024年10月，中国CPI已经连续20多个月低于1%，甚至个别月份出现了负增长，呈现明显的通缩特征。这不仅是经济学定义的经典通缩，而且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第一次面对真正的通缩风险，其严峻性不容忽视。
消费增速低于GDP增速，加剧了总需求不足。工业化高峰阶段过后，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开始进入下降通道，从2011年的18.23%下滑到2019年的8.00%（均为名义增速），新冠疫情发生后，两次出现年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负增长（2020年，-3.93%；2022年，-0.25%）。
2024年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3.3%，而第三季度GDP累计同比增速为4.8%（不变价），消费增速长期低于GDP增速，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不足。
消费增长乏力必然导致企业销售放缓，收入增速放缓，新订单减少，库存增加，效益下降。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利润，从2022年7月到2024年10月的27个月中，已经累计出现19个月负增长。
消费需求不足导致就业形势，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形势变差。消费低迷导致市场疲软，企业营收和利润下降甚至出现亏损，不得已就会裁员，由此引发失业率上升，劳动者收入下降，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进一步受损。
2019年以后，16~24岁人口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不断走高，2023年6月达到21.3%的最高点之后，统计部门暂停发布这项数据。2023年12月起，国家统计局对分年龄组失业率统计进行调整完善后，发布了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指标，2023年12月为14.7%，2024年8月最高上升至18.8%，10月略有回落至17.7%。
灵活就业人员数量和收入状况是反映就业形势的重要指标。有关机构推算，2021—2024年，以报酬计算的灵活用工市场规模扩大了93%。
事实上，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主播、客服等灵活就业岗位，曾经靠加班加点还可以获得一份差强人意的收入，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些岗位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收入逐渐被摊薄。根据广州市交通运输局2024年7月2日发布的数据，2023年9月—2024年5月，广州报备网约车数量增加了24%，注册驾驶员增加了7.3%，但同期网约车日均订单量则从14.21单下降至12.22单，日均营收也从343.34元下降至311.63元，创下营收新低。
可见，消费不足的影响已经全面向生产、就业、收入环节传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