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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5~10年，从美国到欧洲，从光伏、新能源汽车到芯片，从出口到海外投资，中国对外经济环境可能迎来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与此同时，过去以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逆周期政策效应正在递减，甚至出现越扩大投资越加剧内需不足的严峻情况。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形成以惠民生、促消费为主要特征的扩大内需政策体系，以及新时期的宏观经济治理模式，应该是“十五五”时期最重要的经济课题。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波动，但这些波动都是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速度快慢的区别，我们曾经认为，只要不断扩大投资，生产更多的产品，建设更多的住宅、道路和桥梁，经济就能持续增长，没想到这些基础设施、产能、产品、服务都过剩了——原来，光有庞大的投资和生产能力还不行，还得有同样巨大的消费能力，才能让经济良性循环起来。
由于普遍的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各行各业都逐步感受到了经济下行带来的凛凛“寒气”。房地产、建筑、光伏等行业的严重供给过剩已经让这些行业的大部分企业陷入亏损，航空、快递、餐饮、网约车、教育等行业都越来越“卷”，连金融、软件开发、电子商务等行业也不断爆出裁员、降薪传闻。房价不断下跌不仅让数以百万的家庭面临着损失的风险，而且让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下降，原本被认为端上了“铁饭碗”的公职人员，也常常面临薪酬迟发的窘境……
与此同时，几十年形成的体制惯性和政策惯性在持续不断地扩大投资和生产，大量财政资金还在源源不断地被投入各种低经济回报、低社会效益的项目中，不仅挤占了消费，而且很多项目投资了100元却产生不了100元的GDP，宏观上平均的投资乘数也只略大于1，长期这样下去，中国经济很可能陷入当年曾让苏联经济失去活力的“过度投资陷阱”。
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只有消费繁荣起来，中国经济才能畅通，但中国长期以来重投资、重生产、重出口、轻消费的经济观念仍然没有转变——基本建设投资早已过剩，每年还有十万亿元级别的财政资金用于扩张投资；各行各业生产早已过剩，各级政府却还每年安排几万亿元资金用于补贴生产；出口早已位居全球第一，每年还有上万亿元资金补贴出口……
然而，中国经济内需不足的本质原因是中国所特有的消费抑制现象：只有37%~39%的居民消费率，以及55%左右的总体消费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以上。
面对长期日益严峻的消费抑制现象，我们这些年不仅在财政资金支持上杯水车薪，而且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上缺乏创新机制，在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全社会保障水平方面，更需要深化改革。
一切政策和经济结构的转型，都是从理论认识和观念转变开始的。
消费，既是经济循环的起点，也是经济循环的终点，是人类一切投资和生产活动的终极目的，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消费不够活跃，就如同人体的消化和吸收能力很差，食物长期堵塞在肠胃中，身体吸收不到营养怎么能健康？
消费不是浪费，而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过程，如何从消费抑制到消费繁荣，迄今为止，还没有全面的认识转变和体统的改革安排。
2020年以前，中国消费占比低、内需不足的矛盾虽然早就存在，但并不突出。2020年新冠疫情突然降临，中西方所采取的不同应对模式，使中国的这一矛盾进一步放大，短短几年时间，就演变成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严重问题。
2020年，面对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欧洲发达国家等普遍采取了大幅降息、大规模发钱等方式来扩大总需求，中国则既没有大幅降息，也没有大规模发钱促消费，而是把力量用在恢复生产、恢复供应链、扩大出口等方面。发达国家降息、发钱后需求旺盛，但是没有完整的供应链，因而需要采购中国的产品；中国虽然自身需求不足，但是有完整的供应链，受到发达国家需求的刺激，出口暴涨，产能和产量进一步迅速扩大——虽然那两年迅速扩大的中国产能正好被膨胀的发达国家需求所吸收，但是一旦特殊阶段过去，就会为后面进一步的产能过剩和总需求不足埋下隐患。此外，部分发达国家开始对中国出口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内需不足的问题就更加严重。
早在2020年我们就开始呼吁，中国应出台不低于10万亿元规模的救助计划，主要以向中低收入者发放消费券等方式扩大消费需求。然而，在扩大投资与扩大消费之间，政策惯性地选择了扩大投资。2020年，中国经济虽然实现了正增长，但81%由投资拉动。我们认为，每一项投资在短期内的确形成需求，在长期则形成更大的供给能力，进一步加剧了供给过剩。而扩大消费需求，则急需消费补贴或股市上涨等第三种力量，来打破原来居民可支配收入低增长、消费不足的恶性循环。
2022年初，针对一些知名学者主张“继续依靠扩大投资稳增长”的观点，笔者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后基建时代”，投资增速下滑不是短期或周期性因素，而是一个长期趋势。无论是工业化进程还是城镇化水平，都不支持中国的投资持续增长，投资率的下降将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违背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规律而人为扩大投资，就有可能像苏联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样，落入“过度投资陷阱”，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
2023年初，笔者针对“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是故意误导中国”的观点展开了学术讨论，引起了学术界和决策领域的关注。
随着学术讨论的深入，这几年笔者提出的很多理论观点已经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比如：
• 中国投资规模如果真的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10年后固定资产投资每年要达到80万亿元以上，这可能吗？
• 如果按照全球20%~30%的平均投资率，未来中国每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只需要30万亿~40万亿元，每年可以节省10万亿~20万亿元的低效和无效投资。
• 中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43%（也有略高的统计结果），扩大消费的关键是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占比。
• 新冠疫情发生后我们扩大投资、扩大供给能力，而消费能力却持续萎缩，这放大了供需矛盾，是造成结构性总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
• 建设财政适时而起，亦当适时而退，尽快转向民生财政。
• 促消费，货币政策应该发力，并把利率、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和资产市场价格等影响国内经济全局的经济指标放在汇率等外部指标前面。
……
随着社会认知和经济观念的逐步转变，决策观念的转变和转型已经开始。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是决策认知的重大变化，是决策观念对中国需求结构转型和消费作用的重新认识。
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强调消费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拉动力，最终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提出要“全面促进消费，加快消费提质升级”。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要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增强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意愿”。
对于中央和国务院上述高度重视促消费的决策观念转变，很多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认识还不够深刻，相关体制和决策行动的转变还是太慢、太滞后。比如，从目前的促消费政策来看，内容主要还是停留在文件重视、场景支持等层面，除了2024年家电以旧换新的1500亿元补贴，其实真金白银的促消费政策并不多。
然而，从通货紧缩挑战、年轻人就业挑战、地方债挑战、提振股市挑战、化解房地产风险挑战、改善企业经营状况挑战等来看，经济发展的严峻挑战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而彻底解决这些挑战，必须从提振消费开始——只有促进消费繁荣，让消费激活市场，市场引领企业，企业再扩大投资和就业，中国经济循环才能畅通，中国经济才能复苏繁荣。
从消费抑制到消费繁荣，建成消费型社会，是中国经济必须跨越的一道坎。然而，从消费不足、企业产品销售不畅、年轻人失业率高、通缩风险、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衰退等以消费抑制为特征的经济循环中走出来，仅仅依靠经济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依靠强大的逆周期政策来打破，靠深化改革措施来扭转。也就是说，为了迈过这个坎，需要持续推动中国经济一系列的政策深度转型和深化改革措施。
跨过这个坎，首先要由建设财政向民生财政转型。具体而言，就是将财政支出的主要方向，从增加基础设施建设、补贴生产、补贴出口，尽快转向社保、医疗等民生支持，或直接补贴居民消费。
考虑到中国当前阶段财政资金用来搞投资的乘数效应略高于1，而用来发放消费券的乘数效应大于3的实际情况，只要持续致力于这一转型，每减少10万亿元低效和无效投资并转而支持消费，可带来30万亿元的总需求，中国经济总需求不足的顽疾可逐步化解，消费繁荣时代必将到来。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地方财政资金用于补贴生产者，很多成熟和过剩产业还在享受着地方政府提供的免费土地、代建的厂房、低价的能源补贴、税收减免等，这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显然已经不合时宜。还有，那些在20年前用于支持幼稚产业的出口补贴和退税，在出口竞争力已经很强大的今天，也应该尽快取消，否则，虽然补贴了国外消费者，但得到的却是高关税、反补贴税等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总之，财政政策必须深度转型，从扩大基本建设投资、补贴生产者、补贴国外消费者，逐步转型为惠民生、补贴国内消费者。
跨过这个坎，需要货币政策的创新机制。过去几年，中国的货币政策在实践中受到防通货膨胀、防房地产泡沫、防股市泡沫、防人民币汇率贬值等政策目标的影响。但随着中国经济形势出现斗转星移的变化，这些目标都已成为“过去式”，尤其是严重落后于过剩经济的现实——在过剩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应当是扩大总需求、防止通缩、防止经济失速、保证充分就业，绝不能因为货币供应不足和实际利率过高，而让经济长期低于潜在增长率。同时，过剩的房地产供给、过剩的上市公司股票供给、过剩的外汇储备等情况，都要求货币政策必须告别刻舟求剑的“过去式”影响，大胆坚决地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幅降低实际利率，降低政府、企业和居民的融资成本，为技术创新、消费繁荣、房地产和资本市场发展提供充裕的流动性支持。
为了促进消费繁荣，中国的货币政策不仅需要尽快从过时的“准金本位”思想中解放出来，还需要探索新的货币流向理论和货币传导机制。过去的货币投放机制，更多是通过支持政府基本建设和企业投资传导的。今后，如何借鉴美国、日本等国的成功经验，探索通过资产市场价格的传导形成财富效应进而促进消费繁荣的新机制？
跨过这个坎，需要深化改革，提高居民收入促消费。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只有居民收入不断增长，消费繁荣才会有坚实的基础。然而，当前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仍然较低，这是抑制中国消费的主要原因。
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长期需要增加就业、提升工资水平，而就业和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又需要以消费的繁荣为前提，这就会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循环争论。
因此，从收入端入手促进消费繁荣，当前急需的是通过发钱、发放消费券等一次性收入增长或股市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等外部力量，打破总需求收缩和收入下滑的循环，启动消费市场；而中长期则应当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减少公共部门、垄断行业和稀缺要素的分配占比，提升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建立起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的长效机制。
跨过这个坎，需要产业结构的深度转型。中国传统产业大部分已经处于产能过剩状态，大量企业在有限市场展开过度竞争，转型升级的需求十分迫切。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对粮食等农产品、家电等工业品、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的基本需求的增长空间是有限的——如果未来十几年中国的GDP再增加一倍，14亿人对粮食的需求也会增加一倍吗？中国人对家电、道路运输的需求也会无限增长吗？中国要实现从消费抑制到消费繁荣的转型，不可能依靠传统农业、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的需求扩张，因为人们对这些产品的需求毕竟是有限的，甚至是刚性的。笔者十几年前在《新供给经济学》一书中就提出，“乔布斯创造苹果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只有用新供给不断创造新需求，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想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需要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推动经济结构的深度转型。
跨过这个坎，需要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中国的民营经济在消费领域占比高，在服务业占比高，也是居民就业和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只有充分释放民营经济发展的活力，才能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繁荣。同时，无论是在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还是在互联网、商业流通、餐饮服务业等领域，都是民营经济在引领各种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源泉，只要努力提振民营经济信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中国的消费繁荣时代就一定会到来。
跨过这个坎，需要建设消费型社会和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在推动消费繁荣、居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持续推动居民的消费观念根本转变，致力于打造消费型社会。中国老百姓不仅有着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也有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消费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手段，还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过程，所有的产品和服务只有通过消费才能实现价值，所有的要素也只有经过消费才能获得相应的报酬。经济发展可以推动消费繁荣，消费繁荣也可以拉动经济发展，消费力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一旦在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建设消费型社会，中国必然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不仅经济循环和经济繁荣问题可以解决，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还是新时期最重要的国际竞争力。
虽然中国经济现在看起来很难，但毕竟这只是消费不畅、需求不足带来的经济循环问题——相对于之前40多年，从无到有建设全球最强大的基础设施、制造业产业链，形成全球最大的工程师队伍和素质最高的产业工人队伍，畅通消费、繁荣消费显然更容易，只要执行正确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推动提高居民收入占比的改革，将全球最大市场的消费能力释放出来，就能一扫阴霾，为中国经济增长重新打开巨大的发展空间。
在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国家信息中心原首席经济师祝宝良，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彭建真，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温彬，美团研究院执行院长厉基巍，快手集团副总裁、快手研究院院长余敬中，西京研究院院长赵建，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汪林朋，浙商证券联席所长、大消费负责人马莉，腾讯战略传播中心高级研究员王秀宁等专家，先后参加了我们的内部专题研讨会，并对课题报告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本课题还得到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从消费抑制到消费繁荣，只要我们持续推动全社会认知观念转变，进而推动政策和经济结构成功转型，并最终形成以惠民生、促消费为主要特征的扩大内需政策体系和宏观经济治理模式，中国经济前景一定会越来越好。
滕泰
2024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