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今天，由曼弗雷德·艾根（Manfred Eigen）
的研究成果我们得知，生命的形成绝非极其偶然，并不像主张非活力论的生物学家和哲学家一直以来所认为的那样。鲁珀特·里德（Rupert Riedl）
在《起源的战略》一书中也令人信服地指出，这种偶然受到多重约束：不仅通过间或的发展获益，尤其还通过基因间的复杂相互关系获益，根本不像人们以往所设想的那样，这些基因独立地各司其职。
我们仍然坚信，那种能改善有机体生存境遇的变异是非常不可能出现的，倒是这种不可能性存在另一面，变异为有机体战胜环境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同时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任何为有机体适应环境提供新可能性的变异，都不折不扣地意味着新的关于环境的信息进入有机系统内部。适应是一种必要的认知过程，这种洞见有助于我们理解，种内选择恰恰不会促进适应：那些有机体通过种内选择获得的认知信息与环境无关，它们仅与该物种的自身特性有关。
选择所改变的物质总是由表型特征构成，而这些特征是建立在纯粹偶然的变化、遗传物质的新组合或诱发变异的基础上的。我们有理由认为，进化遵循偶然性和剔除性原则；然而，这种说法似乎又不可能，因为，我们这个星球存在的寥寥几十亿年不足以实现如下过程，即从类似病毒的前生命现象进化成高等动物和人类。我们从曼弗雷德·艾根那里得知，偶然的可能作用会“受到制约”，一方面受制于元素的化学性质，另一方面受制于基因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正如里德所指出的那样，基因绝不像人们曾认为的那样相互独立地发挥作用。
我们依然认为，那种能改善物种生存机会的突变是极不可能发生的。然而，与这种不可能性相对的同样是显著改善的生长和繁殖机会，这种改善来自于一系列幸运变异的结果。通过新的适应所获得的知识收益，还会进一步带来“资本增值”的利息收益，即随之而来的后代成活数的增加。这个数量的增加，可能性的增大，使这些后代中的某个成员成为下一次变异的“中标者”。在所有生物体中，都存在一种知识收益和资本增值的正反馈效应，这种循环效果在通过与商业企业的对比中，显得更加清晰：一家大型化工企业定期将其纯利润的绝大部分投资于其实验室研究，那么，它就有理由预期，这样获得的知识收益会进一步带来高于投入的资本收益。（严格来说，这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个特例；工业康采恩
是一种动态的系统。）
对一定环境的适应总是意味着一个相符物的形成，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这个环境的一幅画面。在这种情形之下，唐纳德·麦凯（Donald Mackay）
所称的“临摹信息”绝非信息理论的概念。从最早的前生命现象中最简单分子的适应直到能思考人类的科学世界观，这中间经历了一系列无空缺的过渡过程。
然而，这种进化过程中的进步并不是我想要阐述的创造性进化。我之所以如此详尽地描述原始进化的曲折之路，是因为它清楚地表明，有机发展过程并不存在一个预先确定的方向。经常被引用的三角洲的例子（至少）在下面这一点上不适用于进化过程：与水总是往低处流相反，有些物种在进化中会出现逆演化。对于病毒，人们甚至可以说，它的形成把有生命物质导回至非生命物质。
然而，首先我们必须明白，生物对其环境良好、可靠的适应状态不应与其发展水平画等号，即使这种适应状态非常细化且已历经漫长、复杂的进化道路。草履虫对其特殊环境的适应和人类对自身环境的适应一样好。如果考察世界上两个物种在不久的将来的生存能力，“低等”生物的前景甚至要好得多。完美的适应性不见得适宜用来定义“高等”生物，其他诸如复杂程度、分化程度的高低以及部分与整体归属构造等也是如此。最好，可将信息含量的规模作为衡量有机发展“高低”的标准。
生命系统的发展轨迹取决于内部和外部的偶然性；用曼弗雷德·艾根的话说，生命现象的发生是“一种游戏，一种除了游戏规则之外，其余都不确定的游戏”。虽然，进化原则上是没有目的的，但它是一个认知过程。我们认识到，所有预先确定的都是错误的，这使我们可以认识到事实的真相：每一特定时代中最高等的生物都无一例外地比它们先前时代的“高等些”。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观，我们愿意怀疑，泥盆纪的鲨鱼就比寒武纪的三叶草高等，石炭纪的两栖纲的爬行动物就比中生代的鲨鱼和爬行动物高等。
外部世界的真实无疑与这种不合理性的评价相矛盾，这种真实要求一个解释，我们暂且可以给出相对不确定的假设。适应本身只是一个认知过程，而非创造性过程，这不仅是对认知的客体而言，即“需要了解的对象”；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样化，对认知的主体也是如此。大家一起玩的游戏不仅发生在生物和无机物界之间，而且还发生在不计其数的现存生物之间。该游戏的特点完全不再是到处为生存而抗争，而经常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联合游戏，一种共生。生态系统是由不计其数的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构成的非常复杂的结构，我们假定，它是这种无数有机体的相互作用的游戏，这种交互作用使进化变得富有创造性。并非什么包罗万象的准则，而是近亲的和时常非常相似物种的相互作用，才会带来从未曾出现过的一系列“发明”。
来自于技术领域的例子显示，选择的压力首先来自邻近系统，这种压力引起更高度的分化和系统的复杂性。亨利·福特第一款世界范围内广为人知的产品，即所谓的福特T型车，当时完全击败了马车。用户都对两缸驱动装置感到满意，尽管只要一挡在工作状态，驾驶者就必须一直紧踩着踏板不放（一位虔诚的老奶奶对此车满意程度的描述在当时被传为佳话：“如果上帝想让福特车有三缸驱动，他就会造一个”）。后来迫使福特造出多缸驱动汽车的并非当时的马车厂家，而是来自其他汽车企业的竞争。
像在许多共存系统中所发生的那样，大家一起玩的游戏是一个推进进化并使其具有创造性的重要因素，支持这个假设的一个理由存在于以下事实中，即当同类物种间的相互作用消失时，单个物种的物种史发展就几近停滞。这尤其会出现在一个被隔绝的生态位中。我们认识“活化石”主要来自深海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例子是叶足类的淡水蟹中的蟹形鲎虫，它生活在洪水过后的小水塘，水塘短时间内有水，而且根本不可能每年都有水，该物种在水塘没水的时候生活在卵里，以经受干旱和霜冻，不致受到伤害。这种蟹形鲎虫就曾出现在我家乡附近洪水侵蚀过的草坪里，得益于我幼年时对水族动物行为的好奇和由此而萌发的对叶足类蟹的特殊兴趣，我可以肯定地说，蟹形鲎虫曾出现在1909年、1937年和1949年（1940~1949年由于战争的原因，观察活动中断）。重要的事实是，该物种在三叠纪中期就被证明存在过，而且是通过保存完好的、由毛发演变的过滤装置完全从化石印迹上确认出这个物种，而非别的同类。
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将物种不断向“上”推？也许是有机体进化过程中总是必须创造新生态位的原因，因为现存的“已经被占用”了。当有机体具备两种不同功能性适应时，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形。这时，它就占有两个生态位。同样，当生命体拥有多种行为时，每种都必须在完全确定的环境条件中找到自己的生态位。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较高级的“指挥所”是必需的，它有能力将多个潜在的、可能的行为都置于受拟制的状态，以成全一个适应眼下处境的行为。“做出决定”常用于表达针对较高等的过程。然而，埃里希·冯·霍尔斯特（Erich von Holst）
正是用蚯蚓向人们展示了这种“类似大脑”的组织所拥有的最原始和最重要的能力，这种组织实际上是蚯蚓或其他节肢动物上咽部的神经节。这样的“指挥部”长期确保了这种动物内部刺激机制的运行，如限制一些“可供选择的”运动模式，放开一种运动模式，因后者能在当前条件下最好地发挥功能。这个指挥所从感觉器官那里获得信息，了解目前所处的特殊环境条件。同时，它还拥有基因编码的信息，即什么样的行为“适应”什么样的环境。动物越拥有离散行为的可能性，它的中枢器官就应该有越多、越强的能力，以确保一定水准的管理。
我们知道有些相当简单的动物，如海星和部分蜗牛类，它们能较好地适应复杂的空间环境，有能力培养自己的行为习惯，能通过相当复杂的草场找回自己的出发地。有些帽贝类背壳的生长适应了它所吸附的表面（如岩石）凹凸不平的特征，从而使自己紧紧吸住而不被（如海水）揪扯开，这种特殊的原路返回的意义是明显的。另一些简单动物能在水中异常快速地游泳，如箭虫，就其身长比例而言，它可能是目前现存动物中持续游泳游得最快的动物，但它却不具备识别固定障碍物的能力，这使其游泳范围受到限制。
如果我们要寻找那些既能学会应对复杂空间结构，又能在水中闪电般游泳的动物，就必须提升档次，在更高级的动物中去寻找，如刺鳍鱼类。它们可以通过空间训练，熟悉珊瑚礁中空间结构丰富的群落生活道路，这种路径习惯通过探索行为获得。那些坚守自己领地的鱼类“知道”从其领地的每一个角落通向安全庇护所的最短线路。这种鱼类的进化水平出奇的高，它们总是以它们的好奇心和“非鱼类特质的”智商让人惊讶。
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文化进化方向会像动植物的基因遗传一样，踏上一条曲折的道路。另外一个很确定的事实是，文化的进化，也如朱利安·赫胥黎所称的社会心理学，比系统发生的速度快数倍之多。我在《镜子的背面》一书中对自然认识论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并提出假设，人类的抽象思维是通过多个已经存在的认识能力整合而来的，它们当中首先要提到的是对空间的感知能力。我认为，这些时间和空间的直观形式实际上就是一个，也就是时空中的运动直觉形式。
第二种重要的认识能力是形状感知的抽象能力，即借助空间感形成抽象思维新的系统功能，没有它，我们根本无法想象恒定的对象；第三种则是对观察对象的、源于朴实兴趣的探索行为。对环境世界的客观探索肯定会导致特定物种在变成人类的关口中发现如下事实，即它那只触碰对象的手，就如同被探索的外部真实世界一样。在这一刹那，第一个从触摸到理解的跨越完成。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认为，抽象思维的形成首先服务于对外部世界的掌控，然后才与语言建立联系，这一假设的论据多少有些牵强；而我认为，抽象思维和语言携手同生，因为即便刚发现通往概念之路时，也会找到语言符号来标注。
抽象思维和语言文字的形成有其不可预见的生物学后果，生物学家们在发现进化规律以来一直争论不休，到底人们已经获得的特征是否可以遗传下来。几年前，一则颇具讽刺意味的警句令我印象深刻：“通常不发生的事情，研究者常常是清楚的；当例外发生时，研究者会把这个例外当成规律。”新形成的、人类从未曾有过的抽象思维使得已经获得的除基因外的特征遗传成为可能。如果某人发明了弓和箭，首先他的家族和部落拥有它们，很快整个人类就会拥有这个有用的工具，要想再遗忘它，可能性不会高于废弃一个重要性相当的身体器官的可能性。人类巨大的适应能力在其可以想见的不同生存空间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文化进化的特征就是“高速度”。
抽象思维和语言文字的第二个，也许更重要的后果是纽带作用，通过它把个体连接起来。知识的快速传播以及社会群体中观点的整合，创造着前所未有的团结和友爱。人们通过这些纽带形成大小不等的群体，共同的知识、能力和意愿创造出整体文化。对我来说，精神同样是一种通过抽象思维、语言文字和共同传统形成的人类社会的基本功能，它是社会性的。我曾说过，人仅对自己来说不能称之为人，只有当他成为某精神群体的一分子时，他才是一个完全的人。原则上，精神生活是一种高于个体之上的生活，精神共同体的个体的、具体的实现我们称之为文化。
尽管纯粹的基因或生物进化和文化的精神化之间的差距很大，或许尼古拉·哈特曼（Nicola Hartmann）
会称之为裂缝，但两者都遵循发展的基本规律。认为文化发展可以通过理性和精神知识安全地导向“更高级”方向的假设是错误的。没有任何尚未成为人类基本功能的东西会在被整合形成抽象思维的过程中被忽视；也没有什么失去些许重要性。所有的功能在人类身上都比在任何一种动物那里发展得更好，即便这些功能对动物生存更重要。好奇是鼠类最重要的生存能力，然而人类比它们更好奇。对事物整体形状的视觉感知能力是部分鸟类最重要的生存技能之一，然而人类在这方面更强，以此类推。
人类精神依赖于一些基本能力，尤其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平衡。与其构成的每个单独的、不可或缺的子功能相比，这种平衡更容易受到干扰，一方面多一点、另一方面少一点都会导致精神发病。按我前面对精神概念的定义，这必定是一种传染病。
人类历史无情地告诉我们这样的事实，文化也会像其他所有生命系统一样走向消亡。比较研究中，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指出，人类文化处在坟墓的边缘。本书前言中已经提到，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正是被卡尔·波普尔称为“历史学家”的人。他相信，高度文明的老化和走向没落在逻辑上是可预测的，也就是说，基本上所有文化都可以用“时间逻辑”和“自然年龄”来解释。
没有什么比宿命论离进化认识论者和医生更远，因此，我有责任探索我们文化衰落的原因，如果可行的话，再提出阻止衰落的对策。在《镜子的背面》一书与此节标题同名的文章中，我对在哪些方面文化的发展与动植物物种的发展类似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些过程发生在非常不同的层面上；然而，两种体系都是一个“权力与知识获取相交织的行为”。
这两种不同发展模式的类似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形成了一系列类似的研究方法。文化史，尤其是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就采用与物种史研究同样的方法，并通过与现存体系的相似性与非相似性来研究它们的起源，进而勾勒出其共同的祖先形式。直到进入19世纪，历史哲学学者一直尝试建立一个统一的历史发展理论。阿诺尔德·汤因比（ArnoldToynbee）
等指出，人类文化的发展完全呈现出一个无规则分支的决策树状，就像我的教科书中关于生命起源的示意图一样。
据我所知，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
是将物种进化树和历史文化发展脉络并列进行研究的第一人，他首次提出“伪形态”，亦即“准形态”这一贴切表述。在很多方面，文化群体之间的行为方式，与不同但非常近亲的动物物种相类似。这里，我特别强调了这种近亲关系，因为，在同一个生存空间的两种人类文化在其生态发展过程中，从未出现过距离远到没有竞争的情况，就像两种近亲鸭类，如琵嘴鸭和绿头鸭可以和谐地生活在一起那样。在上面提到书的相关章节中，我谈到了文化历史的习俗形成和实际有效的文化稳定性，正是它们使文化群体得以区分建构。
今天，受惯性思维驱使，人们提到遗传就自然会想到一定是指基因、生物的过程，一种将物种史进化所获得的信息传递给后代的过程，以至于倾向于忘记这个概念的原始法律含义。提醒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在文化形成过程中，那些不变的传承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传统，它不是通过基因固定下来的行为准则，但与系统发育中基因信息的不变传承有着非常相似之处。与在系统发育中遗传构象的改变一样，文化中这种对准则的偏离对其发展进步同样是不可缺少的。
那些通过我们文化传统流传下来的、社会行为的程式性准则，向我们展示出一个非常复杂的、支撑人类社会的“骨架”，没有它的支撑，似乎难以形成文化。像所有骨架一样，文化在发挥其“支撑”作用时也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亦即它们通常必须放弃一定程度的自由。蠕虫可以将自己的身体在任何一点上弯曲；而我们人类只能将自己的身体围绕有关节的地方活动。要建立一个新的、寄希望于有更强适应性的支撑结构，就必须先减掉一部分旧的支撑结构，在削减和重建之间必然存在一个可用性增大的过程（螃蟹蜕壳是一个形象的例子，它甩掉外壳，以求更大的增长空间）。
如我所信，人类有一种内在的生命延续机制，它能确保文化结构尽可能地改变而不会伤及文化传统中包含的总体信息。像为了保证物种的正常发展必须精确测算其突变率一样，在文化问题上，每种文化也必须有一个可能变化的最大尺度。青少年随着叛逆期的临近，开始无视那些通过家庭传统获得的社会行为礼仪和准则。与此同时，他们对新的理想变得敏感，并把它变成自己的事而愿意不顾一切地为之奋斗。这种传统观念和理想意义上的“换羽”或“蜕壳”，是人类个体发展中一个有风险的问题阶段，处在这个阶段中的青少年极易受到灌输的影响。
然而，这个危险阶段在人的个体成长过程中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提供了文化传统以遗传为主之外的、诸多改变中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对人生目标的评价危机就像一扇向新思想、新知识敞开的门，随后，这些思想和知识可以再被整合，进入文化的结构中。否则，所有文化将是僵化的。然而，这种机制的文化及其代代相传的功能，是以其能在传统的不变性和新的适应能力之间找到某种平衡状态为前提条件的。为此，它不得不甩掉一些传统的承袭。与物种进化发展完全一样，在文化发展中过度保守会成为“活的化石”；反之，过度的改变则会导致异常。作为社会行为异常发展的例子，应该提到的是恐怖主义和一些极端宗教组织。
上面提到的那种具有如下功能的机制，既能传承文化发展中所积累的传统信息，又能为新信息的获取敞开方便之门。而这种机制在我们西方文化中显然出了问题，刚刚提到的那些极端现象的时常发生就是明证。当今，很多青少年似乎以为，我们文化传统中所包含的所有信息并非不可或缺。他们“将洗澡盆和家长一起倒掉”，完全站在老一代人的对立面。这种代际矛盾的根源无疑是我们以技术为主导的文化的过快发展，一代人与其下一代人之间的兴趣差距越来越大。托马斯·曼（Thomas Mann）
在《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一书中对此就有绝妙描述，在圣经时代，文化发展的脚步从一代到下一代是如此之小，以至于不仅对父辈的认同是自然而然的事，而且更进一步说，人们实际上就持有父辈的观点并接受父辈的名声。随着人类文明跳跃式的高速发展，代与代之间变得越来越不相似。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那些必被每一代人抛弃的传统的数量正在一代代地增加。数十年前，人们还能接受诸如英文格言“无论对还是错，祖国就是祖国”（Right or wrong，my country），而今天就不再能承担其道德责任了。
当所有文明人代与代之间变得越来越不同、越来越陌生的时候，整个地球上人类的同一代却变得越来越相似。世界范围内交通和运输方式的拓展，以及日益广泛传播的媒体都使所谓的地球村变小，原本那些可被视作民族特性的特征日渐消失。几年前，人们还肯定可以从服装款式上区分德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今天，这已是不可能了，尤其是来自工业国家的青年人，他们的外表举止变得极其相似。
情绪化组成的、有自我标识和理想的新组织使得这些年轻人无法被识别，已被实践传承的知识的价值太小，随时准备毫不妥协地放弃这些传承。他们误以为，全盘抛弃一种旧文化，就能非常自然地立刻产生一种新的、更好的文化。
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在世界发展进程中，不存在任何有目的的、预先确定的东西能保护我们的文化。我们必须清楚，责任是需要人类自己来承担的，既要保证文化不走向误区，又要避免文化变得僵化。
正如其他有生命的系统一样，所有文化的发展都没有任何预先存在的计划，它们各自承担责任和风险。很多人难以看清这样的事实，即人类文化“向更高级”发展绝非仅仅通过人们的价值感知、理性和良好意愿就能得以控制。
我们今天绝不能忽视任何对人类文化发展产生影响的要素，并且迫切希望，其中的价值观能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星球上的事情一样，在文化发展中，似乎也进行着大家一起玩的、没有确定目标的游戏，而只是根据生命的基本属性，朝着我们所评估的方向发展。促使大的有机变化向上发展的是选择压力和要求的多样性。根据汉斯·弗赖尔（Hans Freyer）
的观点，在不同文化发生碰撞的地方，如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的重叠和交融，曾经非常突然地呈现出文明的繁荣。我们必须注意这样一个让人清醒的事实，我们文化的发展方向并不仅由最好的理想和价值观决定，这个方向似乎更遵循那些原始的、在我们祖先之前就存在的因素。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阐明，创新发展显然只有在很多参与者参加到“大家一起玩的游戏”中才可能实现。如弗赖尔所述，在先前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也是如此。然而，今天只有一种“文化”在定调：地球上所有高度文明的民族都用相同的武器打仗，使用相同的技术，这是决定性的，还在相同的世界市场上交易，并试图用相同的手段占取彼此的便宜。
简言之，就人类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前景而言，如果种内选择已经启动的话，那么我们面临着和动物物种的未来发展相类似的主导环境。所以，前景都是出奇的阴霾。
本章探讨创造过程，就必须涉及那些发生在人的头脑、集体和社会层面上，以及人类精神中的过程。在完全特定的意义上，那些在人类，也只有人类身上发生的创造性过程才是游戏。弗里德里希·冯·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
曾说过，只有当人玩耍或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全的人。当曼弗雷德·艾根将其开创性著作取名为《游戏》时，就意味着创造性原则等同于对众多子系统的区分和整体把握，从这些复杂的子系统的多样性中，根据一些以无法理解的方式给定的游戏规则，创造出了新东西，让我们感觉且必须感觉它层次更高，就像它是其自身产生的要素一样。
在动物界，好奇行为很难与玩耍或游戏区分开来，研究和游戏的密切关系我从未弄明白过，直到那个幸运的夏天，和尼古拉斯·廷贝亨（Nikolaas Niko Tinbergen）
在阿登堡城，我们玩了灰鹅的“滚鹅蛋行为”游戏，并就此合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拉着潮湿的风筝线从雷电中获取电，肯定不是为了发明避雷针这个目标而从事的目的导向性行为。
目标的强烈诱惑作用会拟制与那些可组合出问题答案要素“尽情游戏”能力的发挥。沃尔夫冈·苛伊勒（WolfgangKöhler）
讲述了他的黑猩猩苏丹是怎样把一根分成两节的钓竿插接起来去获得一根香蕉的。当时的情况是，仅用其中任一节钓竿都无法够到香蕉。它或悻然离去，或“无目的”地拿两节小棍子玩耍。当黑猩猩发现，一根小棍可以插入另一根内时，它就马上意识到，它拥有了一个可以实现目标的工具。
类似的过程很可能发生在每一次工具的发明上，然后着手制作这个已知的工具，这是一个纯粹的有目的的行为，被我们称之为劳动。劳动可因为“功能控”，即对以自身能力的喜悦，而变成以劳动自身为目的的行为，这就会带来一定的风险。我们将在第八章探讨这个问题。本章我们关心的是创造性过程，因而，我们讨论另一种对能力的愉悦：具有不同类型运动能力的人类不会不借此游戏的，艺术源于能力和游戏。最原始的艺术就是舞蹈，其原始形式在黑猩猩那里已有显现。然而，在每一个有目的导向的行动中，游戏可以发生在行为过程的任何一个环节当中，在生产耐用品时，劳动者忍不住去做一些不是必须，但却能给该产品带来美化效果的事情。这个劳动者生产的产品就获得了从游戏者的创造力那里带来的奇特生命。在宗教领域，这种劳动创造就独立成为宗教信物，正如汉斯·弗赖尔所描述的那样，最早的艺术作品显然都具有这种宗教本质。
卡尔·布勒（Karl Bühler）
一直强调，感知是一种行动。每一个认知结果都可以比作是探索行为。真实的外部世界在每一种有机体中形成的图像都是不完整和有差异的，但它给有机体，不论是草履虫还是人类，都提供了信息，如果我们比较这些信息，它们绝不会矛盾，只会因在具体细节上的信息含量有别。无论如何，有机体总是会通过做些什么的方式来获得这些信息的。
科学源于人类系统发生和个体发生层面的探索与好奇行为，它从本质上来讲和艺术结缘，与好奇行为和游戏结缘一样。二者联合是其正常运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按古斯塔夫·巴利（Gustav Bally）
引用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
的概念来说，它们都需“放松的空间”。换句话说，游戏和好奇行为皆有各自的动机；但既非游戏，也非探索拥有他属的动机。乌鸦们围绕着一个它们不熟悉的物体一个接一个地尝试它，上演着一出丰富的行为方式的剧情，它们中没有哪个会被这种逐渐变成游戏的行为，或“严肃点”说，被这种运动模式所激发而运动。正相反，如果出现这样的乌鸦，它们会立刻停止游戏式探索，围绕它做同样的事。
原则上，所有这些对人类艺术和科学研究适用的一切，也同样适用于动物的游戏和好奇行为。这样来看，从严格意义上讲，就没有“应用艺术”，更没有应用科学，只有对艺术或科学的应用。
“为艺术而艺术”的法则具有普适性，科学研究也有非常类似的规律。游戏的自由显然对从事研究活动的人的创造性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这种自由是所有的创造过程（也包括系统发生过程）的先决条件。实现目标之路，或实现事后被证明是值得追求的目标的途径，通常在初期会将人们引入一个完全没有预期的，甚至看似反常的方向。即使一只鸡，欲觅得栅栏后面放置的一块面包时，诱饵离栅栏越近，它觅食的需求就越强烈，就越难找到绕开栅栏的路。研究者的思想游戏缺少一种较精确定义的目标，这与研究系统进化中生命现象的游戏并无二致。研究者并不知道他将发现什么，他的完形感知只告诉他一个大致的信息，即在什么样的方向上可能存在有趣的“疑似对象”。然而，至于这个有趣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研究者必须通过一系列的方法，诸如试错、假设和证伪来获知，这个过程与发现有机变化中的突变和选择的情形相同。
有些问题，人们可以发问，即使他们必须预先假定其不可回答。那么，就这些问题投机是被允许的：我相信，不仅艺术，而且人类对知识的追求都是大型游戏的表现形式，游戏中可以确定的只有游戏规则；它们只是来自于人类存在的特殊创造现象。在这个被我等同于信仰信念的基础上，我尝试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对现实和人类价值观对生存的重要性进行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