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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解剖学家或比较行为学者一定熟悉有机过程中的某些领域，他们经常陷入困惑，感到纠结，一方面是对完美进化构造的惊叹，另一方面又感到失望，因为我们大脑可以想到的解决方案，进化过程却“没有”发现：有多少明显无目的的结构却代代相袭！许多学者倾向于高估目的的重要性，如尼古拉·哈特曼就认为，目的性是先验和合理的，也因此成为有机界的特征。他说：“事物的本质使我们明白，带有无目的的器官、关节、形态及功能的有机体不会具有生命力。”此话显然言过其实，与此相对，奥斯卡·海因洛特（Oskar Heinroth）
则坚信：“生物体中不仅存在目的性结构，而且也存在一些并非那么没有目的性的结构，并导致该物种灭绝。”
这句引自尼古拉·哈特曼的话，如果是“仅指关键的和对生命重要的构造”，那么它本身并不完全正确。如果进化过程被眼前利益所吸引，其他所有要素就变得与该物种链的后续发展不相关了，那么它就会进入误区和死胡同。这种现象在我的《镜子的背面》一书的第一章中有详细论述。所有生物的形体构造和行为都存在唯一并可证实的“目的性”，即尽可能多地繁衍后代，也就是说，为了该物种的存活，别无他求。猫为什么拥有弯弯的利爪？是为了“捉老鼠”，这一问一答简单地回答了如下问题，选择压力使猫有这种利爪，这些物种保留性能力又作用于选择压力。我们把对物种保留性目标过程问题的回答称为目的性问题，与此相反，试图回答存在意义的问题是目的论问题。
古斯塔夫·克雷默（Gustav Kramer）
在《自然界中的无目的过程》一书中列举了许多这类现象的例子，在此，我们仅选一例：在向陆地过渡的过程当中，鱼类的鱼鳔变成了呼吸器官。鱼类，如无颌骨盔甲鱼类（如气鳃鳗），心脏和鳃在循环过程中相继起作用，也就是说，所有从心脏射出的血液必须被迫流进呼吸器官，这些通过肺循环获得的、高氧浓度的血液被分别输送到体循环当中。由于鱼鳔原本是一个体循环器官，在它变成动物的一个真正的呼吸器官之后，从体循环那里获得的血液首先流回来，因此这里是来自身体的低浓度氧和来自肺部的高浓度氧的混合血液。这一技术上绝对不佳的解决方案在所有的两栖动物和几乎所有的爬行动物那里都被保留了下来。很少被人强调的是，所有这些动物都非常容易疲劳，青蛙容易在屡屡蹦逃未果的情形下被捕获，动作灵活和敏捷的蜥蜴也是如此。与鲨鱼、硬骨鱼类或鸟类不同，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没有持续的运动能力。
爬行动物中只有鳄鱼有完整的横膈膜，以此隔开左右心房，由此区分肺循环和体循环。然而，它们可能是某一种两条腿并且具有相当运动能力的爬行动物种群的后代，其祖先的类型在某些方面类似于鸟类。除了鳄鱼，鸟类和哺乳动物的肺循环和体循环是完全分开的，血液依次流过这两个循环系统：肺静脉将刚换过气的纯动脉血导入左心房，并由此泵入体循环；而右心房获得了来自于体循环的纯静脉血，并泵入肺部。从第一批陆地上脊椎动物的形成到最高级爬行动物和鸟类的形成，这种“临时性结构”的解决方案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间，才把肺循环作为体循环的“分循环”整合成完整的循环体系，而重新达到鱼类循环体系的功能水平，并最终放弃鳃呼吸。
关于基因编码的结构或功能是否是“有目的”的问题，当然只能在考虑其完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才能给出答案。生存环境的细微变化可以使那些原本对物种生存起关键作用的组织变得没有目的性。即使那些源自于有机体自身的原始改变，例如获取新的生态位
，也会使许多曾是物种特征的结构或功能被冷落或者变得对自身有害。对物种史研究者来说，幸亏“对昔日的适应”早已被关注并极其谨慎地保留着，这些没有用的结构或“废弃物”仍经常被使用，但却被异化成背弃其原始目的结构，这被看作是“功能转换”。
这种荒废的“昔日结构”也可被利用，经常还显得绝妙异常。一个精彩的例子是，低等鱼类的鳃裂经“改造”成为青蛙、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外耳道。当人类的祖先从水里登上陆地的时候，鳃呼吸转向肺呼吸，呼吸水流的鳃裂就不起作用了。支撑鳃裂的骨骼部分形成舌骨和喉头，鳃裂缝要么合拢，要么消失。一种例外的情况是：最前面的鳃裂，即所谓针孔，被魟科和很多鲨鱼当作吸气孔，它紧贴着迷宫伸展，沿着重量和速度的感知器官伸展。原则上，其构造“相近”，这个震动敏感器官从流水的通道变成空气，即声波的传播通道，发挥“耳道”的作用。
第二个更令人称奇的功能转换的例子同样与耳朵的形成有关。鱼类、两栖类、鸟类和爬行动物的颌骨关节由两块骨头构成：一块来自与头盖骨紧密相连的腭翼方骨，另一块来自下颌最后一部分构成的关节。当爬行动物演变成哺乳动物时，颌骨的关节和与颅底紧密相连的方骨消失。第一块进入鼓膜，第二块和内耳一起构成可以传播声波的器官——听小骨。同时，另一个新的鳃关节形成，此时，出现了一个严重的技术问题，因为两个沿相同骨骼依次排列的关节必然相互成为阻碍。
这些动能转换至少掩盖了一种频发的事实——动物器官在丧失其原始功能之后，几乎总能找到另外一种替代功能或存在的目的，就好像人们将旧衣服改做抹布一样。我们人类的盲肠阑尾也服务于淋巴组织（像我父亲常说的那样，它“服务于外部目的”，为外科医生的俸禄作贡献）。废弃器官演变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从鳃裂到耳朵，从鳃关节到听小骨，从一只古老脊椎动物的顶眼到我们内分泌器官的松果体
，从最古老脊椎动物的、由纤毛包裹起来的过滤装置到甲状腺，无所不有，这里仅列举以上数例。有时，人们可以将废弃器官拟人化地形容为给一个不再被需要的官员刻意派个差，以此作为其“恩施面包”，而这项工作从整体来看实际上是多余的。事实上，无用组织的存在仅从其具有变得无用了的器官所占空间的角度就提供了一个选择优势，它“诱导”系统发生使用这种“廉价机遇”实现另一种目的。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创造一个全新的器官。然而，系统发生是不可预知的；有机体肯定不能因改造结构而停止其生命活动，如竖起一个牌子“因道路改造，此路不通”。
这些过程是全部物种史的典型特征，一个有机体永远不可能像一幢大楼那样，可以借助人类智慧预先计划并有目的地设计好所有必要的组成部分，它更像是一个迁徙者的栖身处所。他先建一个简单的木屋以便有个居处，然后，随着家庭成员的增加和富裕程度的提高再建造更大的房子，但先前的小木屋绝不会拆除，而是被用作储物棚、牲口棚等。物种史学者可以借鉴艺术史学者的研究方式，通过研究历史久远的大教堂建筑对其各个阶段及其历史做出分析。然而，文化史学者却很难有所发现，构造当初的目标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事实在物种史学者进行比较研究中经常得到证实。
人类社会发展中会出现突发情况，迫使已有结构完全改作他用，如将城堡改建成学校或养老院，把旧船改成军营。然而，在物种史中却可能发生路线的彻底偏离，以至于从方向上改变长时间所遵循的适应性。有时，这些路线的改变可以通过“发现”来解释，如在一定生存空间赋予某种动物一种新的能力，使其能在新的生态位上得以生存。这类“发现”的一个有趣例子是鱼类的鳔，它的原始功能曾是呼吸，可能产生于氧含量低且时常变化的淡水沼泽中。鱼鳔曾是两栖类和爬行动物的祖先征服干燥陆地的前提条件，同时，它作为一个静力学器官提供了演变的可能性，在鱼体内构造一个坚固的骨架结构，这一骨架的重量如果没有气泡的浮力是根本“不可以承受”的。为了理解为什么硬骨鱼类与软骨鱼类（如鲨鱼）相比具有生活在海里的、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你必须将一条小鲨鱼和相同大小的硬骨鱼分别放在左右手中，以估测其体力大小，硬骨鱼的力量由于其坚硬骨骼的杠杆作用会强大些。
最匪夷所思和最激进的路线转变之一是我们从高等动物史中认识到的，那就是四脚类陆生爬行和哺乳动物重返海洋的过程。这里，我想到的并不是那些生活在水中的，都保留了四条腿的动物，如海龟、鳄鱼、海狗和海狮的形成，而是那些从身体形态和发展模式上看又变回完全鱼形的那些动物，如爬行动物中的鱼龙和哺乳动物中的鲸鱼。仅从沿袭下来的“鲸鱼”这一名称就足以显示出，人们长期以来视其为鱼类的事实。
想象一下，脊椎动物从水里进化到陆地经历了多少系统进化过程，从鱼类到哺乳类又走了多远，我们更不得不对再从哺乳动物变回鱼类的“表演”表示敬意与惊叹。在人类社会中，这就像技术人员先造了一辆汽车，几近或全部造好之后，再将其改造成一艘汽艇一样。
与哺乳动物相比，爬行动物向鱼形和类似鱼类游动的演变比较容易理解和达成。大多数爬行动物曾有或至今仍有一个长长的、可以向两侧弯曲的脊椎，这使其可以在干燥的陆地上明显地呈蛇形前进。如果把它们扔到水里，都可以“像鱼类一样”游泳。要彻底适应这种运动方式，只需要进行如下演进：构造垂直面，特别是在尾巴形成前推力的地方建构尾鳍，使身体成流线型以减少阻力。数百万年前，当鱼类“发明”了尾鳍，大多数尾鳍都长在微微上翘的尾部末端的腹侧。所有硬骨鱼尾鳍的这一形态到今天还可以看到，鲨鱼的尾鳍不过是这一形态的放大版。鱼龙“选择”逆向的方式，在我们观察现存的、已适应游泳的爬行动物时就可以发现：其尾巴的垂直舵面有突起的皮状物、高高的鳞片和同样朝上分布的结构，它在陆地上爬行时通常是与被隐藏起来的腹平面保持水平的，这也许就是为什么鱼龙的尾鳍要长在尾部末端背部那一侧的原因。
哺乳动物返回鱼类的过程还远不止这些：它们的脊柱变短，尾巴变薄，肌肉进一步消失。运动时，身体不再像蛇一样向两侧行进。作为这种运动方式的残留，它们在行走和小跑时腿部的配合还有些痕迹可寻：在两种步态中，一侧的后腿都和另一侧的前腿同时运动，这正是其远古祖先的身体蛇形运动特征的体现。当哺乳动物游泳时（它们几乎都会游泳），大都能在水中快步“行进”，这种在水中所表现出的运动的协调性与其在陆地上行走时的没有明显区别。只有特别适应了水生环境的动物，如水獭、海狸和海狸鼠在费力向前游泳时，用到了后面的爪子。
哺乳动物除了行走还具备奔跑的协调性：“奔跑”有多种类型，从简单的“前后同步”，即两条前腿和两条后腿同时运动，到有蹄哺乳动物的复杂运动，几乎都是为了尽可能快地适应地形变化。“缓慢奔跑”通常被称为“跳跃式跑”，常见于兔类和袋鼠中，行走和小跑在这些动物中已经消失。兔子游泳时也使用双腿跳跃式，以使其间歇性地在水中前行，而袋鼠游泳，似乎还没有人看见过。
哺乳动物的四肢越短，疾驰前小跑时往后退得越多，“进入疾驰状态”的速度越慢。从狗疾驰的画面中可以非常好地看出，其身体在中心平面（矢状面）的弯曲和伸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疾驰的最大好处在于，那些在行走和小跑过程中无须用到的身体肌肉被派上了用场。
为了适应不同的运动形式，哺乳动物的脊椎在垂直平面上运动较自如，支持这些运动的肌肉也比侧向运动更训练有素。如果哺乳类变成水生动物，它们将练就新的、有益于在水中的蛇形运动方式。这种运动更容易在垂直而非水平面上避让和分流波浪。换句话说，水生哺乳动物的这种起伏状泳姿应由快速奔跑衍生而来。据此，在与运动方向成直角的水平方向形成了一些向前推进的、对抗水的阻力的平面：一些水獭扩大的尾部、海狸的舵尾、鲸鱼和海牛的尾鳍都构成了各自的水平面。海狮能“快速游泳”，但海狗不能，这与其尾部与后腿的侧向蛇形运动有关，它滑行用的舵状脚面是垂直的。
哺乳家族中很多动物回到了水中。食肉动物中形似貂类的动物看起来特别有天分，它们拥有宽短的腿和灵活的脊柱。它们当中有很多可以想象的过渡形式，如鸡貂的近亲、善于潜水的水貂类，如水獭、海獭，直至南美的巨型水獭。它们匍匐行进时，有如此多的相像之处，使人们不会怀疑它们都源于擅长水性的貂类。然而，不赞成这一假定的理由在于海狮和海狗不同的泳姿。我认为，必须设想它们可能来自于完全不同的祖先，在这两类动物中，尾部退化成短的残余组织，而常见于水獭的鳍状尾对“速游”非常重要。海狮和海狗的后肢均起到“尾鳍”的作用，但前者呈水平方向，后者呈垂直方向，所以，它们很可能没有亲缘关系。
海牛和鲸鱼的后肢完全消失，其前进的动力来自于一个由皮肤和结缔组织构成的尾鳍，对哺乳动物来讲，这是一个因需适应水性而产生的全新器官。海牛源自哺乳动物，与大象和猎獾狗近亲，人们也曾从它们当中寻找鲸鱼的起源。然而，比较解剖学者更倾向于在食肉类动物如初期貂类中寻找鲸鱼的祖先。证据表明，与仅食植物的海牛相反，鲸鱼几乎完全是纯粹的食肉动物，其属类中仅有几种河豚吃一些植物性饲料。
对于动物从已经变成热血的、呼吸空气的陆地生物再回到海洋而带有的结构性弱点，人们感到费解，且不禁要问，这是否“值得”。人们可以将每一种动物和植物看成是一个自营“单元”，仅就保温而言，经常生活在极地区域的鲸鱼就要消耗大量的能量。这一层厚厚的脂肪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保温材料，这层脂肪同时还是作为流线型平衡和轮廓平衡的静力学器官。脂肪因此丧失了能量贮存功能，因为能量库不允许受到侵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鲸鱼的觅食也表现出结构性弱点：它们不仅需要从其猎物那里获得能量，还需要获得水。从被捕获的海豚那里人们知道，当它们出于某种原因绝食时，就会非常快地渴死。也就是说，缺水比饥饿更致命。对鲸鱼而言，另一个难点是，它必须到水面呼吸空气（尽管它已通过非常有趣的特殊适应过程部分地解决了呼吸问题）。鲸鱼虽然可以长时间屏住呼吸，但当人类试图用网捕获它们时，它们也会很快溺水而亡。这一点，现代大型海洋馆的捕猎者和饲养员肯定见过很多诸如此类的事件发生。
分娩时，特别困难。鲸鱼和海牛是唯一的、绝不在陆地而一定要在水里生产的哺乳动物，所带来的危险是新生儿溺死。鲸鱼通过非常有趣的本能行为防范了这一问题的发生：生产期间就作好准备，一旦需要，随时可将刚刚出生的幼仔托举到海水的表面。它们还会让小宝贝们头朝上，保持正确的姿势，以使其呼吸口，即所谓的针孔，露在空气中。
众多结构的和行为的辅助机制帮助动物克服了困难、解决了问题。它们多出现在哺乳动物从陆生到水生的结构调整过程中。一方面，人们惊叹于如此经常地出现“考虑周密”的机制和额外发明的“奇迹”；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得不慨叹，这么重要的适应方向性的改变是完全“值得”的。换言之，水生哺乳动物可以与“有能力的”水生动物及鱼类抗衡。
很显然，进化过程是由偶然性决定的，这种偶然性也同样是在当时特定的、具有选择优势的环境中引发变异的。从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进化的方向经常会被这样改变。进化轨迹会在生物结构中留下印记，如第二章中“昔日的适应”所描述的那样，这使物种史学者有机会“重构”其发展过程。基因组本身就代表一种不计其数的变异和选择过程的结果，但却没有关于这些发生过程次序的“记录”。因为单个的变异是偶然和无目的发生的，因此，要想重构当时的进化过程，无法实现的概率是天文数字。这一今天看起来自然而然的关于基因和种系变异过程的事实，在很多年以前，就曾被比利时古生物学家路易斯·道罗（Louis Dollo）通过其物种史比较研究得出过结论，并提出“适应不可逆转性”的道罗法则。
适应越专门化，也就意味着，使物种进化至今、环环相扣的突变和选择过程越漫长、越曲折，逆演化就越不可能出现。即便出现对逆演化有利的选择压力，进化也几乎总是选择另一路径，而非其生成之路。例如，当适应了水底生活的鱼类已经废弃了其作为静力学器官的鱼鳔，鱼因此比水重很多，就不再能浮起来了。出于某种原因，它们又生成了可以游泳的构造，但它们不会从“废料间”取回已经被淘汰了的小气泡，而是会“创造”一种新的、羽翼状的平衡器官，这种羽翼大多由胸鳍形成，如鲂鮄科
和豹鲂科
。正是由于其胸鳍翼状，人们长时间以来误以为它们能够飞翔。
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是阿贝尔（O.Abel）在其古生物学教科书中所引用的：陆生龟厚重的龟壳是由肋骨和脊椎的棘突延伸并融合而成的。它们也许途经淡水沼泽，成功来到开阔的海域。其陆生祖先厚重的龟壳变轻，这首先是通过脊背外缘的很多缺口（囟门）向脊柱方向延伸形成沟槽而实现的；然后，腹部盔甲退化。这样，就形成了非常轻的、平缓弯曲的流线型龟壳，以适宜远洋。它们从这类高度专门化的远洋海龟中分化出的古地质第三纪的龟的类型，又回到沿海，拥有的坚硬龟壳对这里的生活有利。这类动物体内，通过退化的盔甲骨形成一种新的龟壳，它由马赛克状的不规则多边形小块拼接而成。这些来到沿海生活的次级海龟的后代再次变成远洋动物，像始新世至上新世出现的棱皮龟科一样，它们重演了盔甲骨消失的过程。借助化石，人们就可以说明先前完全无法解释的事实，即至今仍存活的远洋皮乌龟为什么会有两个上下重叠的龟甲，而且两个龟甲都是再造的，并无特殊作用。
在某种意义上，高度的专门化从长期来看对具体生物来讲总是危险的。这不仅在于它们几乎不可能找到“返回的路”，而且，随着专门化程度的提高，万一已经发生的演化进入死胡同，要想另辟新径的可能性也就越小。那些结构及人造工具的可应用选择都随其专门化程度的提高而降低。
任何一种专门化适应走得越远，越难承受适应对象的改变。燕和雨燕令人称奇地适应了捕捉飞行昆虫的生活，这两类物种群体众多，它们大多数成功地分布在北温带。我们知道，没有任何其他鸟类能像它们一样挺过如此毁灭性的灾难，即在鸟类秋季迁徙之前，昆虫因秋天恶劣天气的突然提前降临而停止飞行。
如果把这种系统发育的专门化适应放在商业企业，就如同为某种新品的生产投入了大量资金，却不知道该产品的销售“景气”还能持续多久；工厂配备越专业化，在遇到不景气的销售环境时，转产就越难。追逐诱人的眼前利益，则将物种发展和企业行为推向离谱的专门化。我在《镜子的背面》一书中谈到，获取资本和信息可带来积极的影响，系统演变就是这么做的，但却无法洞察未来。人类的工业企业处境相同，却常常依然这么做。
自然选择并不首先青睐那些从长远来看对物种有益的过程，而是盲目眷顾那些眼下能带来更多繁殖效果的过程。当这种繁殖效果不依赖于种类之外的环境状况，而取决于种内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时，这种盲目性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种内竞争会引起奇异的、限制物种发展的障碍。当选择性伙伴成为雌性动物的职责时，就培养形成了它们的专用发情器官，通过先天的触发机制实现选择。这种情况在集体发情的鸟类中普遍存在，也可见于高等的哺乳动物中。雄鸟之间的竞争几乎仅限于施展最有效的“展示技巧”上，尤其荒唐的是，把原本肩负其他功能的构造训练成这种有效的信号器官时，由于功能的分化而损害原构造。就像雄性百眼雉属的翅膀被更多地用在扭捏作态上，并以其漂亮如画的眼点吸引异性
。成年的百眼雄鸡虽然还能飞行，但实际上已经明显有飞行障碍了。对它们双翅的训练必须在下述两种要求中做出妥协，即要么对飞行有利，要么符合雌鸡的“性趣”。如果这种鸟飞得很糟，会在繁育后代之前被陆地食肉动物吞食；如果它的双翅不足够醒目，它也同样不会有后代，因为雌鸟首先青睐别的雄鸟。
另一个因种内专门化选择而误入歧途的例子涉及一群哺乳动物——鹿。这种动物种群中的大多数雄性成员都长有骨质的大鹿角，它们每年脱落，又长出新的。我们必须正视，这种特殊构造会给鹿类带来什么样的弊端。首先，这意味着巨大的成本，即每年要长出重达数千克的骨骼树。只要鹿角还在生长，并且这“硬物”被绒毛皮肤覆盖着的话，它就特别容易受伤。尤其是对生活在密林中的种群而言，行进会明显受阻。鹿类能相当精准地估测这外凸尖角的大小，并能相当灵活地带着这些鹿角的枝杈在林中穿梭。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选择，因为鹿角在发情几周后的决斗中就会派上用场。除此之外，它还是雌性需要的视觉刺激器官。布贝尼克（Bubenik）父子就曾证实，夸张的人造大鹿角可以把闺房中的雌鹿从最强势的雄鹿那里吸引过来。
被选中的正是眼前和彼时主导性条件下能带来最多后代的行为，而非那些从长远来看对该种群有意义的行为。在这种意义上，该行为是非目的性的。
谋害幼崽属于那种对物种生存既无意义又不利，只对个体基因组有益的特性和行为方式，这种情形在叶猴和狮子种群中可以观察到。在这两类物种当中，一只雄兽拥有整个闺房的多只雌兽，当这雄性“领主”必须屈服于另一位雄性时，它就会和母兽们一道咬死所有活着的后代，而这对其繁育后代是有利的，因为母兽借此提早进入新的发情期，并可与新的雄兽“领主”交配。前“领主”的后代们死后，发生了什么，人们似乎不得而知。一些观察者如杉山（Y.Sugiyama）将上述猿类谋害幼崽的行为描述成例外的病理现象，由于这种现象非常罕见，上述观点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本节讨论的选择功能对所涉及物种的生存是明显有害的，我认为，这正是支持下面假设的强有力论据，即进化过程不存在内置的计划——为的是使适应向更加完美的方向发展，更不会为了促其产生“向上”的发展趋势。
对特定环境的适应就是借此获取信息。种内选择仅影响到有关竞争对手间的特征信息，该物种通过种内专门化选择，丧失了“获知”外部世界信息的机会，极易陷入进化的、毫无目的的死胡同。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充分阐述了进化可以从已达到的某种发展水平沿着任意方向继续发展，并盲目地迎合可能出现的、新的选择压力的情形。我们希望澄清，在使用过的“进化方向”这个术语中首先包含的是一个不假思索的价值判断。这点，我们还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作进一步探讨。就当前而言，只要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当人们提到高等生物或低等生物是什么意思就完全足够了。
本节只探讨看起来可能导致价值减值的进化方向问题。为这一过程找到一个准确的术语几乎是不可能的。退化、颓废或变种等词汇都有与上述过程含义不符之处。“退化式进化”也许是最好的表达。这个概念内涵要求如此特殊，我试着在列举完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之后，称它为“复杂性的降低”。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含义明确但仍需额外定义的词，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物种的存在，通过它们我们可以特别清晰地看出这个退化式进化的过程。蟹奴虫可能是桡足亚纲
某一大家族的后代，也许是蔓足亚纲
的后代。刚刚破壳而出的幼体是一种典型的无节幼虫，也就是说，这只六足小蟹能快速划水，且拥有中枢神经系统，这样的设计使它能够寻找理想的可寄居海滩蟹，又称岸蟹，并有目的地在其头胸部与尾部交界处的腹面附着并钻洞。一旦此招奏效，从小蟹前段长出皮囊连通寄主身体，这些没有结构的皮囊像真菌的菌丝体一样穿透它的温床，即蟹的身体，然后寄生虫的眼睛、四肢及神经系统完全消失；它在寄主体外生长发育成一个巨大的性腺，该腺体在较大蟹类那里可长成樱桃般大小。
类似的现象发生在很多寄生虫身上，除此之外，却也出现在很多动物种类中，它们不但不被当作害虫，反而为其所用，即所谓的共生现象。共生这一退化式进化现象显示，诸如很多家畜，它们渐渐丧失了所有那些特殊的、它们祖先所具有的野外独立生存所不可缺少的适应能力。与它们未经驯化的祖先相比，几乎所有家畜都丧失了许多运动机能；它们仅获得了那些对人类有益的特性，以及通过人类有意或无意的选择而形成的特征。传统意义上，人们称这个“变成家畜”的过程为驯化。用人类的美学标准来评价大多数驯化现象的话，驯化是负面的，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
就称这是一种“庸俗化”的过程。
事实上，家畜与其大多数未经驯化的祖先相比，显得更“高贵”，但至少我们可以列举两个颇有寓意的反例。在教学中，我总是试图将动物的野生和驯化形态并列展示，一次无意颠倒了一匹阿拉伯纯种马和一匹普尔热瓦尔斯基氏野马的次序，即便知情者也需花数秒钟才能确定，阿拉伯马应是普氏野马的驯化形式。从审美意义上，对马适用的判断也同样适用于狗的社会行为方式。人类对原本已经高度社会化的野生动物实施了约14000多年的严格选择过程，发展出那些属于人类美德的特性：爱的能力、忠诚、勇气、坚强和服从。如果在这期间产生的各项美德都超过了我们人类，那将是何等奇观。
在寄生和共生现象中，进化的前提是必须与另一生命体形成新的生存伙伴关系，这种生存方式使寄生者或其同伴的某些功能退化了。岸蟹觅食，提供安全保障，完成不可尽数的其他功能，寄生者则“依赖于”寄主对它的接纳。同样，家畜也依赖于人类的能力。
有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即在没有别的生存形式，如寄主或共生体，代理执行其功能时，是否退化式进化仍可出现？我们知道一个确信的例子，就是在处于自然生活且非寄生状态下的洞熊身上发生的驯化现象。威廉·冯·马里内利（Wilhelm von Marinelli）在研究来自于施蒂利亚州
的米克斯尼茨附近的龙洞中的洞熊骨骼时发现了这种明确的驯化现象。除此之外，在整个动物界中，我们仅在家养动物，尤其是家狗身上看到过这种现象。洞熊曾是它那个时代的标准化石，也是其生存空间中体型最大和最善防御的动物，那时肯定不存在更大的、能战胜洞熊的食肉动物。
这是唯一的迹象，可以表明当没有寄主或共生伙伴替代其正在消失、变异的功能时，退化式进化现象依然可以出现。这个问题之所以对人类生命攸关，是因为我们人种今天已经在躯体上无疑显现出驯化现象，因为人类专属特征和能力的减少会招致非人性的恐怖幽灵。从获取环境信息的数量来看，寄生虫的信息量很小，这与我们凭感觉对寄生虫的负面评价完全吻合。除了从它们的寄主那里了解的信息外，没有丝毫关于成年的蟹奴虫生存空间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