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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社会之前，人类面临最多的挑战是供给短缺，各个国家都经受过缺衣少食的痛苦。工业化解决了供给短缺的问题，但工业化国家却经历了一轮轮总需求不足带来的经济衰退甚至经济危机挑战。刚刚走出供给短缺的中国，也迅速迎来了总需求不足时代。虽然今天的总需求不足不再表现为近100年前的“大萧条”，但消费萎缩、失业率上升、股市低迷等经济紧缩现象一旦成为闭环，就要花几倍的力量才能摆脱。只有充分借鉴各国在历史上应对总需求不足的经验和教训，真正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才能为中国的总需求不足问题找到合适药方，为中国经济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在工业化进程中，美国经济也深受总需求不足之困。1929年大萧条就是一次总需求不足集中爆发导致的严重衰退，而当时诞生不久的美联储错误地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加重了衰退的程度，延长了衰退的时间。帮助美国走出大萧条的，是以大量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投资来扩大政府开支的罗斯福新政。
1935—1941年，美国财政中用于各项公共工程的资金达140亿美元，仅联邦公共工程局主办的项目就有约25万个，包括12.2万幢公共建筑，66.4万英里
新道路，7.7万座新桥梁，850座飞机场，数以千计的医院、城市电厂和校舍，以及大批公园、游乐场、运动场和蓄水池。
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了需求，创造了就业岗位，增加了居民收入，扩张了消费，经济逐渐恢复了正常循环，美国才走出了严重衰退困境。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美国并没有将扩大投资的思路“教条化”，而是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主动转型。
1956年，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国家州际与国防高速公路法案》，可以说是美国最后一个实际完成的大规模财政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自此以后美国的财政支出开始退出基建领域。从财政支出数据看，罗斯福、艾森豪威尔、克林顿、奥巴马执政期间的基建投资每年平均占首年GDP的比重分别为4.00%、0.56%、0.29%、0.08%，
美国建设财政退出的步伐十分明显。
20世纪60年代，林登·约翰逊执政时期推出了“伟大社会”计划，推动国会在教育、医疗、住房、反贫困、民权和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通过相关法案，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开支方向大规模转向民生领域。1965—1969年，联邦政府用于社会保险、福利补助等计划的费用增加了65%，其中援助穷人的各项社会福利开支增加了3/4左右，
从此美国的财政支出不断扩大，但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成为主要方向。
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冲在一线的除了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更重要的人物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面对金融海啸，美联储果断降低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并为深陷危机的金融机构提供贷款，出台了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直接购买国债向资本市场注入流动性。
同样，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冲击带来的经济衰退、美股反复熔断和人们的收入下降，时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至0%~0.25%，开启“无上限”量化宽松，同时设立多种工具为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流动性等政策，化解了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稳住了金融市场。随后美国实施了总金额超过5.6万亿美元的多轮财政刺激计划，其中用于补贴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接近3万亿美元，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美国居民的消费能力不出现明显下降，为经济复苏奠定了基础。
为什么美国在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时，没有再像罗斯福新政时期那样建水坝、修公路、建医院、建学校大搞基建投资，也没有学习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再次提升社会保障水平，而是敞开闸门给经济注入流动性，甚至直接发钱促消费？
同样的症状，对婴幼儿、青少年和中年人来说，治疗方法可能完全不同；同样的总需求不足，在工业化的早期、中期和后期，应对的措施当然也不同。
1992—2000年，为了摆脱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的通缩困局，日本政府实施了136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基建和其他公共投资加起来就接近72万亿日元。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工业化和城镇化已经完成，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相当完备，在这一轮基建大投资中，日本就修建了很多没有乘客的铁路、没有集装箱装卸和渔船往来的码头、没有汽车的高速公路……最终日本经济仍然深陷总需求不足的泥淖，这些基础设施投资不仅起到的成效甚微，而且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挤占了居民收入和消费。
到了工业化社会后期或者后工业社会，扩大投资很难继续带来增量的需求扩张，很多投资既没有微观经济效益，也没有宏观乘数效应，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小。这也是日本在1990年以后即使扩大基建，也没能将经济拉出通缩困境的原因。
“靠基建拉动摆脱通缩”失败以后，日本开始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对通缩。2000—2012年，日本央行实施了零利率政策、量化宽松政策和全面量化宽松政策，但都因为过早退出或其他政策失误而功亏一篑。
2013年，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和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以极大的勇气和决心，推行了前所未见的超宽松货币政策。这一系列政策包括量化质化宽松（QQE）政策、“QQE+负利率”政策，以及“QQE+YCC（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三个阶段，日本央行不仅大量购买长期国债，还将量化宽松的购买对象扩大到日本股市的ETF（交易所交易基金）、REITs（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借此向市场大规模投放基础货币。
为了应对能源价格持续大幅下行带来的通缩倾向，日本央行还在2016年开始实施负利率政策，并辅之以收益率曲线控制操作，即在维持政策利率准备金-0.1%不变的前提下，通过灵活购买不同期限日本国债，将10年期国债收益率基本维持在0附近水平，而将短期国债收益率压低在-0.1%左右。
从2013年底到2023年底，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张了223%，央行资产负债表相对于GDP的规模，远远超过了美联储和欧洲央行。2013—2021年，日本央行数次提升购买交易所交易基金的上限，从每年新增1万亿日元，提升到3万亿日元、6万亿日元和12万亿日元，截至2023年3月，日本央行持有的交易所交易基金以账面价值看约为37万亿日元，账面价值约占TOPIX（东证股价指数）成分股当时总市值的5%。
日本经济在一系列超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动下，逐渐走出了通缩，实现了价格上涨、工资上涨、商业销售增长和GDP增长的正常循环，其在货币政策空间和操作上做出的大胆而成功的探索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有效需求不足，是中国经济近年来面临的主要矛盾，因此，着力扩大内需也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着力点。然而，曾经很成功的扩大基建投资的办法，在近些年却遇到了“越刺激，越需求不足”的困境。
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通过增发长期建设国债扩大投资（到2004年累计发行9100亿元），主要投向农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改造和建设、国家直属储备粮库、经济适用房等领域，同时辅之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到2003年，中国经济增速重回10%以上。
2008年，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需求收缩压力，中国实施了以“两年新增4万亿元投资”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计划，与宽松货币政策和产业振兴计划相配合，到2009年第三季度GDP增速就重回10%以上。
2020年，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冲击带来的消费下降，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长了32%，国债余额增加了4万亿元，地方专项债增加了3.5万亿元，赤字率达到6.19%（全国财政收支差额口径），虽然实现了2.24%的GDP正增长，但资本形成贡献率高达81.5%，不仅严重扭曲了经济增长结构，而且投资边际效益明显下滑，为后来加重总需求不足埋下了隐患。
工业化早期，工业品、基础设施和住宅等普遍短缺，对投资有着强烈的渴望，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似乎吃多少都能消化，能帮助身体快速成长。到了工业化中期，经济进入供需两旺阶段，即使因为存货、设备更新等出现阶段性总需求不足，也可以通过扩大投资来弥补总需求缺口，熨平经济波动，这就是为什么在1998年和2008年中国扩大投资稳增长政策能够很快见效。
而在工业化后期，继续扩大基建投资，就会像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既没有微观效益，更没有宏观乘数效应，甚至投资越多，总需求不足就越严重。2017年以后，中国很多省份的GDP甚至小于该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额，1元的投资已经创造不了1元的GDP，说明中国经济也到了快速工业化的后期，靠继续扩大投资，已经无法解决总需求不足问题，甚至会加重需求不足——因为在项目建设阶段，投资可以扩大需求，一旦项目建设完成，投资就会增加供给。
今天的中国经济，一方面拥有全球最大的工业产能，另一方面总需求不足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鉴往知来，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
是学习1990年的日本，继续扩大基础设施、工业产能和居民住宅的投资，还是重蹈2013年之前日本的覆辙，在宽松货币政策的道路上逐渐试探，浅尝辄止？
如果继续将近100年前的罗斯福新政作为扩张总需求的金科玉律，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是否还具备当时的背景？如果学习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尽快将财政支出结构向民生方向大幅调整，我们又会遇到哪些观念、体制和利益方面的障碍？
今天，还有很多人心怀供给短缺年代的通胀恐惧，把正常的降息和降准当作“大水漫灌”，错误地批评任何宽松货币政策，更是错误地把美联储和日本央行搞过的量化宽松当成“洪水猛兽”，但几乎所有先发工业国家都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且已收到良好成效，工业化高峰已过的市场经济规律，是不是有着不可借鉴的“中西差别”？
这些问题，需要每一个关心中国经济的人思考。
中国有着勤劳智慧的劳动者和工程师队伍，以及充满创造力和冒险精神的企业家，建成了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和最大的工业产能，这些不应当是发展的包袱，而是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财富。只要我们为总需求不足找到正确的时代药方，建成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消费市场，与强大的生产研发能力形成良性循环，中国经济就将进入新的高质量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