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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就任总统后不到一个月，1861年4月1日，国务卿威廉·西沃德（William Seward）给了林肯一份“思考”备忘录。他在其中的提议后来被称为“对外战争锦囊计”。在文书的开篇，国务卿对林肯政权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其成立一个月后既没有国内政策，也没有外交政策。已经有6个州宣布退出联邦，但查尔斯顿港的萨姆特要塞（Fort Sumter）仍在联邦的控制之下。西沃德知道，与海地共享伊斯帕尼奥拉岛、位于该岛东部的圣多明各（1821年宣告独立）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而且出现了民众骚乱。应多米尼加总统的请求（为了抵御海地），西班牙派出军队占领了这个曾是自己殖民地的国家。西沃德想利用这一事件，把美国公众的注意力从关于奴隶制的辩论转移到联邦的命运上。他要求西班牙和法国（法国可能是因为海地而被牵扯进来）解释自己的行动，否则就将面临战争。西沃德还向英国和俄国抛出了不太明确的要求。为了避免在南卡罗来纳触发战争，他建议林肯放弃萨姆特要塞。这位国务卿真正的目标似乎是把领导权从林肯那里夺过来，以制定一个清晰的政策方向，应对联邦的解体危机。
林肯当时正在生病，他当天就给西沃德写了一封礼貌而又简短的回信。这位总统无视西沃德提出的再打一场战争的建议，并且直接拒绝了西沃德接管政府的请求。林肯的结论是，如果一定要制定政策，“那必须是由 我 来”。
西沃德不同寻常的提议，反映了他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万分焦急的状态。1861年4月，林肯的领导能力还没有得到过证明，他也没有表现出任何领导经验。西沃德要的是一个解决国家分裂问题的方案——同时也是为了让自己在权力之路上更进一步。林肯愿意把这起事变放在脑后，显示了他强大的自制力。林肯的政策判断力也同样超群。 [1]
没过多久，西班牙吞并其前殖民地的做法便招致了多米尼加人的起义。西沃德问林肯，美国是否应该支持多米尼加人。如果美国这样做，就会令美国与西班牙的关系更加紧张，而当时林肯政府正力图避免欧洲人对南方的邦联施以援助。可是，如果美国不支持多米尼加人，那么似乎就表明接受了欧洲帝国重新染指西半球的事实，违背了门罗宣言。
林肯用一个牧师的故事回答了西沃德。这位牧师警告教区内的一名信徒，说他面前有两条路：一条“直通地狱”，另一条“要遭天谴”。那个穷苦的信徒说，如果面临这样的局面，“我会选择穿过树林”。林肯解释道，现在的情况不允许美国“引来新的麻烦，或承担新的责任”，所以，他会“穿过树林……并保持诚实和严格的中立态度”。 [2]
关于南北战争的研究著作大多数都把关注点放在了战斗和将军们身上，近期还有一些著作考察了这场战争的社会影响。然而，只有寥寥数本著作关注到了一个决定了联邦命运的故事：亚伯拉罕·林肯和威廉·西沃德是如何挫败那些本可能会拯救邦联叛军的外国势力的。 [3]
4年多之后，林肯的实用外交原则被总结为“一次只打一场战争”。只有把威胁和克制结合起来，才能把这一原则运用好。 [4]
1861年4月，南北战争的第一炮打响之时，国际秩序也处于混乱之中。拿破仑时代之后的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当然，还有“神圣同盟”——正在瓦解。1848年的自由主义革命以及民族主义的复兴，动摇了君主政体的稳定性。英国和法国刚刚在克里米亚与俄罗斯帝国展开一场混乱的血战。1859年，法国的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以解放意大利为名，与奥地利展开战斗，但各方都没得到自己想要的。英国和法国的同盟并不和谐，互相猜忌的问题很严重。普鲁士实现民族统一的志向使“日耳曼问题”以更新、更有力的形式再次出现。
与欧洲权力平衡的变动——甚至还有国家疆界的变化——相伴的，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不稳定。人们对实力和进步的来源的认识正在发生变化，除了那些传统的权力要素，即领土、资源和人口外，欧洲列强们又在新的领域展开了竞争。新的战略家逐渐认识到，资本、银行系统、市场和技术也是潜在的权力——这一点与多年前汉密尔顿的观察具有一致性。科学的突飞猛进使人们意识到，世界不会再按部就班地发展，而是即将迎来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研究被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应用于社会层面，改变了人们看待国家竞争的视角。铁路和蒸汽船创造了一场交通革命，改变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信息传播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识字人口增多，出版物数量激增，覆盖范围极广的电报系统诞生，甚至还出现了越洋电缆。
全球各地都处于剧变之中。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Mutiny）震惊了英国。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差点推翻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这场残酷的内战造成约4 000万人死亡。同样在19世纪50年代，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打开”日本国门，逼迫其开埠通商。随后，德川幕府倒台，使日本的现代化主义者得以上台推动改革，并让这个亚洲强国实现了在这一时代的第一次崛起。 [5]
到了1861年，“瓜分美洲”的时代还没完全结束，但结局看起来已经明确了。欧洲人虽然多有不满，但都只能屈服于美国。即使是美国在西半球最强大的对手英国，其首相巴麦尊勋爵（Lord Palmerston）也承认：“这些‘扬基佬’……占据了那个位置，他们很强大，对美洲事务非常感兴趣，厚颜无耻，不讲信用，可以不择手段地去实现他们的目的。”此外，美国和英国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也说明，经济的相互依存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因素。英国经济的主要引擎之一是纺织业，棉花的年交易额达到6亿美元（相当于英国总出口额的一半以上），并创造了500万个工作岗位。英国的棉花有75%～ 80%是由美国供给的，在1860年棉花丰收之后，这一比例提高到了85%。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将其粮食市场对外开放。在这之后，从美国进口的小麦、面粉和玉米占英国总需求的比例从25%上升到了1861年的41%。反过来，英国也在美国的运河、铁路和企业中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拥有价值约4亿美元的美国证券。 [6] （为了便于比较，我在这里给出美国政府1860年的总开支：6 310万美元。）
然而，北美仍存在一些可能会引发美欧冲突的热点地区。最容易产生矛盾的是加勒比地区。墨西哥在1846—1848年的美墨战争中丧失了三分之一的国土，战争结束后也一直没有稳定下来。西班牙仍占有古巴和波多黎各，但这些岛屿似乎很容易受到本土叛乱和外国势力的威胁。
南方的主张分裂者“希望能够快速得到承认，或者进行英明的干涉”。 [7] 南方邦联的领导人们相信，欧洲人会欢迎这个削弱北方的机会，因为他们可以借此削弱“扬基佬”的商业竞争力，并在北美创造出一个各州之间互相竞争的、更类似于欧洲的系统。邦联还把希望寄托于欧洲对“棉花国王”的依赖之上。1861年，南方的领袖们在联邦完成封锁之前就心照不宣地共同实行棉花禁运，想逼迫欧洲承认邦联。南方叛军还相信，欧洲的贵族们会被南方的没落骑士抵抗北方资产阶级和激进民主政权的故事所吸引。在意识形态方面，南方人对奴隶制的维护在南北战争爆发前的这段时期有所增强，这使他们没有注意到欧洲人对奴隶制的敌视。 [8] 英国人买了100万本哈丽雅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于1852年创作的切中时弊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而此书在美国才卖出30万本。这本书促使英国的反奴隶制呼声再次高涨。就连被人称为“30年都没读过一本小说”的首相巴麦尊都说自己把斯托夫人的著作读了3遍。 [9]
在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Doris Kearns Goodwin）出版《林肯与劲敌幕僚》（ Team of Rivals ）之前，林肯的文官班子成员一直掩藏在林肯的光辉形象背后，很少受到关注，包括国务卿西沃德。 [10] 此人来自纽约州北部，就任国务卿时不到60岁。英国《泰晤士报》的威廉·拉塞尔（William Russell）曾在早年间拜访过西沃德，他是这样描述的：这位新任国务卿“身材中等、瘦弱，有点驼背……这是久坐的习惯造成的。结实、硕大的脑袋向前探出，散发着求战的欲望，那敏锐的眼睛仿佛是在寻找敌人……目光深邃而有穿透力，说话生动幽默”。他一定有一双非常引人注目的眼睛，还有一个大鹰钩鼻子和一对灰白色的眉毛。这使他活像一只时刻保持警觉的鸟，随时准备鸣叫或发动攻击。 [11]
西沃德有时会“轻率、鲁莽、喜怒无常”，不太符合外交官身份的要求。 [12] 但是，他也“精明、勤奋、狡猾、顽强”，同时待人热情，有魅力——这些则比较符合标准。可以肯定的是，西沃德从来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林肯无疑平衡了西沃德性格中一些霸道的因素，两个人形成了牢固的搭档关系，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都喜欢幽默和讲故事，对人性的理解都很深刻。他们都能在19世纪中期动荡不定的美国民主政治中生存发展，能在占统治地位的民主党之外通过选举爬上高位，懂得如何写作、讲话，知道如何使用计谋并结交新的盟友。他们两人都欢迎移民，会关注在海外出生的美国人。在这个更加开放和民主的时代，他们对新生的大众民主制度都有着一份感情——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只不过，他们对幽默的嗜好往往会让古板的欧洲官员们感到困惑。西沃德甚至在国务院创立了一个沿用至今的规矩，那就是每年出版一部外交公文汇编。最重要的是，西沃德逐渐变得尊重这位击败过他的总统，而且他们相互信任，分享见解和悲惨经历，并且都拥有维护联邦的执着信念。
西沃德的智慧远超政治层面。他会在历史和当下的形势间寻找联系。此人游历甚广，曾在1833年和1859年分别在欧洲和中东深度旅行。他根据自己对商业、全球政治和科技发展的判断，对各个地理区域未来数十年的发展做出了预测。西沃德曾写过一本充满赞美之词的约翰·昆西·亚当斯传记，西沃德曾在亚当斯卸任总统后拜访过他。有些学者把西沃德视为亚当斯的“逻辑上的接班人”。 [13] 亚当斯和西沃德都相信，只要把联邦保留下来，美国的能量、活力和进取精神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新系统，并超越欧洲的旧秩序。但这一切的前提是，美国要存续下去。
西沃德认为，刚刚下台的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政权在反对分裂的问题上没能使出太大力气。林肯的一些盟友警告说，美国的驻外使节已经把南北分裂当作一个既成事实来谈论。为了扭转这一局面，西沃德指示新任的驻英、法两国公使，要求他们对分裂运动做出坚决、明确的表态：第一，这绝不是两个国家之间的竞争，而是一场将要被美国政府镇压的内部叛乱；第二，政府并没有在进行一场意在消灭奴隶制的道德战争；第三，最重要的是，美国会把任何承认叛军的行为视为不友好的举动。 [14]
整个内战期间，英国、法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政府都怀疑北方能否重新夺回对南方的控制权。欧洲人相信美国联邦政府早晚都要被迫面对现实。英国人回忆起，康华里勋爵（Lord Cornwallis）曾在独立战争期间将军队推进到美国的南方，但未能控制那里辽阔的土地。北方想强迫900万南方人投降，此时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泰晤士报》自以为是地幸灾乐祸道，北方应该“接受现实，就像我们80年前那样”。欧洲人完全不了解，那时北方的经济发展迅速，已经有能力打一场现代化的、多线作战的战争。因此，西沃德不得不反复强调，无论耗费多长时间，花掉多少金钱，北方政府及公众已经下定决心平息叛乱。任何在美国危难之际趁火打劫的国家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西沃德玩的是边缘政策（brinksmanship）——但是他要小心不能玩过火，以免激起欧洲国家的愤怒。 [15]
4月12日，邦联首次炮击了萨姆特要塞。林肯和西沃德在此次事件后采取的第一个外交行动中很好地维持了平衡。年迈的将军温菲尔德·斯科特（Winfield Scott）提出了一个“蟒蛇计划”（Anaconda Plan），意图将南方叛军缠绕到窒息。这一计划要求美国海军掐断南方的补给。但是，海军服役的舰艇大概只有42艘；而且，海军部部长吉迪恩·韦尔斯（Gideon Welles）向林肯汇报说，这些舰艇中只有12艘能马上投入行动，但它们要封锁的大西洋和墨西哥湾海岸长达4 828千米。
韦尔斯倾向于采取的方案是，根据国内法宣布关闭南方的港口。之后，美国海军将在美国的海域巡逻，拦截试图接近南方港口的船只——无论是叛军的船只还是中立船只——向其收取关税或施以罚款。
英国驻华盛顿公使理查德·莱昂斯勋爵（Lord Richard Lyons）的表态给美国提供了另一种方案。他警告西沃德，如果美国海军查抄英国舰只，那么英国政府很可能会在巨大的压力下使用武力打开这些港口。交战国之间的封锁本是国际法承认的合法行为，封锁的规则广为人知，本身就十分依赖海上霸权和封锁行动的英国人对这一规则尤其了解。中立方可以继续进行非违禁品贸易，棉花就是其中之一。实际上，封锁港口可以扼制战争补给和南方的海上运输，会限制贸易，但不会使贸易完全停止。国际法不支持那种执行不力的“书面封锁”，但是英国海军部有兴趣加强封锁的效果。美国人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已经吃到了这样的苦头。
4月15日，林肯对他的内阁解释道：“［我们］在同一时间内打不起两场战争。”4月16日，这位总统在西沃德的催促下宣布实施封锁。随后，林肯开始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力扩充海军规模。到了1865年时，美国海军的规模已经成为世界第一。 [16]
然而，林肯虽然关闭了通往南方港口的部分航路，却因此在国际地位方面给邦联打开了门锁。尽管北方始终坚持表示南方发生的是一场叛乱，并没有建立一个国家，但按照国际法对战争的规定，封锁行为只能发生在两个交战国之间。
5月13日，英国推开了这扇门。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宣布中立，确认美洲正处于交战状态，并承认邦联交战国的身份。新任美国驻英国公使是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儿子——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他刚刚抵达英国赴任，就在从利物浦到伦敦的火车上读到了这条新闻。没过多久，法国、西班牙、荷兰和巴西都跟在英国后面做了相同的表态。
英国并没有承认邦联的独立。实际上，英国政府的想法是避免在南北冲突中站队，至少也要等到战场形势明朗之后再说。英国政府命令英国人不要加入南北任何一方的陆军或海军，不要给双方的舰只提供武器或装备，不要破坏合法的封锁，也不要运载军事物资和违禁品。凡是违反上述命令者，英国将不再对其提供保护。另外一方面，邦联的船只可以获取非军用的补给品，也可以使用英国港口。南方可以从英国募集资金并购买武器。同样重要的是，英国的声明燃起了南方叛军的希望。他们认为，只要邦联在战场上展现出勇气，那么他们的独立很快就会得到承认。
“这帮该死的，我要让他们下地狱。”西沃德听到消息后怒骂。北方对英国的仇恨此后持续了很多年。英国政府做出这样的声明十分合理，但还是显得操之过急了，毕竟当时南北方连一场大规模的战斗都没打过。更糟糕的是，外交大臣约翰·拉塞尔勋爵（Lord John Russell）刚刚与三位叛军代表进行了非正式会晤，英国甚至都没等到新任美国驻英国公使到任就做出了这些安排。为了缓解双方的紧张关系，拉塞尔等亚当斯一到就安排他立即呈交国书，并于5月18日会见了这位美国驻英国公使。拉塞尔勋爵对亚当斯解释道，女王陛下的政府现在并没有承认邦联的计划，但他无法确认将来会不会承认。 [17]
自从听说拉塞尔勋爵要会见邦联代表后，西沃德就开始起草一份措辞激烈的公文，准备让亚当斯交给这位外交大臣。让西沃德更加恼火的是，英国议会的一名议员提交了一份承认邦联的正式提案。西沃德对英国政策的方向感到愤怒。因此，他在公文中毫不含糊地表示，只要英国承认分裂分子的独立，那就意味着挑起战争。林肯把西沃德的措辞调整得柔和了一些，他想要一份有力但也有所克制的声明。他删掉了把英国称为“敌人”的说法，把对英国行为的描述从“错误的”改成“有害的”。此外，西沃德宣称美国“不会容忍”英国的行为，林肯则把它改成美国不会对伦敦的行为“不加质疑地接受”。重要的是，林肯要求亚当斯只把这份公文当作与拉塞尔会晤时的谈话指南，而不是直接把公文交给拉塞尔。
林肯的行动体现了外交的克制。他既想对英国政府的行动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又想促使英国政府去预估因美国不满而造成严重后果的风险。他把这份公文当作一个正在进行的外交进程的一部分，他想要主宰这个进程，并留出谈判的空间。一个世纪之后的古巴导弹危机之中，肯尼迪总统也体现出了类似的克制。
西沃德于5月21日寄出了修改后的公文。（但是他把原稿留在了自己的文件集之中。这样，一旦有人批评他软弱，他就可以把原稿拿出来，告诉对方自己原本有多么强势。）虽然修改后的措辞和腔调已经柔和了很多，但亚当斯还是被吓到了。他看完之后认为美国“几乎已经准备好向欧洲的所有强国宣战”。6月12日见到拉塞尔后，他在交谈中进一步软化了语气。不过，拉塞尔还是领会了美国的意思，他尤其明白，如果英国再与邦联的使者接触，那么就将面临巨大的危险。直到次年，他都没有再与南方叛军代表进行非正式会晤。
西沃德还建议对那些与美国合作的国家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他写道，他希望避免与外国开战。即便如此，西沃德那好战的名声还是让英国人和法国人深信，他们只要一步走错，可能就会掉下悬崖，其后果很难预测，但肯定是灾难性的。就这样，西沃德扑灭了欧洲国家承认南方独立的苗头。 [18]
在这场游戏中，美国押上的赌注是最高的。其他国家涉及的利益都没有美国那么多，因而就要根据情况来计算得失。到此时为止，欧洲人还是准备不偏不倚，小心行事。（不过，为了预防意外情况，英国政府已经开始加强其在加拿大的军队。）联邦和南方叛军在战场上的较量将决定美国外交接下来会怎样出牌。
1861年11月8日正午前后，一发恐吓性的加农炮弹越过了“特伦特号”（ Trent ）的船头。“特伦特号”是一艘英国邮船，当时正航行于古巴海岸以外400千米的巴哈马海峡中。第一发炮弹过后，“特伦特号”继续在航道中行驶。接着，又一枚旋座火炮的炮弹打过来，这一次距离船更近了。“特伦特号”于是减速，停了下来。
截停“特伦特号”的是美国海军“圣哈辛托号”（ San Jacinto ）。这是一艘螺旋桨单桅帆船，船长是查尔斯·威尔克斯（Charles Wilkes）上校。此人62岁，是一名即将“退役”的南极探险家。他的上级对他的判断力抱有疑问，并认为他有不服从命令的倾向。实际上，威尔克斯本来应该带领“圣哈辛托号”行驶在从非洲海岸到费城的航线上。但是，这位船长却把船驶向了加勒比海，希望能捕获逃出封锁线的邦联船只，给自己漫长的航海生涯添上重要的一笔。航行到古巴的时候，威尔克斯听说邦联使者詹姆斯·梅森（James Mason）和约翰·斯莱德尔（John Slidell）正乘坐“特伦特号”前往欧洲，此时正在从西班牙控制下的哈瓦那驶向丹麦控制的圣托马斯的途中。古巴和大巴哈马浅滩之间只有一条深水航道，威尔克斯就在这里设下了埋伏。
威尔克斯的大副D. M. 费尔法克斯（D. M. Fairfax）上尉提醒他，捕获“特伦特号”可能会违反国际法。但是，威尔克斯上校还是命令费尔法克斯带领一队人马登船，拘捕那几个使者，并把这艘船作为战利品没收。费尔法克斯坚决地执行了任务，但也表现得很有礼貌。他把梅森、斯莱德尔和他们的两个秘书抓走，但说服威尔克斯不要把“特伦特号”当作战利品。这艘英国邮船得以继续驶向圣托马斯。 [19]
费尔法克斯上尉要求搜查“特伦特号”以寻找邦联使节携带的公文，但英国船长拒绝了，费尔法克斯也就没有再坚持。 [20] 威尔克斯认为，梅森和斯莱德尔本身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违禁品，“是公文的化身”。
邦联使节被抓的消息立刻通过电报线路被传到各地。北方的军队在过去7个月间节节败退，威尔克斯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被捧为英雄。1812年的时候，正是因为英国在公海上搜查、捕获并强征美国船只，英美之间才爆发战争，这次美国以牙还牙，令美国公众备感痛快。林肯和他的内阁似乎也很高兴，但有报告显示，总统也在为美国侵犯中立权的问题而深感忧虑。他对一位来访者说：“那几个叛徒最后可能对我们毫无价值。”国会于12月2日重新召开会议，众议员们通过提案，褒扬了那位敢想敢做的船长。但是，各家报纸和评论家们从一开始就已经注意到，在华盛顿的街道上和酒店里，到处都有热衷于研究国际法的人，他们就船长的大胆行为是否妥当这一点展开辩论。 [21]
林肯有一次曾说过，公众意见“就是这个国家的全部”。这位总统肯定看到了民意的浪潮，但他还是给外交手段的运用留下了余地。12月4日，林肯对从加拿大赶来的一位英国官员说，他不想和英国打嘴仗，也不想对加拿大采取行动。他希望这件事能就这么过去。美国就这么安静地等着，看看英国会如何表态。
这场危机绝不是国际法上的对与错那么简单。“特伦特号”事件发生的时候，英国雄狮已经准备发出怒吼。在11月初，伦敦已经到处都在传说，美国的军舰可能要抓捕梅森和斯莱德尔。英国外交部立即就此事询问法律顾问的意见。首相巴麦尊会见了法律顾问，又于11月12日约见亚当斯。巴麦尊告诉亚当斯，如果美国从英国船只上把邦联使节抓走，那将是对英国的严重侵犯。亚当斯此时还没得到“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因此，这位公使回答说，他只知道美国的命令是拦截邦联船只。与此同时，巴麦尊写信给女王，并给《泰晤士报》吹风，告诉他们，一艘载有敌方公文的船可能会被送往交战国港口，由捕获法庭裁决。但是，这位首相在警告亚当斯的时候省略了这些法律细节上的问题。
11月25日，梅森和斯莱德尔被俘获的消息传到了英国。英国媒体爆发了。一个在伦敦的美国人报告说，英国民众“气得发狂。而且，如果举行公投的话，估计1 000个人里有999个都会选择立即宣战”。此时，西沃德那好战的名声，包括他1859年访问英国时所做的声明，都反过来成了他自己的梦魇。当事者的证词，进一步刺激了英国人的愤怒之情。这些证词——费尔法克斯上尉用暴力强行搜查了英国人的船，还欺侮了斯莱德尔那毫无还手之力的女儿——完全不符合事实。 [22] （政策制定者们应该知道，关于任何事件的第一批证词基本上都与事实不符。）
巴麦尊知道冷静计算得失的重要性。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没有永恒的盟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的责任就是追逐这些利益”。这位老人可以追求道德使命——例如发起一场反对奴隶贸易的运动——只要这些使命也符合英国的利益。他对利益进行了一番理性的计算，结论是英国应该避免卷入美国内战。 [23]
然而，77岁的巴麦尊最终还是让自己的理智让位于情感。即便是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也会被偏见所左右。巴麦尊对美国没有好感，他不信任“民主国家”，也看不惯美国人的粗鲁。在美国内战爆发之际，巴麦尊很乐意看到这些昔日的殖民地成为“北美不合众国”（Disunited States of North America）。战争开始之际，共和党主持的新一届国会决议提高关税，也让巴麦尊感到不悦，因为此举影响了英国的出口。 [24]
巴麦尊认为西沃德正在挑起一场战斗。他曾在11月12日指出，美国人的“政策就是不断地羞辱我们，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他们以为我们在北美的那些省份毫无防御能力”。“扬基佬们”侵犯了英国的荣誉，而且巴麦尊认为这不是偶然的。亚当斯随后表示，首相似乎不能容忍美国人的侮慢。英国与美国的紧张局势和发生冲突的风险可能也有助于巴麦尊将其政府的支持者团结起来。巴麦尊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让他迫不及待地想给美国一点教训。他向加拿大派兵，首批增援部队人数达1.1万。英国皇家海军也已经准备好在需要的时候扫荡美国海域，打开南方港口。大西洋两岸都群情激愤，大大缩小了双方主和派的周旋空间。 [25]
英国内阁于11月29日和30日召开会议。法律顾问们建议内阁将威尔克斯带走梅森和斯莱德尔的行为认定为非法，巴麦尊想要求美国释放这两人并道歉。拉塞尔勋爵草拟了两份声明，并通过了内阁的审议。其中一份通知中包括巴麦尊的要求，另一份则命令莱昂斯，如果美国没能在7天内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就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此时有报告显示，威尔克斯的行动并没得到授权，但这一消息并没有遏制住巴麦尊向美国摊牌的冲动。这位首相暂停了对北方的火药和硝石出口。当时，曾帮助过美国的杜邦家族正在买进这两项物资，以解决此类物资严重短缺的问题。巴麦尊认为，英国的要求将会给林肯“当头一棒”。 [26]
11月30日晚上，巴麦尊把内阁准备好的两份公文呈交给女王，并向其说明内阁已经认定“美国犯下了粗野暴行，违反了国际法，恳请陛下要求美国改正错误，赔偿损失”。这时，一位垂死之人出手干预了这一事件，他就是女王的伴侣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阿尔伯特当时因为伤寒而身体虚弱，两周后就将走到生命的终点。他强撑着病体起草了一份手谕，要求首相为此事创造外交空间。阿尔伯特写道：女王希望她的政府表达出这样一种态度，即希望威尔克斯并非奉命行事，或者是误解了上级的命令；不仅如此，英国还应该表示，不相信美国是有意侵犯英国，因为这只会使美国陷入更复杂的困境。阿尔伯特亲王总结说，只要这样表态，美国人就会懂得英国的意思，从而做出英国想要的补救和赔偿。他并没有改变英国的要求，只是改变了英国达到目的的方式。他的手段更柔和，去掉了盛气凌人的斥责，改成了能给对方保留颜面的说法。巴麦尊同意了。12月1日晚上，这两份公文将通过海路被送往美洲。阿尔伯特的决定帮助英国避免了和美国的第三次战争，可惜他还没等到结果就撒手归西了。拉塞尔勋爵在这两份公文之外还附上了一封私人便笺，他建议莱昂斯在开始计算7天的期限之前先给美国一个非正式沟通的机会。
英国政府做出这些举动的时候还不知道美国人对“特伦特号”事件的反应。当他们听说美国公众为此欢呼雀跃之后，英国人对外交前景更不抱希望了，因为美国政府很难在这样的公众情绪之下对英国做出让步。莱昂斯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他把道听途说来的假消息发给了伦敦，说捕获“特伦特号”是西沃德下的命令。西沃德的朋友和政治伙伴瑟洛·威德（Thurlow Weed）从伦敦给西沃德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英国的殖民地大臣纽卡斯尔公爵（Duke of Newcastle）正在到处向别人讲述他于1860年访问加拿大和美国（与威尔士亲王一起）时听到的关于西沃德的传闻。按照他的说法，西沃德曾经说过，美国会和英国打一仗。 [27] 纽卡斯尔公爵由此断定西沃德当时就在做战争准备了。英国在加拿大的军队计划占领缅因州的波特兰，从而封堵住美国从这一区域发起的攻击；海军部则准备封锁美国东北部的城市。 [28]
跨大西洋的经济形势也对事件的走向起了作用。美国国债贬值，投机者大肆买进黄金和火药，英国股市暴跌。海外的中间商警告粮食商人，让他们不要用美国船只运输货物，因为一旦英美发生战争，这些船只可能就会被捕获。一直在争取外国贷款的美国财政部部长萨蒙·蔡斯（Salmon Chase）现在一毛钱都借不到了。在前景不明的情况下，美国人开始囤积黄金和白银，这导致国库无法以硬币兑付债务。巴林银行和罗斯柴尔德银行都关闭了在纽约的办公室。第二年，由于财政部的惨痛经历，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林肯和蔡斯向国会要来授权，发行了全国流通的纸币，即新的联邦“绿钞”，以确保联邦政府有钱还债。就像汉密尔顿许多年前就已经指出的那样，打仗是需要钱和信用的。 [29]
12月13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报道了英方的愤怒。第二天，这份报纸又转载了一篇伦敦报纸的报道，强调了形势的危险。12月15日，西沃德似乎已经通过信件了解到英国的要求，这位国务卿随即提醒了林肯。 [30]
莱昂斯公使于12月18日晚收到了拉塞尔勋爵发来的消息。他于次日求见西沃德，向其传达了英国政府的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人士，并做出恰当的道歉声明。莱昂斯需要小心行事。他要把英国政府的强硬立场表现出来，又不能让火药味过浓，以免美国下不了台。西沃德问莱昂斯是否有最后期限，莱昂斯私下告诉西沃德，他收到的政府指示里写明期限是7天。西沃德要求留一份非正式的公文副本，莱昂斯也照做了。西沃德告诉莱昂斯，他欣赏英国公文中彬彬有礼的语气——这说明此时已经去世的阿尔伯特亲王提出的建议收到了效果。莱昂斯给西沃德留了几天时间，才代表官方正式宣布最后期限。12月23日，他正式递交了照会并告诉西沃德，如果被捕人士得不到释放，他就将代表英国和美国断交。
林肯连续几天都没有睡着觉，“琢磨如何才能在不伤国格的前提下摆脱困境”。英国自由派议员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是美国的朋友，他给美国参议员、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萨默尔（William Sumner）写了一封信，建议美国申请国际仲裁。萨默尔是西沃德的政敌。布莱特的初衷是好的，但他的想法却会带来风险。仲裁通常是用来解决边界争议和财务主张的，不适合用于解决涉及国家荣誉的问题。英国政府没耐心陪美国人打官司，他们想马上就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 [31]
与英国政府的预测不同，西沃德认识到美国必须释放梅森和斯莱德尔。他的朋友瑟洛·威德从伦敦写信告诉他，如果不交出那两个南方叛军代表，“就意味着战争”。 [32]
圣诞节当天，西沃德在内阁会议上向他的同事们宣读了他草拟的回复。参议员萨默尔也在林肯的邀请下参加会议，他朗读了美国的两位英国朋友的来信。这两个人是约翰·布莱特和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他们恳求美国不要给英国宣战的借口，否则“你们的国家就要解体”。在长达四个小时、争吵不断的会议期间，法国公使馆送来了该国外交大臣发来的警告，称欧洲的其他国家都支持英国的立场，并要求美国释放被捕人员。林肯最后表示不必当天就做出决定，他会召集内阁成员在26日再开一次会。几位与会者都在回忆录中表示，总统说他想试一试，看看能否用一种礼貌的方式向英国提出仲裁解决的建议。 [33]
西沃德草拟的回复长达26页，是一个巧妙自辩的范本。他辩解说军舰有权搜查中立船只以查找违禁品，并（错误地）声称那两个使者也是违禁品。西沃德认为，问题在于根据国际法，威尔克斯应当把“特伦特号”带到一座港口，等待捕获法庭的裁决。国际法不允许船长自作主张。之后，西沃德机智地援引了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在1804年写给门罗（当时门罗是美国驻英公使）的一封信——麦迪逊在信中陈述了美国关于海上中立者权利的原则。西沃德顺势推理道，英国以前捕获过更多的船只，其现在的立场相当于否定了自己过去的行为。西沃德总结道，根据上述推理，英国现在实际上是接受了美国人的传统观点，也就是麦迪逊清晰表述过的：军舰不能从中立船只上捕获人员，除非在法院经过恰当的司法程序后再这么做。“英国要求我们对其做的事情，正是我们一直要求所有国家对我们做的事情。”西沃德争辩道。在西沃德看来，美国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尤其是在英国现在已经接受了美国的司法立场的情况下。就这样，西沃德把美国的一次战术失利转化成了美国原则的巨大成功。 [34]
12月26日，林肯的内阁再次举行会议。他们勉强批准了西沃德的回复，并做了几处修改。林肯似乎也写了一份草稿，但没有写完。据说，在西沃德问林肯要他的方案时，林肯回答说：“我找不到一个能让我自己满意的说法，因此我确信你的立场是正确的。”林肯可能意识到了风险——如果美国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回复，那么英国政府可能不会接受。西沃德的儿子弗雷德里克（Frederick）后来发现，总统和国王们往往都会对自己观点中的漏洞视而不见，好在林肯“既有逻辑思维，又有一颗无私的心”。也许是这样吧。林肯还决定把这样一份可能不会受欢迎的照会署上西沃德的名字。西沃德知道，现在他要在舆论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了。12月27日，他给各大报纸寄去了五份关于这起事件的外交文件。例如，在其中一封写给莱昂斯的信中，西沃德赞扬了威尔克斯，并援引了杰斐逊和麦迪逊的观点。这封信仿佛主要是写给美国人，而不是写给英国外交官员看的。 [35]
1862年1月1日，美国把梅森、斯莱德尔和他们的两个秘书移交给一艘英国军舰。两名使节随即换乘一艘蒸汽轮船，于1月29日抵达伦敦。这个时候，他们两人的到来已经不是新闻了。英国政府已经在1月9日收到了由莱昂斯发出的西沃德的照会。拉塞尔勋爵的判断是，这份照会，再加上两名使节的释放，已经给英国提供了恰当的“赔偿”。当然，英国人对西沃德的法律逻辑并不认同，但这些分歧可以留给律师去解决。英国政府和公众似乎长舒了一口气，尤其是12月14日阿尔伯特去世所造成的压抑情绪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在林肯和西沃德给报社编辑们吹风之后，美国媒体和公众似乎也做好了息事宁人的准备。
只有邦联的人对这个结果哀叹不已。他们中的很多人本来都坚信北方的疯子们不可能退让，只有少数几个人心存怀疑，罗伯特·E. 李（Robert E. Lee）将军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圣诞节那天写给妻子的信中说，美国的“统治者们没有彻底发疯。如果他们发现英格兰是认真的，他们只能在战争和赔款之中选一个的话，那他们会选择后者。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打好我们的战斗，靠自己赢得独立。没人能帮我们”。 [36]
林肯有资格为整件事情下一个结论。这位总统在1865年与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Grant）将军的谈话中回忆起了“特伦特号”事件。格兰特的参谋官之一霍勒斯·波特（Horace Porter）在1897年写下了林肯当时说的话：“这是一剂苦药，但是我确信英格兰在这件事情上的胜利维持不了多久，这让我心里好受了很多。一旦我们胜利地结束这场战争，我们就有足够的实力让英国为它给我们造成的难堪付出代价。”
根据波特的记载，林肯接下来讲起了阿尔伯特亲王的故事，他在生命的最后认识到英国已经到了该和敌人议和的时候。病榻上的阿尔伯特让人找来一个名叫布朗的人，这人是他最大的仇敌。“病人用摩西一般谦和的声音说道，他想在和所有人类同胞的和平相处中死去。他还想和布朗握手，让过去的仇怨一笔勾销。”布朗为之动容，并与阿尔伯特言归于好。“这件事发生在一次日常的、以宽恕为主题的爱筵（lovefeast）上。”林肯解释道。不过，就在布朗转身离开房间的时候，那位将死之人自己站了起来，大声说道：“不过你要记住，布朗，万一我的病好了，咱们以前的仇还是要算数的啊。”讲到这里，林肯说出了他想通过这个故事表达的想法：“当时我想，如果我们的国家好起来，我们跟英格兰的仇也还是要算数的。”实用主义的林肯“一次只打一场战争”。 [37]
1861年的那个12月，美国外交一旦处理不好就会导致北方在内战中败北，但事实却是美英两国政府在战争的边缘各退了一步。英国人开始对西沃德刮目相看，意识到他虽然坚决捍卫联邦，但也愿意避免和英国发生冲突。西沃德则从他的朋友瑟洛·威德的直言相告以及其他一些信息中发现，他那好战的名声可能会招致祸端。英国政府可能会认为，对付那些狂暴的“扬基佬”，就要用严厉的表态才行。但是，英国在选择战争之前也要三思而后行。
通过“特伦特号”事件，林肯和西沃德进一步认识到了国外公众舆论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英国的问题上。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都会跟在英国后面亦步亦趋，只有俄国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倾向于林肯和联邦。俄国刚和英法联军打了一仗，也不喜欢革命派和独立运动。英国的贵族阶级虽然不是铁板一块，但他们都倾向于贬低实行共和制的美国及其粗鲁的政客，而邦联在战斗中表现出的勇气激起了这些贵族的同情心。英国的中产阶级——宗教信仰虔诚，反对奴隶制，精神上都是共和主义者——则仍然不愿与南方那些奴隶主站在一边。不过，在1861年，北方声称的战争目标是捍卫联邦，而不是终结奴隶制。
美国宪法在1807年后就已经禁止进口奴隶，但直到南北战争之前，美国在执行禁止奴隶贸易的国际禁令方面一直表现不佳。拉塞尔勋爵于1862年3月提出与美国缔结一个条约，互相允许对方搜查奴隶贩子。西沃德和莱昂斯公使达成了一致。古巴是当时仅存的奴隶进口大户，从1860年到1865年，每年被贩卖到这里的奴隶从3万多人减少到了不到200人。欧洲的积极回应也许促使林肯形成了把结束奴隶制作为战争目标的想法。对于那些由以前的奴隶统治的国家，美国也改变了态度，最终于1862年6月承认了海地和利比里亚。 [38]
1862年初，联邦在李的反攻之下接连失利，这导致美国在1862年秋天再次面临外交危机。英国和法国政府都打算进行“人道主义干预”，以结束这场屠杀。
由于棉花短缺，英国的纺织厂纷纷停产，纺织业城镇遭到重创。5月，下议院收到了一份来自济贫法委员会（Poor Law Board）的报告，其中揭示了纺织业的悲惨处境，以及救济不力的问题。到了1862年12月，英国已有约200万人因为棉花贸易的停顿而陷入贫困状态。不过，英国的其他行业和城市却因为战争而生意兴隆，而且由于开拓了其他的供货地，棉花短缺的问题也在1863年得到了缓解。但是，在1862年的时候，政治家们担心国内有出现动乱的风险。下议院于7月就一项调停美国南北双方冲突的动议展开辩论。政府否决了这项提议，但巴麦尊和拉塞尔都注意到同情南方的人正在增多。在那个夏天，法国的外交大臣犹豫不决，没有探讨与英国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这对美国北方来说是个好消息。当年晚些时候，拿破仑三世任命了一位新的外交大臣，并向英国提议联合干预美国内战。但是，英国那个时候已经对此不感兴趣了。俄国人也拒绝冒险。第二年，西沃德还了俄国人一个人情。当时，波兰发生了反对俄国统治的起义。西沃德虽然同情“英勇的”波兰人，但还是拒绝加入法国发起的调停行动。 [39]
巴麦尊与拉塞尔始终都没有完全感知到林肯和联邦坚持作战和打赢战争的信念。这些英国领导人不想卷入南北之争，但是他们一边观望，一边准备提出分治的建议。他们的一个想法是建议双方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不然的话欧洲人可能会从中调停。其他可能的选项包括承认南方，或是采取行动解除封锁，但这些做法似乎只会激怒北方，却无法结束战争。实际上，拉塞尔是在巴麦尊的默许下寻求一个没有代价的和平方案。或许，在北方人能面对失败的现实之后，这个方案就能实现。1862年，西沃德对解决方案的表态备受重视。欧洲的调停计划要想成功，就必须包含使用武力的暗示。巴麦尊犹豫了。李在1862年夏末发动了对北方的攻势，巴麦尊想先等等结果再说。9月17日，波托马克的军队在安提塔姆会战中击退了南方的攻势。 [40]
9月22日，林肯宣布他准备在1863年初发表《废奴宣言》。这位总统的表态主要是面向美国民众的，但林肯希望欧洲人也会因此更加同情联邦。
英国领导人和媒体的初步反应充满敌意，这让林肯大吃一惊。英国的统治阶级虽然反对奴隶制，但他们认为，这个只适用于分离主义各州的奴隶的宣言，实际上是在鼓动“奴隶造反”。对于刚刚经历过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大英帝国来说，原住民起义的思想让其不寒而栗。此外，一旦南方发生奴隶暴动，欧洲的棉花短缺问题必将雪上加霜。对于英国领导人来说，《废奴宣言》看起来是“冷血的、仇恨的，完全政治性的”。巴麦尊把它称为“垃圾”。 [41]
拉塞尔勋爵认为现在到了结束流血冲突的时候了。他想实施武器禁运措施，并建议英国进行“友好而温和”的调停。按照今天的说法，拉塞尔勋爵的提议可以被看成让英国进行“人道主义干预”，拯救那些在内战灾难中受苦的人。 [42]
1862年10月7日，财政大臣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在演说中宣称，南方将会取得独立。格莱斯顿对美国的民主政体没有敌意，但他支持地方自主的原则。他认为，联邦太大了，因而无法维持下去。格莱斯顿断言，南方已经组建了陆军和海军，现在那里也在组建一个新的国家。 [43]
这次联邦很走运，首相的内阁成员们把格莱斯顿的原则、拉塞尔的初步想法和巴麦尊的倾向全都否决了。战争大臣乔治·康沃尔·刘易斯（George Cornewall Lewis）是格莱斯顿的政敌，他断言南方还没有实现符合国际法原则的独立地位。他还指出，北方将会拒绝调停，因此，英国若贸然调停就可能会导致自己陷入与美国的战争。
巴麦尊决定联系保守党领袖德比勋爵（Lord Derby）。德比、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和其他保守党领导人都回答说，他们反对调停，也反对承认南方。这些行动“只会激起北方的愤怒，对南方的利益没有任何好处，也不会让我们多得到哪怕一包棉花”。保守党人当时正计划在英国建立“托利民主”制度，扩大普选权，他们也不想得罪那些倾向于北方的中产阶级。
巴麦尊的内阁成员在10月和11月的会议中研究解决了这个问题。政府的决定就是不做决定，至少当时不做决定。但是，如果邦联在战场上连战连捷，这个问题还会被重新提起。 [44]
到了1862年底，欧洲的公众舆论对《废奴宣言》的反应开始转向。美国的内战现在变成了一场道德之战，邦联被贴上了奴隶制的标签，而联邦则是为破除束缚人类的枷锁而战斗。英国各地人民纷纷举行大型集会和演说，表达对林肯的支持。美国帮助筹划了这些集会，甚至秘密给予了资金支持。
1863年2月，美国国会重新进入会期。林肯给英国的各个群体写公开信，充分利用公共外交带来的新能量。在写给曼彻斯特劳工的信中，这位总统对他们的“崇高的基督徒英雄气概”表示感谢。他一方面承认“自卫的责任完全由美国人民自己承担”，另一方面敦促“［其他］国家保持克制”。林肯承认，工人们的集会为“真理的固有权力，以及正义、人道和自由的最终且普世的胜利提供了有力而鼓舞人心的保证”。 [45] 这让英国人对他的道德使命感肃然起敬。外交和民主混合在一起，给大西洋两边的公众舆论搭起了一座新的桥梁。
《废奴宣言》对于阻止外国干预美国内战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有争议。林肯承认，战场上的形势还是决定性的因素。他讲求实际，相信人的行为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所以他向英国方面清晰地指出，承认邦联将让英国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林肯也相信联邦还要为更高的目标而战斗——作为一个人民政府的典范，向奴隶制宣战。林肯把这些目标也用作外交武器。34年之后，格莱斯顿承认他在1862年10月发表的那篇演讲是一个可怕的错误。 [46] 这位自由党领袖此时已把道德因素注入了英国外交政策之中。
后世的专家们都在研究，为什么英国没有坚持现实政治的战略，即通过支持对手的分裂而获取在美洲的霸权。巴麦尊政府有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想法恐怕都值得怀疑。美国的分裂会造成危险：英国政府担心北方政权可能会威胁加拿大，而邦联则会向南扩张。英国政府认为战争不会持续下去，所以决定不和任何一方结盟。大法官韦斯特伯里勋爵（Lord Westbury）建议“［让］它们互相残杀去吧”。 [47] 更何况，欧洲的形势也不稳定，这让英国更倾向于避免卷入美洲的战争。意大利统一运动领袖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刚刚开始进军，准备“解放”罗马。德国统一战争也一触即发。巴麦尊和他的同事们此时都不是年轻人了，不愿意进行新的冒险，只想解决当下的问题。
南北战争中还有另外一次值得一提的外交纠纷，因为它在后来造成了美国和英国的分歧。邦联委托英国建造了几艘“商船劫掠舰”，其中最著名的一艘叫作“亚拉巴马号”。这艘船于1862年7月下水，1864年在法国瑟堡附近海域被美国海军“奇尔沙治号”（ Kearsarge ）击沉。在服役的22个月里，“亚拉巴马号”一共捕获了65艘商船。邦联的这些劫掠舰几乎完全消灭了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因为美国船主们纷纷将自己的船挂上了其他国家的国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商船队一直没有恢复元气，而且失去了在海上转口贸易中的主宰权。 [48]
英国为邦联建造军舰的事情，让美国对英国政府的“伪中立”产生了强烈而持久的敌意。1872年，两国政府最终同意，在日内瓦为“亚拉巴马号”和其他劫掠舰造成的损失索赔问题申请仲裁。当时普法战争余波未平，欧洲又出现了新的紧张局面，英国发现其允许中立港口建造商船劫掠舰的先例可能给自己招来了麻烦。仲裁法庭裁定英国为“亚拉巴马号”及其姐妹舰“佛罗里达号”所造成的损失赔偿1 500万美元。英国表示抗议，但很快就付了款。这场官司是两个骄傲的国家愿意通过谈判乃至仲裁的方式解决纠纷的一个范例。打赢南北战争后，美国的国力蒸蒸日上，英国对此事件的外交处理体现出了对这一变化的适应，也体现出了缓解他国敌对情绪的愿望。 [49]
林肯和西沃德还需要处理一个内战中涉及法国的特殊问题。1861年，墨西哥的共和政府总统贝尼托·胡亚雷斯（Benito Juarez）暂停为前任政府发行的债券支付利息。同年稍晚时候，法国带领英国和西班牙远征韦拉克鲁斯（Vera Cruz），以收取未获偿付的债务。1862年初，拿破仑三世又要求远征军向墨西哥城进发，以“寻求保证”。英国和西班牙则选择了撤军。
拿破仑三世希望让墨西哥成为一个天主教的、拉丁化的君主制帝国，让它牵制北方正处于内战状态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实际上，拿破仑三世为美国内战提出的一个调停计划中，包含着把北美分成四个国家的计划：北方、南方、墨西哥，以及一个新建立的西部国家——包括现在墨西哥的北部和美国西南部各州。
1863年6月，法国军队打进了墨西哥城。临时政府将哈布斯堡王子斐迪南·马克西米利安（Ferdinand Maximilian）扶上皇帝宝座。拿破仑三世的想法是给墨西哥找一个合适的君主，同时劝阻奥地利把威尼斯让给意大利，从而限制意大利的统一运动，并且保护奥地利免遭普鲁士的威胁。这个怪异的做法恰恰是美国不想在北美看到的那种君主国家之间的利益交换。
西沃德没有反对拿破仑三世的做法，但也没有做出任何让步。美国会继续支持西半球的共和主义和民族自决，因此联邦政府不会承认墨西哥临时政府，并召回了驻墨西哥的公使。不过，西沃德接受了这样一种假设，即法国只是想要回自己受国际法保护的钱，并不打算吞并墨西哥的领土。美国一方面用自己不甚明朗的态度牵制法国，另一方面“不做任何妥协，不做任何牺牲”。就像林肯对胡亚雷斯驻华盛顿的代表马蒂亚斯·罗梅罗（Matias Romero）说的那样，“要解决墨西哥现在的困难，就需要联邦击败邦联”。
国会中的鹰派想要与法国正面对抗，尤其是在马克西米利安和他的皇后夏洛特（Charlotte）1864年抵达墨西哥之后。在这关键的一年，西沃德坚持执行让联邦军队集中精力对付邦联的政策。“我们自己都在为生存而战，为什么还要去管墨西哥的闲事？”西沃德问道。
到了1865年初，法国的公众意见已经转为反对插手墨西哥事务。此时林肯已经连任总统，联邦军队也胜利在望。当年2月，拿破仑三世告诉美国驻巴黎的公使，说他想要从墨西哥抽身。林肯4月被暗杀后，对法国充满仇恨的将军们准备向法国复仇，并预防墨西哥的反叛势力东山再起。西沃德需要压制住这些人的想法。格兰特将军命令菲利普·谢里登（Philip Sheridan）将军向格兰德河进发，向墨西哥显示美国的军力。格兰特说他将执行“英国人和法国人所说的中立原则”。
西沃德怀疑法国支持的君主政权“正在快速衰败”。他认为，美国干预墨西哥事务只有可能延长马克西米利安的在位时间，而且会让美国军队出现在一个并不欢迎他们的地方。西沃德意识到，墨西哥人早在20年前就已经对美国可能的入侵十分警惕。他想知道美国人将来怎么从墨西哥脱身，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想要一个“退出方案”。格兰特提出了一个方案：让约翰·斯科菲尔德（John Schofield）“休假”，然后派他到墨西哥去，为胡亚雷斯的部队组织一个志愿兵团。西沃德却说服总统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改派斯科菲尔德作为外交使节出访巴黎。拿破仑三世根本就没有接见斯科菲尔德，但西沃德的计策却达到了目的。
1865年10月，拿破仑三世提出从墨西哥撤出所有的法国军队，条件是美国承认马克西米利安政府。西沃德拒绝了提议，他利用格兰特的威胁进一步向法国施压。1866年4月，拿破仑三世向法军下达了撤军令。马克西米利安留了下来。这位倒霉的哈布斯堡家族成员被胡亚雷斯的部队俘虏，并于1867年6月19日被枪决。胡亚雷斯重建了墨西哥共和国。同一年，新的加拿大联邦也宣告成立，整个北美的民主化初具雏形。 [50]
联邦在内战中的胜利维系了美国世界强国的地位，使美国得以成为塑造20世纪的世界秩序的参与者，但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林肯那些鼓舞人心的词句证明了民主政府的生命力。对于西沃德和后世的美国外交家来说，共和制联邦的成功说明美国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国际体系，与旧的欧洲帝国秩序以及和美国争夺霸权的敌对国家相竞争。 [51]
西沃德——与汉密尔顿、杰斐逊、约翰·昆西·亚当斯和克莱一样——相信联邦为中央集权制帝国和那些在充满冲突的世界中互相厮杀的敌对国家提供了另一条道路。美国的早期领导人们憧憬的是一个合作性质的国际关系体系，这一体系建立于行为准则和法律之上，通过更加自由的贸易使财富最大化。联邦制国家或邦联制国家将鼓励互相重叠的联盟的发展。这种新型的由州组成的联邦将保护自由，同时尊重不同的民族特性。
早在1853年至1854年，西沃德就预言美国的共和制联邦将会覆盖从“热带”一直到“北极圈”的土地，甚至包括“大西洋和太平洋中的偏僻岛屿”。此外，西沃德还预见到，随着疆土的扩大，“美国对这块大陆的控制将成为……美国对整个世界的控制性股权”。西沃德想以自愿加入的形式而不是用征服和强迫的方式让北美组成一个联邦。他曾在1846年反对美国与墨西哥的战争。西沃德预见到，自治州之间可以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建立更紧密的纽带，而不是通过“非法的侵略”来彼此兼并。西沃德还以相当超前的眼光发现，“种族的融合一直是文明的主要元素，以后也会一直都是”。
西沃德相信，贸易的扩展可以增强美国的影响力。与那些只知道攫取领土的欧洲帝国不同，他认为真正值得追求的是“商业的世界，那是世界的帝国”。最强的生产国和贸易国将成为“地球上的头号强国”，商业是新的“边界之神”。西沃德的视野是全球性的。早在1852年，他就预测美国与东亚的贸易总有一天会和美国与欧洲的贸易同等重要。 [52]
戴维·亨德里克森（David Hendrickson）教授如此解释：“依照西沃德的远见，国家实力和商业帝国……是建立在吸引力之上，而吸引力的增长靠的是‘商业拓宽国家影响力的疆界’。”西沃德的传记作者欧内斯特·保利诺（Ernest Paolino）把这一概念称为西沃德的“帝国引力法则”。
南方和北方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导致联邦的实验演变成一种紧张的内部权力平衡。它所引发的冲突正是美国建国时期那一代人想要避免的。说到底，奴隶制无法和自由并存。对于西沃德来说，联邦在内战中的胜利为美国的实验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让它有可能通过扩张发挥全部的潜力。
西沃德对经济发展、贸易和移民的思考，促使他开始考虑联邦领土范围的问题。他是一位和平的扩张主义者，希望美国经济的磁力和联邦政体的吸引力能让其他国家靠拢过来，以合并、伙伴关系或者新型的联盟形式都可以。为了强化这些新的网络，西沃德建议美国获取那些能够支持商业、港口和海军基地发展的土地。 [53]
1867年3月30日，西沃德与俄国的施特克尔男爵（Baron de Stoeckl）达成协议，以72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阿拉斯加。西沃德对阿拉斯加产生兴趣，主要是因为这块土地是捕鲸业中重要的航海基地，可为美国海军利用。此外，阿拉斯加在资源和贸易中转方面也有很大潜力。西沃德也认识到，阿拉斯加的地理位置有很强的战略意义。他和海军都发现，美国拿下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将有助于“向亚洲伸出友谊之手”。参议院在一个月之内就批准了西沃德签订的条约，这与俄国在南北战争期间始终对联邦保持友好有关。不过，众议院直到第二年才批准收购所需要的资金。 [54]
买下阿拉斯加后，美国就从三个方向上包围了不列颠哥伦比亚。支持美国的报纸报道了这一地理优势。1867年，不列颠哥伦比亚是一块孤立的英国殖民地，人口大约只有1万，其中很多人还想加入美国。维多利亚的一份报纸宣称：“我们的人民饱受暴政之苦，他们中十个有九个都把加入美国视为这块殖民地的唯一出路。”西沃德策划了一个方案，让美国放弃对“亚拉巴马号”的赔偿要求，以换取“我们西北部领土的完整”。
1867年，英国国会通过了《英属北美法案》，允许东部四省组建加拿大联邦，西沃德那个宏大的土地交易计划也在此后流产。英国想要加强加拿大这个自治领的实力，以免被南方那个刚取得内战胜利，且对英国充满仇恨的大国侵犯。新组建的联邦给不列颠哥伦比亚提出了一个比西沃德的方案更有吸引力的报价：加拿大将承担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债务，并承诺修建一条横跨大陆的铁路，把加拿大各省份连接在一起。西沃德只好安慰自己说，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终将比与英国的关系更近。 [55]
西沃德把太平洋称为“远西”（Far West）。1867年，美国获得了布鲁克斯岛（Brooks Island）——后来的中途岛——的所有权。美国获得此岛的依据正是西沃德在19世纪50年代任参议员时所推动制定的一部法律。早在1868年，美国海军就告诉国会，中途岛将来会很有价值，“尤其是在海外战争之中”；这一观点在1942年6月得到了验证，当时美国海军在史诗般的中途岛战役中击退了日本帝国的海上攻势。
西沃德想要吞并桑威奇群岛（Sandwich Islands），也就是后来的夏威夷，但最后只是和夏威夷签订了贸易互惠条约，并在1875年获得参议院的批准。美国在1898年吞并了夏威夷，国会在1959年将其列为第50个州。
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写了一本关于美国亚太“大战略”的历史专著，该书内容全面，观点深刻。格林认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崛起可以追溯到西沃德关于“军事实力、贸易和共和主义价值观”的多层次构想上。这位国务卿认识到日本和中国有成为独立强国的潜力，他还试图阻止欧洲国家在朝鲜建立殖民地，同时发展与朝鲜的商业关系。1868年签订的《蒲安臣条约》（Burlingame Treaty） [56] 成为中国与西方列强签订的第一个所谓“平等”条约。 [57]
西沃德在圣多明各、“特伦特号”危机和墨西哥等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这位国务卿的战略目光也理所当然地瞄向了加勒比地区。他在1866年1月搭乘军舰访问了加勒比地区，这也是美国历任国务卿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公务旅行。1867年，他准备安排美国以75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丹麦的圣托马斯岛和圣约翰岛。国会已经对西沃德的不断收购感到厌倦，并且正忙于弹劾总统约翰逊，因此否决了这桩买卖。1868年，执着的西沃德又试图获取圣多明各（今天的多米尼加共和国），但未获成功。西沃德在1861年就因为圣多明各而差点陷入战争。1917年，由于担心德国海军染指加勒比地区，美国重新捡起了当年西沃德的计划，最终以2 5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丹属维尔京群岛。 [58]
西沃德甚至还像特朗普总统一样，提出了从丹麦手中购买格陵兰和冰岛，以巩固美国在大西洋的航路安全。他还需要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航路连接起来。1866年，他准备与哥伦比亚签署条约，以研究在巴拿马开凿运河的可能。但是，由于哥伦比亚的政府更迭，这个条约没有签成。数十年之后，西奥多·罗斯福重拾西沃德的战略。虽然和哥伦比亚的谈判又没有成功，但罗斯福帮助巴拿马取得独立，之后就修建了巴拿马运河。 [59]
对于刚刚从损失巨大的内战灾难中走出来的美国来说，西沃德那积极的、扩张主义的外交政策是杰出的。他相信，打破了奴隶制的桎梏之后，联邦终于可以自由地去施展自身在国内和国外的潜能。尽管国内政坛在战后重建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但西沃德还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播撒下了许多外交种子，留给后辈们发现和培养。
林肯原本有机会在内战结束后重塑世界秩序，但暗杀悲剧让这一切戛然而止。在林肯活着的时候，欧洲的统治阶级自始至终都没有真正理解他的思想力量——或者说他的意志力。不过，他的战略方针从整个内战期间，直到之后的150年都指向正确的方向。林肯说，内战的“中心思想”就是向世界证明，“人民的政府不是一场闹剧”。 [60]
早在1837年，林肯就提出，国父们“渴望用实例向一个仰慕美国的世界展示出一个命题的正确性，这个命题就是人民统治自己的能力。后来，人们最多也就是对这个命题有所怀疑而已”。1842年，他主张：“人统治自己的能力已经开始萌芽，但还将继续成长，并扩展为人类的普遍自由。” [61]
1864年美国总统大选当晚，林肯在即兴演讲中指出，虽然战争造成了极大损失，但“我们仍然是那么健康，那么强壮”，这是因为共和制政府经受住了这场致命的挑战，这个国家的真正财富不是金钱，也不是枪炮，而是爱国的、自由的人民。在他简短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林肯没有摆出胜利者的姿态，而是主张和解，并接受上帝的正义，即“公正而持久的和平”。他说的和平不是在交战的区域之间，而是在“我们之间以及所有国家之间”。 [62]
20世纪中叶，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J .威廉·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观察到，美国的外交政策传统“同时展现了美国的性格中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这两个方面都具有道德主义的特征，但其中一种是因对人类之不完美的认识而有所节制的正直本能的道德，另一种则是由十字军精神激发的绝对自负的道德”。 [63] 亚伯拉罕·林肯的实用主义外交体现的就是第一种特征。
[1] Kevin Peraino, Lincoln in the World: The Making of a Statesman and the Dawn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2013), 66–68; Dean Mahin, One War at a Time: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Washington, DC:Brassey's, 1999), 7; Walter Stahr, Seward: Lincoln's Indispensable Ma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2012), 269–273; Glyndon Van Deusen, William Henry Sewar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282–284 (emphasis in original).
[2] Peraino, Lincoln in the World , 116–117.
[3] 最需要看的是Peraino, Lincoln in the World ; Mahin, One War at a Time ; Howard Jones, Blue and Gray Diplomacy : A History of Union and Confederate Foreign Relations (Chapel Hill,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0)。
[4] 根据施塔尔的说法，林肯说过“一次只打一场战争”的最有力证据是在1861年12月28日印刷的 Norfolk (MA) County Journal 中找到的，那里面说林肯“从没有说过一句比‘一次只打一场战争’更有智慧的话”。此外，《纽约时报》在1865年4月29日报道称，西沃德的政策是建立在“总统的著名格言‘一次只打一场战争’基础上的”。见Stahr, Seward , 323, 618–619fn81。施塔尔认为马欣没有在他的著作《一次只打一场战争》中说明书名的来历，但他确实引用了林肯在论及墨西哥问题时写过的“一次只陷入一场麻烦”（233）。
[5] 关于对变化中的国际秩序的看法，见D. P. Crook, Diplomacy During the American Civil War (New York: Wiley, 1975), 2–11, 185; Peraino, Lincoln in the World , 7, 65, 69, 174; Norman Graebner, “Northern Diplomacy and European Neutrality,” in Why the North Won the Civil War , ed. David Herbert Donald (Baton Rouge, LA: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0),55–56。
[6] 关于“瓜分美洲”和巴麦尊，见Crook, Diplomacy , 2–3。原文见Lord Palmerston to Lord Clarendon, December 31, 1857, in Kenneth Bourne, The Foreign Policy of Victorian England , 1830–1902 (Oxford: Clarendon, 1970), 334。经济数据见Crook, Diplomacy , 8–12, 109;Amanda Foreman, A World on Fire: An Epic History of Two Nations Divided (London: Allen Lane, 2010), 9, 64; Mahin, One War at a Time , 83–87。
[7] Crook, Diplomacy , 8.
[8] 关于邦联的观点，包括“棉花国王”，见Crook, Diplomacy , 8–16。关于心照不宣的禁运，见Mahin, One War at a Time , 21。
[9] Foreman, World on Fire , 26–27.
[10] Doris Kearns Goodwin, Team of Rivals: The Political Genius of Abraham Lincol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5).
[11] 关于拉塞尔，见John Taylor, William Henry Seward: Lincoln's Right Hand (Washington,DC: Potomac Books, 1991), 144–145。关于对西沃德外表的描写，见Van Deusen, Seward , 225。也可见Stahr, Seward , 213。
[12] Mahin, One War at a Time , 258.
[13] See Peraino, Lincoln in the World , 71, 75, 101; George Herring, From Colony to Superpower: U.S.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77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255.
[14] 关于对布坎南当局的担忧，见Peraino, Lincoln in the World , 96–97。关于西沃德的三点表态，见Van Deusen, Seward , 293。
[15] 关于英国的态度、康华里的对比以及《泰晤士报》的引语，见Mahin, One War at a Time , 24–25。
[16] 关于封锁的决定，见Peraino, Lincoln in the World , 114–115, 121（包括林肯的引语）;Mahin, One War at a Time , 44–45; Crook, Diplomacy , 27–29。
[17] 关于英国的中立声明，见Crook, Diplomacy , 32–37; Mahin, One War at a Time , 42–49;Peraino, Lincoln in the World , 114–115（包括西沃德的引语）; Stahr, Seward , 292–295; Van Deusen, Seward ; Graebner, “Northern Diplomacy,” 60。
[18] 关于美国的反应，见Mahin, One War at a Time , 46–51; Crook, Diplomacy , 40; Stahr, Seward , 291; Peraino, Lincoln in the World , 114–115; Van Deusen, Seward , 301; Graebner,“Northern Diplomacy,” 61。
[19] 关于“特伦特号”事件，见Norman Ferris, The Trent Affair: A Diplomatic Crisis (Knoxville,TN: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77); Mahin, One War at a Time , 58 on; Stahr, Seward ,307 on; Crook, Diplomacy , 43 on; Jones, Blue and Gray Diplomacy , 83 on。
[20] 1906年，梅森的女儿透露，邦联使者曾经请求负责管理邮件的英国官员把他们的文件锁起来，然后交给一位邦联的特派员。这位官员后来照做了。根据女王的公告，这些文件显然是违禁品，但是这些事实直到几乎50年后才为人所知。见Mahin, One War at a Time , 60。
[21] 关于“毫无价值”，见Mahin, One War at a Time , 62; Peraino, Lincoln in the World , 125。
[22] 关于“1 000个人里有999个”，见Peraino, Lincoln in the World , 125。
[23] 巴麦尊的引语见Peraino, Lincoln in the World , 129。
[24] 巴麦尊的引语见Peraino, Lincoln in the World , 129。
[25] 巴麦尊的引语见Peraino, Lincoln in the World , 137。
[26] Foreman, World on Fire , 181–182, 188; Stahr, Seward , 313–314.
[27] 这个假消息可能源自一个误会，西沃德用戏谑的口吻开了一个糟糕的玩笑，结果莱昂斯信以为真了。但是，这个粗心的举动却被英国人视为一个预言。西沃德还曾讥笑称，加拿大各省将成为“出色的州”。
[28] Stahr, Seward , 316–317.
[29] Peraino, Lincoln in the World , 162–163; Foreman, World on Fire , 190.
[30] Stahr, Seward , 312.
[31] Mahin, One War at a Time , 75.
[32] Stahr, Seward , 316.
[33] Peraino, Lincoln in the World , 157.
[34] 关于西沃德提议的文本，见Mr. Seward to Lord Lyons, December 26, 1861, in The Works of William H. Seward, vol. 5, ed. George Bake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1884), 295–311。
[35] Peraino, Lincoln in the World, 161; Stahr, Seward , 320–321.
[36] Mahin, One War at a Time , 81.
[37] See Peraino, Lincoln in the World , 159–160.
[38] 关于奴隶贸易条约，见Peraino, Lincoln in the World , 168–169。关于被运送到古巴的奴隶数据，见Stahr, Seward , 337–238。关于承认海地和利比里亚，见ibid., 335–336。
[39] 关于棉花市场，见Mahin, One War at a Time , 86–94; Crook, Diplomacy , 72–79。关于法国外交大臣，见Mahin, One War at a Time , 96–97; Graebner, “Northern Diplomacy,”68; Crook, Diplomacy , 81。关于下议院的辩论，见ibid., 83–84。关于俄国，见Stahr, Seward , 347–352。关于波兰，见ibid., 364–365。关于英国和法国的纺织业，见Peraino, Lincoln in the World , 204–205。
[40] 关于西沃德的表态，见Mahin, One War at a Time , 126。
[41] 关于英国人的反应，见Crook, Diplomacy , 95–97。关于“奴隶造反”、印度民族大起义和“垃圾”，见Mahin, One War at a Time , 131–133。
[42] 1995年，我帮助阿斯彭研究所组织了一次研讨会。英国的著名军事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爵士用欧洲人干涉美国内战的例子来提醒好心的美国人，在试图组织交战双方继续战斗之前，要仔细考虑这样做的后果。有的时候，实现和平需要让一方取胜，或是让双方继续战斗，直到他们认为再杀戮下去已毫无意义。Michael Howard, “Managing Confl ict: Lessons from the Past,” in Managing Confl ict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The Role of Intervention, Aspen Institute (Queenstown, MD: Aspen Institute, 1996), 3.
[43] Crook, Diplomacy , 91–93; Mahin, One War at a Time , 130.
[44] Crook, Diplomacy , 93–105; Mahin, One War at a Time , 133-138.
[45] 关于大型集会，见Crook, Diplomacy , 123。关于林肯的信和美国的支付款项，见Peraino, Lincoln in the World , 216–217。关于英国人的支持和林肯写给曼彻斯特劳工的信，见Foreman, World on Fire , 394–395。
[46] Foreman, World on Fire , 319.
[47] 参阅，例如Kori Schake, Safe Passage: The Transition from British to American Hegemon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84–117。大法官的引语见Foreman, World on Fire , 212。
[48] Crook, Diplomacy , 167; Mahin, One War at a Time , 142–160, 174 on.关于商船队损失的内容，见Rodney P. Carlisl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Facts on File, 2008),174。
[49] 关于“亚拉巴马号”的仲裁，见Mahin, One War at a Time , 286。
[50] 关于墨西哥，见Crook, Diplomacy, 155 on; Mahin, One War at a Time , 106 on。
[51] 关于联邦作为国际关系范例的重要性，见David Hendrickson, Union, Nation, or Empire: The American Debate ov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789–1941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9)。
[52] 西沃德的引语见Peraino, Lincoln in the World , 70–71。关于亚洲贸易，见Stahr, Seward ,502。
[53] Stahr, Seward , 453–454.
[54] 这位贫穷的俄国公使想使用一种新式的外交工具，即国际电报，以使俄国政府抢在美国参议院休会前批准条约，却付不出9 000多美元的电报费。见Stahr, Seward ,482–491, 包括第485页的电报账单。
[55] Stahr, Seward , 497–500.
[56] 《蒲安臣条约》即《中美续增条约》。——编者注
[57] 西沃德与蒲安臣共同起草了条约，后者曾在南北战争期间担任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为了代表清王朝谈判而辞去了他的职位。他在与西沃德谈判的新条约中提出：禁止歧视在美国的中国劳工，并允许中国移民成为美国公民。美国在第7款中承诺欢迎中国人进入美国政府控制下的任何一个教育机构，这个有趣的创新条款开启了中美学生和知识分子的交流，这种交流延续至今。美国后来取消了条约中的一些条款，尤其是关于开放移民的，但关于主权和最惠国待遇的条款预演了海约翰在19世纪末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关于西沃德的亚洲战略家地位以及“远西”，见Michael Green, By More Than Providence: Grand Strategy and American Power in the Asia Pacif c Since 178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 56–61, 77。关于中途岛和海军给国会的报告，见Stahr, Seward , 494。关于夏威夷，见ibid., 500。关于中美条约的条款，见John Pomfret, The Beautiful Country and the Middle Kingdom: America and China, 1776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16), 65。
[58] 格兰特总统后来想吞并多米尼加共和国，但参议院否决了他的条约。Stahr, Seward ,494–496, 519–520.
[59] 关于巴拿马，见Stahr, Seward , 523–524。关于格陵兰和冰岛，见ibid., 516。
[60] 林肯引语见Peraino, Lincoln in the World , 2。
[61] 林肯引语见Mahin, One War at a Time , 216。
[62] 关于林肯的演讲，见Peraino, Lincoln in the World , 279, 282. See Abraham Lincoln,“Response to a Serenade,” November 10, 1864,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vol. 8, ed. Roy P. Basler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3), 101; idem.,“Second Inaugural Address of Abraham Lincoln,” March 4, 1865, The Avalon Project: Documents in Law, History, and Diplomacy, Yale University, http://avalon.law.yale.edu/19th_century/lincoln2.asp。
[63] 富布赖特的引语见Peraino, Lincoln in the World , 299。